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是典型的罪大恶极的国家犯罪，人人都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人间地狱，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远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戮，那就是细菌战！
——— 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中国细菌战受害原告日本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
我们必须制定出一部日本政府对战争受害者有赔偿责任和义务的法律来。德国都付了7兆以上的赔偿，德国都能付出，日本为什么付不出来？关健是能不能面对历史，愿不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 日本战后赔偿联络网干事代表有光健
(从事战后补偿诉讼)17年，我老了，但政权也变了，鸠山是我大学的同学，在野时是补偿问题的支持者。我对新政府解决问题还是很有信心。
——— 日本律联协会长高木喜孝
2009年12月14日，东京，一位拄着手杖的日本老妇人，向媒体讲着她从东京轰炸的火海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就在这一天，8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也在东京，她受邀向日本市民讲述自己和家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东京和南京，战争的苦难将两个城市两个不同民族的人连在一起。
在日本从事战后补偿运动的土屋公献、荒井信一、前田哲男、中山武敏以及细菌战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战争的残酷性和战争的责任一点一点地被揭露了出来，战争受害补偿问题也从此摆在日本历届政府面前。
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一上台，就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而这被很多日本学者认为是解决日本和亚洲国家历史问题的一个契机。2009年10月21日，日本参众两院议长在官邸接见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这是1997年发起的细菌战诉讼的中国受害者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会见。
日本从事战后补偿运动的律师、学者、民间NG O人士也从种种迹象中感觉到新政府对这个老问题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日本新政府有意跨过战后补偿这道老门槛？如何跨过这道老门槛？
东京和南京：两位老人，一样的记忆
2009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门口，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妇老翁在寒风中翘首等待，他们将红色的标语斜背在身上，向围拢来的媒体边诉说边流泪；他们将亲人的黑白遗像，紧紧地抱在胸前，神情凝重地伫立着。
这是曾经在东京高等法院门口上演过无数次的场景之一———二战中的受害者，向日本法院状告日本政府，追讨正义。但这一天的主角从曾经的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换成了日本人———日本的市民状告自己的政府，要求政府谢罪和赔偿。
起诉由131个东京大轰炸的原告发起，2006年3月9日，在东京遭受美国飞机空袭苦难60周年纪念日时正式向法院提交诉状(本应该是10日，但正好是周六法院休息)。
东京大空袭诉讼原告团团长、律师中山武敏告诉在现场的本报记者：因为旧日本军在二战期间对中国重庆等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才让美国有了对东京轰炸的理由，招致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非军人实施的杀戮。日本国家应该对轰炸受害者进行谢罪及救济的义务，但通过交涉并没有等来道歉和赔偿，因此受害者决定将政府告上法庭。
日本也有战后补偿问题，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等待着道歉和补偿。
1945年3月10日凌晨，东京人都在睡梦中，美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空袭，东京数以10万以上的人死于一次3个半小时的空袭，酿成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轰炸事件。
日本茨城大学原教授、战争空爆问题研究会会长、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共同代表荒井信一说，东京大轰炸是对市民等非军事目标无差别的空袭，目的是为了迫使日本投降。美军在东京市民居住的区域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被精确地投放在居住区的外围，烈火形成对内部居民的包围，使民众难以逃生。“这完全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并且晚上可以低空飞行，900架飞机是在东京上空1500米投的弹，美国的飞机员说都能闻到人肉被烧焦的味道。而平常的轰炸高度一般是在5000米以上的”。荒井信一说。
