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寇进逼平津，何应钦、黄郛

一九三五年，王树常任平津卫戍司令。司令部设在北平东城铁狮子胡同，我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当时在日寇着着进逼下，平津形势险恶，岌岌可危。

先是，一九三三年三月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日寇进攻下放弃承德后，蒋介石即迫使张学良下野出国，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到北平不久，就在五月丿十一日同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日寇为了进一 步侵略华北，特地由东北调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进行阴谋策划。土肥原便在平津两地收罗了一批失意军阀政客、帮会头人、地痞流氓，如齐燮元、石友三、张志潭、王揖唐、白坚武、潘毓桂、张璧、袁文会、李华堂、李际春、厉大森、陈觉生等等。当时，黄郛主持的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为了进行媚日外交的方便，竟将张志潭、王揖唐等延揽为委员。这些大汉奸为虎作伥，凭借这种“合法”身份，公然进行亲日卖国的活动。日寇首先通过汉奸张志潭、齐燮元的游说，屡次劝诱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独立”，于均置之不理。

日寇恚甚，曾唆使汉奸白坚武、何庭鎏等先后三次派人刺杀于学忠，但均未得逞。嗣后，日寇又暗令李际春、白坚武、厉大森等组织便衣队，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配合日军及日本浪人骚扰天津治安，并在平津两地到处挑衅，制造借口，进行颠覆活动。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以中国军队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提出“梅津觉书”，胁迫国民党政府将军队和党部撤出河北省及平津两市，并要求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及取缔反日活动等等。与此同时，日军由山海关外调集大军威胁平津，浪人及汉奸则到处滋扰。一时平津人心惶惶，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军政头子何应钦与黄郛，束手无策，先后溜回南京，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由总参议王克敏代理。

二、“正义自治军”炮袭北广。

在何应钦、黄郛离开北平不久，六月二十八日凌晨一时许，我接北平市公安局长余晋和电话报告，谓有一部分便衣匪徒占据了丰台车站，并与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勾结，劫得该中队停驻丰台车站的铁甲车两列，向北平永定门方向开来。我接电话后立即请示王树常，宣布北平全城紧急戒严。余晋和亦命令公安局所属保安队紧急出动。驻南城的保安四队队长王光禄首先带队赶到永定门外，将东缺口一段铁道扒去。这时铁甲车在由丰台向永定门开进中，开炮十余发，北平城内听到炮声，极为慌乱。我用电话向鲍文樾及王克敏报告。王克敏立即去卫戍司令王树常家中（王克敏眼力不济，一向有“王瞎子”之名，惊慌中一头撞在门框上，将右眼碰伤）。这时，驻平铁甲车队司令曹曜章匆匆来见鲍文樾及王树常，鲍命曹率队追赶。曹即由西直门率铁甲车第一中队及驻西便门的第二中队开赴丰台追击。旋接报告：因东缺口铁道已被保安四队扒去，汉奸便衣队的铁甲车无法开进北平，加以保安队及附近驻军的阻击，铁甲车已向黄土坡车站退去。曹曜章率铁甲车队赶到黄土坡站，将铁甲车带回，铁甲车第六中队长段春泽及便衣匪徒等已弃车逃窜。乃由黄显声部派一部分骑兵跟踪追赶，在香河县附近将段春泽、队副贾某（忘其名）和三名日本浪人捕获，带回北平。

原来二十七日夜间，由天津开往北平的列车到达丰台站时，有便衣匪徒百余人下车。二十八日凌晨一时，匪徒持枪将丰台车站占据，为首的系当过吴佩孚的政务厅长的汉奸白坚武。白到站长室后，驻丰台站的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即与其会合，声称已组成“正义自治军”，白坚武为总司令，并散发宣言，登上铁甲车向北平开进。白坚武在丰台站时曾用电话与城内联系，据闻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均准备于铁甲车开进北平车站后里应外合起事，接收北平各机关。铁甲车鸣炮，系与城内日寇汉奸联系的信号。因北平日寇兵营与使馆不同意日寇天津驻屯军的作法，北平日寇兵营临时未发动响应，此一场骚乱始得在紧急措施下消弭。

