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卖》的倒戈
《读卖》的行为能否影响日本政府的行为，尚难逆料
在日本,《读卖新闻》长期被看作是持保守和右派立场的报业代表,在推动日本右倾化的许多事件上,《读卖》不止一次地充当“攻城拔寨”的排头兵角色。《读卖》支持修改和平宪法,不仅如此,1994年,《读卖》还率先发表私家版的《宪法修正草案》,鼓吹承认自卫队为符合宪法的军队。
《读卖》赞同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小泉纯一郎作为日本首相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时,《读卖》就以社论的形式表示支持。
然而,从2005年6月开始,《读卖》却突然倒戈。该月4日,《读卖》发表了长篇社论,针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提出“首相不应参拜合祀了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主张,并呼吁尽快建立另外的国立追悼设施。
《读卖》的转向不仅仅在于如何看待靖国神社,而很像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成果体现在一本名为《检证战争责任》(以下简称《检证》)》的书中,这本书最早于2006年7月由中央公论新社出版发行,对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由日本引起的战争的原因、经过、结束以及责任进行了全面调查。
《检证》难以避免地牵涉到中国:“九?一八事变”是怎样发生的?“七?七事变”如何引发了中日走向全面战争?《检证》提供了自己的答案。中国人至今无法忘却那场战争,但是在剥离了情绪主义的宣泄之后,仍不得不冷静下来研究那场战争究竟是为何而发生的，日本究竟如何走向了侵略之路，谁该为此负责?对此,《检证》也进行了自己的分析。
《读卖》的发行量是1400多万份,是发行量意义上的世界第一大报,在日本普及率是20.28%,相当于每五个家庭就有一家订阅该报,其影响力可想而知。6月19日,专门来北京联系该书中文版出版的《读卖新闻》调查研究本部主任研究员滨本良一告诉本刊记者,在政治类书籍销售暗淡的日本书市,《检证》一书共销售了8万册,“这么硬的书,在日本一般很难卖,这本书很成功”。社会反应也颇大,报社共接到邮件、电话等形式的6000多位读者的反馈。
日本的五家全国性报纸,过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则持支持态度。今番《读卖》的倒戈使《产经新闻》成为政治立场上的孤家寡人。如今需要观察的是《读卖》的倒戈能否进一步影响日本保守化的政治氛围,以及如何影响因历史问题而纠结的中日关系。
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春峰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此书中文版目前已经完成编审校工作,将于近期由该社出版发行。
“影子将军”走出暗影
《读卖》的转向与一个大人物息息相关。此人名渡边恒雄,今年已经81岁高龄,他于1985年任《读卖》主笔,1991年开始任报社总裁。渡边在政界、商界和媒介交游甚广,在日本拥有影响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读卖》右倾化的进程中,留有深刻的渡边印记。渡边还以“霸道”的作风出名,他曾把几位与他观点不同的社论委员全部排挤出报社,且《读卖》的许多规则与制度也是他一手创立,因此新闻界给他起了一个“读卖独裁者”的称号。
然而,推动《读卖》于2005年后产生“哥白尼倒转”式转变的也同样是他。上述6月4日的社论正是出自此公之手。
自小泉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渡边就把家搬到神社旁边,通过不断观察,他发现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是个赞扬军国主义的地方。渡边认为,小泉虽然在国会承认甲级战犯是战争罪人,但首相参拜的结果会令与“游就馆”思想相同的人欣喜若狂。中、韩等国自然会产生“日本是个危险国家”的想法,而日本则会因此与其相抵触,导致恶性循环。
2005年6月后,渡边继续明确态度,多次表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认为“靖国神社的态度是一个大问题”。鉴于《读卖新闻》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美国《纽约时报》于2006年初对渡边进行了采访,这篇题为《影子将军现身,意图改变日本》的特写这样开头??“在人生的黄昏,神秘的日本媒体大佬渡边恒雄决定走出暗影。”该文中,渡边批评小泉“不懂历史”,而他自己则被形容为“意图改变日本”的“影子将军”。
同是2006年初,渡边还与20多年来不仅在市场竞争方面,而且在政治主张方面的“死对头”《朝日新闻》的社论主笔若宫启文坐到一起,就两报长期对立的靖国神社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谈。在这次对谈中,两位日本媒介的大佬共同认为“只要日美关系好,亚洲外交就会顺利”是一个愚蠢的短见,下任首相假如还是选择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亚洲外交就会彻底失策。这次对谈的内容发表在《论座》杂志2006年2月号,被抢购一空。
也是在这次对谈中,渡边提议,切断日本与邻国之间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是认真检讨历史罪行,努力让大多数日本国民认识到:“事实上,那就是侵略战争。”
