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善学：“日本仔”的人生

中国首位公开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与日本兵后代—— 罗善学：“日本仔”的人生

　　本报记者 单颖文

　　尽管在村里土生土长了近70年，但站在一众村民中，罗善学还是看着特别。

　　罗善学的右眼“斗鸡”，右腿瘸了，而真正“泄露天机”的，是他的脸型。在这个闭塞的小村庄——广西省桂林市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村民多是圆盘脸，这让罗善学的长脸在人群中显得突兀。

　　“像不像电视里的日本鬼子？”村民讪笑着一语道破。

　　“没办法。”罗善学两手一摊，叹了口气。

“日本仔”

　　六七岁时，被同村小孩骂作“日本仔”。罗善学总是愣在当场：“不知道‘日本仔’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罗善学的记忆中，童年是在小伙伴的欺负与父亲罗讵贤的白眼中捱过来的。

　　六七岁时，罗善学与同村小孩打闹时，就会被骂“日本仔”，他总是愣在当场，“不知道‘日本仔’到底是什么东西”。

　　直到他12岁的一天，跟着大伯罗访贤去放牛。

　　“大伯爹，为什么人家骂我是‘日本仔’？”

　　“唉，你还是小娃仔，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了。”

　　“大伯爹你说嘛，是不是我妈妈怎么了？”

　　“你妈本来躲在山上，被日本鬼子逮住了。她拼命叫，你爸和我在山洞里都看见了。你爸要冲出去救她，我把他死死摁住，对他说：你去了肯定被打死。人家日本兵有枪，杀你跟杀鸡一样。”

　　“大伯爹，什么是枪？”

　　“枪可以打子弹，杀人比刀厉害多了。你妈就是被枪逼着绑架走的，要不走她就被杀掉了。”

　　“大伯爹，什么是日本人？”

　　“日本人……他们打进村来抢东西，要夺你的粮食夺你的牛、吃你的猪娃和鸡鸭。他们要抓男的去干活，要抓女子去给他们那个那个。”

　　“日本人逮我妈，但你们在山上，可以拿石头滚他们啊。”

　　“你这娃娃倒是聪明！”说到这，罗访贤给了侄子两巴掌，“你还没滚石头，他老远就用枪把你打死掉了。日本人拿着长枪把你妈带走，坐上汽车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罗善学就是从那天起，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弟弟妹妹可以吃白米饭，而他从来只能吃糙米杂粮。他也明白了，为什么听说很好治的眼疾，父亲就是不同意送医，好端 端的右眼成了“斗鸡眼”。还有，被推车砸了一下右腿受伤，父亲不愿让赤脚医生给他看病，反而赶着他第二天继续干农活，结果落下了一生的残疾。而每次弟弟妹 妹生病，父亲总是尽早带他们去看医生。他还明白了，为什么父亲总是看不起他，作为家中长子的他只能念到小学三年级，几近于文盲，而他的弟妹都念完了初中。

　　“就因为我不是他‘田’里的‘苗’，没办法。”罗善学说。

母亲

　　当年韦绍兰被强征的“慰安所”，现在是一座业已废弃的炮楼，“蛮子（指日本兵）在的时候，里面一直有女人在哭在喊。”

　　关于母亲韦绍兰被抓走后的点点滴滴，罗善学没敢问母亲，母亲也从不跟他提。这段尘封的往事，一直到2007年才大白于天下。

　 　一天，县里的老通讯员孟绍淦找到罗善学的大妹夫武文斌，告诉他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慰安妇幸存者，已经把韦绍兰的名字报上去了。武文斌说，农村人不比 城里人，文化程度低，想得少，外加老丈人过世多年，县里派人来核实身份，问韦绍兰是不是被日本兵抓过，她点点头；又问罗善学是不是日本兵的后代，老太太又 点点头，“这就算公开了。”

　　因为韦绍兰的公开，罗善学成了“中国第一个公开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生下的日本兵后代”。消息传到日本，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多年的旅日中国电视人朱弘，当即决定来广西拜访他们。

