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今天的日本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民主国家，人们也许会觉得这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谩骂。如果说今天的日本甚至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相信更多人会对此嗤之以鼻。不过，如果检视一下战后日本政治权力的运行规则，也许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也许不无道理。 

    有哪个实行内阁制的西方民主国家，首相选举居然与选民没有多大关系？答案似乎只有日本。日本首相多数情况下是由党内大佬通过黑箱运作决定的，即便个性强悍如小泉，在成为首相的一星期前也绝难想到，他居然当上了日本首相。 

    不仅如此，日本从前各届内阁的组成人选，也不是首相一个人就能够决定的。为了照顾各派系的利益，每一个新首相都会为了组成新政府煞费苦心，语气谦恭地给各位大佬打电话征询意见。 

    说日本不“现代”，同样是事出有因。许多日本人都知道，掌控政府运作的经常不是内阁，而是一辈子在各部门从事专业工作的技术官僚??公务员。这种情形在现代西方国家其实并不鲜见，不同的只是，这些技术官僚多以政党派系为依托，且往往为了个人退路与财阀相勾结。有观点甚至认为，日本政府实质上是政治派系及有利益关系的财阀的政府。 

    在局外人看来，这也许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日本的现实，是日本即使经历了现代民主改造也未能完全割断的传统。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政治权力就是这样运作了。 

    也正因为如此，小泉任内所推行的“打破自民党派系，还权力于内阁”的改革，才如此深地触动了日本的上上下下，使许多日本人第一次对政治有了热情。更让他们欣慰的是，小泉的改革虽然强硬，但却严格遵照日本宪法。 

    不过，小泉改革所暴露的日本传统的政治权力运行规则，并不是日本政治传统惟一的遗产。 

    已经引起世界担心的日本“保守化”，同样属于这种传统的遗产。它折射出日本长期存在的一种焦虑，而从这种焦虑中，人们可以嗅到一种十分危险的民族主义。 

    日本的焦虑，其实是一种寻求新的自我认同的危机。 

    今天的日本早已成长为一个经济上的帝国，然而由于上个世纪那场战争的失败，它不得不60年背负战败的后果，忍受卑微的政治地位。对于那场战争，日本并非没有反思，然而日本的战争责任由于“一亿人总忏悔”变成了一个极为抽象的符号，对于日本而言，这本身就孕育了忘却。
 
    当符号的意义终于弱化之后，任何一个刺激或许都会唤起潜藏在日本内心的自我意识。日本经济腾飞后，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或许只能代表日本精英的敏感。然而，当已经足够强大的日本陷入阶段性的经济低迷，或者政治运行中的弊端被充分暴露，或者外来的威胁，比如说一个强大的邻国，都会让日本突然发现自己的不伦不类。 

    于是，从断续的政治遗产中找寻尊严和荣耀就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自觉追求。而且，他们只能从自己的遗产中获得。因为，那才是日本的特性。他们试图重新获得纯粹的、未经玷污的日本精神，曾经主动从西方获得的，以及在被遏制情况下被迫向西方学习的一切，现在都成了重新强大的日本找回自我的障碍。 

    于是，从安倍晋三《献给美丽国家》一书中，《纽约时报》周刊日本版副总编辑瓦格纳甚至产生了日本试图回到明治时代的联想。而那个时代，正是日本因为脱亚入欧实现振兴而忧虑丧失自我的时代，当日本求助武士道来保持日本特性时，结果疯狂吸收西方文明却最终撕裂了日本，催生了一个野蛮的法西斯国家。 

    现在，日本的政权终于要交给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政治家手中，而他们又一次试图从自己的政治遗产中寻找平衡过去60年“寄人篱下”的屈辱。 

    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离开上帝的人注定是在迷雾中孤独行进的个体，当他急切地前行时他无法穿越眼前的迷雾，但他试图回头寻觅曾经走过的道路时，过去的道路一样地被浓雾遮掩了，最后他只能跌跌撞撞什么也看不见地前进。现在的日本似乎正处于这种迷雾中。 

    正因为如此，日本领导人的这次换届，也许会成为自二战结束至今，最重要的一次换届。这样的代际交替，几乎是以一种最不经意的方式，把60年前那段梦魇与令人倍感焦虑的现实串在了一起。这样背景下的政治权力交替，使日本仿佛置身于一个危险的历史十字路口，人们都在紧张地关注着它下一步将如何迈出。 (作者：史哲)(来源：东方早报/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