渡边将此动议付诸实践。在他的亲自主持下,《读卖》建立了由编辑、记者组成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决定就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调查和分析,将调查的结果形成报告,以连载的形式在报纸上陆续发表。渡边先生亲自提出了以下5个调查的主题,要求以年轻人为主的委员会成员到各地、各国进行调查研究,这5个题目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为何发展到了中日战争;日本为何在根本没有取胜把握的情况下与美国开战;是什么人“发明”了所谓全部战死的“玉碎”及自杀式的“特攻”战斗方式;美国投放原子弹是否不可避免;东京审判所遗留下的问题是什么。
“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在《读卖》上连载一年之后,又经过进一步的整合和修改,《检证》一书最终出炉。不久后,该书即出版了英文版。
“卢沟桥事件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教授近年来活跃于中日关系领域,他被“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纳入到了采访的范围,《读卖》的记者曾经两次专程来北京对他进行访谈。而《检证》一书出版后,步平也在第一时间做了细致的阅读。
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该书对日本战争责任从纵横两个方向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又从总的方面进行了总结。从时间的纵向上,该书主要划分出8个单元,对每个单元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分析。
关于“九?一八事变”,书中说,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他们应对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石原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世界最终战争论”??日美两国作为东西两大文明的盟主通过战争争夺世界第一强国地位。他与持有“用谋略活动来逼迫国家”信念的参谋们造成既成事实,并得到军部少壮派军官的配合,从而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
《检证》对卢沟桥事变也有描述。 书中指出先后任首相的近卫文 、广田弘毅,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陆相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对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是他们让日本陷入了中日全面战争的泥潭。
此书认为“卢沟桥事件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冷静地加以处理,有可能回避全面战争的危机”。但是由于近卫内阁向华北派兵,从而使战争逐步升级。而此后近卫没有主动发挥政治领导力,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广田弘毅也跟近卫一样,以几乎沉默的姿态贯彻始终,而且还跟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正等人一起主张中止同国民政府的和平交涉。一系列行动促使全面战争爆发。
对于另外6个单元:关于日德意三国同盟、日美开战、战争的继续、“玉碎”和“特攻”、本土决战、原子弹轰炸,《检证》也同样问责到具体的个人。
问责结果与东京审判不同
《检证》还从社会角色的横向视角,对不同层面的责任者进行了分析。对于天皇,书中说虽然明治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为陆海军统帅”,但天皇其实没有统帅权的实质性权限。尽管在日本战败时,昭和天皇对麦克阿瑟表示通过退位接受责任,但实质性的责任是在首相、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那些人身上。
《检证》认为东条英机前首相的责任最大,说他是一种“缺乏国际感觉的开战”。东条作为第二届近卫内阁的陆相入阁后,曾着手进行了日美军事力量的比较调查。调查的数字显示日军难以维持长期战争。但是东条却说:“美国缺乏国家的主轴,而我们的帝国却拥有三千年的国体。”于是,“在他当上了最高指挥后就做出了冲入日美战争的决断”。
“东条政治的显著特征就是利用宪兵的镇压和由国家垄断信息。”书中说,东条完全不顾国民追求幸福的权利与内心自由被压抑的痛苦。在战争后期,他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通过发布“誓死不当俘虏”的“战阵训”鼓励决死的“特攻”和所谓的“玉碎”,使大量的士兵丧失了生命。他甚至说过:“在日本,不是飞机在天上飞,而是精神在飞。既然我们的精神在翱翔,就不会输掉这场战争。”
东条之外,《检证》也对允许军部独断专行的近卫文以及广田、松冈、杉山、永野、小矶等指导层重要人物的责任进行了条分缕析。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作出了著名的“东京审判”,东条英机等7人获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被判终身监禁。《读卖》认为自己的调查结论与东京审判不尽相同,并在《检证》一书中特别指明。书中认为发起满洲事变的参谋石原莞尔和推动进驻法属南印度支那海军的石川信吾、以及主张对美开战的参谋本部的田中新一等幕僚“负有重大责任”,但是东京审判中他们根本未被作为被告。
另外一处明显的不同,东条一派的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绞刑,但是《检证》认为他们虽然有责任,但事实上他们在领导战争方面的作用并不大。
“到底错在哪里?”
