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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接待处的墙上贴满了受害者手绘的细菌战示意图。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王景春

　　□实习生  朱红军

    处境
　　9月14日，南京秣陵路宫后山152号，古城墙边。
　　82岁的周成英老人的家就在巷子深处，一间低矮的老屋。因为拆迁，她第二天就得移居他处，房子也会被夷为平地。
　　屋子里光线很暗，老人在门边打招呼时，她脸庞的轮廓还在黑暗中，这是上午11时的光景，屋外阳光炫目。里间是老人睡觉的地方，不足四个平方，漆黑一片，惟一的光线来自顶处一扇破败的天窗，几块木板搭在砖头堆上，组成睡觉的床，其他已无什么家什。地面还是泥土地，坑坑洼洼，公用的水泥窖盖醒目地位于屋子的中央。夏天再热，老人都得用煤炉烧饭，高温和刺鼻的烧炭气息，使外人难以驻足。阁楼上已经不能住人，因为漏雨，木柱上泛着因为雨水浸泡才会有的白色印痕。屋顶可见天光，墙体已经严重倾斜。
　　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间危房。
　　66年前，16岁的周成英从日本士兵的刺刀下侥幸逃生后，搬到这里生活，直到即将到来的拆迁。过渡房安排在熊猫厂附近，两间砖房，比这里宽敞，也比这里安全，老城改造算是挽救了她的命运。
　　张玉英老人去世的消息，是在我们走进南京市康乐福托老院后才知道的。
　　和我们同行的许书宏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的大屠杀研究中心，两年前他在做毕业论文《恐惧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心路历程》时发现了张玉英的故事。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老人找不到钥匙开门，便使劲地摇着防盗门朝屋里喊，‘华小姐，你开开门，不要丢下我。’我起初很纳闷，她明明是独居一人的呀。后来才知道，这个华小姐是当年战时在金陵女大开设难民保护区的魏特琳女士的称呼。都几十年了，战时的梦魇至今还折磨着她。”
　　当年张玉英的父亲被日本兵活活刺了十几刀，临死前倒下时压住了自己的女儿，救了女儿一命。“张玉英老人晚年时，精神已经接近崩溃，一个人孤苦伶仃。每次回忆往事时，未开口就已经痛哭流涕。”许书宏回忆说。
　　在金陵女大难民保护区，年幼的张玉英追随着魏特琳女士，亲切地称其为姑姑。魏特琳回国后，直到去世，也没有忘记这个中国侄女，她的后人曾经专程到南京看望过张玉英。
　　张玉英老人最后的岁月是在托老院度过的，托老院的墙上挂着感谢托老院照顾周到的锦旗，是今年年初张玉英的朋友送来的，陈明兰院长说，“我们做的只能是在生活上帮她料理料理，她精神上的痛苦，我们帮不了。”
　　今年6月3日清晨，张玉英辞世，“恐惧的记忆”终于有了尽头。
　　还有很多令人动容的例子，84岁高龄的韩秀英老人，1937年12月日军进城时，她已有孕在身，在日军进城后的一天晚上，她的丈夫肖直刚突然被日军抓走了，从此之后，她几乎无时不在等待丈夫的归来。她一直和她的儿子住在一起，终身未再改嫁，依旧执著地为丈夫的回来留着家门。

    缺失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少一项专门面向战争幸存者的援助方案。
　　于是这样的使命，便部分地落到了某些学者和学术研究机构身上，“这显然是角色错位。”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如是说。
　　1997年，苏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慰安妇研究中心，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名为研究中心，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慰安妇的救助中心。“从道义上讲，我们作为学者责无旁贷，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5年来，苏教授和他的研究中心坚持以每人每月100元的额度，救济着近60位慰安妇老人。这些老人差不多遍布全国每一个省份，如何将救济款顺利及时地送交到被援助老人手中，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少数情况可以用汇款的方式寄出，但大多数的老人身处山区，不识字又是孤寡，即便收到汇款单，她们也无力去取出，而且发生过有些老人的家属私自截留汇款的情况。”
　　某些不得已的情况下，苏教授只好亲自千里跋涉，翻山越岭去送钱，好几次差点车毁人亡。有许多次，等到救济款送到的时候，老人已经去世了，“每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们社会的救助不能快点，再快点。”言至此，苏教授为之动容。
　　这每人每月100元的资助款，几乎全部来自国际组织“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以下简称“史维会”）的募捐，是当地华侨10美金、50美金一点一滴累积而成。“我有几次去美国顺路拜访‘史维会’，赠送几十本我自己写的书给他们，结果他们都舍不得留着阅读，总是用来拍卖筹集善款。”苏教授说。
　　他试过给有关部门反映幸存者的生活情况，慈善会、民政局都跑过，但最终都没有结果。有两次，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主动找上他，表达资助这些老人的愿望。他当时欣喜万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此事后来没了下文。也试过找企业和个人赞助，但几年下来，才仅仅收到1万元，杯水车薪。
　　在南京，张连红教授主持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也不时遭遇这样的救助难题。在无数次的实地走访后，他深深地为这些战争受害者的精神状况而担忧，“到现在，有些老人还摆脱不了当年的战争噩梦，夜不能寐，有的甚至精神失常，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自身的羞耻感，都还在不断折磨他们。如果是孤寡，境遇就更为堪忧。”研究课题之余，他拟订了许多份详细的精神抚慰和救助计划，包括以社工的形式、成立精神救助专门机构，种种可行方案，无一例外地因为缺乏资金和政策援助而搁浅。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逢年过节时去看看几位相熟的老人，在接受他们的拥抱后，陪他们聊上一会儿天。
　　援助角色错位的后果是，除去学者视野所及的少数幸存者能够获得为数甚少的补助外，更大群体的幸存者们生活处境堪忧。
　　“这会是一项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综合救助活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理事、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冯卓然教授在认可援助的必要性后这样说道。
　　受害者规模庞大是肯定的，虽然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即便当年的孩童如今也已是垂暮老人，许多亲历战争的人早已去世，但幸存者的数字依然不容小觑，有专家估计至少也在数十万之众。
　　具体受害的类型也多有不同，单就民间索赔诉讼中提及的就有慰安妇、战时劳工、屠杀幸存者、化学武器（包括毒气弹）受害者、细菌战受害者等等。“问题在于，对于战争幸存者的具体人数、分布情况及受害程度的调查工作，现在还没有专门进行，大大影响了实施援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黑龙江社科院副院长步平教授说。
　　“援助幸存者不光是为民间战争索赔保存活生生的战争证据，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无辜的，无辜遭受战争伤害，他们比普通老人更需要人文关怀。”张连红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