东京大轰炸幸存的131名受害者目前最大的91岁，平均年龄也77岁。2009年12月14日，一位拄着手杖的日本老妇人，向媒体讲着她从东京轰炸的火海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当老人说到60多年来她一直不能安睡，耳朵里总是会出现飞机轰鸣的幻觉，还能听到人体燃烧的滋滋的响声和闻到人肉烧糊的味道时，所有在场的人无不戚然。
而就在这一天，一个来自中国南京的老妇独自垂首坐在东京中日友好会馆后乐宾馆的前厅里。她是8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受日本和平运动团体的邀请到日本向日本的市民讲述自己和家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在东京、大阪8个城市讲了8场，讲一场哭一场，再加上天天坐车，老人都要累死了！”杨的女儿说。
1937年12月13日南京的受难日，也是12岁的杨翠英和她一家人的受难日。“我家在南京许府巷33号-1的房子被日本人扒了，大家都集中到傅佐路14号的难民营里，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家里的四个人被日本人杀了。”
日本军人冲进了难民营，用长枪上的刺刀戳杨翠英的父亲，12岁的杨翠英怀里抱着不到两岁的弟弟，她惊吓得跪下来，边哭边求饶，“那么长的枪，那么亮的刺刀，我喊‘不要刺我的爹啊’！”杨翠英的哭喊声反而引来了日本人，一个巴掌扇在她的脸上，怀里的小弟弟就是这一瞬间被抢走了。“他们把我的小弟弟摔在地上，活活地用皮鞋踩死了呀！”
杨翠英的舅舅和堂爷爷也被日本人杀了，“眼看着一家人被杀了四口，我母亲哭啊，哭得双眼失明。当时她怀着孩子，父亲死后的第五天，孩子生了下来，是个小弟弟，但母亲太悲恸了，小弟弟完全没有奶吃，很快就饿死了，我母亲的眼睛也哭瞎了。以后就这样的一个瞎了眼的妈妈，带着我和我妹妹，还有一个弟弟过日子。”
老人的左耳朵是聋的，说话得对着她的右耳朵讲，她说这就是当年被日本人一巴掌打的。
老人说，日本军人一上午就杀了他家四口人，她认识的邻居家里也死了很多人。难民营后面有一个大鱼塘，每天用卡车拉来很多尸体，向里面填，填得满满的。“不会忘记的，永远都不会忘。只有死了就忘记了。”老人说。
东京和南京，中国的老妇和日本的老妇，战争的苦难将两个城市两个不同民族的人连在一起，战胜国和战败国、受害方和加害方，这一刻并不容易分别，而唯有苦难是相通、相同的。
日本人有光健这些年一直从事联络亚洲及世界战争受害者的工作，制作世界战后补偿网以联络各国的受害者，他说日本战争遗留问题涉及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韩国、朝鲜、荷兰、菲律宾、日本、印尼、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近30年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向日本法院提起70多件索赔案，至今无一胜诉，和解的有5件。大部分案件已经被宣判败诉，目前还有10个正在诉讼当中，但结局已定。
“在日本的法院是打不胜的。”正如有光健所说，这也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诉讼。东京高等法院宣判还没有结束，两位报信的人手里各举着一面白底黑字的条幅从法庭跑了出来，一幅写的是：“请求弃却(驳回请求)”、一幅上写的是：“司法的责务放弃(指：如此判决，是法院放弃司法责任)”。
无差别的大轰炸、大屠杀；细菌战、毒气弹；强掳劳工、慰安妇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后60多年后，日本和亚洲的战争一页，远远没有翻过去。
土屋公献：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诘问
2009年12月13日东京时间下午1点30分，东京四谷，一些人聚集在一起参加土屋公献的追思会。
土屋公献2009年9月25日因病去世，享年86岁。10月31日，《朝日新闻》刊登原明治学院大学校长森井真悼念土屋的文章，说土屋在战争期间“以学生身份上阵，亲身体验到了战争的愚味和悲惨后，把余生都献给了和平。土屋曾说过，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反战再不会被抓被迫害了，而沉默却是大罪，和平要从正视历史开始。”
土屋的静冈高等学校同学、同是进行和平运动的荒井信一评价土屋说：“他不仅仅是一面旗帜，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帮助这个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人。”这个评价正应和了《读卖新闻》晚刊里对土屋公献的评价：一名律师、一名街头的律师、一名硬骨的汉子。而在日本，这种为街头穷人辩护的律师被称作是“社会派”、“人权派”“左翼活动家”。
对日本人来说，他曾经是日本律师协会会长，是解决战后补偿问题带头人；对中国人来说，他是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日本辩护团团长、重庆大轰炸中国原告辩护团长；对于韩国人和朝鲜人来说，他是慰安妇问题解决立法委员会会长。他曾经是日本国家功勋的候选人，但他坚决地辞谢了，他的妻子说，“如果我们接受国家的受勋，就不好对国家进行批评了。所以土屋是不会要这个勋章的，他是身上有在野者(非当权者)精神的律师，叫我们懂得了战争的恐怖，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在野者的精神。”
2008年10月，土屋的自传《律师魂》首发，这本自传里他把自己的人生分了三段，一段是自己的战争经历，第二段是律师生涯，第三段是从事战后赔偿事业。《律师魂》发行时土屋的身体已经很差了，这也算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最后终结——— 从战士到和平卫士。