在最后一章里,《检证》将对战争的反思引向深入。“到底错在哪里?”《检证》总结出几条大的教训。首先是军部和政府“误读国际形势”:一方面关东军的侵略挑战了当时主张尊重中国主权的华盛顿体系,另一方面日本与德意结成同盟更是一个“致命的选择”。
第二条受到批判的是日本的“幕僚政治”。书中指出,在昭和战争中控制和左右日本的,主要是陆海军的军部官僚。“这些人以‘统帅权’为盾牌,逐步掌握了人事权、预算分配权、政策决定权。”这些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被录用到参谋本部等中枢机构担任参谋等要职的所谓军队精英,“精英意识和封闭主义是他们共通的特征”。
而事实上,这些精英们的实际军事能力很低,而且这些人虽然不断错误地出谋划策,造成战局的恶化,但不仅不承担责任,反而会得到重用,不断晋升。这就造成了日本官僚体制的巨大缺陷。
“议会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成为又一条重要的教训。书中指出:“帝国议会变成了追认昭和战争的机构。虽然控制官僚、制止军部的妄自行动是受国民之托的议会和政治家们的工作,但他们却忘记了这一重要责任。” 由于不赞成军部增加军费要求的藏相高桥是清被杀,议员们对军部逐渐变得唯命是从。“议会最终未对阻止和结束战争发挥丝毫作用。”
《检证》指出的最后一条教训是“轻视生命和人权”。战争期间,指导日军军官和参谋的教典是《统帅纲领》,强调“胜败的主因依旧在于精神上的要素”。同时,军部还向士兵进行即使剩下最后一兵一卒也应拼死战斗的“玉碎”精神教育,并开发出带人炸弹“樱花”和人体鱼雷“回天”等“特攻”武器,种种非人道的行为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在日本国内,“批评战争的人,不积极合作的人都遭到了宪兵和特高(特别高等警察)毫不留情的镇压。不仅是政治家,就连提倡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评论家、学者也成为迫害的对象。作家如果不表露出协助战争的姿态,就不能再发表作品。”
右派的反思比左派有力
渡边率领《读卖》所作的这次“华丽的转身”,曾被批评为“投机”甚至被认为是个“阴谋”,即在日本国际名声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为《读卖》自身赚取一些声望。不过步平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偏颇,他说:“在日本的现有的政治条件下,这么做还是需要勇气的。”
渡边对历史问题的转变,激怒了一些日本的极右势力,甚至他和家人的生命也曾一度受到威胁。有人给渡边寄威胁信,信中说:你的周围的警卫非常严,我们不能去杀你,但是你的孩子,在哪儿工作,每天怎么样去上班,我们都清楚。
今年3月份,在接受《岩松看日本》节目专访时,渡边透露了一个老者的心境:“今年我已经80岁,我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去世了,如果我们都去世的话,就没有人讲述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想更加抓紧时间,来对人们教育当时的情况。”
而在给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序言中,渡边写道,之所以出版本书,动机无非是来自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对这场战争的非人道性以及其责任的所在必须研究明白,只有本着日本人民自身的良心,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以外,才有可能与受害国家进行直率友好的对话。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国与《读卖》相稔熟,在他看来,晚年的渡边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一件事。“检证战争责任的计划未必在报社内部都能得到认可,但是以他的权力和威望可以迅速推行,而且表现为整个《读卖》的立场。”崔对本刊记者说。
《读卖》对这项工作自视甚高,认为这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人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检讨战争历史,渡边的表述,日本“从来没有以日本国或者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追求过战争责任”。不过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室主任晋林波看来,《检证》的内容并没有太多新鲜之处,“许多观点日本学者早已有人说过”。不久前,他在美国时看到了《检证》的英文版。
步平认为,需要用一个较宽广的视野才能对《检证》有清晰的认识。“战后日本反思历史责任,媒体中《朝日新闻》一直比较积极。而其他的反省也是很多的,日本多数知识分子认为那是一场侵略战争。”不过,步平又说,“反思比较深刻的一般都是左派学者,在这个意义上,保守色彩浓厚的《读卖新闻》所作的反思是值得肯定的。”
具体到内容上,步平认为:“如果跟《读卖》以前相比,许多内容都是突破,但如果和进步力量相比,突破也并不那么显著。”但是,他提醒记者,在日本整体保守化的背景下,右派的反思比左派的反思有力得多,影响也更大。
“《检证》是对孩子很好的教育”
“我们收到的反馈中持赞成意见的占大多数,许多人说这是对孩子很好的教育,”滨本良一告诉本刊记者。颇有意味的是,他透露,由于《读卖》在日本被认为是保守的,所以书籍出版后并没有极右势力的宣传车到报社门口来表示抗议,“如果是《朝日新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这让人联想到当年持反华态度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造访中国,打破中美坚冰,非但没有受到民众的指责,反而得到民意广泛支持的往事。
