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画家富山妙子的作品《海之记忆·向慰安妇的献花》，成为了“证言与沉默”展览的海报。该展览目前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展出。
WAM女性之战争与和平资料馆 供图
暗蓝的海底上方有潜艇隆隆开过，发青的头骨半沉在海沙中，深紫的穗子缠绕在大贝螺上。火红的海鱼游近一具小小的白色的女人身体，一只鹦鹉螺正要将她轻轻包裹。一只黑色的眼睛，眼角挂着一滴泪水。
日本女画家富山妙子《海之记忆·献给慰安妇之花》的海报，从东京漂洋过海，放在了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桌上。
2010年3月21日，头发灰白、60多岁的石田米子女士踏进了在这里开展五个月的“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犯罪图片展”展厅。是她带领的“查明山西省内侵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组织，从1996年开始，年复一年，寻访当年受害而沉默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大娘”们。
她们跨越国界的调查，是一个平常人眼里“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时隔50多年听到日本男人说话，她还浑身发抖”
在中国农村传统社会里，“那个事”是一件所有村人都讳莫如深的事。
山西盂县河东村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在她虚岁4岁时上吊自尽了。
在杨秀莲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村里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老人带领孩子登上了当地的羊马山，在山上对他们说：“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从盂县县城来山上修炮台，还进村子里杀村民、强奸妇女，其中也有南二仆。”
当时只有虚岁13岁的杨秀莲不懂得“强奸”的意思。她回到家和养父讲白天听到的话，父亲哭着抱紧了她，只是说：“你还是小孩，等你长大了我全部告诉你。”
但直到1993年养父患肝癌前，所有人都没有再同她说过母亲身上发生过什么事。她是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才得知真相的。
盂县河东村的尹玉林大娘因受害曾长期不育，但她的丈夫直到去世都被蒙在鼓里。“如今想起当时的事，仍然会吓得浑身颤抖，就连端起茶杯喝水都做不到。”
满头白发的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先生至今还记得，两年前他访问南京时，一位性暴力受害的大娘哭着对他说，她周围的男性说“这个女人不干净”，还有上了年纪的男人说，“这种女人是中国人的耻辱”。
林伯耀曾找到一位侯大娘愿意去日本作证，虽然丈夫同意，周围的人却都强烈反对。“她坐车来镇上，有些晕车，在一位亲戚家休息，又遭到这位亲戚的强烈反对，侯大娘就放弃了作证。两年后，她丈夫去世，侯女士对未来绝望，就自杀了。”
最初，别说是打开大娘的心扉，就是想要靠近她们身边，对刚来中国的日本志愿者来说，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石田米子女士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高银娥大娘时的情景。
“时隔50多年，一听到日本男性的声音，她就浑身发抖。不管我们怎么解释，‘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绝对不是坏人’，大娘都一直颤抖着，好像失了神……我第一次见到这情形，胸口就像重重被打了一下。”
最后，石田米子走向前，伸出手抱紧了高银娥。她一边抱着老人，不停在肩头重复说“不是坏人”，老人才慢慢镇定了下来。
李贵民是受害者万爱花大娘的干亲，这位小学没毕业的农民是最先参与帮助调查的人之一。他保留的录音材料成为后来中国大娘起诉日本政府律师团的重要证据。他摇着头说：“刚开始调查很困难，都不愿意说……”
日本民间调查团反复听取、取证的受害女性，有山西省盂县西烟镇、河东村等地的12位大娘，还有许多同样经历了战火的老村民。让老人们开口讲述受到性暴力侵害的残酷往事，是如何做到的？
“每次访谈时一定要有家属同行。”石田米子在调查笔记中写道，“最初是和她的丈夫，或者女儿、养女、孙女、侄女、姐夫、干亲，坐在一起聊天。随着我们之间越来越熟悉，从第二次或第三次开始，在访谈时我们谢绝男性亲戚在场。”
在她们的调查采访中，高银娥大娘“记得和她一起被抓的女人的脸，记得她坐在马拉的大板车上被拉走，记得在她的房门外拿着纸牌排队的日本兵，可就是说不出自己是被关在哪里”。
“她们受到过多恐怖和惊吓，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石田女士缩起肩膀，模仿双手颤抖地抱住头的动作，“总是只知道眼前十来米距离的事情。”