　 　年过八旬的韦绍兰见到朱弘时，手里握着一把既是工具又是拐杖的锄头。她刚从山上采了一箩筐枇杷叶，大约3斤重。在当地，晒干了的枇杷叶1斤能卖5毛钱。 她家还有4只老母鸡，一星期最多产20个蛋，她要拿这些去赶这周的集市换钱。丈夫早已过世，两个女儿出嫁，小儿子又常年不归家，这是老太太和大儿子罗善学 所有的现金来源。

　　朱弘跪着跟韦绍兰讲了自己的来意：“韦大娘，我们来是想为你讨回公道的，可是让你重新勾起了痛苦的回忆，我们向你道歉。谢谢！”老太太哭了。这是生平第一次有人给她下跪，而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多的是她给人下跪。

　　朱弘说：“大娘，我可能会问些难以启齿的问题，如果您信任我，希望能如实回答。”韦绍兰点点头。她把朱弘和充当翻译的武文斌让进了里屋。

　 　韦绍兰记不清事情具体发生在哪一年，但她记得当时正值收获晚稻的农忙季节。鬼子来了，村民不忍心放弃收成，二三十个人就近找了一处钟乳洞躲避。韦绍兰原 本是山里的瑶族，嫁给了村里的汉族人罗讵贤。被抓的那天，是婆婆让她下山去喂猪，她出山洞没多久就遇上了日本兵，苦于身上背着不足周岁的女娃跑得慢，便被 日军捉上了卡车。“被拉上车时，上面已经抓来了四到六个女子，在我后面又抓上来一两个，然后我们被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有二三十个日本兵。”韦绍兰 说，她被卡车送入兵营，第二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要我们脱光衣服，拿着听诊器在我们身上听听，又把一个长管子塞进我那个地方。”那是日本军医在做“慰 安妇体格验证”。

　　“（最初强迫我的）那个日本人，嘴上有一撮须须（仁丹胡），帽帽上的五角星是黄的，脖子上有两个领章，帽子后面有一块 布。他拿着刺刀逼我跟他睡，我不听他的不行啊！我还不敢哭，直到日本人离开房间，我才敢哭出来……”说到这，韦绍兰失声痛哭。她告诉朱弘，日本兵有时候一 个人来，有时候两个人来，有时候一起进来三个。

　　6年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夫妇连续三年利用春节假期 到荔浦县做田野调查，在《桂林晚报》社和韦绍兰家人的帮助下，探访当年她被强征的“慰安所”。在离桂东村约20公里外马岭镇的两栋炮楼和破旧泥墙平房前， 韦绍兰指认了她当年受害的地方。在人民公社时期，这是曾被用作生产队食堂。公社解散后，这里关过猪、牛。上世纪80年代，这里被分给几户附近的村民。嫁来 此地50年的69岁村民陈庆文说，以前有党史办的人来考察过，“蛮子（指日本兵）在的时候，里面一直有女人在哭在喊。”当问及是否得知炮楼和平房原本的用 途，陈庆文连连摆手：“嗳不说不说，那么悲惨的事……”

　　在两栋炮楼间，有条仅容一人通行的小径，这是当年韦绍兰逃跑的小路。原来，韦绍 兰在“慰安所”被关了3个月后，日军对看上去胆小怕事的韦绍兰的监视略微松缓了。一天深夜，她借口要上厕所，抱着孩子就逃走了。她“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连跑带走足足两天两夜。回到村子的时候，丈夫罗讵贤正在堂屋里吃晚饭。“他说：‘你能回来就好，我就担心你忘记回家来’。”韦绍兰说，当时她感到羞愤，放 声大哭，丈夫也哭了。

　　韦绍兰记得，刚回家那阵子丈夫待她很好。但3个多月后，跟着自己受苦受难的女儿病死了。这是罗家失去的第二个孩子，前一个男孩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女儿过世后不久，1945年8月22日，儿子罗善学出生了。按村里的习俗，新生的孩子理应作为“转世”受到祝福，但罗善学没有，韦绍兰的好日子也因此到 了头。村里风言风语，人人都说罗善学“那是日本鬼子的仔”。丈夫罗讵贤受不了，动不动就骂韦绍兰：“你这个败家婆！老牛婆！”