二十八日下午，将段春泽等押到平津卫戍司令部，王树常指定我与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北平公安局长余晋和及司令部军法处科长荆德文组成军事法庭进行审讯，由邵文凯主审。段春泽原系石友三部十三路铁甲车大队长，一九三○年石友三将全部铁甲车送给张学良后，段部人车调驻沟帮子车站编入曹曜章部为第六中队，段即任中队长。邵文凯在讯问段春泽时一再追问其主使人，并追究是否由石友三主使，段春泽矢口否认，不肯多供，只求速死。队副贾某则称全不知情。捕获的三名日本浪人，解到后即被日本领事馆引渡而去。

我与邵文凯等将审讯经过报告王树常，王命将段、贾同处死刑，当夜即在北平陆军监狱中执行枪决。

三、屈辱外交之一

白坚武、段春泽炮轰北平事件发生后，不多几日，日寇突又向北平军分会提出“觉书”，谓有一队日本兵经过东长安街时，有人从电车上向日军开枪射击，要求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向日军道歉，否则日军即自由行动，云云。当时何应钦赴南京未归，日寇乃要求由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道歉。鲍以日寇所提系地方性事件，应由平津卫戍司令部处理。日寇复要求王树常道歉，王乃派我以司令部参谋长身分代表向日军道歉。我明知日寇所称电车上有人开枪射击日军一节，是他们企图挑衅所捏造的借口，实无其事，今反要向日寇低头道歉，心实不甘，但我又无法推卸，只好硬着头皮前往。经与日寇联系后，是日我全副戎装，由军分会外事秘书陶尚铭陪同先到日本领事馆。交谈数语后，陶尚铭告诉我：日本领事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礼貌亦不够周全，在使馆不要紧，到兵营这样不行，让我注意。我听后心里极不舒服，但又无可如何，只得由日领陪同到驻平日本兵营正式道歉。日本兵营中空气紧张，我到后，日本驻军部队长、日本陆海军武官全体起立，代表日皇接受我的道歉。我当时觉得非常尴尬，只讲了一些事出误会请原谅等话语，由陶尚铭翻译。日寇部队长也讲了一些话，态度异常倨傲骄横。事后，我向军分会鲍文樾复命，说起日寇的倨傲骄横态度时，鲍叹了一口气说：“忍辱负重吧！”

七月初的一天，王树常找我秘密谈话说，目前形势危险，东北军决定撤退，他本人亦决定今天随军撤出北平，平津卫戍司令部拟将我留下维持北平治安，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好推脱，只得表示同意。王将特务营给我留下，并告我说，徐庭瑶的十七军暂时不撤，有事可与徐军长及北平公安局余局长联系。但翌日王树常打电话告诉我说，何应钦已接受了梅津“觉书”中所提的各项要求，签了“何梅协定”，他目前可以不走了，一切恢复原状。

四、二十九军进驻北平，宋哲元卫戍平津白坚武、段春泽炮击北平事件发生后，鲍文樾深感北平兵力单薄，无法应变。萧振瀛乘机向鲍建议，调二十九军一 部拱卫北平，鲍首肯。萧乃急电张家口调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星夜赶来北平。冯部于当夜即到达西直门，因城门关闭，冯师参谋长张樾亭给我通电话，我即命令开城，让冯及其随从人员率部分队伍进入城内，大部分队伍则安排在西外与阜外一带驻扎。翌日，北平各城门即加派二十九军岗哨，作为城防部队使用。

