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405人死于侵华日军播撒的鼠疫病菌，每逢清明节、“7·7”、“9·18”、“11·18”等日子，村民都会纪念无辜死难的亲属、村邻———

义乌崇山：从不曾忘却的纪念 

王晋华在寻找细菌战中死亡亲人的名字
 

  　前天是“7·7”事变77周年纪念日。崇山，一个位于义乌稠江街道江湾工作片的村子，照例举行了一个纪念座谈会。村里20多名老人聚在一起，聊起了侵华日军对崇山村民实施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和那段苦难历史。

　　侵华日军占领义乌后，从1942年9月到11月的近两个月，崇山村有405人死于鼠疫。如今，71年过去了，亲历这段惨痛历史的老人还活着的已不多，但崇山人却从未忘记。

　　几十年来，这里的村民，对侵华日军的控诉，对无辜死难者的纪念，从未停止。每逢清明节、“7·7”事变纪念日、“9·18”事变纪念日，村民们总会自发组织或大或小的纪念活动，或座谈，或上村子附近的劫波亭扫墓，或向慕名而来的人介绍历史、宣扬事实。

　　此外，崇山村还有一个自己的纪念日。1942年11月18日，留在村里的人，不论男女老少，全被日军赶到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然后，日军一把火烧掉了村里的420多间房屋。在此之前，崇山村因日军施放的鼠疫病菌，已死去近400人，其中28户人家死绝。
 

　　一段惨痛经历，未被抹去的创伤

　　惨无人道的日军进行鼠疫菌活体实验

　　前天的纪念活动，村民王培根、王晋华、王兴钱等人都参加了。参加的老人分为两拨，一拨是去日本打过细菌战诉讼官司的人，还有一拨是细菌战受害者遗属。

　　79岁的王晋华，全家有4口人死于那场“鼠疫”。“鼠疫”爆发时，他只有7岁。他记得，先是伯伯发烧，在三天内就死了；接着是伯母，再接着是堂兄。短短4天，王晋华伯伯一家死绝了。

　　王晋华叔叔眼见此景，悲痛之余也不禁害怕，逃到了不远处的塔下洲村。“无奈，塔下洲村人知道崇山村惨况，拒绝我叔叔进到村里。当天晚上，我叔叔就睡在塔下洲村外的一座庙内。次日早上，人们发现他已死去。”他说，叔叔死后，塔下洲村有113人死于鼠疫。

　　鼠疫爆发时，现年88岁的王兴钱已16岁。他的妈妈和弟弟在那场劫难中死去。

　　1942年秋天，他家住在一个低矮的房子内。那几天，先是相距100多米的邻居有人死去，接着自己家里的老鼠突然增多。晚上，老鼠成群结队在阁楼、横梁上爬来爬去，发出吱吱的叫声。不久，老鼠退去，这时他10岁的弟弟开始发高烧、说胡话，3天后就死了。接着是母亲。之后，王兴钱像很多村民一样，外逃避难。

　　日军还将40名村民骗到村外小山坡上的一间房屋内，说是给他们治疗，其实是进行鼠疫菌活体实验。王晋华说，村里一个村民被砍去大腿，一个被砍去一只手臂，还有一个被活体解剖。40个人被骗去，39人都死在那里，只有村民张菊莲，从厕所的地洞里爬出，逃过一劫。“张菊莲老太太几年前刚去世，要不然她会来讲这段经历。”村民们说。

　　如今，那间房屋边建了一个“劫波亭”，每当各个抗日纪念日，尤其是11月18日，村里的老人、小孩都要前往悼念。
 

　　一群村民，从未停止的抗争

　　30名原告团成员，如今只剩9人

　　崇山村，还有一个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展馆设在崇山村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王氏宗祠内，它作为义乌人民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的隆重献礼，于2005年正式开馆。

　　馆长王培根，崇山村人，也是义乌最早参与对日本进行细菌战诉讼的人之一。他说，这些年，先后有10多名来自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律师、细菌战调查者，曾到崇山村查找、证实细菌战的史料。这些来访记录，他们大多保留了下来，并放在展览馆内展览。

　　记者看到，展览馆的一面墙上，写着1300多名死于鼠疫的义乌受害者名单，其中崇山村有405人。展馆内还有一些“口述历史”的展板，他们是100多名对日诉讼的原告团成员，对自己家庭遭受日军细菌战侵害的回忆。

　　几十年来，崇山村人从未放弃对日本的申诉。

　　1994年，在村民王选等人的带动下，崇山村人开始与日本政府打官司。当年，几位村民联合写了一份诉状，投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对深受细菌战之害的崇山村民作出赔偿。这一举动，得到了宁波、衢州、江山等地细菌战受害者的响应。

　　1997年8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受理此案。1998年2月1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王选作为180名中国原告的总代表，在法庭上痛诉日军在浙江、湖南等地犯下的细菌战罪行，一份3000多字的开庭陈词，是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们的泣血控诉。

　　之后，细菌战诉讼在日本经历了一审、二审、三审共42次开庭，多名崇山村人曾前往日本作证。

　　作为原告团成员之一，在日本的第一次开庭，王晋华就在场。之后，王晋华又去了日本两次，控诉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漫长的诉讼，揭开了长期被日本政府掩盖的细菌战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诉讼中，有230名日本的正义律师，选择站在中国原告团一方，组成强大的“中国原告团律师团”，为中国受害者进行辩护。

　　提起这一点，王晋华表示很感激。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时180名中国原告团成员中的30名崇山村人，如今在世的只剩9人，并且大部分已是80岁左右的老人。
 

　　一种传承，不曾忘却的纪念

　　儿孙辈接力老一辈的事业

　　虽然崇山村的很多细菌战幸存者已离世，但义乌人、崇山人从未放弃对历史的尊重和纪念。

　　最近，一直志愿为细菌战受害者服务、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副馆长何必会，正在着手收集、整理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资料，已整理成了286篇、数十万字的稿件。

　　2013年5月，由义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亲属王鑫岳捐资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设立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救助基金”，正式宣告成立。今年4月，义乌全面启动侵华日军细菌战资料档案抢救工作。

　　今年5月28日，经义乌市民政局注册登记，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在崇山村宣告成立，王选当选为首任会长。会上，王选重申大家要同心协力，继续做好有关细菌战受害者资料调查等工作。在这次会议上，48岁的崇山村人王建政当选为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政的父亲王侗，是原告团成员之一，父亲去世后，他接过父亲的班，继续父亲讨还公道、伸张正义的未竟事业。

　　村民王兴国，几年前，也接过了父亲的棒，誓要完成父亲的遗愿。

　　“王继恒、王仲辉、王正辉……这些人现在都是协会的会员，他们三四十岁，年富力强，有意愿、有激情参与到这些工作中来。”王建政说。

　　王晋华说，他准备将自己身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交到小儿子王瑞理的手中。“不仅如此，我的孙子、孙女们，虽然在外边读书、工作，但每次回家，他们都不忘到细菌战展览馆来看看。我上高中的几个孙子、孙女，在作文中也写到我们崇山村的这段历史，我觉得很欣慰，这就是传承。”王晋华说，关于这段苦难经历，他们要世世代代记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