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我任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奉命扣蒋介石。
现就记忆所及，将有关史实写下来以供参考。
蒋介石来西安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４日，蒋介石再次来到了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在这之前，蒋曾在１０月２２日由南京飞西安，两天就宣布大举“剿共”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均表示反对，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并在１０月２６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引起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在华清池同张的争论，更为激烈。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等７人，蒋拒不答应。
张说：“你这１０年，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叨唠。”
此次蒋介石来西安，是为了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同时解决西北问题，即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进行“剿共”，否则即调离陕、甘逐步消灭之。所以，这时的西安空气是非常紧张的。
张学良暗中准备扣蒋
蒋介石是非常顽固的，但张学良仍想劝他改变政策。１２月６日前后，张还抱着劝蒋回头的愿望，向他恳切陈词，叙述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说话间，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违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甚至是反革命。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由此张和蒋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这时又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必须破釜沉舟。
１２月９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请示张学良派卫队营的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张同意，我即命令王协一连长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２０人跟随游行队伍。
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表示：“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
学生们听到张学良的话，都很感动，觉得满意。天色已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烈的寒风中，经领队的布置，有的立即回城，有的当夜留在十里铺。我们派去保护学生的那２０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这２０名士兵后来参加了扣蒋的战斗。
９日晚间，张学良又一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争论。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张一直到深夜才愤愤而归，烦闷地对我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１０日上午，我又要求到华清池察看一下周围的形势，又叫王协一连长亲自率领沈连峰排士兵３０人到十里铺去，会合王振东排长，加强力量，再向前进到灞桥，夜间不要撤回来，其用意是尽量缩短与华清池的距离。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告诉我说，他已和杨虎城谈妥了，要我做好充分准备。根据张的指示，我即派商亚东（同昌）副营长率领张连长等约一连人再去灞桥，与王协一连长等会合，日落前到达宿营地。
下午６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９时左右，我叫王副官速派车去灞桥待命，以供卫队营行动时使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结果是，张负责临潼扣蒋，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和城内警戒。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着。
１１日，白天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不料这时蒋介石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我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张坚决不许。
“兵谏”前的最后动员
晚８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１０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到达会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澄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
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
这天的晚间，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余高级将领均来到张的公馆。张极沉痛地宣布了“兵谏”计划。
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澄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我到开元寺白凤翔家，约定后半夜２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碰头，由白乘小汽车接我，然后一同去灞桥与卫队营队伍会合。
蒋介石被扣经过
１２月１２日凌晨２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２时３０分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说明了任务。
我说：“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我们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当时卫队营大约有１００多人，两辆载重车共可乘５０人左右。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３０人左右，住在院外禹王庙附近的宪兵估计有４０人（以后知道有７０人）左右。我们是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间，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抢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我即命王协一连长随我带人先乘汽车迅速冲进华清池，其余的由商亚东副营长率领随后跟进。具体的布置是：１．王连长带领３０人乘第一 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２．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说是因为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着蒋委员长的安全，请其避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持出华清池，架到车上。３．由商亚东、张连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栏。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喊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们进行抵抗，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以后又扩延到其他地方。这时王协一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即上有“华清胜境”４个字的门），直夺小桥，想从那儿过去，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的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蒋的侍卫都是２０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被打伤，但终于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缴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了出来。经过搜查，发现蒋不在这里。
这时我焦急万分，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目龙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已全部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了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问他：“委员长现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惊惶失措地依靠在假山的石头旁。
我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
我来到二门外，在门外的小房间内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
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则说：“你是好样的。”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说什么，我也无心久留，遂转身出来，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去，在半山腰看见被抓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我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同时命一士兵将蒋孝镇押下山去。以后查知他是蒋介石的侄儿，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守卫。他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来，背着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 起急往山上搜索。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
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
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
我据理反驳。
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
遂闭上眼睛。
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看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
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被扣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首次见面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
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
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上午１０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直回东城门楼上卫队营营部，向卫队营的学生队简要地介绍了临潼扣蒋的情况。
蒋介石迁居
１２月１３日晚间１１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
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１点钟了。
次日（１２月１４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
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当日（１４日），端纳飞到西安，他是宋美龄请他来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就拍了电报给宋，说：“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宋接电后请端纳于１３日由南京起飞，因气候不好，在洛阳停留一天，１４日才抵西安。端纳与张学良见面后，张告知一切经过情况，郑重声明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够联共抗日，不打内战，还是拥护他的。并请端纳告知蒋，是为了他的安全，才请其搬到金家巷附近新房去住的。
蒋一见到端纳非常高兴，又从他口中证实张学良要他移居的真意，就同意迁居，于是随同端纳一起搬到了高桂滋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