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9日，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后藤田正晴先生溘然辞世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出差，闻悉这个噩耗，着实大吃了一惊，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就在我这次出差之前，中日关系史学会还从北京来电询问后藤田先生访华的可能性，很想邀请他出席《为新中国做出了贡献的日本人》一书的出版祝贺会。老先生受到此邀后，十分高兴，但又无奈地说，“虽然我自觉身体没甚问题，可是医生给我下了出国禁足令，北京方面的盛情我心领了，就让林君（指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林义郎）代表我去吧。”
也就在今年正月，后藤田先生还曾给我写亲笔信，祝贺新春。信中说，“年末收到贵著《东京初旅――我的记者生涯》，非常感谢。我利用新年休息期间拜读您的著作，忆起往事，铭感至深。目前的两国关系令我担心，但我确信，只要相互努力，一定会好转。而且，我认为，应该好转。”信中，他还托我向中日友协会长宋健和中国的朋友们，转致新春的问候。老人的信，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中日关系的珍重、关切和期待，也表达了他对两国关系的坚定信念，令我十分感动，也深受鼓舞，而信上那一个个苍劲有力的字，给我留下的印象至深，使我坚信他是非常健康的。
三个月之前，他曾亲临我们日中友好会馆出席会议，中午与我们共进午餐。那天，他手持拐杖而不用，步履稳健，显得十分硬朗。更令我佩服的是，他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且很健谈，怎么也看不出是个年高91岁的老人。
在饭桌上，我斗胆提出许多问题向他请教。令我非常满足的是，不管是关于日本的政局，还是关于中日之间敏感的历史问题，他都十分认真、坦诚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观点鲜明，入木三分。
从这一席话中，我领略了他作为日本一位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风采，也悟出了他长期以来以视野开阔、刚直不阿、坦言相对、敢说敢为而著称于世的道理。
后藤田先生在其波澜起伏的一生中，为官30余年，从政20余载，经历非凡。他1939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内务省任职，先后出任过自治省的官房长、警察厅长官、内阁官房副长官等职。1976年弃官从政，连续7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并历任自治大臣、内阁官房长官、总务厅长官、法务大臣及副总理等要职。
后藤田先生1996年从政坛引退后，仍十分活跃。他卓越的见识、忧国忧民的言行和国际平衡感觉赢得了日本社会、包括政界要人和行政高官的尊重与信赖，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社会颇具影响，成为人们在事关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征求智慧、征求对策的智囊和向政府建言的重镇。
进入21世纪，日本内阁首相交椅易主，对内外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其国家走向引起内外关注。面对时局的变化，后藤田先生不顾年迈，不畏权势，经常外出演讲，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出席电视上的评论节目，继续就事关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直抒己见，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卓见。
后藤田先生与中国结缘始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当时，他是田中角荣内阁的副官房长官，为田中首相访华成功和邦交正常化的顺利实现，在幕后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具体工作。
回想那段历史，后藤田先生斩钉截铁地说，“恢复日中邦交是田中首相的一项英明决策。如果说田中内阁的功绩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恢复了日中邦交…….说到底,如果没有像田中先生这样的人，是做不出那种决断的。”他还说，“在后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感到，日中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有很大的好处。”
30多年来，后藤田先生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其中，令世人称道的是，他对日中友好会馆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0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商定，作为两国政府的合作事业，利用地处东京都文京区的伪满洲国中国留学生宿舍地皮，建设一座包括写字楼、美术馆、会议厅、日中学院、宾馆和中国留学生宿舍在内的日中友好会馆，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友好交流的需要。
后藤田先生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了日中友好会馆的筹建工作。他配合会馆的首任会长、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日关系“掘井人”的古井喜实先生，为筹措资金，不辞辛苦，四处奔走。结果，除两国政府出资外，还在日本民间募集了30亿日元捐款，加上45亿的银行贷款，建起了耗资100亿日元的多功能设施。
这个日中友好会馆的建成，开辟了中日友好的新天地，开创了中外合作的新模式，不仅是中日友好的象征，而且是开展两国民间友好交流的平台、友好活动的据点，为促进中日间的相互理解，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增进彼此的友好感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94年3月，后藤田先生接任日中友好会馆会长职务。在担任会长十年间，他出于对日中关系的重视和日中友好的坚定信念，领导会馆积极开展业务，在经济、文化、人员的交流与合作方面，在资助中国学术界的历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从而博得中国政府和民间各界的高度评价，曾荣获中日友好协会授予的“友好使者”美誉，他领导下的会馆，荣膺中国文化部授予的“文化交流功劳奖”。
为了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后藤田先生特别重视两国青少年的交流，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会馆每年都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接待中国高中生来访和进行教育界人士互访。
2003年，他改任日中友好会馆名誉会长后，仍然继续关心会馆的工作，倾力于中日友好事业。2004年10月，他不顾90高龄，偕夫人、儿子等亲属和日中友好会馆的负责人再次踏上北京的旅途。在会见国家领导人贾庆林和唐家璇时，均表示，今后只做一件事，就是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老人对目前的两国关系表示忧虑，但对两国关系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深情地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访华，所以我把年轻人带来介绍给你们，两国人民是要友好的，日中友好后继有人。”
期间，他应邀到清华大学演讲。看到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老人高兴极了。他就日中关系中发表了三点基本主张，即“不否定过去；不掩盖现在的种种分歧；相信两国合作，能构筑面向未来的新关系”，并就人们普遍关心的台湾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对华经济合作问题等，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演讲中，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日本应如何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1972年恢复邦交时，已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靖国神社问题，他指出，“小泉首相参拜以来，招致日中间的国民感情恶化”，“小泉称他是作为‘个人的心情’去参拜的，可是，我的见解是，‘个人心情’这种东西与一国之首相的立场自然不能混淆，我碍难赞成小泉首相的想法。”他还说，“参拜靖国神社之所以成为外交问题，是因为靖国神社合祀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定的甲级战犯所致”，主张“从国际道义出发”，新建慰灵设施，或将甲级战犯的名单从靖国神社去掉。
关于经济合作问题，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日本某些政治家关于停止向中国提供开发援助（ODA）的主张”，认为“应继续提供”，称“环保对策援助不仅对中国有利，对日本也很重要。”
演讲中，他特别强调，“用中长期的眼光来考虑日中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教育。为此，要加强青少年的交流。正如中国谚语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看起来是将来的事，但要实现世世代代的友好，育人才是最大的捷径。”
后藤田先生对日中关系看得远，想得深。他在同一次演讲中说，“日中两国携手，可构筑一个日中广场，还可构筑一个亚洲广场，也就是说，亚洲可成为一极。美国欲一极独霸是不可能的，世界今后一段时期将是个多极化局面。在这个多极化的格局中，强有力的一极将是亚洲，日中两国必须来合作构筑这个极。”
与此相关，他强调，“必须重视亚洲中的中日关系”，认为在日美中三角关系中，“以双边对付一边，或一边以双边为敌的愚蠢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在很多场合都反复讲过。他一再强调，“外交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应从战略高度，三思而后行。”他公开批判“现时的日本外交缺乏战略思维”。
深感遗憾的是，在中日关系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候，后藤田老人永远地走了，这不能不说是中日友好事业的一大损失。但是，智者不逝,贤者不朽，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作者为日中友好会馆中国代表理事）
人民网 王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