作为《读卖》的一员,滨本如此看待《检证》的价值:日本人以前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采取沉默的态度,而现在开始有自信真正去认识那段历史了。
当然,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考察,《检证》一书也仍然有诸多的遗憾以及与中方观点不尽相同之处。新华出版社在筹划中文版出版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这方面的难题。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春峰告诉本刊记者,除了个别带有极右色彩的、有可能伤害中方感情的地方,中文版基本上没做删除,保持了原著的原貌。
不过,在一些地方中文版仍然做了说明。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检证》如此表述:“有的说是20万以上,有的说是十数万,众说纷纭。历史学家秦郁彦经过实际考证,推测为4万左右。”而卢沟桥事变,《检证》认为是中方放第一枪。另外还有“田中奏折”(指在1929年曝光,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其中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方认为是假的”,黄说, “这三处史实,还有一些错误的观点，中文版以‘编者注’形式做了集中的说明，提醒读者注意鉴别。”
中国读者不解渴之处还有,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南京大屠杀，《检证》基本如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未做深究，而对慰安妇和细菌战等热门话题却只字未提。
滨本不久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会上有中韩美日学者共同参加。滨本向与会者介绍了《读卖》检证战争责任的计划,并呼吁:“这是日本一家报社所作的,现在应该政府来做这项工作了。”美韩两国学者对此叫好,而中国学者表示这项动议难度很大。令滨本感到意外的是日本学者的态度,“他们对此集体表示悲观。他们说,一是日本政府不会全面开放二战资料;而即使公开了全部资料,日本政府也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读卖》的行为能否影响到日本政府的行为,此时尚难以逆料。“但是对于《读卖》的反思,尽管它还有局限,可如果这样的东西都不能肯定的话,中日的互相理解还怎么办呢?”基于这样的认识,步平和崔保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都表示,对于书中部分篇章后面收录的一些日方学者的右翼言论也不妨完整保留,“这样才可以真正地了解对方。”
迷失于战争中的媒体
“在战争年代,日本的所有报纸就曾竞相追随军国主义,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不这样,战争也许不会打到最后”《检证》用一整章的内容来检讨媒体在战争中的责任。它揭示,战时日本的媒体受制于严厉的言论统制,基本上放弃了媒体应负的监督责任。不仅如此,媒体还做了战争的帮凶,宣扬日本军方虚妄的胜利,从而对战争推波助澜。
60年后,渡边恒雄对此有了深刻的反思:“在战争年代,日本的所有报纸就曾竞相追随军国主义,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不这样,战争也许不会打到最后。”
连根本不存在的航空母舰都被计算在击沉的战果中
在那场战争中,负责任的日本记者感到极为郁闷。一位叫冈田聪的记者回忆,虽然当时明知道对战局的报道谎话连篇,但是自己却写不出一句真话。在战后自己的著作中,他写道:
“这边通过外电等渠道得知了战况恶化的消息,向(大本营)报道部请示咨询,得到的却是根本没有那么回事的否定,并禁止刊登该消息。中途岛海战大败的事实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早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且国民也都多少有所耳闻,可是报道部却断然对此进行否定。”
也有批判军部的凤毛麟角的报道,但是做这种报道的媒体和记者立即会遭到可怕的惩罚。1944年2月23日,《每日新闻》头版以“战局至此,竹枪难敌”为题,批判了军部的精神主义。看了这则报道,东条英机大怒:“竹枪作战难道不是陆军的根本作战方式吗?把每日给我停刊!” 执笔该消息的是每日新闻社黑潮会首领新名丈夫(当时37岁)。陆军将他“惩罚入伍”,编入丸龟连队。
当时,与新名同行的还有被征兵入伍的250名其他人员,他们因生在大正年间年纪较大而本来是被免除兵役的。三个月后,新名在海军的斡旋下以担任了从军记者为由得以退伍,但那250人则在后来被发配到硫磺岛,全都死了。
“睁着眼睛说瞎话”成为当时日本媒体报道的常态。1944年7月,塞班岛守备部队全军覆没,但在同月19日的各大报纸上,“东条首相说真正的战斗从现在开始,做好战死一个亿的思想准备”、“复仇的斗志在燃烧”、“要彻底摧毁美国鬼子,没有武器就用竹枪”?? 类似这样煽情性的标题跃然纸上。
同年10月19日进行台湾海域航空战的时候，美军面向冲绳的空袭已经开始,而高呼进行日本本土决战的声势也此起彼伏,在如此情势之下,报纸上刊载的竟是日本海军击沉击破美军的航空母舰19艘、战舰4艘等共计45艘舰船的报道。天皇对此颁发了“奋战!大胆击破了敌舰”的嘉奖圣谕,举国上下一派欢腾,甚至都发行了为纪念胜利而谱写的乐曲的唱片。但是,事实上击沉的敌舰数目为零。美军实际的航空母舰只有17艘,也就是说连根本不存在的航空母舰都被媒体计算在击沉的战果中了。
