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日同题调查揭晓民间互信还需较大提升-918爱国网

瞭望东方周刊2009048期封面

中日相对论

—— 2009中日同题调查揭晓

日本频繁的政权更迭，在一海之隔的中国人看来，有不同的解读吗？对于两国关系而言，有什么影响？对于朝着“好邻居”目标发展的两国民间交往来说，2009年局面如何？相互的理解和信赖，较之去年和前年，是慢慢增加，维持现状，还是有所增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 | 上海报道

2009年11月，《瞭望东方周刊》与日本《读卖新闻》共同进行的大型中日同题调查再次登场。和2007年、2008年举行的三次调查一样，本次调查仍以中日两国20岁以上的公民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在中国、日本展开。

日本频繁的政权更迭，在一海之隔的中国人看来，有不同的解读吗？对于两国关系而言，有什么影响？对于朝着“好邻居”目标发展的两国民间交往来说，2009年局面如何？相互的理解和信赖，较之去年和前年，是慢慢增加，维持现状，还是有所增进？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两国民众，如何看待国内面临的问题，又是如何界定双方合作重点的次序？

这些问题，在这次同题调查中都有所体现。

本次调查具体时间为2009年11月中下旬，日本方面的有效样本量为1796人，范围是日本全国；中方调查由《望东方周刊》委托零点调查公司执行，有效样本量1261人，在中国十个城市抽样，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成都、西安、哈尔滨、青岛、长沙。

调查方式：中方采用CATI电话定量调查的方式进行，随机拨号；日方是在日本全国250个采集点，采用面对面的书面问卷方式调查。

除了延续前三次同题调查的部分内容外，本次调查还新增了一些题目，比如，对于上海世博会的看法，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台后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共21个问题，涵盖了双方认知、两国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以及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双方民间互信还需较大提升

这一年中日两国高层互动频繁，带来的积极效应在本次调查结果中直接反映了出来。

关于目前两国关系的评价，被调查的中国人中，有一半给予了积极评价，选择了“非常好”(4.4%)和“好”(46%)；受访的日本人中，也有近一半对当下的中日关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中对中日关系负面的评价同样有较高的比例，有47%的受访者选择了“不太好”和“不好”。

这样的结果显然还是基于双方信任度的不足。就“您是否认为对方是值得信赖的国家”这个问题，两国接受调查的民众，否定的答复超过了肯定：日方有69%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不值得信赖，而中方调查对象中，同样有62%的人认为日本不值得信赖。

经济合作最优先

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两国民众均持乐观态度，仅有约一成的人认为可能会“恶化”，其中日本方面数字是12%，中方为11%。

中日双方的合作，是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合作领域，哪些是民众认为的优先之选呢？在日本人看来，名列前三的依次是：经济、环境问题、政治外交；而“科学技术、经济、教育文化”则是中国人选择的最优先合作领域的前三甲。双方的交集是经济。

中国是对日本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从调查结果看，日本人对于政治和经济，剥离得较为清晰。从政治方面考虑，对本国最为重要的国家，日方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选择“美国”(52%)，18%的人选择了中国；而对于“从经济方面考虑，今后对日本来说，日中和日美关系哪个重要”，46%的日本人选择了“中国”，选择“美国”的则为“28%”。

在中国受访者看来，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日本的重要性都远低于美国。政治方面，3.8%的人选择了日本，而经济方面选择日本的为6.1%。#p#分页标题#e#

换句话说，中国，是日本人眼中对本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国家；而美国，则是中国人眼中对本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国家。

最严峻的国内问题：经济发展和就业

对于中日两国民众来说，2009年最为严峻的国内问题中，“经济发展和就业”都是双方的选择。中国受访者认为，排名前三的国内问题依次是：贫富差距、经济发展和就业、环境问题；日本方面的排序则是：经济发展和就业、出生率低和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

环境问题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重点，也反映在对于节能减排的态度上。在是否该设置具体的减排量目标方面，有91%的中国受访者选择了“应该”。

日本首相频换对中日关系影响不大

2009年10月，上台不足一月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北京，参加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谈。对于这位倡导中日“友爱”的日本首相来说，两国民众对其的期待是什么？

本次同题调查中设置的一个新题目是：“您认为，鸠山的新政府在今后的中日关系问题上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哪个大？”结果显示，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被调查者均认为正面影响超过了负面影响。

但认为正负面影响均有的人也不在少数，日方的比率为41%，中方为34.7%。

多数日本人希望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旨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从2003年8月开始，迄今已经举行过六轮。尽管在2009年春季遭遇挫折，但现已出现了良好转机。10月初，温家宝总理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事后中国代表团发言人秦刚表示：“这次温家宝和金正日会谈最大的成果，是成功劝说朝鲜回到六方会谈。”

对中国努力推进六方会谈，日本人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您希望中国发挥主导作用吗”这一问题，超过70%的日本人选择了“希望”和“非常希望”。

在“今后在国际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和日本分别成为两国民众的首选答案。其中，日本人眼中的三个最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依次是：日本、中国、印度；中国人同样选择了这三个国家，排名依次是：中国、日本、印度。

认识历史是首要问题

与前几次调查一样，对于日本战后60多年是否坚持走和平路线，中国民众仍有质疑，44%的人认为没有；但较之前几年，肯定的人数在上升，大约52%的人选择了“是”和“大概是”。

