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耀先生在9月3号9:20发给本网总编吴祖康的微信：

呉祖康总编早上好！

我现在己经在天安门阅兵观礼台上。


这是我的请柬，我的观礼台是天安门东侧第一台。

请柬以外，每个嘉宾都要帯观礼嘉宾卡。出入很厳。这是我的嘉宾卡。观礼台上人很多，国际友人，欧美，台湾，香澳，东南亚来的华侨华人等々。还有国内台湾来的国民党中央军老兵，八路军，新四军，抗日遊撃队的老战士等等。向他们致敬！



 

 “历史必须进行总结” 专访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关键性人物旅日华侨林伯耀
《每日新报》记者张家民

作为中国二战劳工对日索赔的关键性人物，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几乎参与了所有中国二战劳工对日索赔的案件。他在接受《每日新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历史问题，扫清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不能让这些问题永远留下去。谈到人们普遍关注的“三菱和解”一事时，林伯耀表示，目前中国劳工组织正就细节与三菱公司进行商谈，何时签署协议无法确定。

今年76岁的林伯耀先生祖籍福建省。很多年前，他的前辈来到日本谋生。“那时候，我的父母和亲戚在日本就是做点小生意。比如挨家挨户地去买做和服的布料等等，生活十分不容易。但生活艰辛并不是他们最苦恼的，最让他们苦恼的是在日本受歧视。他们不仅被称为支那人，而且经常蒙冤受屈。有一次，十几名中国人被日本抓走了，日本警察厅的人无中生有硬说他是特务，是在港口、码头刺探情报的。后来，有六个人被杀了，其中包括我的几名亲属。”

林伯耀说，这件事给年幼的他带来很大的心灵创伤。以至于几十年来，他的一个志愿始终没有动摇过，那就是要尽力维护中国人的权益，要为他们说话。

林伯耀听说中国劳工的事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听说了花冈事件。我痛恨某些日本人的残暴，也佩服以耿谆为代表的劳工们英勇不屈的斗争。后来，我上高中时，又听说了刘连仁事件。他受某些日本欺凌的经历，让我很心痛，但他的精神和境界也让我很钦佩，那时候我就立志，要学习耿谆和刘连仁身上表现出的英勇无畏，誓死不屈的民族精神。”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神户市华侨总会的会员，林伯耀在一起欢迎会上见到了来日本访问的耿谆老先生。“由于没有语言障碍，我与耿老先生进行了详谈，他把自己的经历和心声毫无保留地都跟我说了。他一边讲，一边留着眼泪。”

在林伯耀眼中，耿谆是一位坚强的民族英雄，而谈起过去受奴役的历史，他竟然也掉下了眼泪。林伯耀意识到，被奴役的经历给耿谆老先生造成多么深的心灵伤痕。他因此下定决心，要和劳工们一起向日本政府和鹿岛公司讨个说法儿。

1988年，林伯耀来到河南省与耿谆以及其他参加过花冈暴动的人见了面。耿谆等人问林伯耀：“我们的事情，日本政府怎么看。”

林伯耀告诉他们，鹿岛公司在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横滨BC级军事法庭上谎称善待中国劳工，而日本政府一直坚持认为他们是合同工。明明是被奴役，却被说成善待，而且还说是合同工。耿谆等人听后，十分气愤。他们决心和林伯耀等人一起向日本政府和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讨个公道。整整十年，从游行、集会、抗议到起诉，他们终于迫使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达成和解。后来是西松和解，再后来是要求三菱道歉和赔偿。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活动还要继续下去。

谈到为什么如此执着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时，林伯耀表示，中日之间还有包括二战劳工在内的一些历史问题尚未解决，而历史必须进行总结，历史问题也应该得到解决，而不能永远将问题留下去，这样才能为两国人民开创美好未来创造条件。中国劳工和遗属的声音要让日本方面知道，这样才有利于他们对那场战争的反省。作为已经居住在日本的华侨，他真心希望两个国家能够友好下去。

记者问林伯耀先生：“原来有消息称在今年8月可以签署中国劳工和三菱公司的和解协议，但现在已经进入9月了，为什么还没有消息？”林先生表示，中国劳工组织目前与三菱公司正就细节进行商谈，签署协议的时间无法确定。

日本著名学者老田裕美对记者说，二战劳工问题是日本政府和军队有计划、有组织的结构性犯罪。而且中国从来没有表示过，劳工的索赔的权利可以放弃。解决了二战劳工问题更有利于日本政府深刻反省，并认清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