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飞机制造厂被迫焚毁73年祭-918爱国网

为美国飞虎队组装飞机的中央飞机制造厂被迫焚毁73年祭

前言

现在很多人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虎队和驼峰空运的故事，可是有几个人知道当年是谁为飞虎队组装了第一批100架P-40战斗机的？是谁将驼峰空运的飞机送上天空的？是谁为这些飞机检查维修的？为了揭开这段尘封了73年的抗战历史，2007年作家谭立威和戈叔亚在云南边境垒允的荒草丛中找到了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的奠基石，上面刻着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CAMC 1939"。? 它们就那样冷冷地沉默着，像无字的墓碑，无言地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航空业曾经的光荣和梦想，曾经的沧桑和悲凉。?在谭立威等人不懈的努力下，早已灰飞烟灭的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抗战历史终于渐渐地浮出水面。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清明节，一群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后代们来到南京抗日航空纪念碑前深切缅怀父辈抗战壮举，告慰在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驼峰空运、对日空战中做出贡献的两航父辈！

下面的文章就是两航后代王敏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和它的员工而写的。

1942年4月31日，日军从缅甸向北侵占腊戌后，沿滇缅公路继续北上，离地处中缅边境的壘允中央飞机制造厂，已不足100公里，飞机厂危在旦夕，在得到远征军参谋部“战情危急马上撤离”的情报，以及航委会同意立即撤退的指示后，为防留下物品资敌，在壘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监理钱昌祚的命令下，放火焚烧了厂房，车间，办公室，宿舍等所有建筑，还烧毁了待修的20余架飞机，并炸毁了大量不能带走的器材设备厂房后，撤离了壘允。这个有二千多名员工，当时中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就这样被付之一炬，永远走进了历史。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日，我们写此文纪念这个为抗日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和它的员工，就是为了不忘历史，不忘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

1933年4月，民国政府为发展飞机制造业，决定与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以及联洲(通陆)公司，合组成立中央飞机制造厂-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 杭州公司，(它的英文缩写是CAMCO或CAMC)简称“中杭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座中美合资企业，它的建造成本是$250000银元，由国民政府分五年摊还，经营五年后飞机厂的全部财产便归属中国政府所有。

合资的中美双方委任威廉-道各拉斯-泡利（William-Douglas-Pawley）担任总裁，布鲁斯-加德纳-礼顿（Bruce-Gardner-Leighton）和乔治-波温-阿诺德（George-Bowen-Arnold），担任副总裁，王助担任中国人的最高领导-监理兼中方主任飞机设计师。该厂将负责飞机的各种零部件制造，飞机组装，飞机修理和保养，直至今后担当起独立的飞机制造重任。经过一年多筹备，终于1934年8月在杭州笕桥正式运营。

建厂初期，这支由中美航空业专家组成的技术团队，采用了美式的企业管理方法，他们把工厂划分为厂部办公部门（行政，财会，设计，检验），生产管理部门（车间，工具，器材，动力），车间又根据工种，和飞机生产的性质和类别分为金工，机务，焊接，木工，油漆，发动机，装配等部门，先后有十多位美国工程师和数位中国留美工程师担任了各部门的主管领导，各管一方，各负其责，并开始对近300名技术工人进行指导和培训。它们通过对飞机的实际修理和组装，来提高技术工人的能力和水平，使工人们对零部件检验，部件装配，操作顺序，工艺要求，工序要求，工具的使用，直到最后零部件合拢成飞机等各道关口的严格的检验，审核，有了清晰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对最后试车，试飞合格，负责人签字批准出厂的全过程得到了了解，特别是对质量第一有了深刻的体会。作为飞机生产主力军的中国员工，他们发挥了中国人勤奋，努力，谦虚，好学的精神，在美国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下，在中国监理的组织和配合下，立即投入了飞机的组装，生产和制造中，并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使一架架飞机检验合格，成功试飞，并投入了部队的装备和使用。从1934年8月飞机厂开始投入生产到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再到1937年8月14日日军开始轰炸杭州，飞机厂被迫迁离杭州的3年中，总共生产，组装和修理了道格拉斯侦察机，诺斯洛普轻型轰炸机（Northrop　light?bombers），“弗利特”教练机、“雪力克”截击机，Vultee攻击轰炸机，及寇蒂斯的各类战斗机如：寇蒂斯鹰式-II（Curtiss　Hawks-II），寇蒂斯鹰式-III（Curtiss　Hawks-III）等战斗机共计235架。

