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於北京芦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陈启刚於8月21日随同前馆长张承钧和其他三位抗战史研究专家抵达纽约，开始为期13天的访美行程。代表团在8月23日於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举办“关於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反思”研讨会，并随後赴华盛顿研究近期解密的美国国会关於二次大战远东战区的史料。 据举办这次研讨会的纽约亚太事务研究中心负责人陈宪中向多维时报记者介绍，代表团还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工作人员王珏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周航和杨建伟。
据陈宪中介绍，张承钧曾经担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十几年，在任期内曾经获得***拨款，将纪念馆规模扩大四倍。张承钧也为国内杰出的抗日战争史专家之一。
23日的法拉盛研讨会集中讨论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在海内外的影响。该新思维由原人民日报评论组主任编辑马立诚提出。他所撰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作解，称"日本是亚洲的骄傲谢罪问题已经解决"，让他成为大陆网民的"千夫所指"，被斥为"新思维"了无新意，无说服力。这位编辑也於近日辞职到香港谋生。
有网络文章称，新思维有些结论貌似公允客观其实以偏概全，主观武断。比如宣称中国已经强大，亡国亡种的危险不复存在；民族主义要不得，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等等。"新思维"的实质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日"俱进。把放弃原则说成是"大国的气度"，把日本与地域面积人口数量不相称的军备扩张说成"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
据陈宪中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代表团还将访问圣路易、洛杉矶、旧金山、夏威夷等地。带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人向日本政府索赔的王选女士也与之会合。王选目前在华盛顿研究美国国会近期解密的二战史料，包括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记录，美军审讯日本战俘的记录等。日本已经有许多人赴华盛顿从事研究。
在23日的研讨座谈会上，亚太事务研究中心负责人陈宪中先生说，“对日关系新思维”出台後，海内外华人社会都非常震惊。对於中国官方媒体的编辑发出这样的言论，居然还在这麽长时间里得到反应，他认为其中必定有不同寻常的背景。这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代表团访美，为海外华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对日新思维背景和影响的机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馆长张承钧简单介绍了对日关系新思维的主要观点，并指出中国大陆史学界的质疑。他说，战後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宽容大度，妥协让步早有前例，不仅抚养日本孤儿，善待日本俘虏，还放弃对日政府索赔要求。但是日本对於中国的善意并未给予回应，甚至有右翼分子连侵华罪行的事实都不承认。
张承钧说，有人认为，对日关系新思维是本着务实的原则。他说，史学界认为实际上这里的“务实”已经被庸俗化，是放弃原则的实用主义，放弃了原则，却得不到所相像的实惠。他回顾周恩来对於中日关系的两句话，一是“前世不忘後世之师”，一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陈启刚说，纪念馆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抗战教育，对批驳日本右翼，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他认为中国政府对日关系的大政方针是正确的，但是面向未来的基础是“以史为鉴”，如果对抗战历史不提了，没有正确的态度，甚至随意篡改，就无法做到“面向未来”。抗战纪念馆希望能够做好本职工作，从历史中总结出教训。
在过去数年中推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的王选女士也在会上发言。她认为，马立诚的思维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她曾经遇到许多中国大陆政府高官都有和马立诚类似的看法。她说，马立诚观点的中心是国家主义，是要服从国家利益，在1972年签订对日友好条约，就已经放弃赔偿。她说，日本有个学者发表论文，说中日友好条约不是和平条约，和平条约需要对战争有一个处理，道歉21次，历史就可以翻过去了。而和平条约需要对战争遗留问题进行正式处理，而非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就可以了。
有人认为王选是民族主义者，而王选认为自己关注对日索赔，不仅是从一个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后代的角度，而且是从人权角度出发。她认为一系列战争遗留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细菌战遗害、强迫劳工、慰安妇、教科书问题等等，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特别是细菌战，没有人受到制裁，而美国对日本的细菌战虽有调查，却草草收场，甚至在冷战中包庇日本战犯。
王选认为，在整个亚洲范围内，日本战争责任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在政府很高层次里有政治性的安排，而从民间个人角度的受害调查问题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还没有真正展开。她认为中日关系中总是说得太多，做的太少。应该把受害问题的社会调查全面展开。王选说，实际上日本的和平运动在这方面做得很多，中国方面却了解不多。她说，和平运动实际上并不比有天皇做後盾的日本右翼势力差。战後亚洲国家处於弱势，需要与搞好日本经济关系，因此没有要求赔偿问题。而随着亚洲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之後，人权意识上升。必然要重新提出赔偿问题，日本不可能回避。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史为鉴。
王选说，以史为鉴，就要全面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而目前中国大陆的抗战史只是一部中国党史和军事史，中国人民的抗战史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历史很少人知道。战争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失，都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所以才会产生出马立诚这样的论调。她认为，中国至今没有能够对侵华日军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生化武器所造成的危害做出全面详细的评估，这一点很可悲。日军遗留在中国境内的生化武器至今仍留有七十万枚。前几天王选遇到一个日本老兵也告诉她，在湖南常德日军战败後，他曾经根据长官命令把一卡车的毒气弹倒入湘江。王选认为，有这些遗留问题存在，即使道歉210次，这段历史也无法翻过去。
王选说，现在要做的是把日军对华造成的损害进行科学的社会调查，把结果搞清楚。这样才有依据向日本索赔，妥善解决各种遗留问题。此外，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发行假钞和奴役中国劳工等问题，都需要了解历史，纪念馆也要全面展示这段历史。她认为，中国官方的抗战历史仍然类似历代帝王将相的历史，师级以上干部国家动用大笔经费进行调查研究，而对普通百姓在抗战中受害的历史却无钱调查。她认为，许多中国百姓缺乏争取个人权利的决心，总是考虑日本政府没钱赔偿。实际上，个人的权利需要个人自己争取。她认为中国政府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受害调查和索赔，才来宣传王选，借助她来发动受害民众进行索赔努力。
王选还回顾蒋介石对日要求赔偿的历史。她说，日本政府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对中国就非常傲慢，称自己没有战争责任，并要中国拿出要求战争赔偿的依据。而蒋介石政府无法拿出关於中国人民战争受害的科学全面的社会调查资料，於是日本就不与中国谈赔偿问题。蒋介石政府官员甚至曾经提出日本承认战争责任，中国可以放弃索赔权利。後来日本与中国大陆政府谈判，大陆方面认为即使要放弃权利，也要由大陆政府来放弃，蒋介石政府还没有这个资格。王选还提出从1972年中日友好条约到1995年中国提出没有放弃个人寻求赔偿的权利，在这期间法律上含混不清，对日关系也有负面影响。此外，日本对战争的研究比中国更为详细深入，许多正直的日本人也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王选认为，在中日关系的讨论中的确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有“日本人都不是好东西”、“杀****”等种族主义说法存在。她认为，这些想法与马立诚等人忘却历史，一切服从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一样，对中日关系都有很大危害。她说，战争的根源就是国家主义，而现在不能又来讲抽象的国家主义，要从个人人权的角度去看待对日索赔问题。她认为，在与日本对话中，应该从人权、正义和个人尊严的角度出发，而非抽象的国家利益和庸俗的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