日本方面的答案，则一如既往地表示了肯定，92%的人选择了“是”和“大概是”。

但在“进一步增进中日友好关系，两国应该优先解决以下哪一个问题”的选择上，中日两国民众均不约而同把“认识历史问题”放在了第一位，日方有35%的人选择了此项，中方的比率为35.8%。

世博宣传还需加强

2010年上海世博会日益临近，在本次调查中，特意设置了一个关于上海世博的问题---“您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否感兴趣？”

从调查结果来看，中国人兴趣盎然，有超过8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非常感兴趣”和“感兴趣”，但只有18%的日本受访者表示感兴趣，没有兴趣的人超过了80%。这可能是一个提醒，在未来几个月的世博推广中，特别是海外推广方面，还需继续努力。

而对一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中日民众均认为其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其中，有一半的日本人表示肯定；中国的比率更高，95%的受访者表示了肯定。

均认为对方爱国心强

虽是近邻，但中日两国民众对于对方国民性格的看法，差异却不小。

比如，日本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军事能力强大的国家，只有3%的日本人认为本国军事能力强大；但中国人则有不同的看法，29%的中国人认为日本军事实力强大。

又如，中国人和日本人均认为对方国民的性格中，“爱国心强”占第一位。51.7%的中国人认为日本人爱国心强，而59%的日本人则认为中国人爱国心强。#p#分页标题#e#

还比如，两国民众均认为自己的人民“勤劳”。72.7%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勤劳”，日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性格中勤劳占第一位，比率为64%。

更有意思的是，中日双方都认为对方国家的人不够热情，而自己国家的人民很热情；都认为自己国家的人具有“宽容”的品质，相反，对方国家的人却显得不够“宽容”。

中国食品中国历史是日本人最爱

连续几次的同题调查中，我们发现吸引对方国民的事物基本没变化。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食品和中国历史仍旧是他们的最爱，而中药、中国的历史名胜也依然深具吸引力。

同样，中国公众对日本感兴趣的事物，也是“忠心耿耿”：家电、汽车、动漫产品和文化。

重视民意调查的动力所在

与国家制度属性、政治信仰等政治性意识形态的要素相比，同为东方民族的中国和日本更容易在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等方面寻求一种可以共同接受的东方文化体系

文 | 高洪

岁末来临，《望东方周刊》与日本《读卖新闻》将一年一度的中日问题调查公布于众。这是一项透过直接问询两国公众对中日关系的意见和态度，来精确反映社会舆论动向的连续的工作，其结果使人们又有机会凝视这支衡量中日关系的“民意晴雨表”，进而思考两国关系在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肯定意见仍是两国民众的主流判断

首先，对于国家关系好坏的基本判断。关于今后的两国关系走向，中方认为将会“非常良好”的为8%，“会好一些”的为46%，总数达到54%。这一数字低于2008年的74.6%，高于2007年的41.4%，与90年代中期基本持平。

日本方面认为将会“非常良好”的为5%，“会好一些”的为29%，总数达到34%。这一数字略低于2007年的34.9%和2008年的37.5%，但高于90年代中后期(1996年28.7%)水平。这种情况说明肯定意见仍是两国民众的主流判断。

互信增加复杂而艰难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对于国家关系而言，这个“心”在很大意义上体现为民心，即公众对对方国家的认识、理解和相互间的信赖感。

对方国家是否可以信赖？日本受访者对中国的信任自1988年起一直在下降---“可以信赖”的回答从76%，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19.1%。2009年回升近9个百分点，达到28%。

而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看法自1988年的48.5%以来也呈下降态势，90年代稳中有降---1995年44.6%，1996年38.4%。小泉执政时期中国人对日本的信赖骤降，尤其是日本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错误立场后。直到2007年，“可以信赖”才开始缓慢回升到15.2%。

2008年，随着胡锦涛成功访问日本，中日缔结了第四个政治文件，将“战略互惠”定义为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后，中国公众对日本的信赖感一路飙升到56.4%。2009年，日本政坛出现朝野双方对调，第一次执政的民主党联合政权增加了中国民众对两国关系的疑虑，同时前一年的政治热度也有所回落，所以今年的数值降低到34%。

目前，双方认为对方“不值得信赖”的判断，中国为63%，日本是69%，倒是令人感受到中日深层关系的复杂与艰难。这让人想起蒸汽机车发明者斯蒂芬逊的一句名言：我的目的不是追求成功，而是要在不败中不停地前进。

中国对日科技合作期待升高

关于“今后两国应当开展的合作领域”，中国方面的排序为：科技57.7%、经济50.4%、教育文化46.4%、环境43.3%、政治外交38.1%、新型流感防控33.1%、资源与新能源开发31.5%、安全保障28.0%；日本方面的排序则为：经济52%、环境49%、政治外交48%、资源与新能源38%、安全保障35%、教育文化和新型流感防控同样为14%、科技仅为11%。

从排在首位的领域看，中国方面对“科技合作”的期待去年为54.5%，呈现上升态势；日本方面对“经济合作”的期待去年为44.8%，呈现下降态势。在比较敏感的“安全保障合作期待”方面，中国去年为25.8%，呈现上升趋势；日本2008年为37.0%，呈现下降趋势。#p#分页标题#e#

