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情愿的“太平洋国家”与不情愿的“亚洲国家”
在美国的战略判断中，日本已经变成“远东的英国”或者可以按照“远东的英国加以塑造。今天，为布什政府出谋划策的一些保守的与军方关系密切的思想家与战略家早就把日本当作“远东的英国”。美国的这一日本政策定位，实际上大大提升了美日同盟关系的水平，是一项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深谋远虑大战略：在21世纪充分发挥日本在维持与巩固美国在远东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上的作用，预防中国的崛起以及亚洲的联合将带来的国际结构变化。若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演变为象英美那样的特殊关系，那么，日本就可以在东亚地区发挥象英国在西欧那样的作用，十分符合美国与日本的利益。
这里要提到布什上台后第一次东北亚之行。2002年2月，布什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美国和日本，不管是在贸易上或者是历史上，都是决定亚洲未来的一部分。”布什说：“我深信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美日两国将在亚洲发挥重要作用。布什赞扬日本对打恐活动的贡献。他说：“你们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反应反映了日美联盟的坚固力量，以及日本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个全球角色，而亚洲是它的起点。”据报道，当时出席布什演讲会的日本国会议员对此报以多次热烈的掌声。这说明，美国与日本在都是“太平洋国家”的共同性战略框架下携手合作，共同去主宰亚洲或者继续成为亚洲的领导国家。在美日的亚洲战略中，显然并没有中国的战略地位，因为美国与日本不想让中国也成为太平洋国家，中国只是一个亚洲大陆国家，是它们战略合作要对付的共同目标。在美国看来，美日关系牢不可破，而美中关系则起伏不定，日中关系更存在着事实上的“战略紧张”。
确实，日本与英国惊人地相似。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给日本定位为远东的英国，具有长期脱亚入欧与脱亚入美传统、把自己视为西方一部分的不少日本人似乎欣然接受这样的定位。因为日本人觉得自己与英国太相似了。日英两国都是海洋国家，都是今天离不开美国的海洋大国（自觉与所谓大陆国家有着本质区别），都是昔日的帝国，英国对欧洲联盟若即若离，而日本则缺少亚洲认同。
布什上台后，其对日本政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正在按照“远东的英国”来塑造日本：要求日本不要太受制于国内“和平宪法”而发挥更大的全球与地区安全作用，支持日本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以获得所谓“集体自卫权”为标志），对日本在这次反恐战争中全力支持美国并且实质性地使日本防卫力量正常化大加赞赏与鼓励，有意让日本与美国成为形式上更加平等的伙伴，在9?11事件前就开始试图把美日安全关系扩展到西太平洋的盟国范围（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组成所谓远东的“小北约”）。在经济上，美国与日本正在探讨如何建立美日自由贸易区（FTA）。
值得指出的是，就日本官方的立场与态度而言，在冷战刚结束，特别是1993年日本“1955年政治体制”瓦解后，日本有意探索新的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方向，这个新方向的特点是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多边协调的国际秩序，促使日美关系更加平等化，甚至使日美同盟逐步转变为亚洲多边安全保障机制。日本试图着手解决其亚洲认同不足的问题。然而，这一进程因为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1997年9月）的出台而中断，“日本又被拉回到比冷战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日美基轴’路线上去了”。日本把其国家认同定位为太平洋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日本前首相小渊的咨询委员会“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在2000年1月指出：“21世纪的日本首先应该是重视日美同盟的太平洋国家，其次应该是基于亚洲立场的亚洲太平洋国家。”日本民间要求把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放到第一位，要求与亚洲邻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见解逐渐销声匿迹。
与日本相比，在美国看来，不象日本，中国帮助不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当然美国也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在战略上，相反则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也就是说，是美国作为世界霸权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中国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大国，也就是上升的国家。根据结构现实主义或者新现实主义的对意图的感知（PERCEPTIONS OF INTENTIONS），以“均胁”（balance-of-threat）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结盟（BALANCE）的基本动力来自对客观威胁的认识而不仅是对对比的判断，国家不一定非要制衡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是制衡它们认为对自己最具威胁的国家。按照实力来讲，日本比中国要强，但美国不去制衡日本却选择了制衡中国。“均胁论”是冷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一大发明，其出现是否与美国在冷战后缺少敌人与寻求敌人有关，我没有研究，但如果用到美国对中国的判断上则应该是比较贴切的。一般反驳“中国威胁论”的美国人会说，这是夸大其词，中国现有仍然相对弱的国家实力、缺少在对外投送军力的能力，越来越严重依赖国际贸易与外国投资，以及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解决大量的国内问题（经济与社会）。但这种反驳忘记了“中国威胁论”的主张者与接受者并不是不明白上述基本事实，“中国威胁论”是他们的一种政治和战略需要，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与现存双边与多边军事联盟必须有对付的对象才有存在与扩大的理由。环顾亚洲四周，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大国符合美国的潜在敌人标准？
