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松和解”不如说是由日本支援人士代表的一部分日本民间群体与中国劳工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之间达成的和解。这群中日“蚂蚁”十数年来，通过日积月累的劳作，终于啃除了那岩石般的仇恨。　　　　　　　　　　　　　　——— 王选(细菌战原告团原团长)

    西松建设有力量影响现在的日本新政府。

    ——— 内田雅敏(西松建设和解中方律师)

    2009年12月20日，山东济南，正在举行日本企业西松建设与中国被掳劳工补偿金发放仪式。

    “杨济雷”--

    “周贯一”--

    “郑吉彪”--

    这些名字很久没有被人念过了，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知道曾经有过叫这个名字的人，他们有的人还活着，但大多数都已死去了。不管他们曾经怎样活过，在今天，被念到名字的人，都被定格于65年前的一段苦难的历史--日本强掳中国劳工。

    邵义诚是他们中间还活着的人之一。84岁的他脚步蹒跚地上前接过一个装有45366元汇款单的信封，同时也接过了一份迟到了十几年的和解。异国他乡、生离死别、日夜劳作、饥饿伤病、奴役杀戮、惊悚恐惧、死里逃生，所有这一切就这样消解了吗？

    饱受争议的和解

    李良杰大声斥责：“你们就是叛徒！”邵义诚勃然大怒：“你是英雄，你去做一点事情出来啊！”两位白发劳工的对吵让现场气氛几乎爆炸。

    西松建设的和解是2009年10月23日达成的。邵义诚等7名二战被日本企业西松建设强掳到日本进行劳作的劳工、各已故劳工的遗属在和解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中国民间自1995年就中日战争遗留问题进行司法诉讼以来达成的第二个和解。

    邵义诚等人在和解书上签字之后，一起来到了当年他们做劳工的广岛安野，向着那个当年的发电厂，现在已是一片高楼的地方说：“伙计们，我来看你们来了！他们总算是认错了，我总算是给你们讨来了一个说法……”说着说着，老人不禁双泪齐下。

    1942年11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日本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之要件》，开始了政府主导下、军队和大型企业抓劳工的行动。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军队、政府和企业将在中国抓到的38，935名男壮劳力掳到日本国，把他们安排在35家大企业所属的135个作业场里劳役。

    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就是35家大企业之一。当年西松组获得抓中国劳工的名额是300人，但他们超额抓了60人，然后由军队荷枪实弹赶入“锦隆丸号”货船舱底，押转到广岛县山县郡加计町的“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开山洞修电站直到战争结束。

    360名中国劳工在饥饿、寒冷、劳累、疾病、打骂、屈辱之下至战争结束，有29人死亡，负伤者112人，患病者269人次，终身残疾者至少5人。1945年11月底，幸存者才拖着残疾之躯回到祖国。#p#分页标题#e#

    邵义诚没有想到的是，2009年10月23日和解的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巨大的争议，争论在2009年11月23日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针对中国国内的不同声音，负责西松建设和解的日本律师内田雅敏等和20多年一直支持劳工讨还公道的神户“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等专程从日本来到北京，召集中国劳工、民间对日诉讼代表及律师交流西松建设和解的情况，在这个座谈会上，“中国劳工联谊会会长”、曾被三井公司强掳到日本的劳工李良杰站起来大声地斥责：“你们就是为了钱，你们就是叛徒！”邵义诚勃然大怒：“你是英雄，你去做一点事情出来啊！”

    现场顿时陷入可怕的僵局。两位80多岁高龄的白发老人的对吵让现场气氛几乎爆炸，中国方面参与细菌战诉讼、慰安妇诉讼和劳工诉讼的代表以及律师很快就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肯定和解，一种是反对。

    “花冈和解”，中国劳工诉讼与日本达成的第一个和解被拿出来和这次和解进行比较，肯定者认为这比花冈和解进步了，反对的则认为和花冈和解一样。

    花冈和解是2000年日本秋田花冈中国受害劳工与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达成的。1945年春夏之交，986名在日本秋田县花冈为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挖河的中国劳工，由于无法忍受恶劣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以及残酷的虐待，发生了暴动。耿谆是当年暴动的领袖，暴动被镇压后，遭到杀害和被迫害至死的中国劳工前后有418人。1995年6月，耿谆和11名生还劳工向东京法院提出起诉。历经五年一审败诉，上诉后日本法院做出了“庭外和解”的裁决。

