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中国人起诉日本 民间对日索赔二十年的背影

多年来，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几乎都有这样的过程：诉讼在日本法庭进行，中方原告和证人出庭作证，
部分受害者家属和日本民间的和平团体则在法庭外进行宣传、抗议活动。 （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图）

南方周末编者按：2015，抗战胜利70周年，南方周末派出记者，探访那个深刻伤害过中国，最后伤及自身的国家。

本期刊发的这一篇，我们选取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二十年来的日本背影，作为观察的角度。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对日本毫无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70年来，中日两国民众一直在携手治疗那场侵略战争造成的创伤。这种治疗是互助，也是自救。

明天，又逢“9·18”国耻日。

从1995年第一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花岗劳工诉讼”起，中日联手进行的对日索赔运动已经走过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无论中方原告，还是日方律师、历史学者和民间活动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变成了白发老人。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究竟起到了多少沟通两国民众、抚平战争创伤的“桥梁”作用？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在中国和日本这对离不开的邻居之间，它从来都有说不清的微妙位置。
 

2015年9月1日，77岁的旅日华侨林伯耀兴奋地从日本来到天津，来参加一个仪式——“花岗事件纪念园”的开园仪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为弥补劳动力不足，将四万余名中国战俘和普通百姓强行掳往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其中被强掳到日本花岗的中国人不堪屈辱，进行了自杀性的暴动，震惊了整个日本。

用5年时间建成的“花岗事件纪念园”坐落于天津烈士陵园中，西侧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名录墙上，镌刻着6830个死亡劳工的名字，作为永久纪念。

这个纪念园是由日方——当年使用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出资修建的。1995年开启的“花岗劳工对日诉讼”，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最后以和解收场。林伯耀带着幸存劳工递交起诉状的日子——6月30日，就是当年暴动的日子。

然而，对这起索赔案的结局，中国民间评价截然不同。赞扬的人说：它开启了中国民间索赔之路；批判的人说：它背叛了受害者。这些都是林伯耀的心结。

同一天，一头银发的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来到山西盂县，这是她每年必来一次的地方。多年来，她都要探望自己当年的委托诉讼人——6名在二战中被强行掳为日军性奴隶的“慰安妇”。

第一次来盂县是17年前。当时，这里的贫困令她震撼，从而坚定了为这些受害女性讨回公道的决心。“她们就是在这种贫穷的山村里，带着屈辱的记忆生活了50年。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她们的痛苦。”

不过，这一次她能见到的只是原告的后代——6名中国慰安妇都已相继辞世。这座县城更关心的事情也不在此。作为山西唯一一个拥有高铁的县，它正在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和国家建设带来的“高铁福利”。从北京到这里乘高铁只需两个小时。

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案件风起云涌。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细菌战诉讼、731人体试验诉讼、慰安妇诉讼、大轰炸诉讼等诉讼一次次将战争的罪恶推到中日两国民众的眼前。激发的民族情绪，与激发的对和平的热爱一样多。

作为推动者，来自日本的律师、历史学者、社会活动家，承担着来自两个国家的猜疑、愤怒和感激。二十年来，他们贯穿在每一起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案件中。

鬼子进村了

“现在，到了总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历史的时候了。”长谈之后，王选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这位63岁的浙江女性，已经担任了18年的“原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团”的团长。描写日本细菌战的著作《死亡工厂》的作者、美国作家谢尔顿·哈里斯如此评价她：“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然而，1995年，她带着日本律师来到曾经遭受日军细菌战残害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一个叫崇山村的村子时，从村民们那儿得到的评价是：“王选带着鬼子进村了！”

这 里对“日本人”一词有着浓重的民族情绪。1940年，日军731部队奉命对浙江宁波、金华、温州等六个城市进行细菌战，以每平方公里1.5—2公斤的密 度，从飞机上撒播感染了鼠疫病菌的跳蚤。崇山村一个村民就这样感染了鼠疫，被恐惧的邻人关在二楼，撤掉了楼梯。儿子在楼下，听着父亲一会儿愤怒地吼叫，将 被子、椅子砸下来，一会儿绝望地哀求人们救命，终于被活活饿死了。

“鬼子”共有三个。一个老太太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他们低着头，只是工作。

一个日本中学历史教师带来了自制的调查表，调查在日军侵华期间，被鼠疫、伤寒病菌害死的村民。这份表格让帮忙参与的一位当地退休干部王培根吃了一惊。他发现：里面要登记受害者坟墓的位置。

