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工薪阶层下班后不回家，都去小酒馆喝酒，去卡拉OK去唱歌，或去有三陪小姐的地方玩。为工薪阶层服务的小酒馆、卡拉OK和色情场所在日本很多，日本的男人爱酒好色，全世界都很出名。日本社会很奇怪，早早回家的话，家里人和邻居会认为他无能、不努力工作，所以只有睡觉才需要回家。我曾经听说过一个笑话。日本某大公司的一位员工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太太问他：“你这个月干什么了？每天都很早就回来了。”
    我的一个朋友小张（一位小姐）告诉我一件事。
    小张在打工的酒馆认识了一位日本人吉野先生。吉野先生50多岁，是一个小工厂主。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吉野见到小张后，很喜欢小张，每天都要去小张打工的酒馆喝酒，想办法和小张聊天；时间长了，还拣起了自己已经丢了几十年的中文，要求小张教他学中文，每星期他要和小张学两次中文。
    我到日本后，小张已经工作了，不在那家酒馆打工了，但小张还教吉野先生学中文。日本公司里女员工的工资很低，所以这也是她们获得零花钱的一个方法。
    小张的父母亲在我到日本后不久，也到日本去旅游，吉野先生很热情，安排住在离自己工厂不远的地方。小张的父母到日本那天，吉野先生请假开车到机场去接。小张上班后，平时顾不上她的父母，所以吉野先生就担当起照顾小张父母的重任，每天到吃饭时间，吉野先生就送吃的东西给小张父母或带他们出去吃。吉野先生要和他的太太离婚，想和小张结婚。老实说，年龄上他可以做小张的父亲，况且小张已经有男朋友，两人正准备讨论婚嫁之事，但她不好明说。
    我找房子需要担保人，通过小张的介绍，认识了吉野先生。我们三人一起吃饭。席间，吉野先生对小张说：“我去算过命，我们两人好像缘分不够。”接着，吉野先生转向我，说：“我和小张关系很好，她教我中文已有三四年了，我爱她，我已经向她求婚了，但她不答应。”小张的事，我很清楚，心想，你们俩就没缘，岂是缘分不够？但我不好意思说。所以我引开了话题。
    我问他：“你下了班干什么？”吉野先生说：“除了星期四以外，我去喝酒。”我问：“那星期四呢？”吉野先生：“星期四我去的那个酒馆不开门，所以我不一定干什么。”我又问：“那你的儿子干什么？”吉野先生：“那个家伙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好像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问他：“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吗？”吉野先生：“我晚上回家时他已经睡觉了，我上班前他在他的房间，所以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周末我见不到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日本男人，除了工作，什么都不知道。
    租房担保人的事情，自然没问题。对我来说，这一天就算大功告成。过了没多久，小张结婚了，邀请了吉野先生和他太太，那一天我有事没去。后来，又见到了吉野先生。他对我笑笑，说：“我想不到小张会和其他人结婚。”小张结婚后，还经常教吉野先生中文，他们的关系不错。
    如果说吉野先生对自己所爱的人专一的话，在日期间还认识一位更奇特的人。
    那时我在日本一家电讯公司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个小公司的社长，叫大川。大川社长有50来岁，每天穿着整齐，头发梳理得很亮。
    我们的工作英语要求很高，公司里有不少外国人，其中一位匈牙利人叫大卫。在我去工作以前，大川社长不懂英文，有问题他总问大卫。我去后，由于我和大川社长在同一个小组，所以他经常问我问题，关系比较好。
    一天下班前，大川先生对我说：“李，下班后有事没有？”我说：“没有，怎么了？”大川说：“我们去喝酒，好不好？”日本公司的员工下班后经常一起喝酒，增加了解，建立友谊，所以我没犹豫，就答应了。