    庭外和解后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发表声明：本社在不承认诉讼内容法律责任前提下，进行了和解协商。鹿岛建设公司认为，他们只是拿出法院建议的金额，建立一个“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而这一基金，并“不含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当耿谆得知了这个和解内容后，极度愤怒，他不能接受日本企业不认错、不道歉的态度，更拒绝领取所谓的“抚恤金”。

    这个被中国主要原告人拒绝的花冈和解，西松建设原告的代理律师内田雅敏也是参与者之一。

    那么九年之后争取来的西松建设和解，问题又出在了哪里？

    中国律师康健是明确反对此次和解的，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核心条款是与花冈和解是一致的。仍然是一种救济性质的补偿，而不是赔偿”。

    康健从1995年起一直为中国慰安妇、劳工免费代理对日本的诉讼，并且她还是西松建设信浓川作业场的部分劳工的代理律师。她认为西松建设安野和解虽然比花冈和解有了进步，写入了“向有关中国人的幸存者及遗属表示深挚的谢罪之意”，但西松建设仍然坚持自己“没有法的责任”。

    “而在认为自己没有法的责任的前提下的所谓道歉、承认历史事实，都是空洞的和缺乏诚意的。”康健说。康健认为日本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律师在这次和解的性质到底是“救济”还是“补救”上面没能向中国的受害劳工说清楚，并且有误导劳工接受和解之嫌。

    河北大学劳工研究室刘宝辰教授作为中国受害劳工的调查研究者参加了安野劳工受害调查、诉讼的全部过程，也作为中国劳工的顾问参与了和解的整个过程。刘宝辰认为：西松和解坚持了中国受害者的“向中国劳工谢罪”、“建立纪念碑教育后人”、“补偿受害者的损失”三条就不是屈辱的和解。刘教授将之称为：“三项基本原则”，前二条是政治原则，后一条是经济原则，钱多钱少可以商量，但前二条坚决不能动摇。

    刘宝辰教授认为和解的依据是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书的《附言》，附言认为，西松建设公司当年掳役中国劳工“无法律责任”，中国劳工“无赔偿请求权”，对这两点中国受害劳工坚决不能认同。刘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这里也有一个悖论，就是和解是根据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而这个判决就是那样认定的，西松建设一直坚持判决书的判定，那么，和解是否还要进行下去？

    双方律师争执的结果，在2009年10月23日《和解书》正式公布时，同时公布了一个“关于本和解的确认事项”，其第一条里，对“否定了法律责任”的争议进行备案，罗列了西松建设和中国劳工双方面的意见：“最高法院的判决否定了申请人(注：西松建设)的法律责任，这是客观事实，本公司也是同样见解”；“最高法院的判决否定了申请人的法律责任，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见解”(中国安野劳工代表)。这份“关于本和解的确认事项”是由西松建设方律师和中国劳工方律师共同签署的。

    备案争执、搁置争论，达成和解。“无论是中国的律师还是日本的律师或者中国的支援者和日本的支援者，都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无论谁多辛苦努力，都是劳工的协助者，要尊重劳工的根本意愿。”刘宝辰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松建设和解是中国劳工无奈的接受，有其不彻底性。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不彻底性”最重要的不只是钱少的问题，而是“法的责任问题”，也就是说西松建设是否承认有强掳和迫害中国劳工的法律责任问题。

    而另一个争议点是补偿金的问题。

    2009年12月12日本报记者在日本东京采访了西松建设另一作业场———信浓川作业组受害中国劳工的代理律师高桥融，他表示：争议的焦点关键在和解的条件上。高桥融说，“我们也想和解，但我们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分歧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高桥融说，“西松建设目前的和解要比我们提出的条件低，接受了西松建设的条件，接下来的和解可能就会不好谈了。”

