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弟兄壮烈殉国

    命令下达,我旋即率部折回,退到五台山附近,将我那一营兵力,略作部署。当时,我满以为敌军即将乘我军方乱,攻入城内,陷我首都的呢。讵料,我们在五台山守到12月13日破晓、清晨、午间,四周反倒静悄悄的,毫无动静。??敌军的先头部队,一直到13日午后,方始入城。

    12月13日午后,首先,是在五台山上,发现了一面日本红膏药旗。接着,源源而来的日军,便以这一面膏药旗为中心,非常谨慎而小心,步步为营,甚至带有几分畏缩神情,缓缓地向各街各巷,进行武力搜索,谁能想到,这便是南京大风暴的前奏。

    在南京城里,五台山一带,首先与日军发生遭遇的,是我教导总队辎重营的一个排,我原将这一排人部署在五台山的背面,他们全副武装,始终严阵以待,当敌军的先头部队抵达,他们奋起应战,英勇不屈,终被敌酋调集重兵,轮番猛攻,这一排英勇的弟兄,竟然全部壮烈殉国,无一幸存。

    当日军和我那一排弟兄在五台山上进行激战,日军大队迅即将五台山上全部加以包围,我辎重营的弟兄,处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只要稍微探一探头,露一露面,便有悉遭日军围而歼之的危险。军人以报国为天职,老实说,我把我的辎重营拉到五台山上,起初,未始没有据险而守,和敌军拼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打算。尤其我部下的五百余名官兵,在亲眼目睹,亲耳听说挹江门里外,和下关江边的种种惨况以后,无分上下,人人益曾敌忾同仇之心,个个都想跟敌军拼一拚命。只不过,在我部进驻五台山的那半夜半天之间,我一连遇见的几位往后多时同患难、共生死的好朋友,爱国侨胞罗剑雄,以及郭迪民、龚敏、贾维翰、吴学模及其夫人以后,从他们的口里,我才获悉,五台山一带不但人烟稠密,而且还有若干外国使领馆,其间颇不乏不及撤离南京的重要人士,倘若我们孤军力战,和日军拼斗到底,使五台山成为战场。那么,在当时除造成民间的重大伤亡外,尚且极可能引起日军残酷的报复,似乎我即将成为五台山无辜受害同胞的罪人了。

    但是,我和我那一营弟兄,自然不甘于向敌军缴械,举手称降,因此,几经研拟,方始决定,将我那一营弟兄化整为零,换上便衣,各自逃生,并且相互约定,一等到南京城内秩序恢复,我们幸获逃出城外,立即投奔国军队伍,俾与敌军奋战到底。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又遵照罗剑雄等诸位先生的意思,通知我的弟兄们说,我将住进意大利驻京总领事馆,以便他们万一有事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找得到我。

    我之住进意大利总领事馆,虽说是听从罗剑雄等诸先生的建议,其实,却仍然还是一项相当冒险的行动。日本与德意两国,后来固曾成为一丘之貉,三国分别签订盟约,号称轴心国有以对抗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但那毕竟是南京失陷于日寇两年后的事。当南京城陷之日,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早就跟各国使节一起撤出南京城了。此所以,我那匿身之地,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馆里,竟然连一个意大利人都没有,我们,包括张家遨先生,以及上述的6位先生和夫人,所恃的唯一保障,仅是逐日悬起的一面意大利旗。

    那么,这面意大利旗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意大利总领事馆馆址,就是南京大陆银行张经理的产业,而由张经理出租给意国领事馆的,意国领事馆人员撤走以前,张经理便向馆方人员提出要求,可否准许他每天仍将意国国旗悬起,用以避免日军的骚扰。张经理提此要求的用意,是他在那幢房子里还存有些物件,同时,他的令侄张家遨,也住在领事馆里面。当时意大利总领事馆的人很慷慨的答应了,因此,那儿便成为了我们几个人的临时庇护所,尤其使我度过了南京大屠杀初期,几于不可避免的重重杀机,幸而保全了一条性命。想当年,我不过是国军一名中校,生与死,渺不足道,只不过,正由于我当时幸免于难,方可留下这条命来,能够在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谷寿夫战犯一案时,出庭作证,陈述了日军在我首都南京的屠戮之惨,引起了举世舆论同声挞伐,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部“文明进化史”上,留下永远无法雪的污点。