“如果要面对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屈辱的、悲伤的、痛苦的过去，转而想明明白白地活在今天，她们或者他们需要什么契机呢？即使我们对她们说，这是历史调查、社会调查，所以要说出来，也不会得到想要的回答。”石田米子写道。
“很多大娘都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耻辱、羞耻，在村里被人看不起，自己也抬不起头来。我们反复告诉她们：发生这种事不是你有罪、不是你的错。”石田米子说。
大娘们说的最多的词是“糟蹋”
终于，在一次长谈中，高大娘慢慢地对石田米子她们说了出来：“……一到晚上，又是我一个人被带到窑洞里，别的女人都是老人和小孩，所以总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被叫出去糟蹋……”负责整理的志愿者佐藤佳子反复听着录音，记下这一句话。
有无数句这样的控诉，来自不会读写、只说山西盂县方言的大娘们，经历重重交流、翻译，终于变成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白字黑字。这其中，大娘们很少说“强奸”、“轮奸”，她们用的字眼都是“糟蹋”。
现在，我们知道了，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当年相貌清秀，1942年被侵华日军军官“傻队长”从藏身的地窖里拉出来，在自己家里遭受了性暴力侵犯。此后被拉到日军驻地，先后被两人“霸占”。
南二仆中途逃跑过。恼怒的日本兵“苗机”找不到她，就把她当时只有10岁的弟弟南栓成用绳子拴在马鞍上，让马拖着他在村里跑了好几圈，“直到绳子自己断了，刮得肚子到处是血”。躲在菜窖的南二仆听说了，就自己走了出来，再次被掳回去，被“糟蹋”到1945年，才回到家。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尹玉林大娘虚岁19岁的春节后，侵华日军闯入她家，“糟蹋”了她和姐姐。那天以后，这样受害的日子重复了一年多。尹玉林无法正常给刚出生的婴儿喂奶，只好靠她妈妈嚼碎了胡萝卜喂给孩子……但一年后，孩子还是在土炕上停止了呼吸。
“那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啊，现在想起来就想哭啊……”尹大娘这样说，石田米子记下。
现在，我们知道了，赵润梅大娘至今清楚记得她“虚岁17岁那年，农历四月初二”。
那天早上，她闻声出门，看到隔壁蔡银柱爷爷被刺刀捅入肚子，内脏都流了出来，浑身是血。她吓得双腿发软往家逃，日本兵追入她家，挥刀砍向想要保护她的养父母。母亲脑后被砍了一刀，父亲喉咙被刺刀挑了。就在濒临死亡的养父母面前，两名日本军强暴了未婚的她。后来，她被绑在驴子上，拉到日军据点的窑洞中，度过了“痛苦无法言表”的40多天……
随着大娘们提起中日都举国关注的对日本政府诉讼，石田女士她们的调查进入了第三年。
在访谈的最初两年多时间里，她们认识到，在大娘家或者村里的其他民房中，没办法有安静的谈话环境。所以就想了个办法，一般就请她们到太原市逗留几天，在饭店客房对每个人进行长达两三天的详细访谈。
从这一年的第八次来华调查开始，来太原也成了大娘们体力上的一个负担。“而且村里的言论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她们本人变得不太在意村里周围人的注视，我们开始在她们自己家、或者西烟镇的李贵明家里访谈。”
“每个人的一生中可能都会有一些非常痛苦、难以启齿的伤痕，她们慢慢说出来的过程，也是渐渐找回自信的过程，慢慢可以抬头挺胸，能够回头整理好自己的人生。告诉我这一点的，是山西的大娘们。”第十几次来山西的石田米子摘下了防风沙的口罩，把手放在胸口说。
“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帮助她们，我们双方是互相影响、互相改变认识的。大娘在变，我也在变。这样的过程，我们一直陪伴在彼此的身边，我很想对她们说声：谢谢。”
一群用汉语喊“大娘”的日本人
1992年，东京。60多岁的山西省盂县大娘万爱花，在踏上“慰安妇”问题国际公开听证会的讲台四五分钟后，双手还举着，忽然倒了下去。
“我当时就在台下，众多国际代表都非常吃惊，赶紧跑过去看。曾被日军施暴的中国女性所受伤害有多深，迄今都铭刻在我心中。”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说。
很多摄像机都捕捉到了这一瞬间，第二天，不少日本报纸刊登了这一画面。这是中国女性在沉默近半个世纪后首次站出来，说出了“一生最痛苦的回忆”，作证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的性暴力罪行。
这一次，万爱花大娘还去了日本其他地方作证，讲述苦难的回忆。冈田大学教授石田米子看到了她的照片，听到了她的演讲。当年，她第一次踏上了万爱花家乡的土地。
1992年的日本经济GDP总额是 4804921亿日元，中国是26924 亿元人民币。当时来到盂县的石田米子等人，骤然面对的是一个黄沙满天的陌生农村。
“我们来的时候是冬天，一点绿色都没有，到处都是这样的岩石，每一样事物都叫我们吃惊。”她朝车窗外飞逝的黄土高原挥挥手，如今光秃秃的荒凉黄色是她的老相识。
那时候农村的人们也尽可能“设宴款待”了她们。石田女士扳着指头，直接用中文来数当时的佳肴：“土豆、红萝卜、玉米……一点肉也没有。”