    对于支付给360名掳日劳工2.5亿日元的“和解金”，康健认为是“廉价的补偿，毫无悔意与诚意”。“用这么少的一点钱换来和解，有这么便宜的事吗？”康健反问。

    记者了解到，在就劳工问题的谈判中，中日双方的许多律师一直有一个默契期望：参照美国人对日本人的赔偿来谈中国受害者的赔偿。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因为担心在美国的日本人会进行不利于美国的行动，便对在美的日本人进行了强制收容，战后美国向被强制的日本人道歉并赔偿每人2万美元。现在的西松和解金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高桥融告诉记者，有人说西松建设的和解仅仅是企业和受害者之间的和解，作为强掳劳工的决策者日本政府也是有责任的，那么就应该像德国一样，政府、企业各承担一半。但也有人表示反对，理由是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这一点是目前最大的争议焦点。

    正是高桥融所说的这个“争议的焦点”使中国对日索赔陷入全军覆没，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判西松建设胜诉，彻底堵住了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法院通过诉讼得到救济的道路。

    中国河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钟山明镜法律事务所律师刘惠明则认为，在通过诉讼寻求正义的道路已经走不通的情况下，和解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和解很难说不是一种救济，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个词上较真”，曾在日本留学6年的刘惠明说，十几年的诉讼虽然败诉，但日本的加害事实却得到了法庭的认定，这就是胜利，接下来确实是要解决受害者的精神抚慰问题，和解不失为一个选择。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日本律师内田表示他受得了“委屈”。他说，和解就是双方互相的让步，不可能一步完善，要允许呈阶梯式的，一步步来追求不断完善的和解，先是有了2000年的花冈和解，才有了比花冈更完美的西松建设和解。

    内田说，对于西松建设来讲，他也不愿意出了钱还讨中国人的讨厌。中国的各方面和日本各方面形成共识对今后推动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是有利的。这需要有人去突破，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去突破，那就不可能往前走。

    不接受，中国人能等到什么

    中国受害者等不起。上世纪90年代末刘宝辰找到的69名西松建设安野劳工，活着的只剩下19人了。

    西松建设安野劳工的和解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到来的和解。

    2009年12月15日，本报记者在东京日本律师会馆里采访了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中国受害者代理律师内田雅敏，他证实，西松和解的重大背景是西松建设“政治献金”丑闻的爆发。

    2009年3月日本媒体曝光西松为收集工程竞标的有利情报和扩展关系网，从2004年开始一直对日本产业大臣和多名政客从事权钱交易。丑闻曝光后，西松公司领导班子包括正副社长等6人核心班子中5人下台。就在这时，西松建设的新领导班子找到为西松建设中国劳工方出庭作证的日本龙谷大学田中宏教授，表示愿意解决“安野案件”的问题。

    中国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刘宝辰教授认为，虽然达成和解与中国和日本的支持者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有关，但最主要触发点是西松公司在“政治献金丑闻曝光的逼迫下，为了挽回其在社会上的形象而同意和解的”，否则日本最高法院的《附言》下达两年，中国劳工的律师曾多次找过西松建设，他们为何一直没有任何表示？

    但是和解毕竟是在诉讼完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对于2007年日本高等法院关于中国劳工请求权已经放弃的判决，“日本律师联合协会”会长高木喜孝说：“这是一个僵局。中日寻求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人士都无法可寻。”“日本律师联合协会”成立于1992年，专为日本与亚洲各国战后补偿问题提供法律支持。

    西松安野中国劳工案自1993年开始交涉至今，西松公司始终没有承认负有强掳和迫害中国劳工的法的责任。2004年7月9日，广岛高等法院二审判中国劳工全面胜诉，但西松公司依然否定自己的法律责任，进行了上诉。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了“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判决。尽管中国政府抗议日本法院单方面对中日联合声明做出解释，并指出这种解释是无效的，但日本高等法院的判决无疑给日本地方法院竖立了一个标板，再想进行突破，已经没有可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形成很大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下级必须按2007年最高法院的判例来进行判决。”高木喜孝说。

    事实很快证实了这一点，2007年日本高院的判决之后，再无一起诉讼有丝毫的松动，全部都以败诉结局。

    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争受害诉讼，日本法庭对待亚洲各国的受害者都是一开始以时效(除斥期间)、“国家无答责”、“劳动案例义务是否成立”等来驳回。但是个别法官在他们的判决中也以正义和良心为力量对这些法律的坚硬壁垒进行了突破。

    “这是最后一张牌，在各种诉讼一步步的进逼下，他们不得不使用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这张牌。”高木喜孝说。