    使我得以顺利避入意大利总领事馆的大功臣,首推敝同事罗剑雄先生,罗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超乎一切的华侨,他的为人行事素为社会各界所尊敬,这位早年罕于一见的华侨军官,正是洞澈国事阽危,发奋投笔从戎的。他的父亲是南洋富商,对于儿子的忠义之举,支持不遗余力。每次赈灾,罗剑雄都会力请乃父,捐赠巨款,拯救灾黎。同时,罗剑雄也以南洋巨商之子,和国军青年军官的双重身份,成为首都南京交游广阔,众所艳羡的人物,他所结交的多为达官贵人,殷商富贾,大陆银行的张经理,也是他的好友之一。从而,他到张经理所拥有的“意大利总领事馆”匿居,我和郭迪民、龚敏、贾维翰诸先生,还有吴学模先生及其夫人,再包括张家遨和罗剑雄在内,一共是8个人,一概成为意国领事馆的住客。


    匿身领馆比鼠不如

    一同住进意大利总领事馆的我们7个人,在那一段共患难的时期,更是奠定了真挚无比的友谊,沦敌之初,我们无法测度下一分秒的遭遇,更无从决定未来的去向与命运,愁云惨雾,弥漫心头,焦灼恐怖,无时或已,我们就只有相互慰藉,相互支援,如象亲人骨肉一般,表现出迥乎寻常的友爱。还有一位。还有一位雎团长雎友兰先生,他住在北平路34号,和我7个不同一幢房子,但却受到我们7个友爱气氛的感染,不时从他的住所来和我们在一起。连他在内,我们8个人真是做到了同一条命,同一条心,为了维持生活,保障安全,大家更是毫不迟疑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以意大利总领事馆为匿居之地,那一段日子的生活,过得比老鼠都不如,因为老鼠尚且能昼伏夜出,在更深人静的时分大肆活动,而我们却连夜间都不敢轻易外出,有时迫不得已非出门去买东西或找柴火不可,也得推派代表轮流地去,但凡有一位难友硬起头皮鼓勇出门,其余的难友无不为他担心害怕,有人喃声地祝祷诸天神佛予他庇佑,有人目不转瞬的朝向大门盯望,一旦门外响起他的脚步声响,立刻飞快地去替他打开大门来,相互庆幸他居然不曾遇险,得能顺利归返。

    同时居住的难友,都尊我有如家长,我也尽心尽力地为大家的安全设想,因而定下了若干“戒条”,例如,不准高声谈笑,不许登楼眺望,不得点灯照明,不可打开大门,大门不但不准打开,而且平时一律加锁,免得兽兵闯入。

    有了这一份确保难友安全的责任在肩上,每天我都早早地睡觉,早早地起床,四处巡视,探听外间的动静。

    三方临时协议

    在兽兵尚未进城以前,先有几位急公好义的外籍人士为保全民命,免使生灵涂炭,酿成惨剧,曾经和中日双方商妥,由南京城里的山西路起,经上海路、新住宅区、五台山麓以迄新街口为止,设立一个难民营。在难民区内,每一条出入路口,都插有红十字会的会旗,作为标识,另派有国际警察,负责维持秩序。当时由三方约定,难民区内中日双方一概不许设防,或作任何军事设备,同时,武装士兵一律不准进入。

    这一项三方面的临时协议,我方是彻底遵守,从未违反的,我军在撤离南京之后,不但不准武装士兵经过难民区,尚且派出便衣人员,防止汉奸混入骚扰。因此,兽兵进陷南京以前,偌大的难民区里,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从而使南京市民在心理上获得了莫大的保障,纷纷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涌向那个“保了险”的安全地点,据较保守的估计,在12月11日到12月两日之间,避入难民区的南京市民,有30余万人之多。

    30多万人挤在那么一个狭小的地区里,人潮拥挤,不难想象,何况30余万难民,人人都尽可能的携带着他们的财物和用具,因此,马路边,走廊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堆积着各色各样的东西。当时抵达难民区的每一个我国同胞,都以为自己已经幸免于难,已获得生命和财务的保障。然而,殊不知,日本军队是绝无信义可言,向来蔑视国际公法的。早在12月11日上午,南京陷落之前,日军便自城外一炮射到了福昌饭店门口,轰然一声巨响,顿时就有十余位同胞,断头决腹,当时惨死,造成难民区里第一次恐怖事件。

