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柱展示其编著的《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 牛书培 摄
王留柱访问掳日劳工。（资料照片）
王留柱录制的录像带。（资料照片）
4月10日，阴。
春天已经来了，但由于冷空气来袭，乍暖还寒。
在襄城县政协家属院的家里，72岁的王留柱有些怅然若失——他和一位家住平顶山的老人已经约好的见面由于天气原因取消了。这位老人是一位二战期间被掳往日本的劳工。他要用录像机记录下这次访问。
这些抢救性的工作，他已经做了22年。书桌上，是他已经完成的《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30万字的厚厚书稿，记录着100多名劳工的惨痛记忆。书架上、柜子中，是他22年来艰辛寻访的成果：一篇篇文字记录着惨痛的经历，一盒盒录音带讲述着悲伤的故事，一张张光盘定格着沧桑的画面。
如果今天能见到面，应该会再多出一盒录像带，这本书中也将再多记录一段历史。轻轻放下装好录像机等物品的背包，王留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那些幸存劳工年纪都很大了，晚一天留下资料，可能就会永远失去机会。
而这些资料，是一段悲惨、屈辱历史的有力证明。
一段机缘牵出20年寻访路
满头白发，古铜色的皮肤，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乍看上去，王留柱老人和普通老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但翻开他的人生经历，却充满了五彩斑斓的色彩。
1939年，王留柱出生于襄城县颍阳镇苏庄村油房李村。1958年秋，因为家庭贫困，只上了一年初中的王留柱便辍学，开始了长达30年的民办教师生涯。
1988年8月，他被调入襄城县政协任文史资料编辑。工作职位的转变，也为他今后更加精彩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就在襄城县政协负责编辑当地文史资料时，王留柱认识了时任襄城县政协副主席的耿谆。耿谆1944年5月在洛阳战役中受伤被俘，后被强征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町做劳工。1945年6月，因为不堪虐待和凌辱，身为劳工大队长的耿谆率700余名中国劳工发动花冈暴动，震动整个日本。二战结束后，耿谆从监狱里被解救回国。
作为襄城县政协的工作人员，王留柱经常陪同耿谆参加这些活动，正是从这些掳日劳工的叙述中，他知道了那段历史，了解了一些劳工的情况：每天从事重体力劳动十几个小时，稍有懈怠就会遭到监工毒打；每顿只能吃极少量的粗劣食物，饿得见到树叶和虫子就往嘴里塞；冰天雪地的严冬，衣衫却单薄褴褛，脚上只 有一双草鞋，脚和鞋都被冰冻在了一起；生病后得不到医治，每天都有人在饥病交迫中悲惨死去；有的劳工由于极度饥饿，竟在焚烧死难的工友时忍不住偷吃尸体……
王留柱说，当时劳工因为饥饿而吃死尸的事并不罕见，一些劳工提起这事，至今仍然痛哭流涕。
这些，都令王留柱内心无法平静：“强掳、虐待中国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应该让人们知道这段历史。”于是，他决心对掳日劳工问题进行研究。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今后20多年的人生会和掳日劳工紧紧连在了一起……
辗转万里寻访艰辛备尝
从1988年开始，王留柱开始自费寻访当时被强掳到日本的劳工们，并用手中的笔、录音机、录像机记录下了他们悲惨的经历。
提及掳日劳工，王留柱眼中闪烁着泪光。他说，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从中国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强掳41758人，分169批押运到日本国内。其中，来自河南的劳工有4000多人。这批劳工到达日本后，被分到日本35家企业135个作业点做苦工，每天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
“有些历史资料一旦沉下去，就不会再浮现在世人面前。”王留柱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他决定自费寻访那些幸存的掳日劳工。
1988年至1997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围绕耿谆和花冈暴动搜集资料，采访有关劳工和其他人士，并于1997年出版了《耿谆与花冈暴动资料专辑》。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掳日劳工问题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成为世人聚焦的一个焦点。