今天，日本与美国一样，“中国威胁论”很有市场。有评论家甚至说“整个日本现在最害怕的是中国”。一些人日本人认为日本与美国一样，是现存国际秩序（包括地区秩序）的维护者，担心中国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威胁方面，主要潜在国是日渐强大的中国。中国可能会对当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秩序构成威胁。”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中国威胁论”的流行，日本国内要求削减日本对华援助的声音很大，这些声音认为日本的对华援助帮助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中国。日本削减对华援助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当然日本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都减少了），预期日本对华贷款将减少25%。这就为美日合作提供了一个最充足的理由。从1996年美日安全同盟再定义，到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加强美日关系，无不是以这种均胁论为基础的。日美同盟本身是美国冷战战略的远东组成部分，其针对的当然是苏联与中国。当苏联不复存在以后，日美安全条约主要针对的是中国。
以稳定而合作性的中日关系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主义受到美国的制约
考虑到日本作为太平洋大国的国家定位，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日本要依靠日美联盟确保亚洲的稳定（维持现状），另一方面，日本又不得不寻求其地区认同。日本与亚洲的经济关系在继续深化，日本需要亚洲作为依托在与美国的关系中讨价还价，日本不无担心中国在日本的经济后院东南亚日益扩大的竞争优势。在冷战时代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日本并不担心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挑战。当中国日益加强其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亚洲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开始出现的经济影响后，几乎是第一次，日本感到中国重新崛起的压力。
亚洲缺乏一个地区性结构以便缓解甚至解决诸如经济动荡或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的脆弱性，尤其是其中的中小经济，面对急速的全球化，它们已经无力控制与影响外部的经济冲击，急需地区经济框架。缔造一个亚洲经济集团（亚洲经济合作组织）本来是日本的一贯建议，在金融危机高峰的时候，日本又一次建议亚洲各国能建立这样一个地区机制（比如“亚洲货币基金”与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洲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各自经济的脆弱性，已经行动起来（虽然步伐不大）建立地区集体经济安全。但是，如果，真的亚洲地区出现了一个地区集团，那么，不管它是否是美国的对手甚至敌手，这样的亚洲集团本身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这样的亚洲集团出现了，在经济上将是另一个欧洲联盟，这是美国根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欧洲联盟已经让美国在经济上受到制约，何况再出现另一个欧洲联盟。欧洲联盟在安全上仍然依赖美国而不是独立自主的欧洲防御。至于如果这样的亚洲经济集团被赋予战略与安全上的意义，亚洲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下降，这无意将是对缺少亚洲属性的美国的一种强大挑战。基辛格说：“一个敌对的亚洲集团，结合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几个国家和广大的资源，以及几个最工业化的人民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一定要保持其在亚洲的存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一定要去阻止亚洲团结成为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集团（在亚洲的某一个大国的庇护下，这样的可能是存在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不是别的，而是缺少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大体一致的对外政策。换句话说，在对外政策上，美日国内政治越来越分裂，变成十足的利益集团政治。以美国为例，在越来越明显的利益集团政治影响下，原来的所谓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受到少数集团与人的操纵而脱离基本的民主制约。美国现在的所谓单边主义，实际上是布什集团主义。美国的对华政策起伏很大，原因也在于亲台反华的利益集团影响与控制了美国的对华决策。日本也一样，亲美派与亲亚派的对外政策很不一样。日本的亲美派主导着日本的对外政策，他们非常明白美国的世界与亚太战略目标。所以，在亚洲地区合作问题上不敢有大的动作，生怕得罪美国。小泉政府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建议东南亚加东北亚的合作（10加3）应该扩大到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实际上有可能使这个“东亚”合作机制淡化，不利于其下一步深入发展。而且，小泉明确地说，“东亚共同体”绝不能是排他的，区域外国家美国甚至印度的参与都是必要的。这就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将坚持其太平洋海洋国家的定位。