    日本政府不承认事实、不谢罪、不赔偿，日本企业赖账，两方相夹使战争受害问题几乎没有解决的可能。而中国受害者却等不起这种没有终结的拖延。上世纪90年代末刘宝辰找到的69名西松建设安野劳工一个个辞世，活着的只剩下19人了，而19人当中又有多人神昏体衰将不久于人世。

    刘宝辰认为，西松建设安野和解虽然钱不多，但值得肯定的是，受害者获赔2.5亿日元(折合1886万人民币)，是面向360名劳工全体的。而如果用“判决”的方法了结此案，即使中方胜诉了，获得赔偿金的人也只有5个原告。现在虽然每个人所得赔偿金(60多万日元)比5个原告胜诉所得的金额(550万日元)要少得多，但毕竟是解决了全体360名受害者的索赔问题。

    “在日本政府没有承认战争责任、中国政府是否放弃了战争赔偿不明确的大前提下，你再逼他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法律责任的，而再不接受和解，中国的受害者就都要死光了。让活着的人能够享受到一点赔偿，这些钱赔给老人和赔给他们的子女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刘宝辰说。

    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第一笔“补偿金”一发放，刘宝辰家里的几部电话就被打爆了。“常常是几部一起响，都不知要接哪一个了。”刘宝辰教授的夫人说。

    打电话来的大都是劳工的家属，他们从媒体上看到了消息，求助找自己的父亲，“被抓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死是活”，有的知道死了，但不知死在了哪里。“听这样的电话让人心酸哪。”刘宝辰的夫人说。她的工作是记下电话里内容的名字，然后到一份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3万名劳工的花名册上去找。

    “来找的几乎没有西松建设安野作业场的，前些年能找到的差不多都找到了，更多的是其它企业的劳工和家属。”

    刘宝辰告诉记者，安野劳工目前还有一半人下落不明。第一批发放的和解金只给了活着的劳工和其遗孀，2010年春节前后将发放一部分给直系子女，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劳工的寻找和调查。对于和解金的分配是严格按时2.5亿的总数除以360人的方式来分配的，日本律师和中日双方的支援者全部分文不取，“包括我们夫妇两个也都是志愿者”。基金由日方6人和中方4人组成管理委员会，进行日常的管理和发放。#p#分页标题#e#

    对于西松建设和解，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长王选女士，从自己也是一名细菌战原告的身份出发指出：西松和解和花冈和解有本质的不同，她向本报记者说：“选择怎样的和解是中国当事劳工的权利，他们的意愿应该受到尊重。”

    王选说，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和解，又能怎样？看看残酷的现实吧，中国的受害者一个个死去，活着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无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任何抚慰和救济，难道还要他们抱着心中的怨恨死去？中国对日诉讼进行近二十年，没有一个案子能够胜诉，希望在哪里？日本支持中国人诉讼的律师、和平人士几十年下来不仅花费大量的金钱，而且他们也渐渐老去、离世，后来的日本人，还有多少人关心中国人的苦难？“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和解，还能等来什么？”王选激动得大声地说。

    一群中日“蚂蚁”

    内田雅敏20多年来自费为中国劳工提供诉讼服务，奔波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不仅付出了大量金钱，也从一个壮年人变得两鬓斑白。