中国可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在经济意义重要性的问答中，认为中国经济会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比率略有下降，2008年的数据是38%，今年是31%，相应地认为带来好的影响的比率在上升，从2008年的23%增加到29%，上升了6个百分点。但同时，选择“正负面影响一样大”的日本人也在增加，从2008年的32%增加到37%。

经济问题的回答耐人寻味，与经济合作的现实有正相关性。中日经济关系总体健康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问题。首先，相对于中国贸易总量快速增长，中日双边贸易高位徘徊。中日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在新世纪里逐年降低，2001年为17.2%，到2007、2008两年，这一比重均在10%左右，今年甚至有跌破一成的势头。

截至2008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达41162个，实际到位金额为653.8亿美元。但由于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投资在2006年以后出现徘徊甚至小幅下降。而近年开始的中国对日投资，截至2008年底仅为2.7亿美元，且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商业领域，与日本对华投资相差悬殊。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大体在67%左右，可以说对外依赖性很大。一方面，日本至今尚未完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两国间FTA和EPA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中国很可能在近期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从长远观点看，中日两国关系若要健康平稳，就离不开“草根”层面的相互了解和认同。政治高层间的信任，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无一不需要民意的理解和滋养。而且，与国家制度属性、政治信仰等政治性意识形态的要素相比，同为东方民族的中国和日本更容易在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等方面寻求一种可以共同接受的东方文化体系。这就是我们重视民意调查的原因和动力所在。(注：文中八九十年代的调查数据，来自《读卖新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80后的若干矛盾面孔

有人责怪“80后”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生存能力，那我只能说，主要责任在于社会。他们既受益于改革开放，又为“发展”付出代价

文 | 加藤嘉一

2008年7月3日，我参加了在北京奥运会乒乓球馆举行的北京大学2008本科生毕业典礼。本来只是想以平常心感受大学毕业的时光，但没想到，现场气氛并非离别或感伤，而是堪称热烈，北大毕业生们齐声大喊：“爱我中华，祖国万岁！”

为什么，即将走向社会的中国“80后”精英分子们那么强烈地表现出“爱国”？

“爱国”与“崇洋”并存

2008年和2009年对于中国都很特别。2008年有奥运火炬传递风波、四川地震、北京奥运、改革开放30周年、金融危机；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信心”年、“保八”年。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考验中国人如何面对来自西方的傲慢与偏见。

北京奥运前夕，我曾有机会对北大的中国同学进行访谈，话题是“中国80后精英如何爱国”，切入点则是他们如何看待那段时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

经过深入沟通，我了解到，他们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比如“在国际舆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严峻形势下，党和政府表现得相当不错了”；“西方媒体的报道很偏激，不客观，歪曲事实”。

听到这些，说实话，我有些惊讶，发现原来自己对中国“80后”的了解是片面的。根据在华6年的经验，我一直以为北大大部分学生，特别是“精英”，都相信西方好，希望将来能够到欧美留学，进欧美企业工作，甚至渴望与欧美人结婚，获得欧美国家的国籍。

但现在，我认为，中国“80后”的爱国观已是“爱国”与“崇洋”并存。两者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其实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单纯而复杂的实际生活环境下的产物。#p#分页标题#e#

这种心态下的中国“80后”，面孔既坚韧，又困惑。一方面，在祖国办奥运的时候格外认同政府，驳斥西方的政府和媒体。另一方面，在经过艰难的高考和大学，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又有些崇尚西洋，追捧哈佛和微软。

成功观深具中国特色

从这一点上，我不能不谈到中国年轻一代的“成功观”，这也是深具中国特色的。

在中国，真正“有背景”的人属于绝对的少数。据我观察，中国现在虽然已有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但绝大部分北大学子的职业选择，概括而言是两条道---要么是走“公”道，即做公务员、进国家机关；要么是“私”道，即进入跨国或国内企业。

普通的想以个人努力和品格创造人生机会的学生，会去考公务员，如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教育部等。

“私”道方面，留学欧美和就职跨国企业仍然显得比国内企业更有吸引力。这是与一些“80后”的“崇洋”心态分不开的。他们希望能到哈佛留学，到高盛工作，反正不想在国内呆着，至少也到香港，即使在内地，也要到外企工作。

部分北大学生觉得在国内的国企或民企工作无法发挥作用，觉得那些地方依然充满着中国特色的“关系”、“人情”等等变数，单位也不是完全凭借实力判断一个人、决定工资多少。他们虽然并不一定认同外企的雇佣理念和劳动方式，但觉得跨国企业至少能够公平地看待员工，对于一个人的能力给予相应的尊重和待遇。

这里，还有一个麻烦的、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家长。一些中国家长跟孩子一样---有时比孩子更加严重地---爱国或崇洋。他们看待欧美的方式似乎更加不理性，一方面看到美国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或措施之后马上出离愤怒，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要把孩子尽早地送到美国，认为美国的教育体制是第一流的。

“80后”们正在遭遇尴尬。2010年是他们首次走向“30而立”的一年。一直不被社会完全放心的“80后”终于要迎来30岁---他们能否不仅“30而立”，而且“30而励”？他们要学会用自己的脚走下去，而非简单依靠父母的金钱和关怀生存。对中国“80后”来说，这是他们将面临的最大人生问题。