　　“他一这样骂，我就没法回嘴。只要听到这种话，我只能闭嘴。多少次，多少次……”历经日军的性折磨，又遭丈夫的歧视和虐待，想起往事百感交集的韦绍兰一阵恸哭。

　　屋外，倾听母亲回忆的罗善学，眼泪悄无声息地流。“我妈妈太苦了，哎，没办法。”

另一个父亲

　　罗善学描述了与父亲“差点相见”的情形：朱弘和父亲在一桌，隔着屏风，张国通陪着他们母子和武文斌一桌，“但他不敢过来见我们，因为怕我揍他，我一定要揍他呀！”但实际上生父不可能找到，这些都是他的臆想。

　 　离开罗家后，朱弘有了一个想法——让韦绍兰母子去日本上诉。“韦绍兰和罗善学太特殊了，他们可以成为‘慰安妇’群体起诉日本的突破口。”时至今日，朱弘 仍坚定地认为，由罗善学递交诉状，可以规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的“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因为这是半个日本人起诉日本政府。”

　 　2010年12月，正值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朱弘决定在纪念活动期间，带着韦绍兰母子赴日。参加过当时审判的国内摄影师张国通介 绍说，这是由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针对日本侵略战争中，对女性性奴役、性摧残而设立发起的民间法庭，旨在道义上完成战后远东军事法庭未完成的使命，对日本 “慰安妇”制度进行彻底审判。庭审期间，来自中国、朝鲜半岛、印尼、菲律宾、荷兰等性暴力受害者纷纷出庭作证。2000年12月12日，法庭判决日本政府 有罪，并敦促日本政府向各国受害妇女谢罪赔偿。但时至今日，一个个受害女性相继故去，日本政府却依然拒不承认这一战争罪行。

　　2010年12月1日，朱弘揣着从日本回广西2天内“集资”的10万元人民币——父母支援的4万元、苏智良夫妇捐助的2万元、中学同学资助的4万元，来到了罗家。罗善学对村民说：“我要去日本找我爸爸。”

　 　第二天出发前，韦绍兰带着罗善学去给丈夫罗讵贤上坟。罗讵贤的墓离家约1公里，石碑上刻着他的两个兄长、儿孙及儿媳们的姓名，密密麻麻，却没有韦绍兰的 名字，更不消说罗善学。韦绍兰骑坐在丈夫的坟头，四周的玉米秆子在风中摇晃。武文斌说这样的做法不是风俗，朱弘把这解释为韦绍兰终于在丈夫死后能“骑到他 的头上”。韦绍兰唱着即兴的山歌哭坟，朱弘一句也不懂，只听到里面夹杂着十几遍“日本鬼”、“日本兵”，武文斌说具体歌词很难翻译，“简单讲，就是她在告 诉老罗，我是个好女人，你错怪我了”。韦绍兰唱了30多分钟，起先罗善学在坟前拔草，后来就一动不动地跪着。

　　汽车、火车、飞机，一天半后，韦绍兰、罗善学、武文斌和朱弘、张国通抵达了日本东京，参加多场“受害者证言集合”等活动。

　 　韦绍兰的经历曝光后，很多人才知道，原来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曾经历过这样的劫难。那是1944年日军发动的“大陆打通作战”（即“一号作战”）。这场 发端于1944年4月17日，号称“陆军最大作战”的战役后半期，就是占领桂林周边的美军航空基地，以及打击重庆国民党军队的“湘桂作战（代号：ト号作 战）”。据记载，日军投入作战的兵力是40余万，人数达到侵华部队总人数的一半。根据《荔浦县志》，从1944年11月3日被占领至1945年7月17日 日军最终撤离，人口37万左右的荔浦县“（被）杀害6600人，重伤6804人，轻伤27216人，失踪5500人，因传染病或其他疾病死亡 44762。”

　　在东京，朱弘和罗善学来到一面挂满日本战死军人的照片墙前，他指着一个名为藤森好明的年轻男子头像说，这个人当时隶属日本帝国陆军第3师团第34连队，这支全部由日本静冈县人组成的部队，是最先打到荔浦的。罗善学在这张遗像前伫立良久，看了又看。