1937年8月飞机厂被轰炸后， 9月3日全厂被迫先迁至武汉南湖机场，后迁往汉口，选定在汉口一座6层楼，地处江边码头的大型仓库，开展生产恢复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厂房改造，中央飞机制造厂于当年11月中旬开工制造和修理飞机。在汉口时期，杭州飞机制造厂赶制过伏尔梯—1式驱逐机约10架，还有一些待检修的飞机，经过长江航运公司船运抵达汉口后，在大型仓库里进行修理，修理好的飞机机身，用汽车牵引，穿过英，法租界的市区，到达中山公园后面的机场，再装上机翼试飞合格后交付使用。当时全厂员工为求给抗日前线提供飞机，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先后承担修复了来华助战的苏联的战斗机，从意大利进口的战斗轰炸机，政府交办的双发动机单翼水陆两用飞机，以及大量美国的鹰式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和教练机等飞机，到1938年8月，在汉口仅一年时间，就在十分艰苦和困难的环境中，修复和组装飞机达100架左右。

由于日军紧逼，时局危急，日军开始轰炸武汉，汉口已不能久留，政府和美方商定再迁往云南昆明附近，同时为在搬迁时还能保持一定的修理，组装飞机的能力，还决定抽调人力，物力和部分装备，在四川成都和湖南衡阳两地设立小型临时修理厂，并在1938年5月将伏尔梯驱逐机收尾装配工作疏散到四川成都昭觉寺成立临时装配车间。又派出大批员工赴湖南衡阳帮助装配苏式伊—16型战斗机，大部分人力转向大修战时受损的各型飞机。迁往昆明的方案是希望美国的飞机组件，可通过船运达到越南港口，再用中法铁路从越南陆路运到昆明。或用船运到达缅甸仰光港，再从仰光用陆路北上到达腊戌，与中国的滇缅公路相接，再运到昆明。但这搬迁的方案，还没开始，就传来由于法国政府受日本威胁，宣布禁止中国利用滇越铁路从海防进口军用物资或战略物资，所以不得不放弃这一方案。由于昆明到中缅边境的畹町的滇缅公路刚修建好，距离近千公里，路况又不好，长期依靠长途车运的方案，缺点明显。而这时昆明也已遭到空袭威胁。所以飞机厂选在昆明也已变得不太安全。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选在中缅边境的畹町附近更好，第一远离战区，比较安全。第二，从仰光陆路到中国滇缅公路的起点畹町，运输距离短，耽误小。第三，省时，省力，省费用。就这样，中央飞机制造厂的落脚处定在了中缅边境畹町附近的壘允。战乱中苦难的飞机厂再次开始搬迁。全厂器材设备全部通过粤汉铁路经过广州，转往九龙，然后这些器材设备再由香港全部海运到缅甸仰光，再从陆路运到瑞丽的壘允，而在衡阳，成都的两个修理装配点，也全部迁往瑞丽壘允，并开始筹建新厂。

1939年春天，中央飞机制造厂壘允厂正式动工建设。先修公路，架桥梁（过南畹河），搭造临时房屋，铺设临时水电和开拓厂基。然后推土造试飞跑道，建造水电房，铺设正式电水线路和管路。最后安装生产设备，建造公共房屋和员工住宅。生产装备大多从美国重新进口。进厂公路中畹町到壘允的25公里公路，由西南公路局建造，厂区公路由国内建商承包，钢结构厂房，钢桥由仰光承包商承办，木结构房屋由仰光的广东木工承包，竹结构房屋雇当地少数民族工匠搭造。其它的修造跑道，安装设备，铺设水电，以及公共实施全由本厂员工组成的施工队完成。到1939年中，厂房，办公楼，宿舍，食堂，子弟学校，医院，球场，商店合作社，电影院，经理处，监理处，美国员工宿舍和俱乐部……已陆续全部完工，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和人口稠密的城镇出现在中缅边境。在离开壘允8公里外的雷乌村，另一项工程也在进行，壘允飞机厂监理邢契莘正在领导指挥修建另一座大型的飞机场，那就是飞虎队曾使用过的一线战斗机场-南山机场（也叫瑞丽飞行场）。

在半年来昼夜不停的赶工中，1939年7月1日，壘允中央飞机制造厂迎来了正式开工的日子，飞机厂开工后，只经过了3个月，在1939年10月，壘允飞机厂组装的第一架飞机就试飞成功，人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以抗日为动力的生产活动中。