爱的勇气让人惊叹

唯一让“80后”们感到自由的应该是谈恋爱。

告别艰难的高考，拿到录取通知书，走进大学校园，中国大学生对谈恋爱的激情绝不亚于对求知的渴望。

他们一般在校园里解决“衣食住行”，许多学生依然遵守着中国大学的传统生活节奏：早上起来到食堂吃早餐，吃完后到教室上课，下课后到食堂吃午餐，接着到教室自习、看书，吃晚饭后再上一门课，9点后回宿舍与同屋聊天，11点熄灯后睡觉。北大本科生基本上都是四个人住一个房间，所以每一个学生不太可能在寝室里谋求什么“私生活”，而对许多大学生来说，最大的“私”就是谈恋爱。

北大学生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尽可能满足、表达爱情的能力令我钦佩。比如，男女朋友尽量选修同一门课，一起上课；在两个人都没有课的时候找个空教室一起看书；每一顿饭都一起吃；在“宿舍—教室—食堂”的三点一线内，始终手拉手。

中国“80后”们结婚似乎比日本同龄人早。最近，我的中国“80后”朋友们纷纷结婚，已经生了孩子的夫妻也不少。这让我重新体会中国“80后”所面临的结婚生子问题。

前段时间，我跟一位“80后”女性朋友聊天时，得知她已经怀孕6个月。快要当妈妈的她，心情似乎并不激动。她告诉我，生下来之后孩子她就不用管了，而是交给她母亲。

我知道，许多中国年轻人有着与她同样的打算---早早结婚，怀孕，把孩子生下来后直接交给父母，自己则回到原来的单位，或者重新寻找单位，继续上班。

我很理解，现在中国城市生活压力巨大，除非两个人都有工作、有收入，因此一对年轻夫妇常把养孩子这一任务交给某方或双方的父母。我想这些年轻的父母也同时知道，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是与自己的父母一起。#p#分页标题#e#

我相信，中国的年轻父母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而做不到自己亲自抚养。有人责怪“80后”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生存能力，那我只能说，主要责任在于社会，“80后”既受益于改革开放，又为“发展”付出代价。这是受到国家转型和来自西方多种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有时候或多或少地迷茫、浮躁、盲目，有时候也会丢失核心思想和自我认同。

再把眼光转移到我的祖国日本，想一想，同龄的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一代？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恐怕不可能那么充满爱国色彩，学生绝不可能为政府大喊“加油”，毕业之后也不会把去哈佛留学作为第一目标。时代变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媒体人)

四个日本“80后”的真实故事

日本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整个社会都处于发展过程的躁动期，加上媒体的鼓吹，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成功”。经过最近这20年的经济衰退，人们对成功的认识已从云端跌入凡间，大多数人都较为注重眼下

文 | 凌庆成

听说国内近来颇流行“80后”、“90后”的提法，这体现了中国人对年轻一代现状的关注。一衣带水的另一边，日本“80后”又是怎样的面貌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专门采访了几位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是我的忘年交，多数是在校生，也有已经步入社会的年轻人。

君岛不明朗的上海梦

君岛优树，法学系四年级学生，目前已获得一家公司的“内定”，也就是说，明年3月他一毕业就能顺利就业。

去年9月雷曼证券倒闭后，日本各大公司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裁人。受此连锁反应，各公司都是紧闭大门，一个职位会引来几十甚至数百人的竞争。在今年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君岛优树算是个幸运儿。

其实他从年初起就很少到校上课(他听我的中国文化课)，时间多用于参加各公司的就职说明会。每次见他都是身着西服，打着领带。今年5月的一个星期四，他风风火火地跑进教室，兴奋地告诉我，他终于取得了某公司的“内定”。

君岛说，为了能参加上下午的两个说明会，一天之内要从东跑到西，中午只能在车站啃几口面包充饥，西装革履的还得做出从容的样子，谋生不易啊！

前天下课后约他聊聊，问他对未来“人生”的设想。他竟然先从女友说起，大概这是他最关注的未来。

他的女友也是本校学生。他满脸愁容地说，今后的“婚恋”历程难免要遭遇困难。

女友的父亲是日本横河电机公司的一个部长，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大公司。女友的家教很严，她父亲始终禁止女儿单独与男友出去旅游。日本青年与国内青年相比，在一些方面其实还是很刻板和拘谨的。

君岛8岁到12岁是在北京度过的，当时他父亲是公司驻北京的代表。君岛读的是日本人学校，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玩游戏机，虽然生活比较单调，但却让他对中国有了些直观的了解。

他说之所以想去“内定”的这家公司，是因为这家公司在上海有一家分公司，他明年先在日本培训和见习一年，后年想去上海。他打算运用自己的汉语优势，早点儿脱颖而出，争取在三十二三岁时弄个“课长”当当。

女友也已找到了工作，是在东京三菱UFJ银行，这是一个待遇很好的行业。女友虽然还有个弟弟，但是他父亲绝对舍不得让女儿跟他去上海，况且他那300多万日元的工资也令人担忧。但如果单身赴任上海，说不定什么时候女友就“吹了”。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位女友，是不是觉得对方家庭条件好？他说不是，主要是因为喜欢。他说女友有点“笨”，没有什么主意，凡事都听他的。我告诉他，那其实不叫“笨”，只是一种单纯。君岛说自己从没打算依靠长辈，两个人的相爱是最重要的，希望将来能生两个孩子，最好都是男孩子，因为女孩子会让父母很操心。#p#分页标题#e#

