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当时的田中角荣首相和周恩来总理双双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随即向日本赠送了大熊猫，之后两国领导人互访不断，友好关系得以加深。接着在6年后的1978年，两国按照《联合声明》的精神，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是，这种友好的气氛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时骤然改变。日本担心中国因人权问题及民主化进程落后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不稳定因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混乱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停滞，悲观论调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日本追随美国采取与中国对立的态度,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加速改革开放以后，认为通过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乐观论又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企业视中国为商机，不断扩大对华投资，日本又逐渐采取了与中国积极合作的姿态。

　　接下来到了1997年，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转折点，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再一次急转直下。由于对人民币汇率下调风险的担心以及1998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的破产案等影响，担心中国金融动荡加剧的悲观论又成为主流。为了阻止其对日本造成消极影响，日本采取了通过金融领域援助的合作态度。但是，随着对中国经济的担心逐渐沉寂下来，而且在目睹中国继续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经济景气长期低迷，并由此加速了日本国民信心的丧失，于是在2001年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换言之，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持乐观态度，同时又担心中国抢走日本的就业机会，导致国内出现产业空洞化，因此就出现了类似去年发动的保障措施问题，日本再次对中国采取了对立的态度。

　　此后，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状况依然态度乐观。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日本认为中国的市场环境将进一步改善，中国将由“世界工厂”演变为“世界大市场”，出于这种期待，最近日本企业利用中国活力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政府层面上，也开始摸索以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为对象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综上所述，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一直飘忽不定，没有一个一贯的中国观。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3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希望日本今后能够冷静地判断中国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从而深化中日两国真正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