转变从“九?一八”开始
根据《检证》的调查,日本放弃监督义务是从“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暴戾的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路,日本铁道守备军队与之展开战斗”?? “九?一八事变”以这样一种形式被公之于众。要到战后,关东军谋划了“满铁线路”爆炸的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当时,也流传出一部分关东军阴谋说的消息,但却没有一则报道曾对军部发表的、一切都是中国军队的所作所为这一点表示过怀疑的态度。”
1932年10月,“国际联盟”发表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在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的同时,也对关东军的行动进行了批判。此报告书甫一发表,即引起各家报社的齐声非难。以当时的日本三大报为主,全国132家报社发表了“断然不应该接受和承诺的”的共同宣言。对接下来的退出国联问题,一直到最后为止都一直提出异议的主要报纸,只有《时事新报》一家。
也是以“九?一八事变”为机,日本主要报纸向战场方面派遣了大量的特派员,通过时刻传达最新战况飞速提高发行份数。相反,对那些登载对军部批判性报导的报纸,以在乡军人会等为中心,发动了“不买运动”。当时,评论家清泽冽曾这样分析说:作为“新闻工作的经营心理”,对外则曰日本“绝对正义”,对内则曰“昂扬日本精神” ， 以如此极端的论调,来让民众确信媒体的报道。
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对日德意军事同盟的缔结,还是日军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侵占等?? 每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各报纸版面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各种礼赞讴歌的报道。报界代表甚至在出席德意两国大使馆的祝贺会上,三呼“三国同盟成立万岁”。
此后,就像评论家伊藤正德所说:“在军部出出进进的年轻记者们的那种被驱使着去讴歌一战论的势头,编辑部的干部们已经鞭长莫及,无从制止。”
媒体的迷失终于渐行渐远,《检证》写道:“报纸不是向全体国民传达真实的战况,而是将国民赶向那个鲁莽欠斟酌的对英美开战的方向去了。”
统制
在《检证》的分析中,媒体的迷失最主要与高度的言论统制有关。“九?一八事变”后,内务省警保局就列举出“将发生在满洲的自卫性军事占领报道成日本帝国的侵略行为的文章”等禁止刊行的基准。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政府根据军机保护法强化了各种管制,内务省警保局对各个府县的特高课课长下达命令:“要和主要日刊报社通讯社及主要杂志发行所的负责人恳谈”。
接着,根据1938年制定的国家总动员法,各个媒体机构事实上都被编排在政府?军部的下部组织里面了。新闻纸统制成了其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从1940年5月开始,新闻纸的分摊额成为内阁直辖管理项目,1938年～1940年间多达739种的日刊报纸,被以“整顿恶质不良报纸”为由裁减下来,1941年时减至108种。同年9月以后,更根据所谓“一县一报”的方针,减至54种。
另一方面,政府从30年代中期起开始着手创设“操纵报业”、操纵舆论等进行一元化管理的、担负国家情报宣传的机关。1937年9月,曾为各政府部门之间联络机关的“情报委员会”被解散重组为“内阁情报部”,负责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40年12月设立了“情报局”,负责对有关国家全体性的报道进行一元化统制。
至于广播电台,1926年创建了社团法人日本放送协会,进而成为国策宣传的喉舌。于1936年设立的“同盟通信社”,后来也成为受情报局及军部等直接支配的部门。杂志、书籍等也是一样,成为“日本出版文化协会”一元化统制之下的产物。而电影,则全部都是由国策机关的“社团法人日本时事电影公司”制作发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事实上成为军部的传声筒。“大本营陆海军部(1941年)12月8日早6时声明，帝国陆海军于8日的今天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队进入战斗状态”。据《检证》统计,从这则“第一号”宣告了开战的消息以来,大本营声明至战争结束为止共计发表了846则,吹嘘虚构的辉煌胜利。
除统制因素外,《检证》也力图检讨媒体自身的责任,书中引用战争中曾任朝日新闻主笔、副社长等职务的绪方竹虎的话说,“对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报道是最大最精彩的部分,是推销竞售的大好时机。越是大企业团体,越不能轻易放弃这个商机”,这一点可谓是当时的业界实情。
《检证》总结,尽管存在严厉的管制,当时的报社也并非完全是硬着头皮勉强对统制持协作态度,而实际上“报社也曾积极跻身于推进战争行列的一面”。
日本战争责任论的演变
专访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
单纯地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有强调事件偶然性的危险,是不是有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家战争责任的危险呢?