宽子告吹的婚礼

宽子，27岁，在IT公司供职，已经毕业4年了，大约在6年前修过我的课。

去年我参加了她们的“忘年会”(公司上下级、同事及友人间年底的一种聚会)。在会上，宽子告诉我她打算今年结婚，问我能否参加，我表示一定参加，请她事先通知我。但是，今年一直也未收到请柬，我也没多想。前不久变更了网址，我给她发了邮件，她回信问我可否见个面。我们约好星期五晚上在东京车站见面。

一年不见，宽子瘦了些，脸色略显苍白。我委婉地表达了对她婚礼的关心，她淡淡地笑笑说，改变了结婚的计划。

她的男友阿部原是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的硕士，家境并不太好，但人很努力，成绩也很优秀。毕业后就职于电通广告公司。广告公司的工作极忙，每天几乎没在11点以前回过家。他经常说希望早点结婚，有一个真正的家，于是双方决定在今年夏天举行婚礼。

但是今年由于电通经营不顺，不仅工作量加重，奖金等收入也减少了。他们年初时每周还能见一次面，后来就靠打电话。4月突然收到阿部发来的电子邮件，说无法按时举办婚礼，身体出了问题。宽子急得不得了，立刻给他联系医院做检查，但是却与他联系不上了。情急之中，给他所在的部门打了电话，才得知他去印度出差了。一周后终于收到了他的电话，说要和她见面。

这次谈话使她得知了真相。原来阿部在电通下属的一家子公司认识了一个女友，比他大3岁，新女友的父亲是野村证券公司的董事，舅舅是某国会议员的秘书。女方家庭对他很满意，答应婚后为他的政治前途做出安排。这就是未婚夫变心的原因。

宽子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不好问她是如何度过那段时间的，她看出了我的意思，说当时真的不知所措，曾想到过“死”，可是又觉得那样会给别人添更大的麻烦。于是努力回忆男友以前的种种好处，尽量理解他，比如他的坦诚和以往的关照等等。

我默默地听她说完这段往事，想缓和一下气氛，就说出了我们年轻时经常说的那句名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然后又问她有什么打算，她说目前没有什么计划，今后如果再斟酌人选时，不能不考虑门当户对了。

安本祥平的平凡理想

安本祥平，大四学生，曾在北京大学短期留学。

我问他：“什么是人生的成功？你认为谁是成功者？”

他歪着头想了半天，说：“我觉得凌老师就是成功者。”我一听就乐了，问他，我怎么能算是成功者呢？他说：“你在北京和日本都有房子，又有儿子，一年就上半年课，还有工资，当然是成功者了。”我说，我只是个普通教员，根本够不上成功者的称号，倒是你的“亲戚”安本正义可以算是成功者。

他忙问：“谁是安本正义？”

我告诉他，安本正义就是SOFTBANK(软银)的孙正义，他有6800亿日元的财产。

他连忙摇头说：“他不算，他每天不光为1.5万亿的债务操心，还要为经营着急。”

我问他是否有成功者的偶像，他说，平平静静的生活，别有病(他父亲有糖尿病)，就是成功。“那些总理大臣都是成功者吧，本大学前几年也出过一位呢，一直到下台为止每天都是挨骂。那些著名的艺人，没出事时光辉灿烂，一出了事什么都不是了，酒井法子就是实例。”

日本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处于发展过程的躁动期，加上媒体的鼓吹，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成功”，成功人士云集各界。经过最近这20年的经济衰退，人们对成功的认识已从云端跌入凡间，大多数人都较为注重眼下。日本人与生俱来能伸能屈、善于忍耐的性格，也造就了这种平凡的成功理念。

田中骏亮的国家观

田中骏亮，东京大学博士生。

我问起他有关“民族与国家”这一话题。

田中说，有关“民族和国家”在日本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话题，日本不像中国或俄罗斯那样是具有众多民族的国家，日本基本上可以说就只有一个民族，也就是大和民族。#p#分页标题#e#

我问他，国民的利益如果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时应如何对待？

田中说，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只关心自己的事，国家的事都交给政治家去处理了。其实有太多的问题要关注，比如说就业问题，还有“养老金问题”、“低生育率问题”、“教育问题”，最严重的是“赤字预算问题”，日本的国债已达到了800多万亿日元了，每年的税收只有40多万亿日元，国家运营大部分都是依靠国债来支撑的。上述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已经使国民对国家失去了信心。

我又问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如果以国家名义让你再次出征，你将如何对待？

他说，您是指发生战争，对外国的侵略吧。首先这绝对不会发生，日本宪法第九条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再次出现对外战争，再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去打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不仅战败了，还挨了两颗原子弹，而且，现在美军还驻在日本，说是日美同盟，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保卫日本的同时，也掌控日本。

我为写这篇东西，虽然也与年轻人作了交谈，但只是如实转述。我本想谈点看法，后觉不妥。我们老气横秋的难免给点评歪了。还是权作几幅日本青年的速写，直接提供给中国的年轻人吧。

