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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外籍教授的无奈
　　在南京大屠杀研究学界，加拿大籍女教授Deirdre Mary Smyth的名字鲜为人知。
　　这位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博士出身的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化有着狂热的痴迷，尤其钟情《红楼梦》，甚至将自己的宠物猫都唤作“熙凤”。2001年，她只身来到南京后，任教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致力于女性主义研究。在这里，她第一次听说了南京大屠杀惨案，目睹了陈列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种种历史罪证，为之震惊。“在加拿大，不会有人相信历史曾经上演过这样悲惨的一幕。”她不止一次在讲台上面对着中国学生表达自己的感慨。
　　学者的敏感让她对那场浩劫中幸存者的生存状态产生了研究兴趣，对个体命运寄予关注。她计划以口述实录的形式进行个案调查研究，并拟订了详细的采访提纲。然而，实际操作时困难接踵而来，意外的情况也不期而遇。
　　首先是语言障碍，Deirdre教授不懂中文，必须借助于翻译，最初她尝试着在自己的学生中寻找志同道合者作为助手，但很快发现，翻译量巨大且专业性要求比较高，学生既无时间也无能力完全胜任。因为是义务协助，甚至有学生只是为了与她多接触以训练英语口语。如果寻求专业翻译，高额的费用则是她无力承担的，因为没有研究资金的支持，她的研究更多的属于个人行为，在其公布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网页的近期研究课题列表中，并没有“南京大屠杀”的字样。
　　其次，国内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杀资料实在太少，许多在中国专家看来很简单的讯息，于她而言，获取时却往往费尽周折。
　　从2002年初到现在，一年多时间过去了，研究计划却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境地，中国助手的突然退出，让不谙中文的Deirdre一时无从着手，原定的50多位幸存者的口述，也只完成了十余位，手头甚至还有许多幸存者的录音材料亟需整理。
　　Deirdre现在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申请加拿大的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但据一位访加归来的国内学者介绍，在加拿大，这种异国研究项目申请成功的先例很少，希望是很渺茫的。

　　一个国际组织的遗憾
　　9月12日晚，59岁的美籍华人吕建琳女士从旧金山飞抵上海。
　　作为“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以下简称“史维会”）的代表，未来的十余天内，她将频繁地穿梭于北京、上海、石家庄等城市之间，参加国内一系列“九一八”纪念及民间战争索赔活动。因为“史维会”至今在中国还没有设置分会，许多工作只能靠这种跨国飞行来完成。
　　1991年的吕建琳在美国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相夫教子。这年的年末，她的一位姜姓朋友，“纽约南京大屠杀纪念会”的成员，找到她希望能在旧金山同步搞一场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会。“这种事情，只要是中国人都不忍心拒绝”，吕建琳找到丁元，以及其他几位在旧金山硅谷工作的朋友，几经商议后，他们在当地的华侨中心用几百美金租了纪念场地。“我记得是南京大屠杀的前一天，布置场地时，我们担心来的人少，就只放了100张椅子，没想到，人越来越多，椅子一添再添，最后添到了500多张都还不够，许多年长的老人只能站着，一连几个小时。”
　　1992年5月，吕建琳和她的朋友们应当地华侨的要求成立了 “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并花了半年时间申请到了募捐免税的许可证。募捐来的善款，他们全部用于了资助国内的民间索赔和国外的宣传活动，1997年以前甚至连个办公场地都舍不得租用。后来当地《亚洲时报》在“中国城”捐赠了一间只有三四平方米的临街小屋给他们，他们将朝街的橱窗贴满了日本战争罪行的图片，每周一换，“这里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固定的宣传阵地了。”吕建琳说。
　　但是，更多的美国人对于中日之间这段历史的无知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工作而得到彻底改变，“我们定期会在一些公园举行图片展览，很多美国人看了后，都会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反问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吗？’言外之意，似乎是我们在撒谎。”
　　令他们欣慰的事情也有，一位名叫Mike Honda的日裔美国国会议员在知悉他们的工作后，倾力支持，并联合其他议员，在加州通过了一项支持民间对日战争索赔的议案，即著名的“HONDA议案”。
　　1994年，“史维会”在旧金山分会的基础上成立，到现在，“史维会”的分会组织已经达到50余个，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在世界华人群体中颇有声誉，但在国内却始终没能成立分会，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近年来，世界“史维会”利用从国外募集的善款，频繁资助国内的对日民间战争索赔、日本侵华战争罪证的搜集以及战争幸存者的援助工作。国内一位学者这样评价他们：“因为‘史维会’的努力，国际正义缺席的状况才得以部分改变。”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上帝不断告诫我们，温故知新。”吕建琳感慨地说。

　　为与不为的背后
　　1997年，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出版《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世界引起轰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哈里斯盛赞其为“第一本具有国际影响的全面反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著作”。
　　这个“第一本”整整迟到了60年。中国社科院荣维木教授指出，严格意义上说，《南京浩劫》一书并不属于学术著作，之所以一再轰动，正反映出西方社会尤其民间长期以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无知状态。
　　“这并不令人意外，”他解释道，“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二战时所遭受的创伤的忽视，由来已久。在他们的眼中，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角一直是美英等西方国家。本着利益优先的原则，战后没多久，美日就达成实质上的同盟关系，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亚洲受害史实是很难被西方社会主流所介绍并接受的，民众自然也无从得知。真正不正常的是，这种对亚洲二战史轻视的历史惯性，居然一直持续作用到现在。”
　　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这样的国际组织中，成员主要还是海外华侨，外国人的比例仅仅在2％－3％左右，而这些外国民众也大多是自身经历过二战的老兵或受害者，纯粹出于正义感而参与的外国人少之又少。
　　与西方世界的漠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学界对于抗日史实的关注和研究一直都没有停止，1990年代后形成新的研究高潮，并伴之以层出不穷的民间战争索赔诉讼。但遗憾的是，这种此起彼伏的声音并没有通过合适的渠道为世界尤其是亚洲以外的国家所共知。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教授指出了这种交流渠道不畅的原因：“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著作整体上显得刻板单一，缺乏对受害者个体命运的注视，缺乏感情，缺乏细节，太过注重伤害数字及战争罪行的论证。这样的书，即便介绍到国外，也是很难引起国外阅读者的兴趣的。”
　　忧虑远不止于此。因为缺乏国内有关方面的呼应，以“史维会”为代表的少数国际组织，很多时候陷于孤掌难鸣的境地，许多调查取证工作被迫一再停顿。“史维会”行政主任丁元在美国旧金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不无忧虑地说：“近年来我们先后资助了国内少数研究机构进行战争责任的调查取证工作，但目前的进度远远不够，与日本进步团体的工作比较相去甚远。许多事实证据因为搜集不力，被迫遗失在历史的荒野中。”
　　“2000年始，美国国家档案馆陆续解密了许多二战时的日本战争档案，其中不乏侵华罪行的揭露文件，但是直到现在，除了我们资助的一位国内学者在那里整理外，竟然没有看到第二位中国学者的身影，而同期出现的日本学者不下十余位。”丁元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