如果不是频频见诸报端的浙江、湖南等108位“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跨国诉讼,他们的苦难经历也许至今仍尘封在婺城区一个并不偏僻的村庄里??
    历史,50多年来金华鲜为人知的历史随着他们痛苦的缓缓离去,也许将永不再被人提起……
    然而,现在,他们站出来了!和着50多年的血泪,大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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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要当原告

    ?1.
    靠近金温铁路、交通方便的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乾西乡雅宅村是一个大村,50多年前,由于日军丧心病狂地使用细菌武器,一种名叫炭疽茵的细菌就是在这个村庄漫延,并殃及附近。当时,村庄人口不到现在的一半,近600人。74岁的村民陈思九回忆:“1942年农历四月十四,金华沦陷(5月28日),日军就进了村。农历七月,许多村民开始患起了烂脚病(俗名,即由炭疽菌引起的炭疽病,是一种严重的皮肤病,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一种)。据不完全统计,感染者达200多人,死亡上百人。”当年,他因下河抓鱼,感染了炭疽病,一晃几十年,至今未愈。

    不幸死去的往往是那些病情严重者,谁也不清楚在去之未去的瞬间,他们饱受了多少的痛苦。即便侥幸活到现在,其悲恸、无助也远非言语所能描述。

    这是一种连至亲的人都无法分担的痛苦。因为日军的兽行,他们在全然无知的情况下通过被“污染”了的河水中,感染了带病菌。继而,肿胀、发烧各种症状接踵而至,直至化脓、腐烂,甚至死亡。几十年后,战争的炮火早已平息,但他们仍深陷痛苦的深渊而无法自拨。

    这种残酷的皮肤病,不但使一辈子的劳动、生活失去了应有的正常便利和欢乐,更使人由此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自尊。虽然亲人和乡邻都给予了巨大的同情和理解,但那种近乎恐怖的病状,发病时如千万只蚂蚁在皮肉、骨头里爬的煎熬,以及由此带来的与正常人交往中那种可怕的距离感,长伴终生,欲死不能,欲活还休,至今仍给子孙后代的生活带来阴影。“这一切,都是天杀的日本人干的!”

    75岁的汤香花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她的苍老,而是那张被泪水浸泡,似乎随时都将哭出声的忧戚的脸。“我16岁从娘家金华县白龙桥镇嫁到雅宅村做童养媳,三年后,日本鬼子就打进来了,杀烧抢虐,什么都干。我们一家五口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四处逃跑,我因途中和丈夫等亲人失散,只好独自跑到北山一亲戚家避难。”

    一个多月后,汤香花回到村里。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回,竟使自己的一生都与“痛苦”两字紧紧相连。她说,她曾亲眼看见日军飞机从头上飞过,还看到村里的老鼠一下子“多嘛多嘛”,她不以为然,照样到村边的河中洗菜、洗衣服。谁知,有一天,她的腿上突然发出了红红的水痘,奇痒无比,手一摸就破,破了就发烂,伤口也由豆大扩至碗大,最后整条腿都红一块,白一块的,汤香花心里痛苦极了。“50多年了,她常常没来由地流泪。她兄妹三人,哥哥、姐姐当年全被日本人打死了。现在,她的烂脚病老是反复,好好坏坏。严重时,浑身发出臭味,就像死人腐烂了似的,远远就能闻到。伤口还整个化脓,难受了一抓,黑褐色血水就汩汩地往外流……”汤香花的儿媳说着卷起了婆婆的左腿,只见膝盖以下的小腿部,像鱼鳞一样布满了层层伤痂。用手一摸,感觉石头般硬硬的,没有一点弹性和光泽。据说,这还是最好时的症状了……

    类似汤香花的经历在雅宅村七八十岁老人中,几乎比比皆是。当年,看着一个又一个村民倒下,他们谁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此短时间、大范围的爆发,他们还以为是某种流行的瘟疫。后来,才知道,这的确是瘟疫??日军丧尽天良的罪行。