当然，因为与中国的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本在中国有着不同于美国的利益，中日之间的文化与历史联系远超越了20世纪，当中美关系紧张，而紧张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方面的挑衅，日本在华利益有可能受到影响时，日美关系也就出现某种程度的紧张。日本不得不竭力从中调解美中关系，希望美中关系有所缓和。为了维护日本与中国的睦邻关系，使日美关系的存在不过多影响日本在中国的影响，日本也希望担当中美关系的一条桥梁。据说，日本不希望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出自美国一方面。
中国的大战略考虑：避免中日对抗，积极争取日本
日美同盟从来都是中国最担心的战略挑战。中日尚未建交前，中国就认为美国为对付中国，必然要扶植日本。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有些怕日本，是“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这一条约包括了美国对中国的一个企图，因为“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毛泽东认为，日本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控制的半占领国。中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经济现代化、在地区与国际安全秩序中的地位仍然要受到日美同盟关系的极大影响。这是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现实，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对付日美同盟问题是中国面对的对外最大挑战之一。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基本上是个单极世界，日美同盟关系是这个单极世界的一根最关键支柱。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几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是中国的头号对外问题，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中美矛盾。日本的对华政策将越来越受到美国的影响，日美在对待中国上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
为了避免中日对抗，美国从中渔利，也为了建立相对良性互动的亚太地区中日美三边关系，中国应该在战略上努力争取日本，推动中日关系发生积极的变化。为此，我们要思考与面对以下四个大问题：
第一， 如何认识日本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中国当然要警惕日本右翼与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这不是过度反应，而是日本右倾的现实迫使中国作出的正当反应。日本具有一夜之间武装成为超级军事大国的巨大实力。反恐战争后，日本国内立法已经赋予自卫队超出日本和平宪法外的权限。这些不可避免要引起中国对日本在地区与全球安全中寻求更大的角色的深刻担心。如果“正常国家”的指标是变成一个重新武装的军事大国，且可能导致与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冲突，特别是日本能够在今后的台湾海峡与南海问题上进行干预，这样的“正常国家”将是中国的恶梦。不过，如果一个重新正常化的日本有所摆脱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变成亚洲的一部分，在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上加强与中国的协调，起到建设性的维持地区稳定与繁荣的作用，并显示出它是与中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长期友好共存、而不是与中国为敌（包括假想敌与潜在敌人）的态势，那么，中国应谨慎地欢迎这样的“正常国家”。
第二， 如何让中日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共同推动力量。为增强竞争力，日本制造业已经纷纷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中国加入WTO后，日本服务业也将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在战略上有所紧张的同时，中日经济关系却不可避免地在深化。2002年3月，中日两国财政部门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这符合东亚经济与金融合作的精神，有助于两国在金融领域合作规模的扩大。象日本与韩国准备建立自由贸易区一样，中国与日本也可以探讨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的方式。中日经济关系的开展应该越来越多地在业已存在的东亚地区合作框架下进行，这样有利于把两国关系纳入东亚地区主义进程，让两国更多地为共同的“东亚”地区而合作。日本的经济未来不在美国而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 “雁行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日本应该面对现实，努力重新融入东亚，在东亚经济重建中决定其21世纪的真正大国地位。这一点，中国应该令人信服地传达给日本。
第三， 如何加强与日本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要高度重视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力量。日本是否重新武装与修改和平宪法，关键取决于日本国内民主机制是否具有这样的约束力，取决于日本的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力量。日本人民是决定日本是否修改现行和平宪法的主要因素。中国要加强中日民间交流与公共外交，努力建立两国社会之间的可持续友好关系。
第四， 如何推动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相对良性互动。以合作与斗争并重争取中美关系回到交流（所谓互相“接触”）的轨道。在日美关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将越来越取决于美国因素。如果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日关系也势必将紧张。改善中美关系当然有助于改善中日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改善中日关系的最理想的结果是中美日三国关系有所等边化与良性互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