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看图片展
还我尊严
证言会上
致日本首相的信
中国首位控诉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万爱花实名指控日军性暴力
八旬老人实名指控日军性暴力
今年82岁高龄的万爱花老人，是中国首位以实名形式指证自己遭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犯罪的幸存者。她从60岁开始向日本政府讨要说法，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直到今天，老人的努力一直在继续。“就是要他们给一个说法”成为老人日前在八路军抗日纪念馆一个临时展馆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这是一个由日本民间组织筹备，得到了包括山西省委统战部、长治市有关部门等批准和协助，在中国山西武乡八路军抗日纪念馆内展出的特殊图片展，主题为《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被称为亚洲最大规模的“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万爱花遭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图片资料，就摆在展馆的醒目位置。她正是图片的主人公之一。山西省·查明会（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中国人“慰安妇”诉讼案辩护律师团等团体的24名日本学者参观了展览。
“万爱花等大娘们在二战时期，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在日本，我们的父辈祖父辈在此之前没有坦白，日本政府也没有进行谢罪赔偿。虽然我们不是战争的亲历者，但为了今后，我们必须去做这些事。”山西省·查明会成员、“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负责人池田惠理子女士说，
《法制周报》推出《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系列报道后，引起了国内外关注抗战人士的强烈反响。作为唯一受邀请参加此次图片展的法制类媒体，本报记者对万爱花进行了独家专访。
“活到120岁也要讨还这个血债”
2009年3月21日，山西武乡。沿太长高速公路疾驰2个多小时后，一个从太原出发的小型车队，停在了中国八路军抗日纪念馆大坪内。精神健朗的万爱花在民间人士张双兵和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日籍华侨林伯耀的陪同下，走向《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临时展馆。
在场许多人都纷纷主动让路，有人亲切地称呼她一声“大娘”。在中国北方地区，“大娘”是对老年妇女的普通称呼，但在当天前来参观图片展的日本民间组织友好人士看来，这个称呼饱含着亲昵与尊敬之情。对二战期间受到侵华日军性侵害的女性，他们都会用“大娘”来称呼。
在一个留言簿上，万爱花写下了四个大字：“还我尊严”，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参观完图片展后，主办单位在八路军纪念馆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长达三个小时的“证言会”，在这次会议上，作为唯一参会的受害者代表，万爱花不仅出示了手写的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信（内容是敦促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还发表了证言。
“我是这些老人中年龄最小的。日本人不承认这个错误，就是盼我死掉。我打官司的时候60多岁，现在都82岁了，（日本政府）还没有赔礼道歉，我死不了，活到120岁也死不了。这个血债是一定要讨的。”万爱花老人掷地有声地说。
曾三次被抓进鬼子据点遭受凌辱
“我于1929年12月12日，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河林格而县韭菜沟村，原名叫刘春莲，是汉族人。”
万爱花向《法制周报》记者出示了一份由她签名的“证言”稿，详细描述了自己遭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惨痛经历。随着老人的叙述，67年前发生在老人身上的点点滴滴，被逐步还原。即使事过境迁这么多年，仍让听者为之洒泪不已。
万爱花说，在她4岁的时候，因为家贫，她被家人卖到山西省盂县羊泉村的李五学家里做童养媳。
“当日军入侵山西省的时候，邻村的房屋都被烧光了，很多人都被日军杀害。日本兵把受害者的尸体，扔到枯井里，随后又用乱石块将井口掩埋掉。”万爱花说，“我从小就非常的憎恨日本鬼子，11岁时就参加了村子里的抗日活动。”
年幼的万爱花没有想到，日军罪恶的魔爪很快就向她伸了过来。
1943年6月7日（农历，以下涉及到历史日期均同此，记者注），日军对万爱花所在的村庄进行扫荡。得到消息后，万爱花躲到了桃庄的一个暗沟里，但很快就被日军发现，被带到距离羊泉村16公里外的进圭社村东侧的日军据点。
“当时和我先后被抓走的，还有同村的陈林桃、刘面换、冯北香、刘二荷等4人，被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当天，就有日本兵来到这里，对我们实施惨无人道的强奸。”万爱花说，残害是不分昼夜的。在日军驻点经过将近20天的地狱般生活后，6月28日，万爱花趁机逃走。
50天后的8月18日、灾难再次降临到了万爱花的身上。
“当时，我正在河边洗衣服，发现后，没有来得及逃跑，又再次被他们抓获了。
“这次也和上次一样、鬼子不停地对我们进行凌辱，并威胁我们，要我们说出村子里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及八路军支持者的名字。如果不说，他们就对我们严刑拷打，变本加厉地虐待我。”万爱花说，给我的食物都是他们的残羹剩饭、根本就填不饱肚子，日本兵心情不好时根本就不给饭吃。
“就在日军到枣园村进行扫荡的时候，我再次逃出来了，那是9月16日的事情了。我到处躲藏，但是因为家里有需要照顾的病人，我又逃回了羊泉村。”