(作者为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

中日制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越南、印度建设发电厂的时候，订单发给了日本的商社，商社下单给日本企业后，但最后制造这批发电设备的是中国厂家，去安装设备的工人是中国人，调试设备的技术员则来自日本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陈言报道

有这样一则寓言：一个小岛，被一座高山分成两部分。西边是C村，平坦的土地，殷实的人口，以农业为主。东边是J村，除了较好的港口外没有太多土地，能够供养的人口有限，靠打鱼为生。

后来J村的人把船摇到了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发现了加工宝石的方法，从此富裕起来。他们偶尔把船摇到岛西，用几颗小小的宝石就换取了C村的大量农产品。

看到J村的变化，C村的人也开始造船出海，也学会了加工宝石，富裕了不少。

J村开始有人散布对C村的强烈不满，认为C村一旦富强就会压过J村，因此要把岛上的山筑得更高，不和C村来往。但是也有人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就和C村商量，一起在山中开出了一条隧道，让两村村民来往更加方便。

有了这条隧道，C村的人发现J村的鱼不仅新鲜，加工宝石的技术也更高一筹；J村的人则发现C村富裕起来的人很有购买力，宝石卖得更多了，而且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到C村直接生产。

C村和J村村民发现，两村之间虽然有座大山，但大家原本在同一个岛上。C村的农业与J村的渔业不同，同样加工宝石，原料和技术不同，并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明白了这些以后，两村过上了共同幸福的生活。

中日两国日益密集的贸易交流，以及无法遏制的经济发展需求，是否会像这个寓言中的村子一般，共同发展呢？从制造业来看，两国已经进入相互交融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中国的日本制造

在中国的日本产品，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手表家电，过渡到数码相机、汽车，进而走向与中国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铁路电力领域。从人口及国土面积上看，日本比美国、欧洲要小很多，但作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能维持与中国如此大的贸易份额，关键就在于其拥有强大的制造业。

从北京京广大厦办公楼38层向下望去，东三环的汽车川流不息。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就设在这里。把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占有率提升到10%，是他们多年来的目标。现在在中国市场上，每卖出10辆车，就有2辆是日本品牌。如果丰田拿下这“10%”，也就意味着三环路上的车流中，差不多每10辆中就有1辆丰田车。

在《望东方周刊》和《读卖新闻》本次同题调查中，中国民众最为倾心的日本事物，汽车排在第二位，紧随家电产品之后。#p#分页标题#e#

“从2008年中国汽车市场的销量看，大众拿到约12%的比率，位居第一；通用占到第二位。第三位一直在丰田、日产、现代之间争夺，三家的市场占有率都在7%~8%左右。”丰田公关部副总经理代理横山准说。

距“10%”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不仅要猛追第一、第二名，还要尽可能快地从现在的方阵中脱颖而出。在中国，与大众通用之间，丰田差了5%左右的市场份额。而在世界其他国家，丰田被大众通用超过的现象并不多见。

事实上，丰田早已实现了每年在中国市场增加10万辆销量的目标。“我们在2006年的销量是30.8万辆，2007年增加到49.5万辆，去年为58.5万辆，今年的目标是70万辆。”横山说。从58.5万辆到70万辆，增幅约为17%。“我们1~9月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10月的销量上升到了42%。”70万销量的目标看来实现在即。

丰田，是日本产业在中国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

除了汽车产业，日立、东芝在铁路交通、发电方面的业务开拓，也早已渗入了中国经济。

在日本的中国制造

20年前在日本的菜市场、超市、百货公司，基本上找不到中国制造的影子。而现在，即便是去最豪华的百货公司或任何一家电器商店，要想排除中国制造，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日本市场，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品牌并不响亮，但已经拿到了制造方面的绝对话语权。

从东京世界贸易中心大厦38层的大会议室向外望去，东京湾尽收眼底。海上有不断往来的船只，陆地则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电通Young &Rubicam公司市场营销室室长矢井宏长，11月初在这里发表了一份对中国5115名消费者的调查结果。

“我们对李宁、苏宁电器、灿坤、万科、红双喜等品牌做了调查。”矢井谈到中国品牌的时候，台下似乎没有共鸣。日本消费者对中国品牌非常陌生，如果让他们举出几个中国品牌，大多数人可能会交白卷。

但是，走在日本的大街小巷，售卖的蔬菜很多标明产自中国，它们新鲜且便宜。走进东京秋叶原最大的家电营销大楼，电冰箱、洗衣机大部分是中国制造，数码相机、电脑等产品，中国制造也占去了半壁江山。

中国企业有没有可能到日本去设厂、开拓市场呢？

“这已经非常现实了。”勤纳利思(Chinalyst)投资顾问公司总裁孙田夫说。在经历了近20年的不景气后，一些有技术但没有市场、也找不到继承人的日本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更加艰难。“几十年前那些在日本经济发展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技术，有些很有可能会完全从日本消失。而中国有很大的市场，中国的发展阶段与日本过去的一些阶段非常近似。很多技术在日本看来是要淘汰的，或者已经不能和最新技术竞争，但拿到中国可能就活了，有了用场。”