“不能贬低,但也不要太拔高”,这是步平对《检证战争责任》一书的基本态度。这个判断在字面上非常简单,不过下判断的过程却并不简单,因为它需要对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观”有一个历史的了解。
两种“战争责任”
《?望东方周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观”是怎样形成的?
步平: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社会上始终在讨论但是也有相当多争议的问题。日本在战败前不存在“战争责任”这一概念,许多日本人在那之前从未想过战争责任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战争观认为国家进行战争与取得殖民地是正常的。而在日本战败后,由于同盟国针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审判,褫夺了与战争有关人员的公职,从法律、政治与行政的各个侧面对日本进行了追究,日本人开始接受了“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可见“战争责任”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是因战败才在事实上接触到的概念。尽管如此,“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在日本人中间的传播与影响还是很快的。
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当时“战争责任”的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站在同盟国及受到日本侵略奴役的国家的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犯罪行为的“战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从外部指向日本内部,而从外部看来,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是包括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在内的整体的日本,所谓的“战争责任”就是日本加害的责任。毫无疑问,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多数遭受日本侵略或殖民统治的国家是从这一角度和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
《?望东方周刊》：那么《检证》一书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探究战争责任的呢?
步平:这就要谈到另外一种“战争责任观”了,同样“战争责任”的概念,在日本人理解起来却并不是那样简单。我们看到,战后日本人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思考,有站在亚细亚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思考,也有站在女权主义立场、基督教立场或市民主义立场上的思考。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思考,与战争被害国人们的思考比较起来,日本人的思考还有一个特殊的角度,那就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追究使日本国民成为被害者的国家与国家领导人的责任,即日本政府、军部等政治领导及与鼓动战争有关的机构的战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是作为导致战争失败了的指导者的被“欺骗”的对象,以受压制和受欺骗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检证》一书基本是站在这一立场进行的思考。
日本“战争责任论”的演变
《?望东方周刊》：战后60年间,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观”经过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步平: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思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10年,这是关于“战争责任”讨论十分热烈的10年。当时,通过东京审判与B、C级审判使日本人第一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基于日本战后的统治体制和统治层与战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认识前提,主张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的及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的战争责任。
另外,对战后西方的人道主义有新鲜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于在战争中对军部的统治存在压抑感,所以也接受占领军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的普遍理念。但他们对占领军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又有抵抗情绪,所以对占领军和左翼势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具体的方式又难以接受,对从政治与法律的角度进行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态度消极。不过,他们可以根据西方的普遍的理念,反省包括自身在内的日本人在战争中缺乏自主性的问题,从内部的伦理的角度议论战争责任。自由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还指出了天皇的道义责任,多数意见主张其退位。
到了50年代的中期,从外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活动结束了,开始了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追究的第二个1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提出了主体性战争责任论的观点。在战争后期,曾经作为学生兵被推上战场的一批日本人这时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具有很深刻的战争体验,而一部分人在战后初期又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因此在国民的战争体验与国民的战争责任之间发生了认识的分歧,通过“昭和史论争”建立了“战后历史学”,出现了研究战争责任新的契机。
这一时期,由于许多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残暴行为的著作的出版,日本人开始了解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日本人应自觉地认识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检讨战时的民族主义与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建立日本的民族主体性。这一时期对战争责任的思考重视内部的与伦理的角度,即讨论为什么在日本人中关于战争责任的自觉性不强?阻碍日本人主体性地思考战争责任的原因在哪里等。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因为以基督教、佛教为中心的宗教人士及战时尚在小学读书,即当时的“少年国民”都开始考虑战争责任的问题了。
这一时期,由于在国会上争论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对天皇与国家神道的批判被提上了日程。战后迅速转为接受民主教育的一代人开始对在战时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教师与父母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开始基于自己的战争体验而思考战争责任。同时,由于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及越战的扩大,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发展,影响到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战争犯罪的实态进行追究的活动,当然,对美国在战争后期的无差别轰炸和投放原子弹的责任也有追究。