“解放后早推平了，不可能找到。”时至今日，王培根仍惊讶得直摇头，而“鬼子”们又带来了一堆更详细的问题：受害者发病的时间、感染的症状、治疗的药物、对药物的反应、受害者临终的痛苦……

为了配合这次调查，村里特意召集一些老人开了座谈会，要对崇山村当年的受害情况讨论个说法。有的说死了五百人，有的说死了几千人。领略了日本人的严谨之后，王培根敏锐地领悟到：“这样的数字说出去只能坏事，不能提供。”

最后，死者数目只能靠日本人自己一家一户地走访、登记，他们共统计到了404人。

三个“鬼子”之一，是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这是他参与的第一起中国民间对日诉讼。

一濑敬一郎祖籍日本西南的熊本县。战争之时的说法是，这里出生的士兵打起仗来最不要命。一濑的父亲就从中国的东部沿海，一直打到了广西桂林。但战后，父亲却从不肯多谈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就在一濑为细菌战诉讼做准备的时候，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已经打响。当年6月，11名幸存的花岗劳工及死难者遗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308页的起诉书，状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在战争期间强制奴役中国劳工。诉讼的组织者，是旅日华侨林伯耀和日本律师新美隆。

1942 年，由于战时劳动力紧张，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到1945年5月，强行从中国移进劳工近4万名，包括战俘、强行抓捕的农 民、学生，分散在日本全国135个作业场，从事码头装卸、矿业开采、建筑工地等重体力劳动。他们的命运比自己预感的还要悲惨：中国劳工平均每六个人中就有 一个死亡，死亡率最高的作业场超过一半。

鹿岛建设公司的铜矿山，就位于东京附近秋田县的花岗地区。1945年6月30日，700名在这里被强迫劳动的中国劳工举行暴动，用铁锹和铲子杀死了4名日本监工，想要夺船回国。第二天，两万日本军警包围了劳工躲藏的山谷，一百余名中国劳工在抓捕和随后的惩戒中死亡。

参加细菌战学术研讨会议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他伴随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过了整整二十年。 （受访者供图/图）

“村山谈话”——“中国诉讼热”

战后半个世纪，经历了萧条和繁荣、动荡和安稳的日本，有意或者无意，人们逐渐淡忘了战争，不提、不说、不关心成了时代主流。如果不是出于偶然，人们不会看到曾经的罪恶。

1995年，终战五十年之际，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村山谈话”，这是最受亚洲周边国家欢迎的一次首相谈话。他在谈话中表示：日本的战争之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将谦虚地对待这一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虽然随后二十年，日本朝野普遍认为，出现一个左翼倾向的首相，发表如此谈话，只是日本政党政治的意外。但以村山谈话为契机，1995年前后，在日本出现了“中国诉讼热”。多达三百余名日本律师自愿参与的“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请求律师团”成立，代理了11件中国劳工诉讼。

其中细菌战诉讼团的律师团长，是日本律师协会的会长土屋公献。这位已于2009年去世的老人生前是日本有名的大律师，律所开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二战期间，他曾入伍与美军作战，这成了他反对战争的起点。由于他的名望，细菌战诉讼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此前，在日本民间，追究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责任者、反省战争罪恶的自发行动，已经发酵了十年。

1985年战败纪念日，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战争结束后，第一位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包括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在内的战争罪魁亦被一并参拜，在日本国内外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第 二年，日本民间组织“铭心会”在东京成立——铭心，就是将战争罪行铭记在心的意思。左翼政党成员、社会活动者、大学教授、普通市民纷纷加入。为了推动对旧 日本帝国时期战争罪行的研究，铭心会促成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运动——通过民间募捐，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受害者请到日本来做证人。

中国劳工幸存者、细菌战受害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慰安妇……就这样纷纷来到日本，在日本各大城市巡回讲演，通过亲身讲述，将战争罪行推到就快遗忘的日本国民眼前。

作为最初的“铭心会”成员，林伯耀将花岗暴动的幸存者请来日本演讲，这成为之后花岗索赔的肇始。

作为出生在日本的华侨二代，林伯耀的日文比中文流利许多。生于1938年，他的整个童年，都夹缝于漫长的中日战争，对这个生养他的国家，他熟悉又疏离。

“在战争期间，母亲背着布匹带着我去乡下叫卖。有一户人家的长子死在了中国，户主人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放狗来咬。”七十年后，林伯耀依然记得：母亲带着自己滚进了稻田才得以脱身。将两个人满是泥污的外衣洗净，母亲放声大哭。

