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庸讳言，人民币升值并放弃紧盯美元，与美国的巨大压力直接相关。而汇率问题，仅仅是近期来230趋向紧张的许多层面之一。
此外还可以举出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中国公司购并美国企业的强烈政治反响、“间谍案”问题、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中美因台海而发生核战争的言论等等，总的说来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朝野意识中急速升温。
这一趋向的基本动因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按照中央情报局的年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03年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以《华盛顿邮报》的说法，中美之间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关系”。
美国扶植日本和拉拢印度，都只是反衬了再是号称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或是“将会超越中国”的印度，在这个星球上都无法与中国相比。
换言之，不管中国情愿与否，北京在国际舞台上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时代已经基本终结，连“反恐”战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回旋余地也在迅速消失。
煽动性宣传和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维持高军费的自身利益不论，目前的“中国威胁论”确实有其客观事实成分：这便是中国和亚洲的经济起飞，不仅改变全球经济实力布局，从而威胁几百年来的西方霸权，更冲击了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主要基础──中产阶级，其广大成员的安全感和生活水平受到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大的威胁。
笔者已经讲过，欧盟近来的多重政治危机，其真正动因也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得欧洲的经济模式和高福利制度不经过痛苦改革难以为继。经济全球化在美国造成的“中产阶级挤压”，同样导致相应的利益团体压力。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反华力量”日渐成为传统共和党右翼鹰派和民主党劳工利益自由派的联盟，是这一趋向的明证。
欧美也感受全球化的痛苦
军事和政治霸权说到底来自经济实力，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自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这在欧洲体现于民众对欧盟扩大的怀疑和反对；而在美国，“中国威胁论”成为流行议题。无论欧美、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崛起都引起西方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欧洲国家对全球化的迟疑反对并非新闻，可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新近也说：“全球化并非没有痛苦”，而《纽约时报》则干脆提出“美国可能不再供得起（can no longer afford）全球化”。针对布什总统保守革命的“业主社会”目标，投资奇才兼全球第二巨富巴菲特（Warren Buffett）却挖苦说：“美国注定要变成一个‘雇工社会’”。
美国和欧洲因此都会力图改变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规则制度，逆转中国和亚洲经济起飞对西方实力的不利后果，压迫人民币升值即为其一。在这样的新世局下，北京在国际上保持低姿态的日子一去不返，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邓小平的对外“韬晦”总方针，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力争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保障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更无法维持“决不当头”的韬晦战略，自不待言。
230紧张化趋向是否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甚至热战呢？
在政治影响和势力范围的竞争中，中美之间的确有很大的零和游戏成分，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类似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近来引起注意的《大西洋月刊》的《美国应如何与中国作战》一文，一面承认中国在“合情合理地”为其人民谋求自身利益和富裕生活，一面说美国的历史教训是这样必然会导致大国间的冲突。
“连体婴”经济关系
所以中美之间的军事竞争和某种形式的军事对峙无法回避。北京的策略看来是避免美国的“上马”也即高科技战争，而是努力发展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以及重新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的国策。煽情渲染不伦，这确实是扬长避短的上策，可以防止中美竞争演变成热战。
但是在经济层面上，笔者早就指出230和苏美冷战情况完全不同，两者之间决不是零和游戏，而这才是目前230的主要驱动因素。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近日纷纷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交往和发展，中美两国已经成为经济上的“连体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复杂关系，使得一方要伤害对方很容易成为损人损己的搬石砸脚。就以人民币升值为例，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其主要副作用是加剧美国通胀，迫使联储局加息，而损害公私债务山积的美国经济。
这种“连体婴”经济关系，使得未来的230很难成为美苏冷战的重演。而亚太地缘政治基于经济利益的重组，也完全不同于原苏欧阵营的意识形态基础。其他不说，就连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忠实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友澳大利亚，其右翼政府总理霍华特新近访美时，也明确表示与华盛顿不同的对华政策，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引起西方媒体注目。
北京应该认识到可以继续邓小平韬晦策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这其实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但也带来重大挑战，迫使北京在政治改革尚无实质性进展、道德权威赤字严重的情况下，便被迫面对和参与充满陷阱的国际强权政治。
总之，中美之间既有日益难分难解的共同利益交集，也有无法回避的竞争和冲突，很难以历史先例加以描述。我们只能说两国间不仅已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关系，也将成为最有趣的关系。
于时语(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