    陈汝源今年73岁,是幸存者中为炭疽病付出代价最大的一个。两年前,在金华市中心医院,他的病入膏肓的右腿,有长达九厘米的一段,被永远地从他的身体上分离了,原因是“右腿有癌变威胁”……

    当时,陈汝源面临两种选择,移植或被锯。但前者比后者费用高达3000元,没什么经济来源的陈汝源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他是继陈永太后,村里第二个因患炭疽病不得不锯腿的人。“可惜的是,比我小一岁的陈永太就在我锯腿的当年去世了。”陈汝源说起这些,很有些伤感。他也是从痛苦中走过的,他患病的腿“伤口隔四五年烂一次,贴上去的膏药多大,伤口就有多大。奇怪的是,伤口不痛,但痒,还像小鸡啄一样的难受。有一次,发炎、溃烂处的肉红肿得竟有五六毫米高。到后来,皮肤粘在骨头上,样子吓死人”。

    七十刚出头的陈绍杨当年被抓为日本人割马草,他亲眼看见日军在河里、溪里“放了一些讲不出什么的东西”,不久,村里就开始“一拨一拨”地患病。“路口的村庄三天内死了18人,我们村也几乎天天死人,有的一家就死了13人,几乎哭都来不及。往往刚才还为死去的亲人哭泣,一转身,自己竟也“扑通”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2.
    50多年前的历史,在70多岁的村民陈宝仁、陶开贵记忆中,痛苦是双重的。除了无一例外承受炭疽病的折磨外,更有活生生一幕他们亲眼目睹,但至今不为人所知而一次次在梦靥重现的活埋与屠杀!

    “日军来的时候,我正在野外种田。十几天后,我染上了烂脚病。第二年,左脚严重溃烂,先由里到外,皮肤被咬噬般一层层地收缩,最后连骨头都烂得露出来了。”陶成贵说,此时的骨头,早已不是先前白森森、硬绑绑的,而变得“比木炭稍黄、呈黑褐色”,似乎“一拗就断”。到头来,已无法行走的陶成贵只好“屁股拖地”地“走”了三年。

    病未痊愈,陶成贵又被骗到东关为日军造飞机场流血流汗。“日军动辄刀枪棍棒相压,许多人无法忍受,每每试着外逃,可很少有成功的。一旦被抓回,日军自有一套严厉的惩罚:先用铁钉将双手钉在柱子上,然后把柴油一股脑儿地从头浇到脚,许多人就这样活活地被折磨死了。”陶成贵忍气吞声地熬了一个月后,再也无法呆下去了。恰恰这时,他的脚又开始发烂,日军许是怕自己被传染,竟同意放他和另外一些炭疽病患者“爬回家”,嘴里还嚷着“你们这些烂鬼,送你们吃大粪”等粗话。临行前,恶毒的日军规定,每一个被允许放出的人,都要排队在死人身上流出的淤水的地方坐一个小时。

    陈宝仁的遭遇和陶成贵相差无几,在他病未愈时,也被一路用“步枪戳着屁股”赶到了飞机场附近的日军工事干活。

    “前后干了半个多月,上千号人挤在一个草棚内,吃不饱、睡不暖,那日子……”正当陈宝仁和工友们开始抱怨非人般待遇时,死亡之神悄悄向他们逼近了。

    “一天,日军突然分批让我们铲挖大约一米宽、一米深的洞,我们谁也没想开去。结果第一批的人挖好了,日军连忙上前捆住他们的手,然后用脚一踢,凶神恶煞地指使第二批的人挥土填埋。谁有不从,格杀勿论!”就这样,当天,在日军的屠刀下,在阴险、狡猾的诱骗中,中国人亲手活埋了两批自己的同胞!

