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最大的课题就是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在上周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行的"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上，早稻田大学著名学者伊田熹家语出惊人，引起包括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等与会者的众多讨论。

　　伊田熹家教授解释道，他并不是主张中国不要成为其他方面的大国，而是基于"文化的普及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样的理念，中国要成为经济大国但更要成为文化大国。他反对"先经济、后文化"的观点，在他看来战后日本首先提出的课题是"建设文化大国"，就是让国民从军国主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就是说在当时建设文化国家成为日本崭新的方向。而后由于得益于战后开始的文化普及和义务教育，日本得以成为经济大国，这其中有着历史规律性。其言下之意是日本先有文化的先进性，而后才有了经济上的先进性。

　　与会者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听下来颇有启发。

　　启发之一：经济衰落的根由源于文化的坠落。如果说文化兴则经济而后发达是日本冷战结束前的基本经验的话，那么现在的日本完全可以用逆命题来解释了。以企业文化的流变为视角则更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过去的日本企业一直以精致、高品质、实事求是和诚信于客户为其经营理念的精髓，但是现在盲目扩张、好大喜功、欺诈客户、隐情不报等企业文化的坠落现象频频发生在日本，自然在不断地销蚀着日本经济体中的健康力量并产生了衰退。

　　启发之二：文化吸引力的消退是综合竞争力下降的标志。与会者介绍说，日本的很多城市多少年来都在刻意地强化自己的文化魅力，以响应文部省1983年提出的吸纳10万留学生的宏伟计划。然而到2001年，留学日本的外国学生仅6.4万人。不但无法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而且还出现了高学历者以美国为目标、低学历者才以日本为过渡的倾向。针对留日学生的民意调查表明，社会的不宽容性、工作单位的排外性和发展环境的重重壁垒，使很多留学生带着文化上的憎恨情绪而离开日本。这只是一个案例，与其相呼应的是，日本甚至也无法留住本国的精英、资金和技术，产业空洞化也就在所难免，而东京等地的综合竞争力也是逐年下滑。

　　启发之三：文化情结上的傲慢是孤立于国际社会的开始。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就是小泉纯一郎执意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和文部省刻意通过对右翼初中历史教科书的审查。小泉上台之后一直推行高度亲美的政策，在文化上就保留着以西方大国自居而蔑视东方邻国的傲慢情结（其实这是种非常没落的文化情结），所以会不顾韩、中、东盟等国的强烈反对而顽固参拜。这种一意孤行的后果只能是增强了日本和邻国之间的文化对抗，加上教科书问题也引起了西方尤其是日本极其看重的欧美舆论的普遍反感。再发展下去，不受欢迎的小泉只能成为亚洲的孤儿，更不用说"塑造日本的大国形象"了。

　　历史证明"文化兴而后才有经济兴"，历史更证明"文化建设不进则退"。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积淀本来就不丰厚的日本比中国更需要全面加强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