太平洋战争后期，还是学生的土屋应征入伍，先被派往旅顺，后又转赴小笠原群岛，驻父岛。这是日本即将战败前的父岛，绝望、饥饿和死亡笼罩着日军。战争结束前，上司命拥有剑道二级证书的土屋用日本军刀处决一个美军俘虏，而他当时是没有选择的。但在处决前一个剑道四级中尉自告奋勇，要显示一下刀技，上司说，那就让高手来吧。
处决当天，土屋值班，他把那个美军俘虏蒙上眼睛，领到刑场，并让那个俘虏盘腿坐下。“那个剑道四级的中尉很利落砍下美俘头颅，周围响起欢声”，战后，美军调查杀俘事件，中尉被追究，他跑回家中割喉自杀。“他是替我死的。”土屋在书里说，杀掉美俘次日，守岛日军抓到了两个挖尸体的日本军人，土屋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说是出于对美军的愤怒，想吃掉这个美国兵的尸体。“可能是那两个士兵饿疯了，各战区曾传说吃人的故事，看来是真的。”
这成了土屋反思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荒诞”，土屋说。
1996年从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刚刚退下来，细菌战诉讼日本辩护律师一濑敬一郎便去找他，请他来担任辩护团团长，“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答应了。”对于土屋来说，一濑是一个后生，一濑是在土屋举办的律师资格班上认识土屋，并以此考取律师资格的，所以能不能请到土屋他没有把握，是硬着头皮去的。
土屋的影响力果然不负众望，在担任辩护团团长后，土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日本全国的律师发传真、打电话，邀请他们参与细菌战调查和诉讼的准备工作，土屋以其前会长的影响力，一下就招来200多名律师志愿为中国受害者提供帮助，“土屋来之前，我们只有十来个律师，后来一下子就变成200多，又变成了300多，”一濑说。
从1995年细菌战的受害调查到2005年终审败诉，土屋和中国的受害者走过了十年的历程，这十多年里，细菌战诉讼将过去半个世纪一直被美日联合掩盖的罪恶揭露出来，并得到了日本法庭对事实的认定，土屋在美国向世界演讲时说，“细菌战是典型的罪大恶极的国家犯罪，人人都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人间地狱，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远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戮，那就是细菌战！”
多次和土屋共同出庭作证的细菌战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说，每一次出庭作证，土屋都笔直地站立，慷慨陈词，身上有凛然不可犯的威严。但坐在他旁边的王选注意到，到了诉讼后期，有几次向法庭陈述时，土屋撑在桌子上的双手不住颤抖。“这么大的恶，一次次地向法庭陈述、辩护，对一般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身体损伤！”王选说。
中国的原告对土屋怀着一种非常纯洁的感谢之情，多年一起的诉讼努力让他们的情感融合在一起。
王选在2009年中秋节前从上海给土屋寄了一盒月饼，中秋的月饼是年年要寄的，只是2009年的土屋患癌的身体状况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说话已经意思不明了。土屋的妻子富美子在电话里对王选说：“我会把月饼切下来薄薄的一片，放进土屋的嘴里的”。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是中国民间人权的觉醒，这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进步而来的、人的尊严、生命的尊严，个人的生命的觉醒。对日民间诉讼给中国民众的这种要求找到一个出口——— 战争损害补偿。
在土屋的追思会上，崔凤泰向土屋的遗像敬上一杯啤酒，然后跪下行叩首大礼，现场的气氛为之肃穆。崔凤泰是一名从事战争索赔的韩国律师。他说他是用韩国人的礼仪来向土屋致敬的。土屋是日本战争期间慰安妇问题立法会的会长，他一边为韩国慰安妇出庭打官司，一边试图推动立法解决慰安妇问题。
三年以前土屋就被发现患了癌症，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但他一边接受放射治疗，一边仍继续出庭，并参加集会游行。
“土屋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东亚人权的维护者。人权没有和平就不能实现，他是最符合和平的使者这个身份的律师。”德国电视台协会东京支局的西里扶甬子说。
土屋追思会并不仅是土屋逝世的一个特殊的记念日，也是日本从事战后补偿运动的人借此进行的一个聚会。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大学的学者、法律界人士、民间N GO召集者和社会活动家，所关注的战后补偿运动也不同，他们有的是为韩国慰安妇打官司，有的关注英国战俘问题，有的是为中国劳工或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再加上各自的政党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平时各干各的，有时还会有争执和争吵，所以很少能聚到一起。但为了追思土屋大家聚到了一起。
追思会还是依照每一次在一起开会搞运动的惯例，由每位参加者自己出会费，每人5000日元，学生、靠退休金生活的人和海外人士每人3000日元。