    下班后，我和大川一起离开公司。路上，我问：“去哪儿喝酒？”大川说：“新宿。”我们坐车到了新宿，先找了一家饭馆吃了碗面。我觉得很奇怪，在日本同事之间喝酒一般是边吃边喝，不会到饭店专门吃完面再去喝酒，就问大川：“为什么我们不去喝酒的地方吃饭？”大川说：“现在还没开门，我有点饿了，所以先吃一点。”已经晚上8点了，小酒馆这个时间没有不开门的道理，但我也不好多说。吃完面，又等了一会，大川带我进了一栋半旧的楼里。大川轻车熟路，带我去了一间房子。
    进了房间后，我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酒馆，环墙摆着些沙发，沙发前有几个小茶几，这更像一个卡拉OK厅，而不像酒馆。
    进了房间，里面的女孩马上跟大川社长打招呼。可以看得出，大川经常来，对这里很熟。这时我才明白，这是三陪营业场所，主要是工薪阶层下班后，到这里坐坐，和小姐聊聊天，放松一下自己。有时工作中的很多业务，特别是和客户见面时，也是来这种地方。
    坐下后，过来一个女的，大约40岁出头，大川给我介绍：“这位小姐是苹果小姐。”在这种地方大家都忌讳用真名，所以都有一个假名。这位苹果小姐，我看更像是苹果大嫂。很明显，苹果大嫂是大川的相好。马上，店老板草莓妈妈也坐过来了，草莓妈妈和大川也很熟。草莓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嫂。
    草莓妈妈和苹果大嫂一说话，我觉得她们就是中国人，就问了一句，果然如此。苹果大嫂给我们倒酒，酒是开过的，只有半瓶。在这种店里，开一瓶酒都很贵，要数万日币，所以熟客喝不完的酒，在瓶口上写个标签，下次来再喝。我们喝的酒是前一次大川社长买的，所以这次酒钱是免费的。
    草莓妈妈刚坐下，旁边一位日本客人就发火了，原来他的相好还没到，很生气，一个人喝酒，大吵大叫。草莓妈妈赶快过去安慰那个客人，并让别的小姐来先陪。这时，相好到了。客人很生气地说：“你这个家伙说好的不按时到，让我等了半天，一点时间观念没有。”那位小姐好像这种事情见多了，不慌不忙，拿了一块苹果喂给那位客人。客人不吃，但经不住小姐的劝，最后也吃下去了。吃完后，他也不生气了，和他的相好又嘻嘻哈哈。
    这边，苹果大嫂告诉我，她准备在日本赚点钱就回国。我也不便多说什么，这种地方大家都不愿意将自己的隐私透漏给对方。这时，一个漂亮的小姐来了。苹果告诉我，那位小姐是她妹妹，叫香蕉小姐。她们两人现在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姐姐先来，又介绍妹妹到这里来工作。又来了一位客人，是苹果大嫂的相好，她不得不陪陪，所以她叫她妹妹来陪我们，她自己去陪别的客人。
    等苹果大嫂再回来时，我们还有别的事，结帐要走。我想当晚虽然没什么东西，但一定很贵。大川社长结完帐，我问他要付多少钱，他说：“4000日币。”这个数字比我想的要便宜，我给了大川4000日币。
    第二天，上班后，我和大卫在休息时，大川来了。
    大卫和大川比较熟，老爱拿大川开心。他知道了前一天大川带我去了那个地方后，说大川也带他去过。大卫就问大川：“你一个星期去几次那种地方？”大川说：“平时基本每天都去，周末另有安排。”大卫听了大川的话后，就问：“大叔，一把年纪了，你还行不行？”大川笑着说：“我去就喝喝酒，聊聊天，没干什么，怎么不行？”大卫又问：“昨天你去的是哪一个相好的？”我听后很惊奇，看不出来，他还有好几个相好的，就问他：“你有几个相好的？”大川说：“我现在有四五个，还有几个已经不在日本了。以前我经常去看她们，每天至少要去两三家。现在没钱了，只能每天去一家。”
    我知道他是个小公司经理，收入比我高不到哪里，就问：“每天要花很多钱，你的钱从哪里来？”大川说：“以前我在公司工作，那家公司刚成立时，我是合伙人，也是股东之一，那家公司现在发展成了日本最大的网络公司。后来我和公司的一个社长不合，吵起来了，所以不在那干了。从那家公司辞职时，我有近一亿日币的公司股票，我把它全卖了。那几年日子就很好过，一年就花了一半左右，每天去好几家小酒馆。”
    我问：“那些钱花不了几年，公司的钱都让你花光了吧？”大川：“公司现在负债三四千万，我的公司的财务是交给专业会计公司干的。他们告诉我，公司的负债不算多，大部分日本公司都比我们多。”日本公司也是乱七八糟。
    过了没几天，在银行提款处碰见了大川。他见到我，说：“李，你来看我的银行卡。”我看他的卡的余额为负的190多万日币，我第一次见这种情况，就问他：“怎么提款卡上还能显示负的余额？”大川说：“我的卡和普通的提款卡不一样，我的卡可以透支，透支限度为200万日币。这张卡已经完了，不能透支了。”过了会儿，他又告诉我：“我还有几家银行的这种可以透支的提款卡，但也透支到了极限，不能透支了。”