    经过12月12日深夜我军奉命撤退后的那一场大混乱,一般自认无法渡过长江,向江北转进的我军,包括我们在内,全都换上了便衣,跑进难民区里暂避。只是,部队众多,所携的军械由不在少,急切之间,从那里去找这么许多便衣?埋藏武器,更是措手不及。因此,只好找到什么便穿什么,不论男装女装,花花绿绿,在难民区里出现了大批奇形怪状,一眼可以觑破的我军武装同志。尤其,他们的枪械子弹,虽然大都已经隐藏起来,其余如军毯、军装、公文箱和绑腿等等,一时不及毁弃,就唯有随手抛弃,在难民区的四周,一堆一堆地堆着,谁也不敢去过问,去设法消灭。有几位外籍人士,顾虑到这样可能会引起日军进入难民区搜查我军的借口,也曾雇人前去抬开埋掉,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13日入城的谷寿夫所部兽兵,首先发觉,紧接着,他们又在首都最高法院,搜出了满满一库的枪支,复于金陵大学搜到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如此这般,残暴的兽兵便有了可乘之机,伸出了他们血腥的魔掌,日方向国际委员会提出了不承认难民区,坚欲派部队入内大举搜查华军的要求。国际委员会据理力争,然而日军态度强硬,坚不让步,而且立刻便派出了大队耀武扬威,杀气腾腾的兽兵,不由分说,强行进入难民区,见人便搜,见人便杀,腥风血雨,鬼神皆惊,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污点,南京大屠杀,就此展开了序幕。

    十九万人惨遭扫射

    谷寿夫是日本昭和军阀中,惯于冲锋陷阵,生性残暴不仁的一员悍将。远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时期,即已从军,在我国东北与俄军激战,就曾为日军立下功勋,从此在日本陆军中不断擢升,青云直上,1937年,亦即日俄战争后的33年,谷寿夫已晋升为第6师范中将师团长,七七事变,中日大战爆发,他在一个月后率部来华,先后在卢沟桥所在地的永定河上,以及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处,投诸战场,参与战斗。和当年所有的日军将领一样,拔扈骄横,不可一世,没有想到在南京会遭到我军坚强的抵抗,侵华初期的日军,吃了很大的亏。第6师团谷寿夫部的骄兵悍将,从永定河打到南京,为期不过三四个月,然而沿途损兵折将伤亡惨重。11月底我首都保卫战开始,谷寿夫的第6师团又被日军第十军军长松井石根派充前锋,在南京外围和中华门,屡为我教导总队词?所挫,12月12日傍晚,方始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将我南京中华门攻陷,谷寿夫的先头部队,利用绳梯爬上城墙越垣而入,因此,他们在老羞成怒之余,一进南京城便展开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

    根据战后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度审字第1号判决书所载:“(谷寿夫)翌晨复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南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终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937年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者所忍形容......”

    这便是“南京大屠杀”一笔总的血债,首都南京城里城外,惨遭屠戮的我国军民在30万人以上,单单是城内被害的人数已达15万余人。相信这个数字,只嫌过少,决不会多。

    由于南京陷落时期,我改装易服,暂时匿居意国总领事馆,南京城外的空前大屠杀,我不曾亲眼目睹,然而,却有许多位奇迹般死里逃生的朋友、部下和相识者声泪俱下地向我们泣诉。3个月后我们一行冒死逃出南京,由下关到镇江,沿江两岸遍地都是死尸,仅只巴斗山的一个山谷里就有僵卧已历3月的尸体达两万余具之多,而这尚不及亲身经历者所泣诉之万一,那是绝对可以断言的。

    我的一名部下言心易上士,一向是我所部官兵中最勇敢、最忠实的一位士官,他在南京城陷两周以后,身负重伤找到了我,他一看见我便失声痛哭,泪如雨下,然后,在我和同住难友多方劝慰之余,方才勉强地暂止悲声,断断续续,说出了他在下关江畔,一段令人发指,欲哭无声的悲惨遭遇

    12月13日南京城陷的那一天,言心易和我的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仗着自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一股坚强的求生意念,杂在下关江边人潮汹涌、万头攒动的友军官兵之中,东奔西跑,挤来挤去,一心想着只要能够挤到江边,随便找到一件漂浮物,凭他的泳术和体力,也能泅到对岸去。

    江边空旷的地面上正在喊声震天,脚步雷动。口集在一起渡不过江去的我军官兵,至少有好几万人,直把广袤十数里的江岸挤得毫无空隙,好几万人正陷于一片大乱。突然,远处响起了轧轧的战车声响,和零零落落的枪声,这时候,言心易业已听见到处都有人在高喊着: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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