大森典子律师也是在铭心会组织的证人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来自中国的慰安妇万爱花。而当她希望去中国取证时，却未被批准。“当时，外国人要来中国内地做调查很不方便。”她说。

“1990年代已经有了韩国、菲律宾、荷兰的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作为慰安妇人数最多的中国，却一个起诉者都没有，这让我感到不正常。”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一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妇女大会，中日女性律师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大森典子有些莽撞地问，“有没有中国律师愿意和我们合作，进行慰安妇诉讼的调查？”

北京女律师康健也在座。她记得：当时中方的律师们都愣住了，这超出了会议议程的内容。面对这个事关民族感情的问题，所有人都不敢答话。

当沉默就要变得难堪的时候，她用两个“不”字委婉地说了一句，“也不是不可以。”之后，两人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联手合作，成为第一例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的代理律师。

另 一位日本律师南典男加入律师团则是出于偶然。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律师事务所靠近原陆军医务所的原址，建筑工人在地基里发现了一百多具人骨，经过鉴定， 人骨都不是日本人。而陆军医务所隔壁，是原日本陆军731部队的东京司令部。这支细菌生化部队因在中国东北使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早已臭名昭著。

“人骨和731部队有没有关系？”南典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学生时代，他没有在书上读到过关于日军生化试验的历史。他发现在日本找不到答案，于是决定去中国东北，寻找731部队的受害者。在律师团中，他负责化学武器、毒气弹受害者的对日诉讼。

2015年9月1日，参加“花岗劳工纪念园”开园仪式的林伯耀应邀发言。当年，他是领着
幸存的劳工起诉的人。但这次以和解收场的诉讼引起了巨大争议。 （受访者供图/图）

历史的复杂面容

“这里不存在施恩与受恩。日本律师和中国受害者之间，是为了追究违反人道的战争罪责而携手的协作关系。”

一濑敬一郎律师的事务所邻近东京霞关，这里是日本国的政治中枢：首相官邸、国会两院、外务省、防务省；隔着一条马路，就与天皇皇宫相邻。身处本国政治心脏，他的办公室内，堆满的直抵天花板的诉讼文件，却都是关于中国的。

“诉讼，是重现历史，同时也是中日之间的桥梁。”一濑今年67岁，眉毛有了白色。但语调一直坚定乐观。

调查和诉讼，本身是严肃的，对战争遗留问题的诉讼，首先就是确定历史事实。这些并非历史研究者出身的法律人要做的，偏偏是寻找能经受以最严苛标准审视的历史。

在 细菌战诉讼的调查取证阶段，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当地人记忆的失真。如：崇山村里的老人声称他们亲眼看见日军飞机在头顶撒播病菌——“播撒烟雾一样的东西”。 但无论是日军的作战报告，还是当时的疫情调查，都显示这不可能。事实上，崇山村的鼠疫是从其他遭播撒的地区二次传播而来。证言和历史资料抵触，在法庭上提 交的话，会造成矛盾。

1950年代，在崇山村召开了一次针对细菌战暴行的控诉大会，村民们当年都参加过。会上群情激愤，却没有进行科学有序的统计取证工作，记忆也在充满国仇家恨的控诉中渐渐变形。

“他们在记忆中已经形成了细密的故事。”直到调查结束，一濑也无法说服老人。 而在湖南常德，与崇山村的受害历史被反复诉说不同，这里的细菌战受害者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接受一濑律师邀请，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战受害情况进行调查。法庭作证后，一直沉默的日本法官突然问她，之前是否了解这样的历史？聂莉莉承认：自己之前从没听说过。

“鼠疫在当地叫做瘟，得了是要被瞧不起的，受害者没有说出来，也没有人去整理搜集。”让聂莉莉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即使意外摔断了腿，也要等着见她，她的父母都殁于日军播撒的鼠疫。而之后数十年，她从未告诉过自己的丈夫和儿女。