这似乎是一群日本的理想主义者的集会，一群对战争有反省人的集会，是一种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人的聚会，也是一群多年来致力于日本与亚洲战争遗留问题解决者的集会。这里面几乎没有年青人的面孔，一眼看上去多是白发人。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过去的那场战争离他们并不远。他们中的少数人有战争的直接记忆，更多的人是战后日本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他们曾经从父辈的嘴里听到过战争二字，除了这群人以外，日本的青年人很少有人关心发生在久远的过去的战争中的事了，更不关心战争曾经给日本、给亚洲带来了什么样的记忆。
而土屋的去世代表着日本经历过战争一代人渐渐走出历史，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代人对战争的反省，挑起了日本反思、诘问和追讨战争责任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带动下，从上个世纪战争结束后就在日本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民间和平运动，这最终促使日本市民社会的成长，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而如今，苍发满头，土屋一代的知识分子留给人们的只是他们渐入历史暮色中的背影。
战争遗留问题，从日本到亚洲
日本在战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政府希望战争这一页被快快地翻过去，战争问题就被搁置于一边。荒井信一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战时他是一名19岁的陆军二等新兵，1945年8月15日入伍，9月13日就投降了，所以从没走上战场。当时部队有一些40岁左右从中国战场回来的老兵，晚上常在一起密商，19岁的他一直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后来他知道了是美军马上就要进驻日本，他们在商量怎样把自己的女儿藏起来，把自己的钱财藏起来。“他们以为自己在别国干的事美国人也会干。从这一件事上我就知道了他们在中国做了什么。东京审判果然证明了他们在中国做尽了坏事。”
荒井信一说，1993年成立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时，他对战争中所发生的事还不是太懂，只是一名大学教授。资料中心建立后不久《井本日记》被发现了，这本由日本陆军中国战区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雄男写下的战地日记详细地记载了如何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的作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是日本防卫厅公开战时资料时的一次“疏漏”，以为这只是一部普通的作战日记。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发现这部日记中记载了日军对于细菌武器的使用，便派了他的学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防卫厅研究所资料馆里把它抄录了下来。这部日记至今仍然是日本唯一一部公开的，关于细菌战的日本军方资料。
荒井信一主办的《战争与责任研究》杂志第二期就刊登了吉见义明关于《井本日记》与细菌战的论文。“这是唯一刊登井本日记中有关细菌战的地方，别的地方很难登得出来。没有《井本日记》就没有细菌战的研究，也没有日本法庭承认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认定。”荒井信一说。
荒井信一从此把全部精力投入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研究，“本来和土屋是同学，毕业后大家各走各的路，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我们又成了战友”。
荒井信一说《战争责任研究》是非常严肃的学术性杂志，学术水平很高，但对所有的作者都不付稿费，订阅也全部是靠会员费。经费虽然是个大问题，但他努力不让它成为日本的“3期杂志”(日本杂志创刊快停得也很快，一般出到第3期就没下一期了)。《战争责任研究》是季刊，一年出四期。现在已经出到第67期。三个编辑，都是志愿者。
战争责任研究光有律师或光有学者都不行，必须是各种力量的结合，才能取得成功。不说亚洲其他国家的受害，就算日本本国的情况，也是经过几十年努力才大致有了一个轮廓的。
战后日本政府公布了一个日本战争死亡者的数字，310万人，其中80万平民，80万人中60万死于空袭。关于原子弹爆炸的死亡人数日本政府1945年公布的数字是8万。
对于这个数字日本社会是质疑的，但到底死亡多少，日本政府并不愿意重新调查。1977年，荒木信一发起和参与了一个民间调查，当时参加的人有搞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文化人类学者，有经济学者、历史学者，有新闻记者等等。数据统计到1946年底，原子弹爆炸的真实面目被还原了出来。
死于原爆的人数是13万-14万左右，仅长崎就有7万人，21个国家的人在原爆中死亡。而后来因为原爆引发的疾病死亡的是36万，两项相加，死于原子弹爆炸的人是50万！这和官方公布的数字相去甚远，之后，这些自发的市民团体将这个数字寄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他们对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进行认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多次核实，最后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于是从1978年开始在国际上采用这个数字。