    我知道他每天取钱，拿到钱就花，兜里很少有钱。晚上他从不回家吃饭，但都在食堂吃饭或去吃汉堡包等便宜的东西，很少在外面的饭馆吃饭，因为外面的饭馆太贵了。他的钱全花在了相好身上。我问他：“除了经常去你的相好的店里外，你平时给你的相好钱吗？”大川说：“最近没钱了，不给。以前有钱时，我都会给她们的。就像上次我们见的苹果小姐，以前每个月就要给她十万日币。”
    他神秘地告诉我：“我在中国还有生意。”我第一次听说他在中国还做生意，就问他，“你做什么生意？”大川说：“五六年前，我的一个相好的，也是中国人，她年纪大了，在日本找不到工作，所以要回中国去。回去前，我跟她商量好，让她做生意，本钱由我出，她出力。做生意肯定会有失败，所以我答应她可以失败三次，失败太多的话，我也没办法再给她钱了。前几个月，她告诉我要开一个饭店，我给了她300万日币，那是我第一次给她钱。但饭店的地方不好，生意不好；现在她找到了一个好的地方，所以马上我还要给她200万日币。”
    我想有这样一层关系，他一定去过中国，就问他：“你去过中国吗？”大川说：“没有，我不喜欢出国，我连护照都没有办。但我的相好让我去中国玩，有机会的话，我会去看她们的。”我又问：“你把钱交给别人做生意，不闻不问怎么干，你放心吗？”他说：“她是我以前的相好，所以我以公司的名义投资。”我想像他这样吃喝玩乐，送钱给自己的相好，公司迟早要破产，就对他说：“天天那样花钱，不怕公司破产？”大川听了这话，以教训的口气对我说：“日本公司就是这样，大家都在那种地方谈生意，我经常和客人在那种小酒馆谈生意，别的人也经常带我去他们相好的小酒店谈生意，那些三陪小姐要是没有相好捧场的话，就赚不到钱。所以我经常带我的公司员工、朋友和客户去我的相好的小店里。”
    我知道，大川除了对他的那些相好很大方外，对其他人都很吝啬，他带去的有三陪小姐的地方花销全是大家平分，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很多人都被他带到那个小酒店。这时我觉得他是在利用大家讨好自己的相好。
    跟着领导和客户喝酒，这也是日本工薪阶层工作的一个部分。公司经理们也是在这种地方谈生意；谈成一笔生意的话，宾主也会去这种地方喝酒庆祝，交流感情。
    很快，我又体会了一次日本经理们的工作方式。
    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小公司的社长，叫星野。星野社长已经40多岁了，还未结婚。星野社长和我一起进入这个项目，和我关系不错。但他的工作属于另外一个小组，和大川社长没有交流的机会，所以不熟。他们各自通过和我的交往，再加上从其他人的了解，想搞合作，所以我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传话人。
    我介绍他们认识后，他们两人商定要去酒馆喝酒，当然大川又要带星野去上次我去过的那家。我觉得花费太大，又没有什么吃的，划不来，也没意思，不想去。但大川劝我去，星野也让我陪他去，平时他对我很好，他几次去旅游都给我带了礼物回来，所以最后我也不得不去。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一家小酒馆。
    我是第二次去，所以草莓妈妈和苹果大嫂都认识我了，也没什么别的客人，她们都来陪我们。大家坐定后，苹果大嫂给大家倒酒，这一天苹果大嫂的妹妹没来，所以一位菲律宾的小姐——芝麻小姐来陪我们。
    星野是日本社长，他对这些东西很熟，我没想到他很能喝酒。前一次大川剩的大半瓶威士忌，不到半小时就喝光了，又去买了瓶酒。星野喝得高兴，又开始唱卡拉OK，这哪是在谈生意？
    星野唱歌时，我问草莓妈妈：“你怎么来日本的？”草莓妈妈：“我和日本人结婚，所以来了日本。”我接着问：“那你老公同意你开这个店吗？”草莓妈妈说：“我们已经离婚了。”听了这句话，我赶紧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样，我也不好再和草莓妈妈聊天了。
    这时，星野唱完了，正和芝麻小姐聊天，我也加了进去。就听芝麻小姐说：“我现在和日本人结婚了。”星野先生问：“你丈夫知道你在这里工作吗？”芝麻小姐：“他知道。”我马上问：“那他同意你在这里工作吗？”芝麻小姐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在这里工作是为了生活，我很爱他，他也爱我，所以他不计较我在这里工作。”