不幸的是，82天之后，她再次被鬼子抓获，更为悲惨的命运在等着万爱花。“他们把我捆绑起来，用一头驴驮回了进圭村东侧的日军据点。到那里后，每一天，都有许多日本兵对我实施轮奸。”
由于长期遭受折磨，万爱花的大腿两侧伤痕累累，肋骨有几处被折断。经过前后三次累计达数十天的折磨以后，原来比较高大的万爱花，整个身体都变了形状。
万爱花原本身高1.65米，后来竟萎缩到只有1.47米了。（转16版）
“受到日本鬼子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以后、我已经不省人事。他们竟把我扔到了村子附近的一条河里面。那时候，正值阴历的正月二十八日，河水冰冷刺骨。值得庆幸的是，村子里的老人发现我后，把我救了起来。”
向日本首相写信强烈要求道歉
被好心的当地老人救起以后，万爱花有整整3年生活不能自理，一直躺在病床上。直到1949年，万爱花的身体，仍然没有办法挺直，只能弯腰向前走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万爱花接受了按摩、气功等各种治疗后、腰板慢慢地可以伸直，但却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
“因为害怕受到家族人和村里人歧视，我只好一个人背井离乡搬家到了太原。一个人居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孤独地生活着。”
新中国建立以后，离开家乡来到太原谋生的万爱花，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政府的控诉，直到她60岁的那一年，在一些民间人士和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她才最终走上了起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抗争之路。
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也没有向万爱花等一大批战争时期的受害者道歉。在3月21日的证言会上，万爱花当场发表了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信，在信中除了继续控诉当年遭受日本兵残酷摧残的事实外，还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
“由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使我身体留下许多疾病，身体极度变形，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落下终身后遗症。如今，身体集重病一身，每日生活在痛苦的深渊中。自1992年以来，我先后7次来到日本，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以自己的悲惨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战争给我造成的极大伤害。1998年10月30日，我亲自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但是，许多年过去了，日本政府仍然无视中国人民的谴责，不理睬我们这些战争受害者的正当要求，拒不承认二战时期迫害我们这些受害妇女的罪行，让我们继续承受日本兵对我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几年前，我曾给原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先生写过信，也终未有任何回音。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难道日本政府还要无动于衷，眼看着我们含恨而去吗？”
“鸠山先生出任日本首相了，并听说先生表现出了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诚意和勇气，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衷心致函首相先生，能够尽快采取各种进步的手段，妥善解决包括我在内的受害妇女的问题，切实落实对我们的谢罪和赔偿。”
坚强背后的精神力量
林伯耀与万爱花老人的结缘，已经过了18年。林伯耀告诉《法制周报》记者，1992年，他第一次通过中国民间人士张双良先生，找到了万爱花。从此，林伯耀就将替万爱花向日本政府“讨要说法”当作了自己的使命，在中日两地奔走呼号。
“万爱花女士公开真实姓名已经有10多年了，比起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迄今为止，公开真实姓名的性暴力受害姐妹很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林伯耀说，作为一个受害者，用真实姓名勇敢地站出来，需要的不止是勇气，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顽强的执著精神。
在当天举行的证言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步平，对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举办的这次图片展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表示，“这个展览第一是谴责了日军二战时对女性的罪行，第二反映了战后日本人的思考，我觉得第二点更重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日本民间团体）来追究战争期间日本军人的战争责任，并不是反日，同样也是爱日本，为了日本。只有反省了战争的罪责，才能换取国际社会的认同。这个展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思。”
山西大学日本留学生猩猩连说，“我当初到东北看到了很多不知道的事情，而在这个展览上，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通过图片展把历史的真相还原，我想中日都能看到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