“东京大轰炸同样也是如此，日本政府根本不进行调查，政府一分钱也不给，于是我们就自己开始做。”“日本政府也是至今没有处理好本国国民的战争受害补偿问题，日本政府的‘恩给’政策，是十年以上的军人才有恩给，公务员也有。日本的原有法律对战争中死去的军人的遗属也进行补助，妻子一般是按月领取，死去军人的母亲给过三次，子女没有给过补助。对于轰炸中死去的军人，有《防空法》也可以给予补助。但像东京大轰炸这样的受害民众，却没有进行过救济或补助。”荒井信一说。
那么东京大轰炸的受害者为什么到2006年才告日本政府要求赔偿？那是因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收集证据，搞清事实的研究才起步，荒井信一说。
日本著名自由撰稿人、军事评论家、现为东京辅导国际大学教授的前田哲男，就是东京大轰炸的研究和调查者之一。
前田哲男出生在北九州市，这个城市曾经被美国选定为投放原子弹的城市，但那一天九州市上空云层很厚，所以改投了长崎，前田当时是7岁的小男孩，他说，如果不是那一天天气的原因，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前田从学校毕业后的工作是到长崎当记者，这让他直接看到原子弹受害者的余生是如何的痛苦，他采访到了美国佐世保军事基地，看到美国航母上每天起飞的大规模轰炸越南的飞机，也看到美国的核潜艇自由地出入日本，他说这些都让他和战争大轰炸结下不解之缘。他的专著《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 广岛的道路——— 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将二战中的大轰炸进行了详细的揭示，而他的研究也从日本扩展到了中国重庆。
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揭露、认识和要求解决战争责任的呼声，就被前田哲男这样一批日本人一点点地扩展到整个亚洲。战争的残酷性和战争的责任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揭露了出来，战争受害补偿问题也从此摆在日本历届政府面前。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的慰安妇在日本律师和和平运动人士的帮助下，去到日本状告日本政府，接下来是90年代到日本要求清算战争责任的中国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战争索赔运动如一波波的浪头冲击着日本法院和政府，虽然没有一例最终获得胜诉，但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残酷加害事实却在诉讼的推动下被调查了出来，最终成为被法院认定为铁的事实。于是怎样对待战争、怎样对待亚洲的受害者一直成为日本各届政府所不能绕开的问题，也成为日本和亚洲各国政治、经济交往中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日本新政府有意跨过老门槛？
2009年12月，日本负有盛名的严肃出版社岩波书店月刊《世界》临时增加了一期杂志，封面题目是：“大转换：新政权如何改变，改变了什么？”其中有一组约请日本各领域里有名学者写的文章，主题是《新政权的课题》，列举了新政府需要面对的大问题，其中除了日本经济的走向、社会保障、统治系统、日美关系等问题外，战后补偿问题赫然在列。
日本从事战后补偿运动的律师、学者、民间N G O人士也从种种迹象中感觉到新政府对这个老问题不同于以往的态度。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一上台，就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而这被很多日本学者认为是解决日本和亚洲国家历史问题的一个契机，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实现这一设想的。2009年10月21日，日本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分别在参众两院议长官邸接见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参众两院议长都表示日本应该去解决这些问题，国会也将为此付出积极的努力。此次会见是1997年发起的细菌战诉讼的中国受害者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会见，这显然是日本议会的一次态度亮相。
而更多的迹象也一点一点地冒出来，给为此奋斗了多年的日本和平运动人士以希望。土屋公献的追思会，送来花圈的有日本法务大臣、参议院议员千叶景子。土屋一直是从立法上彻底解决日本战争遗留问题的提倡者和推动者，千叶景子的花圈让人产生某些联想。另外还有参议院议员今野东、参议院议员石毛映子、冈崎トミ子、枝野幸男、众议院议员円より等来送花圈或出席。
日本众议院议员今野东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政府对这个问题怎么想很重要。鸠山首相对于战争处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就我个人看来，现在不会像自民党那样认为“问题已经过去了，解决了”。今野东是日本议会里积极推进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议员。他认为：日本不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这个国家就无法起步。
而从事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民间N G O、学者、律师们也开始了积极的行动，试图在更高层面上推动日本政府跨过这道老门槛。
2009年10月17日，日本律联协的战后赔偿立法筹备律师会团长高木喜孝和战后赔偿联络网干事代表有光健联名向鸠山首相提交请愿书，要求民主党新政权对战后补偿问题通过总括立法的方式进行解决。