但是飞机厂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例如从美国和海外运往中国内地的各种战略物资以及中央飞机厂急需要的飞机零部件，只能通过仰光-腊戌-畹町-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来得到补给和援助，但是日寇为了扼杀中国，掠夺东南亚的资源，支持其进行长期的侵略战争，日本军方竭力鼓吹“南进”东南亚，并希望快速迫使中国投降，以便把拖在中国战争泥潭里的日本军力抽调出来，应付其它战场，为此日本政府作决定，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封杀滇缅公路，切断中国获得外界支持的这唯一通道。当时的滇缅公路运输频繁，日机常来骚扰轰炸，更严重的是缅甸殖民当局-英国政府，在日本外交压力下，宣布了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1940年7月至10月)，这使我国抗战陷入了最困难时期，也使中央飞机制造厂的长期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破坏中央飞机制造厂，日本又派出大批间谍，用各种身份潜伏在中缅边境南坎，据中杭厂老员工叶肇坦等人回忆：在南坎“有日本派出的游方和尙“，”也有用高倍望远镜侦察窥望飞机厂的开照相馆的日本老板”，”还有被日本间谍收买的深入到离飞机厂仅几公里的缅籍间谍“，据瑞丽政协主席刀安年先生回忆：”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曾多次企图潜入，试图进行破坏，但均未得逞。为什么？是因为有一支由当地村民组成的警卫团，警卫团长还是我们德宏州第一任州长刀京版。刀京版在接受了警卫任务后，就广泛发动群众，要求一旦发现陌生人，就立即向他的警卫团报告。曾有两次日本间谍刚刚进入弄岛街，就被当地的村民发觉，后被警卫团给收拾了，日本间谍根本接近不了制造厂。：

但是飞机厂这个极其重要的目标仍然被日本盯上了。?1940年10月26日那天，日本军机27架偷袭了壘允中央飞机厂，造成40人死亡，67人受伤，这对全厂员工是很大的打击。由于厂区要分散，生产地点要改动，居住点也不宜太密集，要搭建简易居所，办公室和美国员工宿舍要迁往厂区南畹河对岸的缅甸小镇-邦坎，所以生产活动也被停弛了下来。

来壘允后的一年中，飞机厂共完成了豪克-3战斗机3架，豪克-75单翼金属战斗机30架，莱茵单翼金属教练机30架，组装CW-21单翼金属截击机5架,改装勃兰卡（Ballanca）双翼蒙布式教练机8架，组装P-40单翼金属战斗机29架，组装DC-3运输机3架，改装比奇克拉夫特（Beachcraft）单翼全金属海岸巡逻机4架，大修西科尔斯基水陆两用机1架。共计113架。

自轰炸后，生产几乎停止，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处境，民国政府明白，必须改变被日寇把持制空权的状况，经过与美国顾问陈纳德以及飞机厂总裁威廉-泡利商量后，都想到了苏联暗中派出空军志愿队援华对日作战的方法，所以一致同意由中央飞机制造厂生产，组装提供飞机和修理飞机，由泡利，礼顿和爱德华-泡利等人具体组织去美国招募美国志愿者，于是他们分头去游说美国政府官员和领导，并接触美国的退伍军人和预备役军人，还设计了由中央飞机制造厂作为雇主，招募美国志愿者作为受聘来华进行飞机修理，飞行训练，培养地勤人员等工作人员，以秘密来华对日参战。这一活动从1940年下半年时已开始，1941年4月得到了美国总统的准许，招募活动顺利，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中央飞机制造厂也有新的变动，41年6月开始，由航委会委任的钱昌祚担任新的飞机厂监理一职，接替患眼疾的原监理邢契莘，他的重任是马上开始组装即将从美国运抵仰光的100架P-40战机组件，以武装即将到来的美国250多名秘密来华对日参战的航空志愿队队员（AVG）。

1941年7月，美国的250多名志愿者分批来到缅甸仰光，开始在缅甸仰光，同古，马圭等飞行基地开始训练，陈纳德为志愿队队长， 3个志愿者中队中的两个进驻了壘允。

而壘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的员工们，为了造出飞机，又要防止被日军偷袭，在总裁威廉-泡利的支持下，把重要的发动机车间迁往缅甸的八莫，建立起发动机分厂，又把即将开始大规模组装100架P-40的装配场地，改在了缅甸的敏各拉东飞机场，就地开箱，就地组装，就地试飞，就地向美国航空志愿队移交可战斗的飞机。而壘允飞机厂主要任务是修理和组装飞机和全力配合美国航空志愿队（AVG）以及缅甸英国皇家空军（RAF）的一切需要。从1940年10月被炸到1941年12月初，飞机厂共在仰光装配了近40架P-40战斗机，壘允厂只是完成修复5架莱茵式教练机，大修康德运输机1架和西科而斯基水陆两用机1架，总共不足50架。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对总裁威廉-泡利是一个重大打击，工厂受到轰炸后，他坚持恢复生产，想了很多方法来克服困难，经全厂上下的努力，使飞机生产刚刚出现生气，如今战争爆发，使希望变成了泡影。因为战争的爆发后，受“美国租借条约”的影响，战争中美方向中方提供的飞机等战略用品，将用物资抵押或国家信用保证，并在战后归还。这对威廉-泡利在中国的飞机销售业，无疑是致命的，因为销售商得不到进货和出售的差额和回佣，将不得不放弃这生意，因此，在战争爆发后一周，中央飞机制造厂CAMCO终于移交给了中国。飞机厂移交后，在缅甸仰光的员工又继续组装了P-40战机近60架，壘允飞机厂员工为飞虎队检修了约20多架P-40战机，同时也对过去留下和新送来的飞机进行了修理，还为英国皇家空军也维修过数架。据统计从1939年7月到1942年5月的3年左右时间里，在壘允组装生产修理的飞机，再加上部分在缅甸组装和修理的训练飞机，总共有300架左右。

