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下的经验
　　而更应当注意的是，经济上的强大，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强大。在这方面，日本不仅给中国留下了教训，而且提供了机会。

　　最近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东亚诸国的抗议，不过是日本给我们上的最近的一课。在过去半个世纪，日本在经济上一直是亚洲的龙头，但由于一直不肯清算战争的问题，在道德上无以立足于世，更无法充当亚洲的政治领袖。本来，战后的亚洲是日本一枝独秀：不仅经济上超过欧洲诸雄，为亚洲后进提供了榜样，而且托美国之福建立了民主制度。反观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全民被束缚于共产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内，经济凋蔽，政治黑暗，如同今日的朝鲜，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反面教材。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如果在战后主动谢罪、赔款，获得亚洲国家的谅解并不难，而日本会因此一跃而成为亚洲的样板和代言人。当初的西德，在以色列建国之初的艰难岁月中，曾主动提出给以色列一大笔援助，在以色列引起大规模的抗议。许多以色列人认为，这是用钱来赎罪。人命无价，我们犹太人的命，绝不是能用钱来买的。但德国人则谦卑地表示，这笔钱与赎罪无关。人死而不能复生，我们的罪孽与救赎之路永无止处。最后，明智的以色列领导人顶住国内压力，接受了这笔钱。最终德援为以色列的振兴起了关键的作用。
 
　　相对于以色列人来，亚洲诸国的百姓要随和多了，如果日本能够对亚洲各国平等相待，谢罪赔款，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仅会领情，甚至会感激。毕竟，即使到了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对亚洲人也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这其实正好给日本提供了做好人的机会。可惜，这一个连火车误点也要“谢罪”的国家，杀了几千万人竟无歉疚之意。难道还能指望别人的尊重吗？

　　死不认罪的态度，使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竟无法在家门口的东亚地区充当政治领袖。今后若在东亚经济中从老大变成了老二，在政治上就更无足轻重了。更糟的是，战争问题，将在二、三十年后大大削弱日本政府在国内的权威。要知道，如今的“高龄少子化”，使日本人口严重萎缩，乃至政府与民间都承认，要想维持现有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水准，日本这一“单一民族”不得不寻求外来移民。最大的移民来源，无非是中国、韩朝、东南亚这些当年太平洋战争的受害国。这些国家的人入了日本籍，有了政治权利，怕是不会对自己祖先的苦难无动于衷。

　　在某种意义上，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应感谢日本这一死不认帐的态度。因为日本放着亚洲领袖不当，正好给中国空出了位置。但是，中国能否成为亚洲的领袖，关键在于中国的领导人能否从日本人那里学到教训。

     应有广获接受的价值观

　　日本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日本什么都出口，但日本的核心文化价值却无法出口，这些价值离开日本就无法存活。基督教传遍了世界，伊斯兰教主宰的西亚和北非，佛教征服了亚洲，儒学塑造了东亚文明。这些文化价值，都是可以周游世界的。可你见过任何一个不在日本的神道吗？以神道为代表的日本价值观，与人类普遍的人文价值格格不入，这种文化特殊主义的传统，使日本人拒绝用人类普遍的价值准则来衡量自己，这也是日本与德国对战争认识如此不同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要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就必须接受人类普遍的价值准则。儒家是一个普遍主义的人文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完全可以用人类普遍的价值准则来衡量。

　　下一代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时代，确立一种立足于人类普遍价值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发展，当然会有中国特色。但“中国特色”并不是特殊主义的守护神。当人们用自由、民主、人权等人类普遍价值来批评中国时，我们可以说：“我们认同这些价值，我们在努力改善我们的问题。但我们需要时间，需要帮助，因为自由、民主学起来很难。”但再不能说“这一套不适用于中国。”同时，中国人信奉的基本价值，也必须能够“输出”、放之四海而皆准。

　　如果中国死守“中国特色”，仿佛中国的一切都无法用普遍主义的价值来衡量，仿佛外国人永远不能理解我们的文化，那则会步日本的后尘，无异于自绝于国际社会。

　　政治与文化上的特殊主义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你越富、越强，人家对你越怕、越恨，越要想办法对你进行制约。日本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躲在美国的政治和道德的保护伞之下。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作人，就要摆脱特殊主义的枷锁，拥抱人类的普遍价值准则。(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