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教育研究所所长花田达朗教授，日前带着16名大学生来到中国，实地寻访北京郊区唐家岭的“蚁族”，以及白洋淀里经历过侵华日军“三光”政策的村庄和幸存者。

　　让年轻人了解实情

　　该课程由花田教授的同事野中章弘教授发起，起因于野中在日常教学中的发现——那些选修传媒课程的学生，对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史几乎毫无所知。

　　在他看来，这些“将来要成为记者的人”，不了解历史显然不行。但野中也明白，“连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并非学生自己的责任，因为日本从小学到高中都欠缺这些应有的历史教育”。

　　除了历史，中国的现实面目在日本大学生的心目中也模糊不清。“被称为‘蚁族’的那些年轻人，在网络上发泄他们的不满。‘80后’大学毕业生成为在网络上不断宣扬极端主张的网络暴民”。他的学生太田绿在查阅报道时，发现中国的年轻人是这样被形容的。太田也正是带着这种印象，开始了她的旅行课程。

　　在曾担任记者多年的野中教授看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不了解日本最大邻国的“实情”，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野中带领学生在2009年寻访了南京。今年则带另一批学生来北京和白洋淀，“让学生到现场去，亲身确认战争的伤痕”，也了解中国的现实，与中国学生交流，以便“相互理解得更深”。花田和野中教授都认为：“这一代年轻人有责任了解实情”。

　　中日学生交流火药味浓

　　花田和野中都不曾料到，自己的学生在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之间进行交流时，火药味儿会这么浓。

　　“清华学生的直率想法刺痛了我。”在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太田绿写道。到北京第一天，她和同学们被教授带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在那里，这些平时更关注动画片和影视、体育明星的年轻学生，第一次对残忍的战争有了直观感受，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问。

　　交流一开始，这些疑问便被抛了出来，立即遭到清华学生的激烈反驳。一名清华女生问道：“日本人习惯了嘴巴上的道歉，但你们真的有负罪意识吗？”刺痛太田绿的正是这句话。她和她的同学对发生在六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几乎不知情”，并且“从来不知道有关战争的责任也是需要学习的”。

　　最先为这群学生揭开战争伤疤的是河北省安新县端村东堤的老人朱德顺。老人所在的端村，在侵华日军扫荡期间曾发生80多人被杀害的“端村惨案”。在东堤小学的国旗杆下，衣衫破旧的老人语气平静地讲述了当年所见的烧杀奸掠场面。学生们第一次现场听说这种战争场面，或一脸愕然，或默默地在纸上记录。

　　“日军非人道的行为令人沉痛。”学生山下直人写道，“绝对服从于国家，否则丢命，于是对待别人的生命如此粗暴残忍，同样身为日本人，这让我感到憎恶。”

　　84岁的老人曾经眼睁睁望着自家的几间房子被烧成灰烬，只能在夜色中爬回家，盘点最后残留的家当。而村里一个刚娶过门的媳妇，被6个日本兵轮奸后试图自尽，获救后又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听到这样的故事，屋子里女孩子们再也忍不住，抽泣声此起彼伏。

　　尽管老人再三表示，“为了中日友好，这些悲伤的往事不要再提”，但在师生们的要求下，这一场讲述，一直持续到夜幕完全降临才结束。而离开时，差不多每个学生都向老人深深地鞠躬道别。老人讲的内容令他们动容，但他们之前几乎闻所未闻。

　　“在日本，书上不讲，这些孩子的父母没经历过战争，也不会亲口讲给他们听。”野中教授说，这些年轻人不了解实情，所以他要带他们来中国，到战争现场确认“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屠杀和伤害是事实”。

　　野中自己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亲自到南京，听到大屠杀亲历者的证言后，才确信这些“实情”的。他的祖父和两个伯父都曾参与这场战争。野中说，他每次到现场寻访，都会有新的发现，并会为自己仍然那么不了解战争历史而羞耻。
看到不一样的“蚁族”

　　实际上，中国的现实和曾经的战争历史一样，在这群初次到中国的日本大学生心目中，都是支离破碎或模糊不清的。#p#分页标题#e#

　　在他们的印象中，日本媒体里提到的中国年轻人，要么是唐家岭的“蚁族”同龄人，要么是足球赛场上焚烧日本国旗的“愤青”。这些“蚁族”，“自封知识阶层，但是没有实际的社会地位，被迫捆绑于贫困阶层，目睹富豪们的豪华生活以及权力腐败，很难保持内心的平静”。