九月中，王树常约我谈话，告诉我他已接到命令，平津卫戍司令由宋哲元接任，嘱我替他办理交代，他次日即不到部办公。王因事出突然，事先毫无所闻，自不免有些恚怒，但亦未多说什么。我即召集各处长着手准备交代。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总参议萧振瀛约我在东兴楼吃饭，传达宋哲元的意见，请我不要走，留任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职务，并代宋办理接收事宜。我表示替王树常办理交代，目前当然不能离去，但希望宋派人接收。次日由萧振瀛陪我去天津面见宋哲元。宋留我吃饭，并嘱我饭后原车回北平去。我即取出平津卫戍司令印信交宋，并婉陈只代王树常交代，请宋派人接收之意。宋仍将印信交还我说：“这就交代完毕，明天起你就是我的参谋长，并暂代司令职务。”并说：“庭午（王树常字）如没有新职，我决不去接；现庭午已发表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我始肯接此任。你们大家追随张副司令多年，我若不是张副司令帮助，哪能有今天（按指一九三○年中原大战后宋与张自忠、冯治安等率残部退往晋南，经张学良编成二 十九军一事），张副司令的人我一个不动，你可继续代我负责，告诉所有各处长，人事一律照旧。”饭后，我仍希望宋派人接管印信，与我同去北平。宋不允，命我当日携印信返回北平，暂代宋的平津卫戍司令职务。越二十余日，宋哲元始自津来平到部视事，宋只派陈继淹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这时，根据“何梅协定”的条款，“中央”军黄杰、关麟征两个师及于学忠、万福麟等部东北军，曾扩情的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以及国民党省市党部，均陆续撤出河北、平津。北平军分会及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仍由鲍文樾、王克敏分别代理。萧振瀛、秦德纯二人通过陈觉生的关系与日寇接触频繁，代宋哲元奔走。日寇则凭借“何梅协定”的特权，大肆进行侵吞华北的阴谋活动，网罗汉奸拼凑伪组织，企图加速华北政权特殊化，使成为伪满第二。

他们除了策使一些日本浪人、汉奸请愿要求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在冀东酝酿组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在察北嗾使蒙奸德王、李守信酝酿组织伪“蒙疆自治政府”之外，并以取缔反日活动为名，开列黑名单捕人。这些黑名单共开过四五次，由日寇交与陈觉生转给萧振瀛、秦德纯、冯治安。

萧等则将名单交与我，由卫戍司令部去办。我将名单交与军警联合办事处组长孙聘臣，会同地方警察执行。名单上有不少北平教育界人士，有一次还开了一批北平市公安局的高级人员。日寇曾声明，中国政府如不按单捕人，他们就要自己动手。我只好有的设法通知他们暂离北平躲避，有的先拘留起来再说。

五、宋蒋矛盾及冀察政委会的成立

一天，宋哲元约我到他武衣库寓所去。我到宋寓，先见到宋的参谋长张维藩。张告诉我昨晚开过会议，曾讨论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人选问题，提出张允荣和我二人，讨论结果认为我是天津本地人，处事和平，已决定让我去。见到宋哲元后，宋提出此意，并嘱我先去保定代他探望商震的病，顺便谈谈天津情况及津沽保安司令部的交接事宜（商震原任三十 二军军长兼津沽保安司令，这时已调任开封绥靖主任，其所带三十二军部队已陆续由平汉线南开，商本人则在保定西关思罗医院中养病）。我当即代宋哲元去保定探望商震，商嘱我转达宋速派人接任津沽保安司令。我由保定回北平到宋寓复命时，秦德纯、萧振瀛、冯治安等人均在座。正谈话间，宋的副官进来报告，何应钦北来，专车已到丰台。宋哲元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又对秦德纯、萧振瀛等说：“我不去接他，你们谁愿意去接谁去接。”言后，即命副官准备汽车驶赴颐和园，在谐趣园住下。秦、萧等面面相觑，我去津一事亦因之搁置。