“并购这样的企业，对日本来说，找到了技术传承的载体，工人不会失业；对中国来说，不仅能学习到技术，也能为进一步理解日本市场做一些积累。”孙田夫说。

矢井宏长等人预测，日本关注市场的人已经开始注意中国品牌，向日本经济界呼吁重视中国市场的营销。

变换的制造形象

在中国研发、在中国生产，已经成为日本制造一个重要特征。同时，日企也在中国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贡献活动，努力造就“优秀企业市民形象”。

同样以丰田公司为例，他们正积极在把可持续发展的产品理念带入中国。横山准介绍说，丰田公司在中国追求三个目标：可持续发展的汽车产品、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工厂及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公益活动。“不论是参加植树造林活动还是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助学金，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给消费者带来‘优秀企业市民的丰田形象’。”

而资生堂在中国研发、中国制造、中国销售的企业战略，已经很难用中日进行区分了。

“我们公司过去负责过资生堂在日本生产的产品的进口销售工作，但去年这方面的业务已经交给上海投资公司，这里专门从事欧珀莱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浅井俊行说。#p#分页标题#e#

从1991年作为首家入驻企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破土动工，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如今已成长为年销售额排名第一的中国化妆品龙头企业。欧珀莱是只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化妆品品牌。中国现有两千余家百货公司，“我们目前还只和740家百货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浅井这样说，包含着希望覆盖中国各大百货商店的意味。

不论是丰田要做“优秀企业市民”，还是资生堂用自己百余年来研发生产化妆品的经验和品牌力量，在中国开发生产产品，日本制造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进入中国。

中日制造的新方向

中日制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今后不仅会在两国间变得更普遍，而且在不断向更大更宽的领域发展。

“我认为，以日本企业的工资水准、生产成本，去开发非洲、南美洲的市场有一定的困难，但日本的资本与中国的生产营销力量结合，就一定能开拓出新的市场来。”日本使馆经济部的一位官员说。

他说得没错。如今的情况是：越南、印度建设发电厂的时候，订单发给日本的商社，商社下单给日本企业，但最后制造这批发电设备的是中国厂家，去安装设备的工人是中国人，调试设备的技术员则来自日本。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与日本制造在资本及技术积累中所处的阶段不同，让两个国家在大多数领域互为补充，不构成直接的尖锐竞争关系。日本十几年来职员工资基本上没有提升，但日本人的生活质量没明显下降，是因为日本用上了中国制造。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企业来华扎根，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经济合作，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新开拓，预示着两个制造大国会有一个更宽广的未来。

邻人随想

去之前，去之后，不仅是时间的距离，更是心理认识的距离。缩短它，唯有增加往来。更多地“走出去，迎进来”，才能让刻板的成见消散于鲜活的“眼见为实”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 | 上海报道

从本刊和日本《读卖新闻》连续几年的同题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于对方的认识，远远落后于时间的更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并没有完全被对方认同；而日本人的乐于助人，同样没有受中国人的彻底待见。

这仍是一对隔海而望彼此陌生的邻居，尽管双方已交往数千年。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几位去过对方国家的中国人、日本人，聊聊他们眼中的对方。

周立波：中国人可以和日本人交朋友

我是2001年去大阪的，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

我对于日本的印象有两点：第一是诚实。日本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不诚实，并不代表他的民众不诚实。比如，日本的超市，说五点打折，那么五点你去就一定会买到打折的，在日本很少遇到骗你的人。

大和民族的发展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的，这是我的心里话，有些网友可能不会接受我这个说法，但我真的这么认为。

第二，日本人勤劳，是一种团体性的勤劳。而且他们的那种勤劳已经变成了习惯。我有个朋友，在日本打工，有时候他说他想偷偷懒，但日本同事马上就教育他，说“你不要偷懒的，这样对公司不好”。

包括日本人的价值观，和中国人也有很大区别。

比如我姐姐在日本公司待了20年，前些年日本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们公司的员工可以集体到老板办公室去排队要求减薪。他们的想法也有道理，这个月我少拿一点工资，公司运作景气一些，就可以多维持一些时间，甚至渡过难关。假如我这个月多拿，但公司维持不下去，最后关门了，就什么薪水也没有了。

日本人自律，他们有一种整体自律。有人会觉得日本人不热情，其实日本的客气和热情在文化中显现出来，日语是全世界敬语最多的国家，但这种礼貌不是一种虚伪。

但是，当年在日本的时候，我有一点很反感，我在日本看到所有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大部分都是负面的，都是中国不好的地方，他们就是不敢拍我们上海，美国人也这样，都拍中国落后的地方，结果有些美国人来中国旅游的时候，还自己带了餐巾纸过来。#p#分页标题#e#

我对普通日本人印象都不错，他们有那种很礼貌的距离感。人和人交往需要距离，需要分寸。日本人有一种习惯，一般不会到人家的家里去，吹牛都是蹲在马路边进行，男人们去酒馆，家庭妇女买菜的时候，就在路边聊聊天。

最喜欢的日本城市是大阪，那也是我当年待的地方，蓝天白云很不错，喜欢那个城市的气场。在大阪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电视秀，是搏击比赛那种，一个父亲欠了两亿日元的贷款，为了女儿上大学，他一直战斗到底，最后绝地反击，获胜了。我看的时候都哭了，为那种精神感动。