1982年,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如何记述侵略等问题,国内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都十分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背景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然,这些在新的研究领域中的实证性研究促使上述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思考更具有伦理的自觉性。战争责任的认识与战争责任的对象领域都在扩大。
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对外交流。冷战时期,战争责任问题常常被保守力量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右翼攻击思考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是被共产党“洗脑”。但在冷战结束后,对人权侵害的问题突出出来。对以“慰安妇”为代表的战争犯罪的追究是把战争犯罪从侵犯人权的角度进行理解。还有一批法律专家基于对人权侵犯的立场,不仅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而且考虑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开始了战后补偿的实际行动。
日本知识分子的苦心
《?望东方周刊》：以这一历史过程为参照系,我们如何评价《检证》一书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分析?
步平:《检证》一书的特点,一是将责任分解到个人,二是把一般的日本人作为导致战争失败的指导者的“欺骗”对象,以受压制和受欺骗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当然,该书也意识到日本国民确实应当从道义层面上对曾经全力支持战争的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发动十五年对外战争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它更是一场全民总动员的国家总力战。
《检证》一书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思考是有积极意义的。渡边先生在该书的最后这样说:对于战争责任进行政治与道德性的判断是必要的,这样困难的课题必须要提出来,应由日本人自己首先对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政治道德性的责任进行检证。从中确实可以看出渡边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知识分子的苦心。
警惕“无构造历史观”
《?望东方周刊》：那么,在你看来,《检证》一书有怎样的缺憾或不足?
步平:缺憾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是:《检证》一书侧重于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方式,与战争被害国的人们把日本整体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思考角度还是不同的。
对日本应负的战争责任从国家责任的角度进行的判断有时是需要具体到个人的,这样才便于从法律层面对战争指导者的战争犯罪进行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个人的战争责任是不适合的。然而,单纯地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有强调事件偶然性的危险,是不是有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家战争责任的危险呢?对指导者的战争责任的分析和对国民的责任的分析,最终还是要归到日本作为国家的战争责任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检证》一书在对各种人物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后,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专行”,军事指导层的“一系列的判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这些人架空。应当说,这些人的责任当然都是存在的,问题是单纯从日本人被“欺骗”的角度对战争责任进行检证是否全面与科学,是否能够将真正的战争犯罪责任进行彻底的追究。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战后对日本国民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追究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日本国民俨如旁观者,忽视了自己参与战争的责任。即使讨论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也压倒性地将其局限于日本国内问题,仅仅从日本国民的战争受害立场上认识战争责任,极其“缺乏对其他民族的责任意识”。日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过了战后的半个世纪,以至到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许多日本人发现在这一问题上竟然面临着战后政治选择的十字路口。
第三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警惕“无构造历史观”的影响。所谓“无构造历史观”,是指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以进行微观的实证研究为理由,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以中日关系为例,有的学者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以至发动战争看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而是孤立地研究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事件,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等都只有歌颂,而没有批判。
《检证》一书中对许多历史过程,就比较侧重从偶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给人的感觉也是在强调战争失败的战术原因。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离开对战争性质的判断,离开对战略决策是否科学的判断,单纯从技术性的战术角度思考战争失败的原因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追究战争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来看,用偶然性显然是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的。正是从这样的无构造的历史观出发,《检证》一书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论述后,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木户幸一、铃木贯太郎、东乡茂德、米内光正等人的所谓“和平的努力”,也批评了“围绕昭和战争的美国与苏联的责任”。站在真正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立场,《检证》一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视频：对话读卖新闻总裁渡边恒雄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11日14:26 CCTV《岩松看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