    我知道很多三陪小姐为了签证、为了钱等，最后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客人跑了。人都想过得舒服一点，在日本，对外国人来说，更是艰辛，何况又是要独立养活自己的女人，没钱就根本活不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川和星野什么生意都没谈，我们也要回去了，大川社长就去结帐。日本人去玩全是自己付帐。等大川结完帐后，我和星野问大川，每人要付多少钱。大川伸出两个手指头，说：“零头我付了，另外每人两万。”
    两万日币，要我的命！酒我没喝一口，只是吃了点花生等。这就要两万，实在划不来。这时我才明白，我第一次来时花的远不止4000，大川只问我要了4000。早知这样，第一次就问我要够钱，这次我也不会来了。后悔也没有用，我的钱不够，答应他第二天再给他，星野带的钱也只剩下硬币了。
    三人出来后，回家的路上，大川告诉我，他要和星野再去另外一家酒馆，我说我不去了，就自己回家了。
    第二天，还给大川钱时，很心疼，下决心从此以后再不和大川去这种地方了。大川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和星野又去了一家酒馆，花了6万多日币。这一次，星野也没钱了，全是他付的帐。
    大川公司是个派遣公司，他拿到每个人的劳务费后，只留下五六万作为营业开支和利润，其余的发给员工，除去房租水电，还有一点利润。
    大川公司有一位员工叫大泽，大泽先生以前留美，毕业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了很长时间，最后在一家欧洲驻日本的公司工作。由于亚洲经济危机，那家公司将业务集中，撤掉了日本公司，所以大泽先生到了大川公司。当时大泽先生也在我们一栋楼里办公，吃饭时经常见面。
    大泽不满意日本的经营方式，主张全盘西化，日本人做什么，他骂什么。大泽碰见大卫就发牢骚，发来发去就是那些内容，大卫很不喜欢他，故意不理他。但大泽好像不计较这些，每此见到大卫都发牢骚。
    由于大泽自认为有先见，所以一直鼓动大川先生独立开发新的项目。大川也觉得只搞人才派遣利润不大，所以也想搞些别的东西，但他们不知道干什么。我提议他们搞网上服务，他们要拉我去搞。我和日本人交往很长时间，知道和他们干不成事，他们谁都不想出钱，但他们天天找我，我也只能应付。
    日本人干事认真，每个周末必定有一天，大川会把他的公司有关员工召集起来讨论计划等。我也去参加讨论会，见识了大川的公司。
    大川公司已成立了10年以上，办公室里除了电话和一台复印机外，就是几张桌子。很难想像，这就是一家从事和电脑业务有关的IT公司，大川一个星期喝酒的钱都够买台不错的电脑。
    当时的情况是电脑没有，上网更不用说，什么都干不成。所以大泽就对大川说：“社长，下个星期，你要买两台电脑和相关软件，再申请上网。”大川说：“现在没钱，要干的话，我去银行贷款，贷到了就买。”这次讨论会完后，大川公司的一位员工说他有一台电脑不用，可以先拿到公司用。但那位员工要求大川报销将电脑拉来的出租车票。想了半天，大川没答应，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当天开完会后，大川悄悄地对我说：“李，等一会我有事找你，你不要走。”大家都走后，大川对我说：“这几天，我又认识了一个相好的，她不懂日语，你去替我翻译一下。”等到约定时间，我们去车站接那位小姐。见到了那位小姐，大川为我们介绍，说那位小姐是周小姐；我看周小姐也有40来岁，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大嫂。说是大川介绍，还不如说是我自己问的。周大嫂根本不懂日语，大川又不会中文，他们没办法交流，我很奇怪他们是怎么搭上了。
    三人一起去吃饭。席间，我问周大嫂：“你来日本多久了？”周大嫂说：“不到两个星期。”我觉得很奇怪，两个星期就能认识大川？就问大川：“你怎么认识周小姐的？”大川告诉我：“我和她妹妹认识，她妹妹介绍给我的。”这时，周小姐告诉我：“我还没有工作，我想让大川帮我介绍工作。”
    我知道，周小姐想去做三陪小姐，我想她妹妹一定在做三陪小姐，就问她：“你为什么不让你妹妹给你介绍个工作？”周小姐：“现在经济不好，三陪的店也没客人，我妹妹的店现在不要人，没办法去，我也不会日语。”