    眼看第二天又要白白地送命,已闻风声的陈宝仁等人再也忍不住了,趁天未亮,1000多人不顾一切冲出工地……“日军马上发现了,机枪‘哒哒哒’扫个不停,子弹呼啸着从头顶、耳际飞掠而过。”陈宝仁回忆那一幕,至今仍心犹余悸。他30岁的叔叔就是当时被打死的,而年纪小、个子矮的陈宝仁却幸免于难。“回到家,我吓得连哭也不敢哭,还大病了六七个月。”陈宝仁记得,那次侥幸逃出的大多是本地人,像上海等外地人,因为人生地不熟,加上天黑心慌,逃错了方面,“扑通通”全落入了婺江……

    “逃出不久,即遇到了一个班的鬼子,我连忙躲在草丛掩盖的坟墓旁。近两个小时的躲避让我全身发抖,我看到了终身无法忘怀的血淋淋的杀戮!”

    屠杀就在与陈宝仁仅一江之隔的对面,估计即今山咀头附近。陈宝仁看到鬼子挥着大刀的手时起时落,地上黑压压的躺着许多中国人。其中有一个,头被砍下了,但身子仍在前行,鬼子从后面一脚踢过,他才趔趄着扑倒在地。“最惨的是一个早已吓得丢了魂的人,后来鬼子有段时间走开过,他完全可以趁机逃跑,可他一个劲地跪在地上又是拜又是叩头。鬼子杀回来见此从脖子到腰、腿,一气把他斩成了几段……”

    日军的凶残自也许我们都知道一切,但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在眼皮底下撕开的这一切提醒着我们:日军的侵略无处不在。除了昭然于世的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等,也许还有许多流离失散的冤魂在我们周围哭泣!

    ?3.
    远的不说,就在离雅宅村不过一两公里的上天师村也有着许多创痛的经历。

    当年,日军一个连的部队就驻扎在该村,村前村后还筑了三个炮台。“他们(日军)一住就是三年。没有马厩,他们看到谁家的房子好一些,就把那家人全都赶出去,然后把马拴在里面的柱子上。”上了年纪的村民对往事记忆犹新,在村口一幢至今看上去有些规模的房子内,一根一人粗的柱子上,刀砍而成、近半手深的拴马的痕迹赫然入目。

    尽管上天师村当年几乎成了日军的据点,但仍难逃厄运。“1942年夏天,全村300多人,近三分之二先后感染了烂脚病,村庄因此也被人家戏称为‘烂脚村’,亲戚朋友无一避之惟恐不及。”过去的那段痛苦,伴随着每一个亲身经历的人延伸到今,并走到生命的终点。

    在上天师村,每天捧个火炉坐在门口竹椅上、一动不动的85岁的张小奶几乎成了村里的一景。“母亲原本有一双健康的脚,干活利索,里里外外全一把手。可在我10岁那年,母亲的脚烂了,她再也不能到野外干活了……”张小奶,一个母亲的形象就这样在儿子徐汝金的记忆中永远残缺了。她的左脚至今仍在溃烂,夏天,稍一疏忽,伤口四周便爬满了白花花的疽虫。

    目前,连张小奶在内,村里只有三位老人幸存于世。那些逝去的炭疽病患者,所有的不幸都已如风吹过,但在亲人看来,每一次想起都是一次次锥心的痛。

    “10多年前,我亲眼看见我的大伯早上起来烧饭时,患病的右腿不小心碰到了灶台边。当时,他的烂脚病已十分严重。就那么轻轻一碰,右腿整条掉落……”35岁的徐荣祥回忆当初那一幕,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事后,他大伯虽然很快被人提着腿,送到了医院,但没几年便去世了。

    自此次以留日学生王选为原告总代表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跨国诉讼见诸报端以来,这些屈辱的往事在经历或未曾经历的村民的心中一遍遍翻腾。“我们也要当原告,不能那么便宜了日本人。”身为汤香花的媳妇,翁云英更是深深体会到婆婆及所有像婆婆似的幸存者难以名状的痛苦,在沉默了50多年后,她,他们再也不能沉默了。

    爆发了的沉默是金!
?                             (李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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