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鸠山谢罪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事实怎样：是见光死还是空穴来风？ 阮次山：这个消息据我所知，其实是有的，双方都有这个意愿。但被媒体披露后日本国内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被迫否认…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媒体误了事。[详细] 何亮亮：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空穴来风，有可能是一些西方的记者试探一下中日两国民间反映。中国民间并没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鸠山由纪夫首相要访问南京，好像这样才是一种谢罪；而日本方面对南京很敏感，双方民间还没有这样的要求。[详细]

历史的经验：谁在推动法德化解百年恩仇？

德法两国化解百年恩仇，但前提是双方的民间情绪针对历史问题已处理得非常清楚，德国人民对历史清醒的反思非常彻底，法国人民也完全的原谅了…

双方对历史问题清晰地梳理 德国：为防止新法西斯悲剧的重演，对公民特别是中青年人进行多种形式的历史教育，强调“关键的任务是教育下一代，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责任视为己任”，使没有经历过炮火硝烟的下一代了解到“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以及法西斯的残暴统治”； 法国：抛弃以前对德国“侵略成性”的成见； 双方：共同历史研究、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以达成历史共识与和解，促进和平友好关系的重建，在欧洲有着较长的历史。

两国公众情绪：反思与原谅化解仇恨 德国勇于承认战争责任和罪行的行为，勇敢面对历史和真诚道歉，不仅赢得了宽容与尊重，也使战后欧洲建立起新的信任关系，为欧洲真正的合作打下基础。与德国的认罪态度相对应，法国人放弃了百年来心中的仇恨，与邻为善，勇于与百年夙敌化解恩怨的这份大度也令人钦佩…

两国高层用远见卓识指引方向 阿登纳：“我有意选定法国首都作为我第一次正式访问的地方，是想借此证明，我把德法关系看成是解决任何欧洲问题的关键。” 戴高乐认为，要想使法国恢复大国地位，并使联合的欧洲成为独立于美苏的力量，必须取得德国的谅解和支持。在当时，法国的政治地位高于战败的德国，如果法国采取主动姿态显然更有利于双方和解。 从1958年秋到1962年年中，阿登纳与戴高乐之间通信达40余次，会晤15次，总计进行了100多个小时的会谈…

要日本首相谢罪，还需要做什么？

中日实现真正和解，远不是一个道歉可以解决，双方还有很多要做：对历史的正视，有远见的政治家，而更重要的则是两国民众情绪的纾解。

对历史问题进行清晰地梳理 很多日本民众的历史观还是相当模糊的，他们只承认败过美国，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败给中国等等；同样在中国民众当中，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历史观就完全正确了吗？过去我们有政治至上的观念，包括国共的历史，很多细节比如南京大屠杀的具体细节、死难者人数没有精确到位。 因此，两国必须正视历史问题，第一，如果有这个举动，他一定是有标杆意义，一定要肯定；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问题在中日民间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第三，历史问题到底占什么样的作用？至高无上，没有解决历史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还是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平息……

中日之间要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中日之间我们呼唤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必须要远见卓识，必须像当年阿登纳、戴高乐一样，力排众议，然后指出我们两个民族的方向。但与此同时他也必须要非常清醒，必须务实。他必须要清醒的知道身后的民间情绪是怎么样的。当然假如能力排众议，带领民众向前走，不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当然是非常好。如果说由此会产生很多巨大的反作用，这样的举动是不是一定要做，或者在什么时候做？

中日民间如何认知与调适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在民间多搞一些论坛，不要局限在两个国家几十个学者中，应该适当扩大一些范围，扩大到公众平台上去。应该赶紧利用鸠山时代，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好过那些到南京磕头、鞠躬，那样反而毒化了日本国内的气氛。在中日之间，可能现在做实质性的事情，比做象征性的事情更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民间如何完成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的调适。这一调适给中日双方民间带来的冲击程度是不同的：由于两国规模的不同，同时也由于两国在崛起期所处的阶段不同，因此中国崛起给日本国民带来的心理冲击，显然超过中日关系调适给中国国民带来的心理冲击…

	中日实现和解，最难仍在两国公众情绪：日本能不能彻底地反思，中国可不可以从心底原谅，双方对历史能不能清晰地梳理？对民族感情的拂拭绝非易事，但如果不去尝试，即使鸠山谢罪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