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jczs.sina.com.cn 2001年5月11日 03:28 人民网
1940年10月27日，一架日机在宁波空投下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蚤及麦粒、面粉等物，106名无辜百姓在劫难中相继惨死……然而，日本右翼分子至今都不承认侵华日军这一滔天罪行。为使日本细菌战罪行大白于天下，四十多年来，浙江省宁波医学科学研究所原所长黄可泰一直在调查研究，为细菌战中的受害者的索赔倾力指证 　　2001年3月19日，卢鹤龄、卢长龄、卢菊娣、卢翠娣四位老人分别从杭州、甘肃、上海赶来，汇聚宁波开明街“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鼠疫区遗址”纪念碑前，悼念家人亡灵。 　　60年前，这四兄妹就住在这里，日军制造的鼠疫夺去了他们两个姐妹和父母的生命，四兄妹相继离家逃亡，从此天各一方…… 　　宁波医学科学研究所原所长黄可泰新近出版的《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一书，促成了四兄妹半个多世纪之后的相聚。四位年龄之和超过300岁的老人，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回忆录交给了黄可泰。 　　出庭东瀛 　　2001年1月24日，新世纪的第一个大年初一，千里之外的东京，大雪飘飞、寒风凛冽。东京地方法庭上，日本细菌战案正在开庭。一位白发中国老人，正慷慨陈词，到庭者无不感染动容。他，就是黄可泰。 　　一个半小时里，他展示了原始资料，对宁波遭受的那场黑色横祸作了详尽描述。最后，他斩钉截铁指出：“1940年宁波发生的鼠疫，决非如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那样，是自然原因所致，完全是日军人为造成。” 　　黄可泰是作为宁波鼠疫史的研究者，受日本细菌战案律师团和东京地方裁判所的邀请，为侵华日军在中国施行细菌战一案专程赴日作证。 　　他的任务，是以自己多年来收集的资料及研究成果，为这起诉讼提供确凿有效的科学证据。 　　这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第19次开庭。黄可泰与浙江衢州防疫部门的邱明轩、哈尔滨卫生部门的辛培林应邀出席。中国的医生、学者第一次到法庭作证，引起了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的关注，庭审前后都作了详细报道。 　　法庭的被告席上，日本政府的5名代表例行公事地出席了听证会。面对中国受害者义正辞严的指控，他们自始至终面无表情，一言未发。 　　接触“疫菌” 　　幼年的黄可泰曾饱受日军侵略之害。 　　1941年，日军逼近家乡，母亲带着8岁的他和小弟弟，惶惶外逃。黄可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过一条小河时，载人小舢板翻了，母亲和弟弟永远留在了河里???他成了孤儿。 　　1954年，地方落实党中央反细菌战部署，黄可泰与另外5个年轻人，被推荐进浙江医学院(现浙江医科大学)，进修细菌学、寄生虫学、生物学。从此，他与细菌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次“接触”疫菌是在学校。一天，他们在院长带领下，上了一辆车厢被遮得严严实实的卡车。到了台州才知道，该地报称发现有疫情，他们奉命前往检验和调查。虽然最后查明是虚惊一场，但人们谈疫菌色变，唯恐避之不及的情状，让黄可泰感觉到疫菌的可怖。 　　毕业后，黄可泰分配进宁波卫生学校，讲授细菌学知识。60年代初，黄可泰调任宁波市卫生防疫站防疫科科长，主持传染病防治。1963年，他又被特派至杭州接受鼠疫防治培训。回到宁波后，黄可泰开始对宁波市鼠疫疫情进行监测，调查家鼠的活动和生理状况，看是否还有日军撒下的鼠疫细菌残留。 　　那时，黄可泰家里，鼠药、笼子一大堆。为收集更多老鼠来研究，下班后，黄可泰就上街收购老鼠。几年下来，有黄可泰解剖记录的老鼠就不下5000只。 　　搜集罪证 　　随着鼠疫调查的进展，黄可泰越来越愤怒。“不能让那么多同胞死得不明不白！”他暗下决心，从1965年起，与宁波细菌学专家吴元章一起对1940年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在宁波散播鼠疫细菌的罪行进行调查。 　　他们找到了当年消毒队副队长钟辉、染疫幸存者钱永贵、受害者家属蒋信财等多人，询问、倾听、记录，收集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并查阅了宁波《时事公报》、《伯力审判》等一批解放前的档案，撰写了一份《宁波鼠疫惨案》的调查报告。 　　此后，黄可泰转向了其它工作，但只要与鼠疫有关的资料，他都细心地收集起来。 　　1991年8月12日，宁波来了3位不速之客，民间组织“日本侵华细菌实验战调查团”专程从日本赶来实地考察。该团团长森正孝长期对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作调查研究，被日本右翼分子污蔑为“卖国贼”、“叛徒”。 　　黄可泰此时已担任宁波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多年。 　　“我们是来调查当年宁波鼠疫的，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也许是预料到不会受欢迎，森正孝开诚布公，并把他们在日本收集到的一些资料交给了黄可泰。散会后，黄可泰带他们到开明街鼠疫场的遗址，森正孝一行人垂首静立，久久不语。“他们是诚心诚意的，并不是走过场。”黄可泰接纳了他们，与他们成了朋友。 　　森正孝一行的活动启发了黄可泰。