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王选女士专程赶到我们这里来，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原告团团长，这官司打了十几年，但是现在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我看到一些介绍，有时在日跟他们打官司，整个法庭上只有你一个中国人？
王选：大多数的时候我一个中国人，所以昨天讲了，不要只是发表一些言论，那是很容易做到的，要做一些实在的事。
窦文涛：实实在在的工作这可就艰难了。
王选：骂人的资格也不是永远的，如果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做好的话，那资格会失去的。
窦文涛：像在日本，比如说索赔，这玩意儿得通过结结实实的证据说话。这涉及到对历史的态度和思考方式的问题。你对日本也很了解，你觉得日本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王选：日本人做事情是很仔细的，一般来讲比中国人仔细。举一个生活中很小的例子，我在中国人里头做事情算是比较仔细的，因为周围人都说我仔细，然后我也是比较能干的。但是我在日本，我承认我跟日本任何女的，比如说复印一张报纸的文章，就是我那个律师，我们日本的律师他有一个事务所，他的妻子在事务所工作，她就比我复印的好。怎么弄我也弄不过她。
窦文涛：你说像这种打官司，在这方面好象曾经说过是日本的和平人士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在支持你。现在这个诉讼呈现出老年诉讼的特点，一方面中国的原告老人家去世了不少，但另一方面好象日本的和平力量也在逐渐的削减。但是这个问题我挺奇怪，就是说中国人要日本人承认错误，打官司要索赔，为什么提供很大帮助的是日本人？因为我假想中国是侵略国，那么日本要告中国，咱们有一些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打官司，他会在舆论上遭受何种处境？
梁文道：那就叫汉奸了。
窦文涛：这个我挺奇怪，那些帮助你的日本人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王选：所有的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法庭上打过好几十起，大家应该知道，确实中国的听众都应该了解这一点，这全部都是日本的律师免费打的官司。而且每一个诉讼它都有一个日本的市民组织支持这个官司。这些日本的市民就等于说除了打官司，法律的问题以外，比如说要把中国受害者请到日本法庭去开庭，哪里来的钱呢？他们要去集资，集了资他要让日本的一些市民来开庭，坐在那里听。
因为毕竟日本人普遍不关心政治，如果法庭坐不满的话，就怕受害者的声音法庭也会忽视。比如说有一些法官历史观上比较右一些，他会觉得反正老百姓都不关心这个事情。所以他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能关注，他还再印成传单，到马路上去发。这些事情谁来做呢？就是那些支持每一个诉讼的日本小的和平团体，我们称为市民团体做的事情。
窦文涛：我看到一个老兵说他当年在1644部队参与过，然后回到日本之后，跟他母亲一说，他母亲不能原谅，说你是罪犯，然后他跟他妻子结婚之前，也跟他妻子坦白，说我有罪。然后就帮着中国人打索赔的官司。你觉得他们是特别的有正义感呢，还是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帮你？
王选：我觉得不是说特别正义感，应该说老百姓，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一样的，大家首先因为日本有这一场战争，战争中发生那么多的暴行，就觉得日本人都是恶魔，不是这样的。在战争中非常的条件，日本的制度本身对军人的管理也是非常不人道的，他就是把人类本身内藏的暴力给引发出来，制造民族仇恨。比如说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教育说支那是劣等民族。
窦文涛：那这些日本的和平人士，他们做这个工作在日本不受到压力吗？
王选：他们也有压力。
1987年，王选留学日本筑波大学，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如是说。 这个弱女子同日本政府进行了8年“嘴战”，她的背后是一群七老八十的日本细菌战受害者。她试图让人们明白：日本细菌战的真相不大白于天下，人类文明史将蒙辱。
窦文涛：那是什么支撑这些日本律师免费的给中国人打官司？
王选：日本在战争以后对战争有相当的反省。我们首先看宪法，它是一个和平宪法。为什么说它和平宪法呢？它不允许日本政府拥有军队，然后不允许政府向海外派兵发动战争。所以就称它为和平宪法。当然现在安倍已经做好种种准备，要把这条要去掉。
日本的战后社会非常稳定，它一直在发展经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它给美国人生产军火，这也是它经济发展的原因，也给它带来一定的机会。但是它的社会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到了经济起来以后，80年代，日本的左翼或者称为它和平运动，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就以左翼为主的日本的左翼政党，还有一些就是说一般的知识分子，日本爱好和平的一些日本人，他形成相当大的势力，那个时候日本国家也开始对许多国家有经济援助，他们认为我们日本现在有经济力量了，我们应该对在战争中被我们伤害的这些受害者进行一定的补偿。所以当时就称为战争补偿的战后补偿，那么在中国我们是叫索赔。
王选：在日本这个术语叫战后补偿，他有一个战后补偿运动，他们就帮着这些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
窦文涛：这些人值得佩服吗你觉得？
梁文道：这当然值得佩服。因为在日本尤其现在，我觉得更困难，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右倾化这种趋势下，他们的处境变得很困难。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很喜欢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在日本出了名倾左的一个作家，常常对右翼有很多批评。有一回我看他书里面写，直到现在为止，每年固定一次会有一个日本右翼组织派人来他家，像绑架一样，按住他的手，敲他的右手。
窦文涛：像最近慰安妇问题，好象日本有时候高官政府喜欢玩弄一些辞藻是不是？你比如美国众议院通过慰安妇的这个事谴责日本。然后安倍就说，什么广义性强制，狭义性强制，听着都有点可笑了。
王选：他这是把它政治化了。政治家应该对历史有一个非常大的态度，大的前提，这根本不是政治家讨论的范畴。为什么政治家要参与这样历史学上这些细节的讨论？他本身是背后有其他的政治在。
梁文道：我们刚说日本做研究很严谨，但日本右翼学者，他对局部的要求很细致，拿局部否定整体。
窦文涛：他有一种历史观，反倒认为咱们中国习惯上对历史是比较模糊的，是吗？
王选：我们以前老百姓就是说也有野史，基本上是以朝代，朝廷的更迭，帝王将相的历史。就像你现在到书店里去去看一下，跟日本比起来很不同，中国个人传记特别多，日本极少有个人传记。
王选：日本人做事情跟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是觉得这个对的就应该这么做，先要打破一个缺口。日本人做事情是这样的，他比如说要拿出一个政策来，他试行期就五年，在这五年里头不断的修正这个政策，然后他就觉得每一个细节都安排的非常妥贴了，他才开始启动。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是人做起来再说。所以现在就是说要从技术上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要建立一个受害认定系统，是很大一个社会工程。
窦文涛：究竟多少人受害，远远不止这180个。
王选：多少人受害，受害怎么认定，是不是所有的受害者本人赔还是赔他的家属？这些受害者是不是根据他的受害程度赔还是一概平均的赔？这都是问题。另外，他的赔偿金额是不是要跟我们中国现在的社会福利制度挂起钩来？
窦文涛：我有一个外行的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上来讲，国家有没有权代这个公民个人要求，就是放弃赔偿的？从国际法？
王选：国际法上来说是没有权利的，如果说要放弃赔偿，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比如通过人大，然后要通过人大代表表决，因为人大代表有代表他这个选区的选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