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北京）中国大陆的“经济学主流派”在张五常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张五常经常批评他们的数学模型和渐进改革药方没有用处，而且敢于在他们目前自我标榜不懂数学，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他们看来，张五常真的和弗里德曼，科斯是一个辈份的，他们要做西方经济学的附庸，自然也不敢得罪张五常。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对张五常的作风表示反感，批评他把经济理论简单化，实证性差，结论轻率缺乏经验支持；作风轻狂，不规范，自我标榜和炒作，这是个别学院派的看法。有人说张五常编造经济故事宣扬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这点比较中肯，张五常有点象一个以自由主义为信仰的神学家。

    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学思维统治了整个社会科学，经济学由实证科学几乎变成了神学，经济学家成为神学家，利益关系成为信仰，腐败盛行，物欲横流而缺乏信誉和道德，社会风气浮躁容易盲目崇拜，大小神仙层出不穷。张五常也象一路小神仙，走到哪里，大小报纸一路跟风，报纸不愁卖。张五常在国内走红，是由于他以彻底的自由主义理念，把经济学从科学变成信仰，因而具有煽动性。而处于改革十字路口，有极大危险向拉丁美洲化滑坡的中国社会，给“张五常现象”提供了土壤。

    我所要批评张五常的，不是他的风格，也不是他的学术，而是他自称为“从不出错，实在可行”的，关于中国改革的经济自由主义药方。他的10个建议是：

    （一）中央银行只管银根，什么也不要管。

    （二）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

    （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

    （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

    （五）容许外资开办任何金融事业。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

    （六）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

    （八）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

    （九）税制要简单。大量削减干部，选贤与能，大幅度提升留下来干部的薪酬。

    （十）外汇储备可有可无。

    如此，需要一次性“休克”：长痛不如短痛。

    张五常批判中国渐进改革中保留大量政府管制，警告中国可能陷入拉美或印度式长期腐败，是有道理的，但他的药方不行。中国的“经济学非主流派”认为，应该以政治社会改革来平衡和控制经济混乱，而不是在经济上推行休克疗法，一再削弱政府职能。即使真的在某一领域与国际接轨，也应对在利益调整中受损失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张五常不提补偿就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人在休克疗法中损失绝大部分利益。张五常对此未必不知道，而是默认改革中的剥夺，所以他反对民主，说“选票不如钞票”。剥夺大多数人利益的“休克疗法”，必定得不到选票。经济自由主义，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把自由和民主拆开，并把民主换成了专制。张五常的药方，是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与政治上少数人专制相结合的“新权威主义”。

    80年代中国就有过这种思潮，在激进的“价格闯关”中迅速失败，张五常当时也是鼓吹者之一。他深恶痛绝的90年代“管制下的腐败”，也是这种思潮发展的恶果。但经济自由主义者从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变本加厉，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而否认其已经在许多方面被滥用。他们继续鼓吹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实现“制度变迁，产权革命，与国际接轨”。虽然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我还是看出其屁股后面有“制度决定论”的印章。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也是一种“制度决定论”。当我们看到经济自由主义者包括张五常在内，一方面对斯大林和毛泽东深恶痛绝，一方面又恪守其“制度决定论”的深层思维，完全不能够从其他层面如资源，人性，文化和信仰道德等方面综合考虑问题, 我们说他们是“右翼斯大林主义”，是不是有几分道理呢？鼓吹让中国人“为某种理想制度而牺牲自己利益”这种思维，文化革命就是。中国人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如果说我们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有什么真正的收获，应该就在这里。而不是丢掉一种教条主义，又拣起另外一种，而且是在前苏联和拉丁美洲彻底失败的那一种。

    张五常认为他的预测最准，敢和所有人打赌。他的预测和感觉是什么呢？据《北京晨报》说，他看到北京的繁荣，竟然喜不自禁，说“只要放开外汇管制，5年之后上海必定超过香港，成为世界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看：这叫做“意识形态自我蒙蔽与自我陶醉”。张五常应该去看看中国的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甚至北京市周边哪怕是100里地，是什么样子，看看中国的环境和资源状况，再想一想，他的药方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什么。