    西松建设安野作业场的每一个劳工，都有一部血泪史。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时，西松建设曾经向法庭提供的材料，称“中国劳工在安野的待遇不坏，甚至在安野劳动和生活条件比中国华北还要好”，对于这一点，日本龙谷大学的田中宏教授以他大量的调查向法庭证明西松组等企业为了逃避罪行，是如何谎称中国人的待遇的。苦难的遭遇在向西松建设提起诉讼的5名原告邵义诚、宋继尧、吕学文、杨希恩、曲福先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邵义诚、宋继尧、吕学文是活着回来的，杨希恩死于广岛原子弹爆炸、曲福先在安野被虐待致死(两人都是遗属代为诉讼)。在安野被强制劳动的360人，其中有不少是国民政府的军人和抗日游击队的战俘，身体强壮的被安排去开隧道，邵义诚和另外60人在河道里清理石头，一天需要在冰冷的河水里工作12-14个小时，挨打骂、饥饿是常态，工伤更是常常发生。邵义诚就是被石头砸伤了腿，但依然得下河劳作，后来他的伤口溃烂弥漫到全身，几乎丧命。而战后回到家他才知道，更大的困苦在等着他，母亲当年因为他被抓也死于悲恸，姐姐和妹妹相依为命度过了战争，而他的伤病又使家里不得不变卖了房产来治，两年的倾家荡产的治疗之后他才能站起来，而贫困使他不得不又过了8年的流浪生涯。原告之一的宋继尧，曾经是一名游击队员，人很有胆气，身体又壮。在一次押运石砂的时候翻了车，沙子进入了眼睛，西松建设公司没有给有效医治还逼迫他继续劳作，眼睛就一直烂，肿得巨大。在确定实在无法劳作后，西松建设决定将他送回中国，漫长而艰难的回国路上，一只眼睛实在肿痛得无法忍受，宋继尧便狠心用自己的手将眼珠子抠了出来，而另一只眼直烂到完全失明。回到国内宋继尧一直都相当困苦，一度靠流浪说书为生；而吕学文因为反抗被关进监狱，因而受到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伤害。

    邵义诚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时已经73岁了，而当年找到的69名幸存者到现在只有19人还活在世上，5名原告也有两人离世。原安野劳工联谊会会长和原告团团长吕学文，曾4次赴日本出庭。2002年7月一审败诉，老人悲愤难抑，从法庭上下来后就一病不起，次年就离开人世，而双目失明的宋继尧每一次到日本开庭，都是靠人用轮椅推着，前几年他还能出门作证，现在已经神志昏沉。

    如果说二战期间发生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战争犯罪经过人类60多年的反思追讨，已经逐步得到确认和解决的话，那么日本与亚洲之间战争遗留问题是最后的一个堡垒，日本政府、法院、企业对于亚洲和中国受害者的一次次的拒绝，无疑是对受害者的再一次伤害，这使旧疤又添新伤，旧恨又增新仇。

    为了让日本政府和企业道歉并赔偿，中日双方的律师、学者和市民和华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王选说他们是一批啃掉中日间仇恨的“蚂蚁”。

    1992年，旅日华侨林伯耀先生和川原洋子女士及日本友人筹备了“西松建设谈判支援会”、“广岛市民与原子弹伤害的中国劳工交流促进会”、“安野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支援会”等，支援会的每一个会员每年都要交3万日元的活动经费。这些市民、律师捐出来的钱全部用来支付中国的5位原告轮番多次赴日出庭举证。

    在广岛，这些支持中国人的日本人每个月散发一次传单，两个月去一次西松建设分社，不定期在东京西松建设本社门口游行；为了壮法庭诉讼的声势，他们便不辞辛苦地进行签名活动和写声讨信，向法庭寄明信片。2000年开庭，他们一次向法庭提供了47，690人的签名，而这在日本是很难做到的，本报记者曾在东京街头看到征集签名的情况：在地铁站前广场，用小喇叭不停地广播，拦住匆匆走过的人，鞠躬、说明，再鞠躬、再致谢。

    对于比花岗岩还硬的西松建设，广岛“支援会”中7名成员从2001年开始花自己的钱购买西松建设的股票。川原洋子用状告工作单位男女同工不同酬胜诉的1000万日元全部买了股票，林伯耀购买了280万日元，现在他们手里的股票跌得连一半都不值了。购买股票是为了成为西松建设的股东，能够获得在股东大会上发言的权利，是要让西松建设的决策层知道不解决历史问题这些股东会纠缠不休。

    大学教授、律师都算是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是日本社会的知识精英。本报记者曾在日本东京多次参加了他们为中国战争受害而举行的各种各样的支援会，聚会常常是放在晚上6点。每个人都是空着肚子坐地铁匆匆而来。来了坐下就开会，有谁带来糖果等大家边开会边吃一点，散会后，租用开会的场地费每人分摊一份，有时会完了但商量的事还没定下来，几个人再找一个小饭馆，边吃边讨论，饭钱A A制。

    内田雅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介入中国劳工受害调查对日本的诉讼，他曾是强制劳工刘连仁案的代理律师，也是花冈劳工诉讼案的律师，二十多年下来，他自费为中国劳工的诉讼服务，奔波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不仅付出了大量金钱，也从一个壮年人变得两鬓斑白。