日本的教育体制很不错，他们很注重意志力的训练，不光是书本的应试教育，日本男人不认输，打死也不认输，看上去很谦虚，但心里可不认输。就像日本人喜欢的口号：刚巴得，刚巴得，日语“加油！加油”的意思。

中日两国有些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人要向前看，我觉得中国人可以和日本人交朋友。

松田奈月：中国的活力从哪里来

开始接触汉语，是在我初中的课堂上，学习以“子曰”开头的论语。那门课程叫“汉文”，要学习四书、古诗，还有一些中国的古文。课程都是日文的，老师也用日语教，所以当时我没有感觉是在学习中国的语言。高中时学习了杜甫李白的诗歌，他们的故事，以及《三国演义》等作品，我慢慢知晓了汉语世界的音韵美，以及汉语的博大瑰丽。

大学时候，我的专业是日本文学。当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语作为二外。精通汉语，是日本古代的政治家文学家们必备的一种修养。

大学毕业那一年，1996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花了两周时间，我和我的同伴到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成都。那一次，我受到很大的震动。

在文学的世界里，我感受到的中国，就如同桂林山水一般有壮观的景色，是一种慢悠悠的时光流逝。但是实际上，我在中国的城市里看到的人，完全和书里不一样，他们非常有活力。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中国，在百货公司购物，或者乘公交车，假如你不往前走，就有可能排不上队。经济高速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见中国人急匆匆地向前，如果不这么做，可能就会被淘汰。这种急匆匆的前进的活力从哪里来？当时我很不明白。

那次旅行，让我的兴趣从中国古代文学彻底转移到了现代中国。

回日本后，我开始看第五代中国导演的作品，比如陈凯歌的《黄土地》《孩子王》等，我被中国电影深深地迷住了。1999年我来到北京电影学院留学。

中国同学总说我很客气，无论是创作学习，还是一起卡拉OK，他们都说我太客气。他们说，在中国，等是等不来机会的，必须要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才会觉得关系比较亲近，交流也会顺畅。

在我看来，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近，在日本，表现自己的时候比较少，更多的时候要求与他人合作和替他人考虑。刚开始，我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习惯很困惑，后来在中国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而且，在中国这种允许自己表现的大环境下，我越来越觉得自由，能自由地表达想法，拥有自己的空间。

正是由于中国式的沟通和交流，中国人与人为善的想法，以及这里人和人之间用缘分支撑的关系，所以我才能在中国自在地生活，迄今已有11年。

陈希我：对日本，我也曾误读

1989年，飞机把我从中国带到了日本。按当时我受的教育，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是花花世界。在成田机场通往东京的电车上，我看到女人们都化着妆。当时在中国，化妆还常让人感到属于不太正经。

坦白地说，刚踏上日本土地，我感觉满街都是风尘女。我想现在很多刚去国外的人仍有这种想当然。曾经有一位女性担心地问我，她到了日本，是否会被拉去当AV女优？直到我渐渐融入日本社会，才知道那是可笑的误读，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一样，是生活着、工作着的人，她们是母亲，是女儿，是姐姐或者妹妹。

所以有这种想象，也跟长辈对日本人的说法有关。长辈们说：日本人“有礼无体”，即讲礼仪，但无身体的廉耻。这是经历过抗战的长辈传下来的。对那场战争，最深切的记忆就是日军强奸中国妇女。当讲到“无体”，我们就自然会想到这个场景。中国人到日本，总将“国骂”作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但这似乎又是一种错位。这种骂对日本人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力，倒是中国人不经意的一句“八格牙路”(马鹿野郎)，会让日本人暴怒。而这个典故的来源---“指鹿为马”的故事，在中国，却是从道德方面来解读的。#p#分页标题#e#

在中国，说到日本人，那些特定的语言，如“八格牙路”、“花姑娘”、“米稀米稀”、“死啦死啦”就会跳出来，电影上日本鬼子出现时，总会播放一种音乐，此时画面上一定乌云密布。我第一次看到太阳旗，是来日本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在新桥JR车站前广场，当时耳朵里就响起那种音乐，觉得天都昏暗了。

后来才发现，现在的日本人并不那么说话，而且，那些本来应该操着这种语言的“日本鬼子”，居然和善，乐于助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初到日本时，几次迷路，日本人为我带路，而且好几次是老人。

他们有些还胆怯。我们学校有个中国学生被老师骂急了，把老师一搡，老师居然不还手。我本人也曾经有一次跟日本人打架，他拿着作为工作用具的长刀，当时我20多岁，不知死活，直冲过去，他却步步后退。当时我觉得很英雄，大扬了“国威”，现在想起来，这是耻辱。某种程度上说，我的文明教化，是在日本及与世界接触中完成的。我相信是文明的法则规训了他们。

刚走出国门时，稍不如意，我就会想：毕竟是日本鬼子！有一年除夕，我去了靖国神社。也许是因为对日本有了立体的认识，到日本多年后，我决定去看看这个地方，结果感触复杂。我才知道，那里也是日本人除夕守岁的地方。我去了几次靖国神社，其中一次就选在“终战日”，我看到了那些打扮成当年日军模样的人，但他们更像是表演滑稽剧。即便是街头开着高音喇叭喊叫的“右翼”，也只是小部分人。

(本文所需的日文翻译由雒航女士提供，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