　　在清华学生的带领下，这群二十二三岁的学生到了唐家岭。那天，垃圾和灰尘漫天飞舞，狭窄的过道旁，墙上被反复撕贴的招聘小广告上，付给应聘者的月薪只有这些日本学生每月花费的1/10。以至于太田绿忍不住感叹：“这里的青年和我年龄相仿，却处在如此境地，世界真不公平。”

　　但接下来采访的结果与他们曾看到的报道大不相同。接受采访的4个年轻人，都表示“对都市生活充满希望”。其中两名来自山东的女大学毕业生，刚到北京5天，还没找到工作，但她们认为“这是自身能力不够，不是政府和经济大环境的原因”。

　　这令加藤纱衣子肃然起敬。她原本以为，中国学生会跟他们一样，如果找不到工作，会说“经济不景气”、“政府措施不力”，把责任推到他人和政府身上。

　　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年轻人显示出的强大上进心。这令太田绿感觉“有些糊涂”：“和日本国内的报道不太一样啊。”她的同学佐佐木幸子则从专业的角度，试着解释了原因——传媒为了强调问题性，会把最悲惨的和最好理解的部分拿出来，但是在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和寻找对策时，再局限于此就错了。

　　这趟实地参观和寻访让日本学生意识到，这些他们一直觉得“女生装单纯，男生没主见”的中国同龄人，竟然具有“异常高涨的自我责任心”。这一点令加藤最为吃惊。她眼前的中国学生即便一时找不到工作，也会信心满满地告诉她，自己是支撑国家发展的生力军。尤其是听到那两个待业女大学生说“为了国家发展，自己吃点苦也没什么”时，她甚至断言：“中国国民的上进心会让未来的中国更繁荣。”

　　而闲下来与清华学生聊天时，荒川丽未则发现，聊起日本动画片和明星，清华学生“比我这个日本人对日本文化更了如指掌”。这令她非常开心，甚至“那一瞬间觉得是在和早稻田的同学聊天，没什么不同”，也根本感觉不到反日情绪。

　　于是她得出结论，“国家不同，但人民的想法应该大体相同”。只是这些人民，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很难了解到实情。“记者，作为国家和世界的权力监督者、作为国民的看家狗，应不屈于强权，当好保护国民知情权的角色。”这个立志成为记者的女生，颇为庄重地写道。

　　应先讲事实再发表观点

　　花田教授很清楚，尽管人民的想法大体相同，但在沟通时稍有不慎，便会产生误解和纷争，更何况人们有时候很难搞清楚实情。

　　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早稻田的学生和清华学生在南锣鼓巷一间酒吧里轻松交谈，3天前激烈交锋的气氛已荡然无存。但花田教授仍在反思争论时的情景。“应该先讲清事实，再发表观点，但我们的学生当时把顺序说反了。”他认为这是当时引起清华学生激烈反驳的原因。

　　在白洋淀，被日军残忍杀害了父亲的老人不再流露出愤怒和悲切，而衷心希望“中日友好”，悲剧不再重演。倒是在一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中国中青年身上，花田和他的学生们隐约感受到了一种仇恨。一些年幼的孩子，刚刚从日本学生手里接过糖果，他们的父母听说对方是日本人，便马上露出一副冷漠的表情。一些家长得知给自己孩子拍照的是日本学生，便护着孩子扭过身去。

　　现实经历的这些场景，把日本学生拉进了对历史的反思之中。“是的，我们没有经历战争，但我们生存在一个背负着历史的国家里。”太田绿写道，“我们都负有责任，需要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并要讲述出来。”

　　新听到的讲述和新接触的现实，也让花田教授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他自认为比较熟悉的国度。他感觉，“中国就像一个深邃的山洞，自己现在刚刚站到洞口”。

　　野中教授则相信，这一趟中国之行，学生们“学到了很多在教室里绝对学不到的东西，会改变他们之前那些偏见和固定的想法”，而这些经验，“一定会在他们成为真正的记者时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