    作为香港的经济学家，有时候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因为他们的工资比美国学者还高，又可以“国际中心”自诩。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香港的自由只限于经济方面，而且不包括劳动力流动自由；新闻自由是有的，前提是不能得罪本地财团，否则没有广告。至于思想自由，在香港文化背景下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扭曲。比如张五常“以专制推进自由”的思想，与其说以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为背景，不如说是以香港殖民地文化为背景。后者是前者在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应用，但是，是错误的应用。错误的立场和理念，必然是错误的结论。如果大家不知道何为正确应用，何为错误应用，对比一下严复和汪精卫，就知道了。

    历史上香港发展经济的经验被称为“专制下的自由与法制”。其自由和法制何来？来自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背后是英国的议会制度和国家战略。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也曾有过军人政权推进自由的经验，经济发展很快，但腐败发展更快，国民财富被个别家族所侵吞和控制，一遇经济波动，就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在关键时刻是美国干预换马，并且由专制走向民主。是西方大国的思想观念，政治体制和全球战略，保障了“专制下推进自由”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它的基本秩序，和它向民主体制过渡。更早一些时候的日本“统制经济”和韩国军人政权的演变，也有类似的状况。抛开美国背景，天知道这些国家会乱到何等地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以前不曾有印度那样的“300年殖民地”的历史，以后也不可能有国际社会的保障。在实现自由的历史阶段，的确需要新权威以维护稳定，但是这个权威，不仅是个人的权威，而且是民主与法治的权威，而且越来越多的应该是后者。中国改革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不可能来自国内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高尚”，也不可能来自“国际社会”的认同和保障，只能依靠自己人民的支持，这就要求改革必须为大多数人带来利益。即使再先进非移植不可的制度，也必须考虑中国多数人的现实利益和承受能力。如果象张五常那样一意孤行，外汇放开就意味着金融危机，产权革命就意味着少数人侵占绝大多数公共资产的瓜分狂潮。在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的中国，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存款被剥夺，甚至丧失基本生存环境。这样的“赌”是没有人去和张五常打的，任何人没有权利拿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去赌博。如果真的赌博了，就更加悲惨。那些鼓吹“休克疗法”的人是有美国绿卡的，他们可以在国际上继续庆祝“最后一个大帝国的瓦解”，而全然不顾中国大多数人如何生存。这样说张五常，恐怕不是冤枉他。在他的文章里，看不到民生，民主，环境和贫困，过剩人口，看不到中国人民近代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更看不到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我所看到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建立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制度。他希望在中国实现的，只是少数人财产的自由，资本的自由。他甚至连基本的操作性也不考虑，比如说卖掉所有的银行和国有企业，卖给谁？什么价格？是不是要在外汇放开以后来一次金融危机，把中国所有的资产贬值到一文不值，然后让外国资本来“吃死尸”？至于后果特别是人民的处境，他就更不考虑。象这样不负责任的药方，谁敢吃？一旦吃死，又如何去和张五常打赌？

    目前“张五常现象”突然升温，其背景值得怀疑。有媒体炒作赚钱是肯定的，“张五常热”从头到尾都是有人策划的，策划者的动机决不止于赚钱。更复杂的背景是在中国16大前后，国际资本害怕中国进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向调整，企图以炒作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手段，推行休克疗法。国际上有一个“休克疗法”轴心：美国哈佛大学萨克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到香港的国际资本评估机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按照他们的药方，中国必定爆发总体性危机，这一点，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做出我的预测。我反对以“自由”的名义瓦解中国，剥夺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权利。我认为，即使是再愚昧，再落后的人，也应该为自己而生活，而不是为什么“先进制度”去牺牲。让人为制度牺牲，不是西方真文明，而是在殖民地阉割以后的假文明。