原来宋哲元自一九三三年八月到张家口劝走冯玉祥、回任察哈尔省主席后，收编了冯离开时交给张允荣的一部分抗日同盟军，又接收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部的全部枪马大炮及一部分军队，二十九军实力大增。宋哲元不断与日寇发生摩擦，如“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等。南京政府为了满足日寇的要求，遂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免去宋察哈尔主席职务，并拟将宋的二十九军南调。宋事前毫无所闻，接到命令后，对蒋、何极为不满，次日即离开张家口回到天津居祝蒋介石在四川电邀宋前往，宋称病不去，并邀其左右谋士萧振瀛、秦德纯等到津会商。他们均以二十九军南调毫无出路，留在华北又非得日寇之谅解不可，乃由萧振瀛通过陈觉生等人的关系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寇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等接触，取得谅解。宋哲元本人亦与亲日派大汉奸王揖唐、齐燮元等时相往来。日寇乃将求诸于学忠而不得的“华北独立”转而求诸宋，宋哲元则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南蒋北宋”。萧振瀛建议鲍文樾调二十九军拱卫北平的作法，是全部计划的头一着棋，目的在于造成既成事实。蒋发表宋为平津卫戍司令，亦系不得已而为之。及至蒋介石侦悉宋、萧与日寇接触情形，急派亲日派政客张群与南京日使联系，希望日方与蒋政权中央直接交涉，不要与地方交涉，并希华北日军迫使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南撤，但毫无结果。蒋介石还不死心，又派何应钦带熊式辉、陈仪北来，谋与日寇驻屯军进一步联系，并观察宋哲元等的动静。但此时宋哲元通过萧、秦等的活动，与日寇已有默契，因而何应钦、陈仪等此行的活动均落了空。

宋哲元正在处心积虑地想抓华北政权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行政院会议上决议：在撤销北平军分会之后，以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同时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并且议定了一个华北自治办法，以适应日寇的要求。当然，这个自治办法是由何应钦来负责实行的，这样一来就使宋达不到目的，所以何应钦在北平住了十几天，宋哲元就在颐和园躲了十几天，并未进城与何见面。宋的部下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这时担任北平城防，见到何应钦时说：“请委员长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完全负责。”冯这句话的口气虽然很恭敬，可是在何应钦听来不啻是晴天霹雳，因为当时“中央”军队已完全南撤，冯说负责何的安全，实际上等于说何的安全与否已在二十九军掌握之中。当时宋哲元既称病躲在颐和园，不肯进城与何见面，陈仪到天津与日寇驻屯军接洽亦无结果。何不得已，令熊式辉与宋左右萧振瀛、秦德纯等会商。萧振瀛干脆代宋摊牌，提议赶走黄郛，由宋哲元接黄的驻平政务委员会，管辖范围仍为五省三市。何应钦既不能答应，也无法拒绝，在北平已无事可作，乃匆匆返回南京。临行前一天，有日寇嗾使汉奸所组织的所谓华北群众代表，持请愿书到中南海居仁堂向何“请愿”，要求“华北五省自治”，这更促成了何的南行。何应钦返南京时，宋哲元始亲到东车站送行，当时我亦去车站送何。宋哲元与何应钦见面后，只寒喧数语，彼此即无话可说，实际上此时此际，他们亦确已无话可说了。

何应钦带着萧振瀛代宋哲元所提的方案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后，蒋极不愿把宋和二十九军摆在华北，但又不敢违抗日寇华北驻屯军之意，万般无奈，只好要价还价地打个折扣，把黄郛的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撤销，另设冀察政务委员会，只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平津两市，并将名存实亡的北平军分会撤销，另组冀察绥靖主任公署，以宋哲元为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宋接到命令后，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总算搞到了冀察和平津地盘，在华北站住了脚。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宋哲元延揽了大批汉奸如齐燮元、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王克敏、张璧等，委为委员、顾问等职。替宋牵线的大汉奸陈觉生被委为北宁铁路局长，另一个大汉奸潘毓桂被委为冀察政委会的政务处长，安置在宋的左右。就在冀察政委会成立的同一 天，日本浪人猪上清四郎筹办的《新兴报》也在北平出版，并大肆宣传冀察政委会是“华北特殊化的新政权”。这当不是偶然的。（一九六五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