　　快要离开日本时，朱弘在酒店整理照片，罗善学兀自躺在床上看电视新闻，他忽然说：“电视里在讲什么我全都听得懂。”朱弘只当是说笑：“好，那你说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说，罗善学是个好人，你们可不要欺负他啊。”罗善学一本正经道。

　 　时隔3年半，再次说起这段“赴日寻父之旅”，罗善学只说“是为老太太打官司去的”。问起关于父亲的事，罗善学情绪一下激动起来：“找到了！”而后，他描 述了“差点相见”的情形：朱弘和父亲在一桌，隔着屏风，张国通陪着他们母子和武文斌一桌，“但是他不敢过来见我们，因为怕我揍他，我一定要揍他呀！”朱弘 说，生父不可能找到，这都是罗善学的臆想。

　　“他不是我爸爸，他是日本畜生。”罗善学大喊道。

“老光棍”

　　罗善学最大的爱好是看电视。都市剧里和他一个岁数的角色，往往是儿孙绕膝。这是“老光棍”罗善学此生无法体会的天伦之乐。

　　罗善学至今和韦绍兰住在一起，他还是单身。

　　罗善学从未娶过亲，甚至没谈过恋爱。他自己的解释是，穷。在这栋挂着“五保户”的土坯房中，娘儿俩一人住一间屋子，中间隔着的客堂里，养着对面武文斌儿子一家的鸡。“连吃饭都成问题，谁要跟你结婚？”

　 　关于这个问题，武文斌的看法是，村里人都知道他是“日本仔”，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他。而且，他的身世也注定了罗讵贤对他婚姻问题的不上心。也有村民说，娶 不到媳妇是罗善学的性格问题，他喜怒无常，还有点歇斯底里。多位接触过罗善学的记者、学者都感到，罗善学确实有些情绪化。

　　张国通记 得，4年前的12月3日，就是他们刚到日本的第一天晚上，入住酒店后一直沉默不语的罗善学突然双手猛击脑袋，大声叫喊：“我的日本爹，你作的孽，害得我好 惨……”两天后，韦绍兰母子作为仅有的中国受害者代表，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在韦绍兰做控诉听证时，罗善学又突然 情绪失控，离开座位在台上向母亲长跪不起，直到与会工作人员将他搀回座位。

　　“我难过啊！我妈妈受了这个罪、这个苦，日本人还不承认、不 相信有这回事!”罗善学说，4年前，他在东京、静冈、京都、大阪等地给日本民众做过好几场讲座，“我没文化，但是我讲了12天，日本大学生不懂历史，我要 告诉他们。”可惜的是，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来的年轻人并不多。

　　在日本期间，罗善学向时任日本社民党党首、参议院议员的福岛瑞穗以及 时任民主党众议院议员、战后补偿议员联盟的石毛锳子等日本政治家递交了“请愿书”。在这份由武文斌代笔的“请愿书”中写道：“希望你们尽快展开调查。时间 不等人，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来日不多了，你们应该从人道主义出发，迅速行动起来。”

　　关于“请愿”的下文，冷静下来的时候，罗善学推测：“日本不敢承认，中国受害的人太多了，日本怕承担责任。”但他还是想继续“跟日本打官司”，因为他们母子身份公开后，每年全国各地都来五六批人，日本也来过几位友好人士，“要对得起他们”。

　　罗善学说，村民对他们不太友好。“来的人多了，他们就爱问我，人家给了多少钱。”罗善学说，母亲耳朵不好，听不清也乱点头，“明明是200元，结果传到后面变成20万。”

　　罗善学现在最大的爱好，是去对面武文斌儿子家看电视，他觉得都市剧挺好看。尽管电视里和他一个岁数的角色，往往是儿孙绕膝，虽不乏家长里短，亦有天伦之乐。这些对“老光棍”罗善学而言，恐怕此生都无法体会。

　　张国通说，这个有着一半日本血统的中国人，从受孕那一刻开始，就成了日军侵华战争的牺牲品。罗善学曾不止一次对他说：“就因为我的鬼子兵爸爸，我这一辈子全毁了！全毁了！”

　　去过日本，常住中国。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罗善学说，尽管一直被蔑称为“日本仔”，但他一直认定自己“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个地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