    为了制止国际资本代言人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中国人没有必要太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的只有一两个人，让数十万经济学家一辈子去追求在“国际权威刊物发表文章”，实在没有意义。只有傻瓜，才云集在一棵树上吊死。中国人得诺贝尔奖，意义不大，希望也不大。因为此奖属于西方文化范畴，得奖者需要自幼就习惯以英语思维和表达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需要研究自己国家的特殊问题。印度的阿玛蒂亚森得到此奖不是偶然的，他既有英语习惯，又是著名的“草根派”，他研究的是印度的饥荒和贫困问题，为此得罪了某些发达国家评委，数次被否定。只是在更换评委以后，他才得到此奖。但是，中国的策划者和传媒却没有炒作他的兴趣，因为他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人权主义者，他是代表印度老百姓向发达国家争取自己的人权和自由的，而不是采取“300年被殖民”的姿态，向国际社会出卖本国人民的人权和自由的。

    中国经济学家中的“草根派”，当然没有得诺奖的想法，因为自幼插队，熟悉中国文化有余，而无法把自己的脑袋变成地道的西方思维。“东施效颦”，不如不效。几位海外华人包括张五常先生，当然具备英语条件，但是没有基本的大陆生活经验，缺乏对中国大多数人的人文关怀，在香港拿高薪，虽然与大陆近在咫尺，思维与感觉却远隔天涯，他以北京的繁荣来判断全国，以上海超香港为标准确定中国可超美国，可知其感觉不大对劲。

    张五常先生在40年前的文章，可能真的不错，如果得奖，值得祝贺。但他数十年前的理论贡献，与目前中国改革无关。目前有人大肆炒作“中国人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极少数人以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中国改革的阴谋。中国改革正面临重大危机，方向和战略都需要调整，大辩论已经开始。国内外思想界有三支力量正在崛起：这就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文化上的“新左派”，和经济上的“非主流派”。经济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和思想垄断岌岌可危。

    国际“休克疗法”轴心，想阻止我国战略调整，就以“诺贝尔奖”为话题，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捧上来。在诺奖问题上，中国人反而不应该有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以为只要是中国人得了就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得到诺贝尔奖，必将加强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垄断地位。经济学家与足球队员不同，中国足球队赢了，肯定是中国的荣誉；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果赢了，中国的国家民族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必定遭受重大损失，这是一些帮助外国人向自己球门里踢球的人。经济学家与电影明星也不同，是不能拿来炒作的。听说美国《商业周刊》正在某些地区如天津办论坛，要把老布什请过来。国际上这类人物很多，如果来研究问题，应该欢迎，但是，绝对禁止高价出售门票。没有了商业动机，我看媒体炒作就没有了精神。必须指出，高价售票或者聘请外国专家，也是一种误导。中国的学者在美国香港台湾讲演，报酬非常低，与国外的高工资相比几乎等于没有，讲演被认为是义务的。外国人来中国讲演，也是义务的。是某些中国的策划者打破了这个“国际惯例”，开始在国内炒作赚钱。有人替张五常在深圳要钱，一场讲演费80000元，向国家经贸委要30000元，不知是经纪人吹牛，还是真的？他们各拿了多少，应该公开。

    国内有人专门炒作诺贝尔奖。前几年去美国搞“诺奖大追寻”，还出了一本书。结果是，大部分诺奖得主都只谈自己的理论贡献，不给中国开药方，理由是“我不懂中国”，只有萨缪尔森谈到不能搞通货膨胀，在当时还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这倒是令人钦佩的大师态度。真正的大师，绝对不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以一个理论包治百病，就好象我们这些与中国前途共命运的人，只给中国开药方，不给美国开药方，也不给诺贝尔基金会开药方一样。我倒想起大学时期教我们《中国经济史》的孔经玮老师，他虽然非常关心中国现实问题，但绝不就此答疑。他说，我研究东北经济史是第一名，研究中国经济史是第一流，我只在这个领域当老师，其余我不精通就不能讲。我看这才是学者态度。后来听说在美国，只要得了什么奖，就可以在所有问题上有发言权，我是非常的不理解。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树立学术话语霸权，二是炒作，分别属于政治和商业，与学术无关。真正的国际学术大师也不可能接受他们这一套。

    把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其提名，甚至“据说提名”，大肆“追寻”和炒作，不仅说明传媒的庸俗，而且说明中国改革可能被洋教条误导，而出现重大危机。

    中国人，要警惕了！
    200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