    我将周小姐的意思告诉大川，大川说：“现在很不景气，连三陪小姐的酒馆都不招人了。晚上我要领她去我经常去的酒馆看看那里要不要人，能干的话，我经常要去看她，否则她没有客人，也是没有工资的。”接着，大川告诉我，前几天他给周小姐买了身衣服。我想他们的关系进展得还很快，但不好意思说出口。当天晚上，吃完饭，我回家，他们两人去了其他地方。他们两人有没有办法交流是他们之间的事，我又何必操心？
    星期一，见到了大川，他告诉我：“我已经叫秘书写贷款材料了，贷到款，这星期我就买电脑。”我想，你贷到钱也是给女人，那么多女人都在等你的钱，但我也懒得跟他讲。所以，我不想和他讨论这些问题，就问他：“你替周小姐找的工作怎么样了？”大川说：“已经找到了，花了我三个晚上。”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上班都没那么认真吧。下班后，你还要去看她吧？”他笑笑说：“我要给她捧场，要不然的话，她没有客人。”
    在日本，每年的二月中旬，女孩会给自己喜欢的男孩送巧克力等礼物以表示自己的爱慕之心；同样，三月中旬，作为回谢，男孩也会给曾经收到礼物的女孩礼物。马上就到了那一天，我问大川：“今年你要给谁送什么礼物呢？”大川说：“我要买四五身衣服送给相好，每人一身。”我说：“二月时，她们给你送礼物了吗？”“没有。”大川说。我笑着说：“你的爱只是付出，没有回报。”
他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在日本已经待了这么多年，想回国了。大川还想让我在中国做一个网上服务公司，我知道他是一毛不拔，对和他合作没有一点兴趣。
    过了一个多月，电脑还是没影，钱也不知道贷到没有，每星期他都告诉你这星期买电脑。我了解日本人，也了解大川，知道不能指望他们，只是应付他。
    我回国前一个星期，最后一次我们开会讨论计划，我不去不行，我对和大川合作没兴趣，根本就没信心，所以每次都想找理由推掉。实在推不掉的话，每次都迟到，最后一次了，不得不去。
    开讨论会前，大川告诉我们，他的儿子问他要游戏机，他看到标价要一万日币，他说拿钱时心都在发抖。我觉得很好笑，每天花在女人身上的钱，可以买几台，但我也懒得拿他开心了。
    开完了讨论会，为我送行，大川说我也是大川公司的一员，请我和在场的人吃饭。刚到饭店坐下，还未点菜，大川告诉我们：“我去车站一下，马上就回来，你们点菜先吃，不用等我。”大泽先生说：“他一定又去接哪位小姐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花老板”只管自己享受，哪管别人怎么想。过了会，大川和周小姐到了。
    席间，大川对我说：“李，你回中国了，就算大川公司的员工了，大川公司也要在中国办一间分公司，你在中国要印大川公司名片，还要租个办公室，要有电话，不能什么都没有。”
    我不想和他多说，笑了笑，没有回答。
    吃完饭，大家离开饭馆，大川和周小姐去了其他的地方，大泽硬拉着我要聊聊。我和大泽又去了一间咖啡厅。在咖啡厅，大泽对我说：“李，咱们俩现在说真心话，在大川面前说的话我都是应付他的。”接着，大泽说：“大川实在没办法，也没出息。你看，电脑买了几个月都没买回来，他贷的款都让他给女人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合作，大川公司里也是没有一个可用之人。”很难明白日本人的想法，我应付他，告诉他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合作。
    过了没多久，我就离开日本回国了。很多日本人，特别是一些小老板，他们都和大川一样。在日期间，我还碰见过一个日本人，他有一栋房子，每个月收房租，他也工作，但他在台湾有一个寡妇相好，他为她花了上亿日币。
    我的朋友还告诉我，他的日本老板娶了个日本老婆，有两个小孩，但在菲律宾他还有两个小孩，每个月都要给他们很多钱。
    日本是个大男人主义的社会，女人对他们的丈夫在外面风流，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和一个日本女孩聊天时，问她如果结婚了话，怎么看丈夫去三陪小姐的酒吧。她对我说：“这是日本，没有办法，大多数日本女人都会忍。”她说这句话时，我觉得日本女人已经失去了嫉妒心，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