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我任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奉命扣蒋介石。

    现就记忆所及,将有关史实写下来以供参考。

    蒋介石来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了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在这之前,蒋曾在10月22日由南京飞西安,两天就宣布大举“剿共”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均表示反对,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并在10月26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引起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在华清池同张的争论,更为激烈。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等7人,蒋拒不答应。

    张说:“你这10年,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叨唠。”

    此次蒋介石来西安,是为了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同时解决西北问题,即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进行“剿共”,否则即调离陕、甘逐步消灭之。所以,这时的西安空气是非常紧张的。

    张学良暗中准备扣蒋

    蒋介石是非常顽固的,但张学良仍想劝他改变政策。12月6日前后,张还抱着劝蒋回头的愿望,向他恳切陈词,叙述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说话间,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违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甚至是反革命。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由此张和蒋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这时又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必须破釜沉舟。

    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请示张学良派卫队营的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张同意,我即命令王协一连长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20人跟随游行队伍。

    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表示:“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

    学生们听到张学良的话,都很感动,觉得满意。天色已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烈的寒风中,经领队的布置,有的立即回城,有的当夜留在十里铺。我们派去保护学生的那20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这20名士兵后来参加了扣蒋的战斗。

    9日晚间,张学良又一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争论。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张一直到深夜才愤愤而归,烦闷地对我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10日上午,我又要求到华清池察看一下周围的形势,又叫王协一连长亲自率领沈连峰排士兵30人到十里铺去,会合王振东排长,加强力量,再向前进到灞桥,夜间不要撤回来,其用意是尽量缩短与华清池的距离。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告诉我说,他已和杨虎城谈妥了,要我做好充分准备。根据张的指示,我即派商亚东(同昌)副营长率领张连长等约一连人再去灞桥,与王协一连长等会合,日落前到达宿营地。

    下午6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9时左右,我叫王副官速派车去灞桥待命,以供卫队营行动时使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结果是,张负责临潼扣蒋,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和城内警戒。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着。

    11日,白天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不料这时蒋介石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我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张坚决不许。

    “兵谏”前的最后动员

    晚8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10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到达会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澄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

    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

    这天的晚间,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余高级将领均来到张的公馆。张极沉痛地宣布了“兵谏”计划。

    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澄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我到开元寺白凤翔家,约定后半夜2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碰头,由白乘小汽车接我,然后一同去灞桥与卫队营队伍会合。

    蒋介石被扣经过

    12月12日凌晨2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2时30分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说明了任务。

    我说:“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我们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当时卫队营大约有100多人,两辆载重车共可乘50人左右。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30人左右,住在院外禹王庙附近的宪兵估计有40人(以后知道有70人)左右。我们是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间,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抢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我即命王协一连长随我带人先乘汽车迅速冲进华清池,其余的由商亚东副营长率领随后跟进。具体的布置是:1.王连长带领30人乘第一 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2.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说是因为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着蒋委员长的安全,请其避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持出华清池,架到车上。3.由商亚东、张连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栏。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喊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们进行抵抗,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以后又扩延到其他地方。这时王协一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即上有“华清胜境”4个字的门),直夺小桥,想从那儿过去,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的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蒋的侍卫都是20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被打伤,但终于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缴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了出来。经过搜查,发现蒋不在这里。

    这时我焦急万分,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目龙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已全部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了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问他:“委员长现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惊惶失措地依靠在假山的石头旁。

    我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

    我来到二门外,在门外的小房间内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

    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则说:“你是好样的。”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说什么,我也无心久留,遂转身出来,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去,在半山腰看见被抓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我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同时命一士兵将蒋孝镇押下山去。以后查知他是蒋介石的侄儿,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守卫。他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来,背着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 起急往山上搜索。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

    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

    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

    我据理反驳。

    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

    遂闭上眼睛。

    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看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

    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被扣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首次见面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

    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

    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上午10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直回东城门楼上卫队营营部,向卫队营的学生队简要地介绍了临潼扣蒋的情况。

    蒋介石迁居

    12月13日晚间11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

    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1点钟了。

    次日(12月14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

    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当日(14日),端纳飞到西安,他是宋美龄请他来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就拍了电报给宋,说:“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宋接电后请端纳于13日由南京起飞,因气候不好,在洛阳停留一天,14日才抵西安。端纳与张学良见面后,张告知一切经过情况,郑重声明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够联共抗日,不打内战,还是拥护他的。并请端纳告知蒋,是为了他的安全,才请其搬到金家巷附近新房去住的。

    蒋一见到端纳非常高兴,又从他口中证实张学良要他移居的真意,就同意迁居,于是随同端纳一起搬到了高桂滋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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