当然，她们对中国农村的吃住都“完全不习惯”，不过最叫她们吓一大跳的却是另一样——
“厕所！”石田米子一拍掌，掩口笑起来，“两条石头一个坑，低头一看，旁边就养着猪！”
当时跳入这位大学历史学教授脑中的第一反应是：“学历史的时候，我看过中国汉朝的画像砖上有厕所外养猪的形象，咦，原来现代20世纪的中国也有！”
令中国青年报记者惊讶的是，即使是不懂中文的日本志愿者，交流中也都一定会说一个汉语词：不是“你好”，不是“谢谢”，也不是“吃饭”，而是“大娘”。
“这是最初来的时候就这么叫了。”1992年第一次到盂县时，石田米子就听到大家喊万爱花“万大娘”。
“1996年我们来到农村调查时，大家就叫开了，不过我因为年龄相近，总是喊她‘万大姐’。‘大娘’这个特定的称呼，是包含了我们对坚强地面对伤痕、勇敢站出来为历史作证的女性们的无比敬意。”石田米子说。
“在我们中间，谁都没有中国农村工作的经验。而且，这项调查是紧紧围绕每个受害女性相关的村庄的，我们试图借此来重新审视我们自身对于那场战争的认识。因此，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是调查模式的东西，整个调查也就是不断地犯错误的尝试过程。”她在调查笔记中写道。
“她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写，因此让她们自己写下来是不可能的。村里的男性都能看懂我们提供的文字材料，而对妇女，就算是拿地图或者抽象的图像给她们看，她们也很难说明。我们只好拿纸画上一座山、几座炮台，再问：能指出你的村子在哪里吗？还常常得不到回答。而对于地名、人名，她们都是通过声音来认识的，无法通过文字沟通。”石田在调查笔记里如此记述。
当她访问战争期间盂县发生的“南社惨案”时，问村民们：“这是发生在百团大战之前还是之后？”男人们基本都能回答得上来，而女人们却连“百团大战”是什么，都不知道。
在调查中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是，大娘们的方言口音浓重，而且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因此翻译不能只懂普通话和日语的互译。
“我们发现，能够完全听懂没有上过学的盂县农村老人方言的中国人，在太原市几乎都没有。我们找到了少数正在山西、河北、内蒙古留学的日本留学生，还有当地翻译。”石田米子说。
“由于表述的条理不清，以及词汇不充分，或者出现了无法合适翻译的当地方言，就会容易产生误解。所以我们非常慎重地对全部证言进行了录音。对重要证言的全部或者部分，不仅仅依靠翻译出的日语，而是反复听保留在磁带上的证言者的原话，最终才形成现在的译文。”
盂县西烟镇、河东村、羊泉村、南社村……这些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地名，如今，在日本志愿者的笔下，化成了16位已知受害妇女受害地、被绑架地的示意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民间团体的所有人都不是专职人员，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教师、公司职员……所有工作都是他们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业余时间完成的，没有任何酬劳，只有付出。
随着时间流逝，知道了她们的调查、施以援手的专家和机构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山西省史志院、山西省档案馆、山西大学……
从1996年到石田米子等人的《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一书诞生的2003年，日本民间调查团留下了150多盘珍贵的磁带记录，每盘时长为两小时。
2004年4月27日，《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和相关录像资料被作为“慰安妇”索赔案的证据，提交上了东京高等法院。
但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慰安妇”事实，却驳回万爱花等人的请求。同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她们的上诉。
“请不要向我们道谢”
中国受害妇女在日本法院接二连三的败诉，引发了“山西省查明会”、“女性之战争与和平纪念馆”（简称WAM）等日本民间组织的一个决心。2007年的春天，她们开始筹备，想在中国举办一场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
WAM共同代表池田惠理子回忆了缘起：“我们强烈希望让这个展览在中国的山西省展出，是因为在山西有16位已站出来的受害女性。”
“虽然败诉了，但为了恢复‘大娘’们的尊严，我们仍然要继续与她们同步行动。我们愿将她们与被害的回忆、与苦难的人生的勇敢斗争，真实地传达给中国各地的人们。”这位与石田米子并肩作战的女士说。
这一“传达”，就耗时两年多。志愿者们挤出睡眠时间，埋头在170米长的展览设计、选稿、翻译之中。“我们不停地讨论，作业量很庞大，大家就像迷失在树海之中。”池田女士笑着说。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长魏国英建议下，日本志愿者制作了令人惊叹的“慰安妇的世界地图”。