于是，他将“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正式列为研究课题，开始大量调查。他又一次找到了在鼠疫中幸存的元泰酒店学徒钱永贵、原华美医院鼠疫杆菌检验者许国芳、建筑疫区隔离围墙、掩埋尸体的泥水匠戚国荣等人，作了大量文字记录，部分还录了像。 　　1994年，饱含黄可泰心血的《惨绝人寰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市鼠疫史实》一书出版。全书9万字，死亡者名单、疫区焚毁房屋表等一一列出，受到了受害者家属、宁波人民及海内外医学界和爱好和平人士的关注。 　　受该书影响，1995年7月30日，中日两国代表150多人在哈尔滨召开“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时，黄可泰作为浙江惟一代表应邀参加。会上，他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宁波细菌战的罪行。 　　从哈尔滨回来，黄可泰与热心人士一起，着手筹建“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鼠疫区纪念碑”。1995年9月3日，刻有“毋忘国耻，励志图强”的黑色大理石警示碑树立之时，开明街万头攒动…… 　　赴日开诉 　　1997年8月4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赴日本提起诉讼，黄可泰组织了宁波受害者家属代表团。作为反细菌战研究者，应日本细菌战澄清会邀请，他与死难者家属代表赴日。 　　这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首起索赔案。一下飞机，他们就被30多名记者包围。“为什么在57年后的今天才想到索赔？”黄可泰铿锵有力地回答：“是我要撕开旧伤，来博取同情吗？不是。是我有意揭开贵国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吗？不是。我只是要把真实的历史公之于众，不容某些人任意歪曲历史的行径。索赔不是个人的事，关乎民族尊严。日本政府一直不承认侵华罪行，我们的索赔，就是要让正义得以伸张，以对蒙难者有个交待。”他激动地说：“如果你们亲自聆听过受害者的泣诉，相信你们也会这样做的。”8月11日，一份长达150页的诉状递交给了东京地方法院，控告日本政府并要求向受害者赔偿。 　　索赔团到东京、静冈、神奈川、横滨、大阪等8个城市集会演讲，每到一处，听众都很多，一些退伍老兵忍不住与受害者一起痛哭流涕。 　　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当天，索赔团在大阪参加“第十二次悼念亚太地区侵略战争殉难者铭心集会”。翻译递给黄可泰当天的一份《朝日新闻》。报上赫然登着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藤冈信胜的一篇文章，否认日军的细菌战，否认慰安妇，否认南京大屠杀。“太荒唐了，无耻！”黄可泰立刻要求补充发言：“……铁的事实不容否认。我请在座的记者给藤冈带句话，就说我愿意就细菌战一事，与他论战，时间、地点随他定。”话说完，台下掌声四起。 　　回家半个月后，日本传来喜讯：东京大学教授家永三郎长达32年的教科书案胜诉，判定：文部省当年删除“731细菌部队”内容是错误的。这一消息对黄可泰的鼓励很大。当天下午，日本共同社打来电话，对他作了专题采访。此后不久，森正孝打来电话，称赞他说得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 　　继续取证 　　日本之行，黄可泰深感在某些人近乎无赖的诡辩面前，确凿的史实是多么重要。回到宁波，黄可泰力主成立“宁波市细菌战调研会”。 　　从那时起，宁波档案馆出现了一位老人，每天调阅宁波《时事公报》及解放前其它档案。 　　1998年7月30日，由日本细菌战历史澄清会策划，黄可泰《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一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在日本上下引起了巨大轰动。同时有日本朋友给他指出，这本书欠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军细菌战的反应，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黄可泰马上把“中国政府对日本细菌战的反应和对策”作为研究课题。10月，他到北京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钟品仁等反细菌老专家交换看法和相关资料，又专程到哈尔滨“731部队罪行馆”及有关档案部门查询，获得一批细菌战原始材料。 　　经过两年调研，《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一书于1999年12月出版。除了鼠疫史实，黄可泰增加了大量就鼠疫一事政府部门的往来电文，资料详实，铁证如山。 　　黄可泰取证工作没有就此停止。他很快又组织了“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再调查”，一年后，该调查课题被授予“2000年宁波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为了更好地搜集资料，黄可泰学会了用电脑、上网。笔者在他的电子信箱里，看到很多邮件，主要来自日本。许多日本人已成为黄可泰的朋友，用邮件保持联系，互相提供各自收集到的资料证据。 　　最近的一封邮件是村田忠禧教授发来的，他告诉黄可泰，正准备把45名当年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军战犯自供书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