历史可能沉默，也可能以最复杂的面容出现在调查者面前。

1989年，“花岗受难者联谊会”在北京成立，有的劳工却冲出来，骂曾经的花岗暴动领袖耿谆是“汉奸”。林伯耀当时在现场，一下子有些懵。

耿谆，原本的抗日国军上尉，被俘后成了劳工，担任劳工大队长，领导了花岗暴动。但人们一般不知道的是，大队长并不是普通的劳工，他们不用干活，有着干净的衣服，还可以命令厨师在任何时候做自己想吃的东西。

这源于日本政府当时设计的劳工管理政策：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不把中国劳工的反感指向日本人。大队长这个职务，甚至要出手惩戒违反“纪律”、胆敢逃跑的劳工，拥有生杀大权。

二十年来，陆续展开的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几乎都有着一样的过程：中国受害者与日本律师签订委托书，日本律师与中方参与者联合调查取证，诉讼全在日本法庭进行，由日方负责。中方原告和证人出庭作证，日本民间的和平团体则在法庭外进行宣传造势。

应不应该跟日本人和解？

所有的案件都败诉了。

从1995年至今，27件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法院对于日方加害和中方受害的历史事实，大多都进行了确认：慰安妇问题、细菌战、731部队人体试验、中国劳工被强制奴役等等，都在法院的判决中得到了支持和承认。

有 过胜诉记录的只有5件，其中4件发生在一审，1件发生在二审。而所有胜诉案件都在随后的二审、最高法院审判中败诉。重庆大轰炸是唯一还在诉讼中的案件。在 七十多年前，日军的轰炸中，重庆、成都、乐山、松潘等地烈火熊熊，许多人家破人亡。依据历史材料，中日两国的原告与律师，为每一次日军轰炸都制作了示意 图：包括飞机来袭方向、投弹位置、烧毁情况等。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对中国劳工索赔、细菌战诉讼、慰安妇问题，分别就相关诉讼进行了终审判决，驳回原告一切请求。“这个判决之后，在日本诉讼的大门基本上就关闭了。”王选说。

然而，败诉不等于失败。

日本最高法院在驳回中国劳工一切诉求的判决书附言内，提出：“……希望曾经奴役过中国劳工的日方企业作出救济。”

庭外和解被摆上谈判桌，和解的主体，是中国劳工和日方企业——那些企业多数还在。这也是为何，在其他诉讼相继消沉的情况下，劳工索赔依然活跃的原因，这也是民间索赔争议最大的领域。

“后来的和解，基本上是按照‘花岗和解’的模式来推动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陈根发说。

从一审打到二审，在胜诉无望的情况下，花岗劳工原告与代理律师接受了东京高等法院提出的“职权和解劝告”。鹿岛建设公司一次性支付5亿日元，设立“花岗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所有花岗劳工的赔偿、慰灵、遗属的自立、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

到 2015年，花岗和解管理委员会，对记录在案的986个花岗劳工，每找到一个或者遗属，就向他们发放鹿岛建设提供的赔偿金。这实际也是从德国学来的先例。 二战中，克虏伯、法本等公司也使用过犹太人、战俘等奴隶劳工。战后，它们在民间组织的追索下支付了类似的赔偿，但用的也是“和解”的名义。

“花岗和解是整体解决，之前在日本没有过一次性赔偿这么多劳工的先例。”林伯耀说。

在日本，这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但在中国，花岗和解引发巨大争议。鹿岛公司在和解声明中写明：“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同时，中方原告接受和解，意味着放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对鹿岛再次提起诉讼的权利。

“我们被朋友骗了。”中国原告代表、原花岗暴动的领袖耿谆曾长叹。他指的朋友，就是林伯耀和日本律师新美隆。一种意见认为，花岗“和解”开创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恶例”。

但林伯耀的解释是：和解的初衷，是劳工幸存者，他们困顿一生，临到人生末尾，一点补偿对他们也不无裨益。许多老人已经等不起了。“我去耿谆家里，向他说明情况。他开始说理解，后来还是反对。”

耿谆曾提出“至少赔偿20亿日元”的谈判底线。当年，许多劳工回国后被认为有特务嫌疑，劳工经历成为历史污点，不仅影响自己，也祸及家人。花岗诉讼开始后，耿谆重新被看成民族英雄。而这或许也成了他坚持更多赔偿权利的源头。