1941年底开始，美国援华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泰国等地，对日本的空中袭击和轰炸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并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支驾驶着鲨鱼头飞机的空军部队，把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被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了飞虎队，70多年来，飞虎英雄的威名为全中国人民所熟知。虽然飞虎队在空中打击日军的行动，并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是，日军却疯狂地在陆地上，发动了反扑，他们没有花几个月时间，就向西先后占领了印度支那半岛，泰国，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印尼），并开始向缅甸进攻。1月20日日军就从泰国侵入了缅甸，1月底就攻克毛淡棉，2月中旬就又开进米鄰，3月8日占领了仰光，并北上，3月29日侵占同古， 4月22日坦克开进东枝，4月29日偷袭腊戌与中国远征军激战后，4月31日占领腊戌……,这时离开中国壘允仅130公里了。4月27日上午，中央飞机制造厂第三任监理钱昌祚和新厂长曾桐召集全厂员工开会，宣布撤退事宜，最终决定，壘允的飞机厂和在缅甸境内的八莫飞机发动机分厂将全部撤往保山。到5月1日下午，全厂人员撤退完毕，钱昌祚监理命警卫大队蒋伯范大队长率领警卫队开始焚烧，炸毁和破坏所有飞机厂的器材，设备，厂房和设施，防止军用物资，器材等落入敌人手中。他自己亲手焚烧了监理官舍。全厂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熊熊，被焚毁的飞机器材约值美金叁百多万，建设费用一百多万，中美员工艰苦奋斗努力建成的壘允中央飞机制造厂，仅仅生存几年，就在日寇的铁蹄下，顷刻间灰飞烟灭。

祸不单行，没有想到5月4日中午，日军对保山进行了一次大轰炸，全城人民死伤数万，损失惨重，全市一片悲嚎。美方员工和厂领导居住的保山饭店附近着弹，飞虎队员本尼·福希牺牲，杨格受伤，美籍华人工程师Y.Y.王受重伤后在空军医院去世。工厂技术工人曹如发，郑玄煜，沈乃翠，林柄泉等被炸身亡，监理处曹秘书的夫人也被炸死，她手上的金戒指也被人割断手指盗走。所幸大批工人都住在城外33公里库房里，而未受到轰炸，即使这样中国员工也死难二三十人，伤100多人。 5月5日厂领导作出决定，为保全员工的生命，被迫放弃运来的物资和器材，腾出汽车载运员工和家属，连夜离开保山去昆明。此时，惊慌失措的飞机厂员工，又听到传来的噩耗，航委会宣布，中央飞机制造厂立即解散。员工们的家乡远在万里之遥，无从依靠，在战祸中，他们只能各奔东西，自寻生路。这个有2000多名员工，当时中国最大的飞机厂，自1934年成立以来，共组装生产了飞机600余架，几乎全部投入了对日本的抗击之中，飞虎队装备使用的全部99架P-40战机，也均由壘允中央飞机厂在缅甸，壘允组装生产。而其中受伤损坏的20多架P-40战机，也全部都由壘允中央飞机制造厂修复后，重新投入抗日的行列，飞虎队抗日的辉煌业绩，有中央飞机制造厂员工的辛劳，努力和付出，这是他们对日寇侵略所激发出的满腔爱国热忱的具体行动和体现。中央飞机制造厂经历3次建厂，4次大搬迁，十余次小搬迁和3次大轰炸，共有70多名员工被炸死，近200名员工炸伤，但可惜的是飞机厂仅仅生存了7年多，就寿终正寝。距今已73年了。

今年是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回顾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悲壮历史，我们绝不能忘记它给我们深刻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把祖国建设的更好，更强大。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那是要挨打的，亡国的。

在这里，我们把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前辈遗留下的一些飞机厂工作相片，刊载在这里，以表达对他们当年抗日爱国行动的敬意，以及今日我们对他们的怀念之情。

附录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