    采访当中记者从他双眼流露出的目光中，感知到他身上的日本人特有的极其认真、极其坚忍的特质，在对谈中，他特别用很重的语气说：“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这样做不只是为了中国的受害者”，“我是日本最后一代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的人，是日本投降那一年出生的，虽然自己没有战争的记忆，但战争却影响了我一生。”

    “我这样做是为了日本好。西松建设和鹿岛企业的历史问题，不只是企业的，更是日本社会的问题。有人说这次和解我们胜利了，我就不用胜利这个词。我是为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我不想把这样的问题留给我的孙子。”内田说，“这不是现在和过去的问题，而是未来的问题。”

    就算这些日本人说他们是为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但中国的受害者也愿意把他们看成是“日本的活雷锋”。

    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甚至连一个官司都打不起，这是中国受害者窘迫的现实。相对于日本，“中国民间投入较大精力的关注者屈指可数，更缺少有实力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没有经费是众所周知的现实。况且中国民间的活动还要受到某些限制，支援者能够坚持下来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他们对受害者的援助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刘宝辰所说的这番话，更多的是自己经历的写照。

    “记忆并不是为了恨”，“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原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长王选女士在各种面向世界的宣讲中说。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这种共识下走到一起。对中国人来讲，需要日本政府的谢罪来调和、化解60多年的郁积，告慰已经离世和将要离世的人；对于日本人来说，需要得到中国人的原谅，放下内心沉重的“罪感”，正如细菌战原告团日本律师事务局局长一濑敬一郎所表达的：他从内心里感谢中国的原告，实际上不是日本人在帮助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在帮助日本改变自己的社会。

    而二十多年的诉讼，如一个滚动的雪球，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诉讼本身已经远远不只是亚洲、中国受害者和日本政府、企业之间的双向关系，而是变成了亚洲各国包括民间组织、法律界、学界的跨国界运动。

    骨头有多硬，蚂蚁就有多强。细菌战原告团原团长王选撰文说：“西松和解”与其说是西松建设公司与安野中国劳工之间的和解，不如说是由日本支援人士代表的一部分日本民间群体与安野中国劳工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之间达成的和解，这群中日“蚂蚁”十数年来，通过日积月累的劳作，终于啃除了那岩石般的、任岁月风雨吹打也无法销蚀的仇恨。他们终于感动了他们国家和民族曾经受过创伤的人。

    “希望西松建设的和解能够成为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西松建设和解中方律师内田雅敏说。

    “西松建设在日本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它的影响力在它与现任政府的民主党背景的联系上更加显示出来，它有力量影响现在的日本新政府，也可以影响日本的其它企业，所以我们坚持将和解一步步地走下去，不动摇。”

    “日本律师联合协会”会长高木喜孝特别郑重地向本报记者强调：“日本律师特别看重中国社会对这次和解的看法。”中国原告的意愿很重要，但中国社会怎么看这个和解也很重要，所有对此次西松建设和解不满意的地方，包括金额，都可以作为要求提出来，放在下一个和解谈判条件里谈。”他说。

    “明年1月，我肯定地说，西松建设另一个作业场信浓川的和解将会达成。”高木喜孝说这句话，是在2009年12月15日的日本东京。

    ■漫漫和解路

    ●劳役　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中国38，935名男壮劳力被掳到日本，安排在35家大企业劳役。其中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有劳工360人，期间死亡29人，负伤112人，患病269人次，终身残疾至少5人，直到1945年11月底，幸存劳工才得以返回祖国。

    ●交涉　1992年至1996年，河北大学师生在日本友人的支援下寻访到幸存劳工69人，遗属百余户，于1993-1997年与西松建设交涉。

    ●起诉　1998年1月16日，受害劳工邵义诚等5人作为原告代表前往日本，向广岛地方法院递交了对西松建设公司的起诉书。

    ●反复　1998年1月至2002年7月一审，日本广岛地方法院以失效原则，判劳工败诉；二审至2004年7月，日本广岛高等法院以正义和公正原则判劳工胜诉；三审在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为依据，驳回原告诉求。

    ●和解　2009年4月西松公司为改变政治献金丑闻曝光的负面形象，表示愿意解决“安野案件”的问题，双方于2009年10月23日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