从1998年开始，基本寻访完参与花冈暴动劳工们的王留柱开始寻找其他的掳日劳工。尽管有耿谆等人提供信息，但王留柱的寻访之旅并不顺利。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很多劳工的信息已经变得十分模糊。后来，他得到了一本日本出版的《中国人强制连行的记录》，其中有掳日劳工的姓名、籍贯等资料。他从中筛选出河南的劳工名单，并逐一开始寻找。
这本书也就成为王留柱寻访掳日劳工的线索和指南。但这本书也只能作为参考，有时还会“误导”他，因为有的劳工当年使用化名，有的地名登记不准确、不详细。
在这本书中，登记有被强掳到枥木县足尾矿做苦工的白其华，2003年，王留柱开始按照书中的信息寻找他。但等他赶到书中登记的地址时，却根本没这个人。后来，在找到另一名也在枥木县足尾矿做苦工的张永顺（书中为张永川）时，王留柱通过张永顺才找到白其华——原来其书中登记的名字和住址全部是错的。
没有人提供经费，对于最初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王留柱来说，注定了寻访之旅不仅很费周折，而且充满艰辛。
寻访从襄城县和周边几个县（市）开始。那时候，他骑着自行车，背着干粮和水壶上路。近些年寻访范围扩大到了全省甚至省外，他开始坐汽车或火车，但总是带着马扎选择最便宜的慢车，随身仍带着水壶、馒头。20多年来，他几乎走遍了河南省的每个县（市、区），还先后前往山东莘县、潍坊，河北大名等地，奔波万里，寻访掳日劳工。在20多年的寻访过程中，他光马扎就坐坏了两个，而鞋不知道磨烂了多少双。
早期，王留柱采访时用纸和笔记录，速度很慢。1990年前后，他花87元买了一个录音机开始为老人们录音。再后来，王留柱决定改用录像。“活着的劳工最年轻的也七八十岁了，必须尽快采访到他们；再说，影像资料比文字更直观，是有力的历史证据。”他开始自费请照相馆的人帮忙拍照、录像，但由于寻访要四处奔波，他支付的报酬又不高，很多照相馆的人后来都不愿做了。
2005年，旅美华侨吕建琳女士在一次会议上结识了王留柱，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赞助了他一台录像机。这以后，他可以自己为寻访到的老人录像、留存资料了。
由于时间久远，当时的掳日劳工大都上了年纪。为了早日找到他们，王留柱无疑要和时间赛跑。有一位叫杨兆堂的劳工，王留柱找到他时已经97岁了。而就在王留柱帮他录完像一个月，杨兆堂老人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在王留柱记录的这100多名劳工中，据统计，目前仍健在的也只有30多人。
虽然寻找之旅并不顺利，但也有更多的好心人开始关注王留柱并提供了很大帮助。王留柱的事迹经过新闻媒体报道后，有更多人开始关注掳日劳工，许多人开始主动提供线索和信息，并通过各种方式告知王留柱，帮助他寻找。正是在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下，王留柱的寻访之旅逐渐加快了速度。
30万字证言唤起沉睡的历史
不久前，王留柱依据他的记录，完成了《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的编著。这本书是他根据自己22年来的寻访经历，由寻访到的100多名劳工的录像、录音整理出的口述资料、笔录口述资料组成，用最真实、最直接的方式还原了那段充满血泪和屈辱的经历。
这30万字，不仅记录着100多名掳日劳工的惨痛经历，而且凝结着王留柱长达20多年的心血。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在为《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作的序中写道：“民间多义士，热血写春秋。本书不仅仅是王留柱先生20年田野调查的辛苦结晶，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又一铁证。”
22年寻访之旅，30万言血泪历史。在关于这本书的说明中，王留柱写出了自己寻访并编著这本书的缘由：“由于时间的流逝，更由于日本方面的刻意隐瞒，这一段充满血泪与屈辱的历史逐渐被大多数人淡忘。为了唤起人们的记忆,为了揭露日本的罪行,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段苦难史……”
近些年，除了寻访掳日劳工，知名度越来越高的王留柱开始以“二战遗留问题学者”的身份频繁地被邀请参加有关二战的各种研讨会，慰安妇问题、侵华日军的性暴力问题、细菌战问题等其他问题也逐渐成为他关注的问题。而由于新闻媒体的报道，一些掳日劳工或他们的家属开始主动联系王留柱。他的工作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忙。
但王留柱似乎没有因为忙碌而感到一丝疲惫，他说：“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也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就算哪一天我不能动了，我也要用手写资料，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