“我和新美隆说，你不要急，中国人会理解你的。”林伯耀回忆：巨大争议之下，律师新美隆急得大哭，心脏病一度突发。

更 多的劳工诉讼案也是以这种“和解”结束的，写入“谢罪”字样的极少。而每一次和解，都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巨大争议。这些和解到底是“丧权辱国”还是“中日友 好”的证据，成了一点就炸的话题。一些劳工索赔团体也分裂成反对“和解”的强硬派与支持“和解”的现实派，甚至到了互指“叛徒”“汉奸”“没骨气”的地 步。

当时，森田律师曾无奈地表示：“作为中方的受害者，不能明确发出统一的声音，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侵华日军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造成了许多居民的死伤，但以此提起的诉讼均被日本法院判决败诉。
这是中日双方有关人员在黑龙江一家钢厂对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进行挖掘回收作业。 （CFP/图）

进入尾声，还是走向持久？

现今，有两件民间对日诉讼仍在持续。

一件是“三菱和解谈判”。作为曾奴役中国劳工最多的日本公司，三菱材料预备与中方受害者达成全面和解协议，作出赔偿和道歉。将向每名受害者支付人民币10万元，支付对象共计3765人。

康健律师旗帜鲜明地带领数十位劳工及遗属，宣布退出和解。

“将 赔偿金表述为‘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的资金支付款项’，避开赔偿两字，似乎可以逃避罪责，如此卑劣的做法，岂容得逞。”康健逐条分析了三菱的和解文字。从曾经 的亲密战友，到现在对日本律师最严厉的批评者，她对大部分劳工和解都持批判态度。“日本律师老强调日本社会是什么状况，我说那要因为日本社会是不容事实真 相的社会，我们的受害者就得忍气吞声打掉牙咽肚子里了吗？”

“原本中日双方协议签字的酒店都订好了。”林伯耀说，就如何管理可能成立的“三菱和解基金”，劳工团体内部都是争议不断。

另一件是一濑正在准备的重庆大轰炸诉讼二审。针对日军侵华时期对重庆地区无差别轰炸的诉讼，2015年2月第一审宣告败诉。作为代理律师，他正在准备上诉二审。

近十年的一审时间，他向法庭递交的证据多达上千份，由日方学者和中方学者分别撰写的大轰炸鉴定报告有上百万字。让一濑骄傲的是，每一次当原告律师举证完毕，被告方律师从来不质询。他们也知道，中方的证据无可辩驳。

然而，这是一件不被看好的诉讼。

“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之后，新的诉讼能够胜诉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王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明白一濑的用意：他想用诉讼，将民间索赔的问题延续下来，不让它冷却，被盖棺定论。

和劳工诉讼原告团一样，重庆大轰炸原告团内部也出现了矛盾，中方律师团首席律师林刚甚至向一濑发了一封申明信：“重庆方面受害人内部的矛盾，属于中国内政，应相信中国人自己解决，希望您不要干涉和过问。”

林 刚对一濑也有不满。2012年，他希望将重庆大轰炸纳入国防教育的素材，在这年6月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联席会议上，将之写入了一份《重庆宣言》。没想 到在座的一濑当即站起来反对。“从日方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但《重庆宣言》，应该是面向世界、包括面向日本民众，这时候提‘加强国防’，就不大合适。”

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刘世龙见证了双方的冲突。一濑拍了桌子，中方也有人挥了拳头。“我理解他的反对，因为‘爱国主义’这个词，最初就是日本从西方翻译的，后来被用作宣扬军国主义。”

二十年间，双方的民族身份总是存在微妙的摩擦，通过一次次具体分歧凸显出来。

这 二十年，无论中方原告，还是日方律师、历史学者和民间活动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变成了白发老人。而老人大多消逝在二十年的光阴里。进入尾声的对日诉讼，究 竟起到了多少沟通两国民众、抚平战争创伤的“桥梁”作用，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在中国和日本这对离不开的邻居之间，它从来都有说不清的微妙位置。

还不断有人想将它持续下去，推向未来。近年来王选致力于江浙地区“烂脚病”老人群体的调查，这有可能是细菌战造成的后遗症，但没有确实证据。有国人对她说：你去告日本啊。

“我们这些到过日本的原告都变了。”曾经担任细菌战原告团秘书长的王培根对日本用上了如此的描述：“城市干净，市民友好，东西物美价廉。”

他对日本的厌恶与仇恨，悄然转移到了报纸上、《新闻联播》里的“日本右翼”身上。在他心中，他们继承了那些凶恶猥琐的“鬼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