WAM中一位30岁上下的女志愿者，在业余时间抽取了日本历史记载等各种档案资料，包括受害妇女在法庭上的证言、侵华日本老兵的证言、“国际战犯女性法庭”六次开庭资料，过滤出其中提到的所有日军犯罪地点，把全世界3000个以上的点一一标注在地图上。
如今，这张日本女性制成的巨大地图，静静地悬挂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厅中，令人们停下脚步仰视。它已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这一展览将从2009年11月到2010年11月,展出为期一年。所有的展览经费由日本民间组织向东京市民募捐所得。
“虽然决定要开展，但当时的我们是一分钱都没有了，就决定向市民募捐。没有哪个人是可以‘啪’一下拿出一大笔钱的富豪，钱都是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最初我们估计，300万日元就是极限了，要谢天谢地了，出乎意料，最后我们募捐到了400万日元！”池田与石田两位女士笑着说。
目前，她们还在有限的经费中，给患病的大娘资助医疗费。“但并不是随便就给钱，是按半年为单位列好预算，并且要看过大娘真实的病历，才能确定支出。”
池田惠理子女士说：“我们觉得，如果在很多人来访的博物馆里展出，能够让‘大娘’们的中国同胞加深对她们的斗争的理解和敬佩，对下一代的历史教育起到作用。”
但她们自己的环境却不尽如人意。放映历史纪录片、举办反战展览时，常受到右翼势力的冲击，甚至曾经失火。石田米子、池田惠理子等主要组织者常接到威胁电话，父母家也接过骚扰电话。
调查南京大屠杀20多年的日中和平研究会代表松冈环女士，据说在地铁站台排队等车时，长年都注意不站在第一个，以免发生“意外”。在交流中提到这件事时，中方许多人都当做一件“轶事”。
但池田惠理子马上举手严肃地说：“这已经是我们的常识了。另外，我们上下公共楼梯时，也需要注意一下前后。”
参加的志愿者之中，有人原本从事保险事业，因为工作之余不停往返中国日本，导致损害了身体健康，不得已辞职，失去了固定收入，现在仍义务来到中国。有人曾为调查专门来山西留学了两年半，如今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能听懂、翻译盂县方言。
而石田米子女士自己的先生从20多年前起，一直因病在家疗养，需要人照顾。
这次，研究现代印度史的丈夫对她说了四个字：“你就去吧！”于是，她再次踏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但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对石田女士说“很感谢你们”时，她忽然说：“请不要道谢。被中国人道谢，作为日本人，我们会觉得很为难。”
石田米子解释了她的婉拒：“因为我们做的一切不单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日本人。日本国内有人说我们‘卖国’，但其实我们不是在‘讨好’中国。战时的日本人在国外做了极其野蛮的罪行，但回到国内依然做‘好爸爸’、‘好儿子’、‘好丈夫’。我们是想提醒自己，让这样的事不再重演。”
认识历史是为了什么
与石田米子、万爱花漫步在同一片展览厅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也遇到过类似的事。
他碰到很多年轻朋友对日本友人说：“我觉得很感动，你们也是站在反日的立场上。”日本朋友就无奈地跟他们说：“我们不是为了反日。之所以追究战争中日本士兵的责任，不是反对日本，而是爱日本。因为我们认为，战后的日本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更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把过去的历史搞清楚，可是搞清楚又做什么用呢？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现在我们身边几乎很少有参加过战争记忆的人了，那么，学历史难道就是把记忆停留在记忆战争的残酷上吗？”步平说。
“我想，这个展览很具有代表性。是中日民众共同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上，祈愿未来的和平。目前两国人民还存在相互理解的问题，展览向我们提出了深层问题：如何从心理上、沟通上，更进一步相互理解。”
石田米子说，如今参加她们活动、主动了解那段历史的日本年轻人并不很多。“我们通常每两三个月会组织一次100来人参与的兴趣活动，其中如果有10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很不错了，全场都会睁大眼睛稀罕地盯着他们！”
在山西留学的日本大学生参观完展览后说：“看完后非常震撼，我就是希望来到第一线，用自己的眼睛认识历史。”
“这么多年来的寻访、研究，我获得的不是某个特定的结论，而是认识那段历史的方式，那就是必须由自己独立来思考，然后向前走。”石田米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