请愿书指出新政权以构建亚洲共同体为目标，建立包括与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互相信赖关系，解决战后问题是符合和有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
日本律师联合协会是支持战后补偿的一个组织，全国有七八十个律师团体，六七百名律师自愿参加为亚洲战争受害者进行诉讼的法律援助。协会律师今村嗣夫等主持了“准备战后补偿立法的律师会”，向日本政府提供立法建议。1995年今村嗣夫等向日本政府国会提交了《外国人战后补偿法》草案。提出日本政府不应该只是坐等依照诉讼程序被请求补偿，而应该通过自身的立法来解决战后补偿问题，草案中提到因日本政府实施的违反国际法的不人道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外国人个人，有权要求道歉和支付赔偿金，日本政府应该筹备设立一个基金，用于战后补偿和进行战争损害调查。
这个立法活动得到了参加律联协的全体律师的一致通过，这成为了《慰安妇立法案》及《强制押送及强迫劳动补偿金立法案》的基础。目前，立法运动得到了民主、社民和共产党三党支持。三党联合向国会提交了《促进解决战争时期强制受害者问题的法案》，希望能够在民主党这届政府得到通过。
细菌战方面，2009年10月由日本学者和N G O共同成立了“细菌武器资料公开究明会”，向日本政府要求公开细菌战的全部资料以便使被掩盖了60多年的罪恶大白于天下。
“我们必须制定出一部日本政府对战争受害者有赔偿责任和义务的法律来”。向鸠山首相上书的战后赔偿联络网干事代表有光健曾一个人做一个网站，联系9个国家和地区的受害者组织，支持他们的诉讼，而现在他更像是中国战国时代到处游说“合纵连横”的说客苏秦，出入于日本的内阁府和国会，游说日本各方通过立法的方式一揽子解决与亚洲的战争遗留问题。
“把要立的法律文件写出来，然后去找对这事关心的议员，参众两院都有立法局，找那里的议员写成法案，再去说服更多的议员赞成，然后再去找日本7个政党的党首，去聊，去说服他们联署，比如我昨天就去找众议员议长谈韩国BC级战犯的赔偿问题”。当本报记者问起他如何进行游说时，有光健如此说。那么这种游说有没有成功的例子？“有，最近就有一例”，有光健说，731部队骨干战后在日本组建的“绿十字”造成300万日本民众感染C型肝炎，最近通过立法给受害者进行救助。
有光健毕业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学部据说出了好几个总理。也有人建议有光健出山，参加参选议员从政。但他说如果参选就只能从属于一个政党，而战后补偿需要联合各党的力量，所以他更愿意义务地做事。所谓义务工作，就是没有收入，甚至没有钱买养老保险的年金，而年金是日本人年老之后的生活来源。像有光健这样的在日本有一批人，他们在不懈地橇动日本政府去面对那个老问题。
日本律联协会长高木喜孝说他从事战后补偿诉讼17年，“17年，我老了，但政权也变了，鸠山是我大学的同学，在野时是补偿问题的支持者。我对新政府解决问题还是很有信心。”对新政府有信心的人不止高木喜孝一个，但忧虑的也大有人在。
日本新政权在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几乎没有一项合格，日本政权的动荡更替之快也是大家有所见识的，另外，围绕战争遗留问题在日本一向有不同的看法，新政权必须统一大部分人的认识，立法才能获得通过，这些都是难点，还有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甚至有人担心日本拿什么来赔偿亚洲的战争受害者。
“德国都付了7兆以上的赔偿，德国都能付出，日本为什么付不出来？关健是能不能面对历史，愿不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光健说。
■链接
国家放弃“战争赔偿”≠个人放弃“受害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其中第五条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国家放弃“战争赔偿”并不等同于民间受害者放弃了个人追索“受害赔偿”的权利。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中国劳工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说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第五条，中国国民在法律上失去了对日本政府和日本法人的赔偿请求权，故驳回了中国劳工的诉讼请求。同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中国“慰安妇”诉讼案的赔偿请求。日本最高法院首次作出的这一判决剥夺了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权。
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指出，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是着眼于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作出的政治决断。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强征和奴役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迄今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现实的重大人权问题。
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时曾说，二战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