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树立了伪满政权以后，又谋进取热河。它的办法首先是利诱，企图使汤玉麟自己上钩。如利诱不成，就作出威胁姿态，想不战而取，要汤玉麟自己投降。若再无效，才以武力夺龋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汤玉麟在沈阳的一部分家属携带细软，跑到沈阳小南关的法国天主堂避难。日本驻沈特务机关，原想派宪兵到汤家去“保护”，作为拉拢的开始。听说他们已经跑到天主堂，就叫一个台湾籍汉奸谢履西（也就是以后做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的族弟）到天主堂向汤家人说，他是汤家二少爷的朋友，可以保护汤的全家生命财产的安全，并可护送他们到天津日本租界内的住宅。就这样，由汤玉麟的妹子带着全家大小和细软东西，在谢履西的陪同和日本宪兵队的保护下，乘南满火车去大连，搭船到天津。到一九三二年四月伪满在长春成立后，就特命汤玉麟为热河省长兼热河军区司令。据说当时的汤玉麟还未失掉绿林豪气，大骂来人说：“张雨亭是我拜把子弟兄，你们害死他；我没有那么混蛋，去作你们的官！”又由邮局退还了伪满的委任状。

这年冬天，日军占领了锦州，进窥热河的门户北票，于是用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日方代表有武部六堂，外加关东军参谋长代表和锦州日本驻军代表各一人。

汤玉麟派公安管理处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说汤是满洲国委任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负责的人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二、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汤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建到承德。第三、为了加强联系，要汤同意日本军部在承德设无线电台。这三条由张舜卿电告汤玉麟，并直接电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复电令张舜卿断然拒绝。

日寇这时企图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编组了不少伪军，一 部分是招募土匪，另一部分是强拉农民。内中不少爱国人民，不甘心为虎作伥，常把日军的军情通知我方；有的还倒戈投诚。就因这种关系，一个日本军官松井大佐坐飞机侦察，被我义勇军用步枪打下，落地后松井被俘。经报告北平张学良，张命就地处死。指挥伪军的寺内长雄大佐，发现了伪军与我军有联络，松井因而致死，仍借召集会议为名，集合伪军旅团营长数十人于新立屯，令日兵用机枪包围，全部被活埋惨死。

当时统治热河八年的汤玉麟，别号“汤大虎”，这个绰号可以代表他的性格。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固然是他的本色；而不学无术，贪污虐民，却是他的本质。他自己兼任卅六师师长，用他的三弟玉山作该师五十八团团长，四弟玉铭任师属炮兵团团长，五弟玉书任师属骑兵团团长。他的大儿子佐荣任禁烟局局长，二儿子佐辅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这简直是把热河变成汤家的私产。热河的禁烟局根本不是禁烟，而是指派老百姓种烟纳税。热河种烟也是请得南京蒋政权许可的，名义是筹措军饷，实际上禁烟局每年收多少烟税和怎样开支，全是汤氏父子的秘密，别人没法知道。至于军饷，还是常常拖欠数月不发。据说汤氏父子有这样一句信条，说什么：“雄兵百万，发饷就散。”这样养兵，怎能卫国保民。

汤玉麟常怕人民“造反”，特别是在朝阳地带。那地方百姓为了自卫，在羊山和二十家子等几个山村，盛行红枪会的组织。汤为了镇压，派他五弟领骑兵团驻守朝阳；假禁烟之名，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老百姓纠集红枪会数千人围攻朝阳。

时朝阳有个中学校长是地方有名的举人，名沈鸣诗，平时对汤家父子兄弟的暴政，常表不满。此时传言，说沈与围城的红枪会有关系，汤老五为了镇压示威，“杀一警众”，把这位沈校长夤夜抓来，不容分说，立地枪决。但是朝阳之围仍是未解，反而加甚。老汤看着没办法，真是众怒难犯，才把他的五弟调走，派了被民众信仰的杨子仁的儿子杨仲山去当县长，城围始解。据说杨子仁以前曾在朝阳作了几年县长，清廉爱民，深得人民的爱戴；后来调充热河烟酒公卖局局长，因病死去。他的儿子杨仲山此时是泺平县长，老汤调他去朝阳解围，他挺身而出，向老百姓说：“我是杨子仁的儿子，请你们大家回家安心种田，有什么不平事，我都可以负责解决。”

这说明热河政治的黑暗，可惜象杨子仁父子这样好官当时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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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图谋热河和汤玉麟不可靠的情形，天天载在报上，惊动了上海爱国人士，主要是上海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以黄炎培为首的上海地方协会内，有穆藕初、刘鸿生、钱永铭等，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共同努力，推动了当时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要他急急设法挽救热河和华北危局。

宋子文为了表示关心热河防务，增加自己政治资本。于二月十一日偕秘书周象贤、顾问端纳飞到北平，与张学良商议热河防守问题。杨杰以军事专家身分先到，代表上海爱国人士的黄炎培、穆藕初等也先到。他们会同当时北平爱国人士朱庆澜、熊希龄及东北的杜重远、王化一等积极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于二月十六日下午假东城外交大楼举行成立会，出席人还有张伯苓、蒋梦麟、胡适、周诒春、张嘉森、章元善、汤尔和、丁文江、阎宝航等六十多人，公推张伯苓为主席。宋子文与张学良亲临致词。会上通过章程并决议：（一）通电全国人民报告热河后援会之成立，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援助；（二）通电全国军政官兵，请一致团结御侮，并推定朱庆澜等数人为常务理事，又决定朱等次日同宋子文等去热河，察看情形，进行援助。

二月十六日晚八时，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作去热河的准备。宋子文、杨杰均出席，到有万福麟、宋哲元、商震等将领十数人。张学良将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红蓝铅笔俯伏地上要划防地，首先仰面向宋哲元说：“明轩你可把守这一线（指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宋哲元当时厉声拒绝说：“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能担当了这么一个大面。”张说：“不要紧，你的右翼有何柱国，他可以支援你。”宋又很不客气地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靠不住，我怎能信他，我不干！”张听了这样不客气的回答，极感难堪，约有几分钟没有抬起头来。后来说：“再商量吧！”杨杰在旁，看见这种情形很着急，用手拉胡若愚到外边说：“你劝汉卿不要勉强宋哲元，因为作战时，如将领不服，心中有问题，是很危险的。”

至于宋哲元为什么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呢？因为在锦州失守后，何柱国任临永警备司令，山海关为临榆县治之所在，是关内外的门户，何的责任即守卫山海关。日军在一九三丿年一月一日借词向山海关进攻，用猛烈炮火打毁城的东南角，守城的何部第九旅营长安德馨浴血抗战，壮烈牺牲。但接着第九旅即撤出山海关，致使华北门户洞开。宋哲元的那番话，实系有意挖苦。

当时张已与宋子文商定发表张作相为保卫热河的统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任副司令。张作相原是张作霖、汤玉麟的老“把兄弟”，对于张学良是父执，素有“浑厚”之名。他原是吉林省的省主席，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锦州原籍为父治丧。张学良怕汤玉麟疑心，用他以安汤心，以利指挥，也算煞费苦心。受张作相指挥的部队按编制应有六、七 万人。但张作相也是不学无术，既无威以制人，也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也毫无准备。在热河危急的当头，被临时“拉夫”上台，统率腐朽的封建军阀雇佣兵，去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训练出来的法西斯强盗，胜败之数已注定了。

二月十七日晨四时许，宋子文与张学良、杨杰偕同随员卫兵数十人，分乘汽车、卡车三十余辆为一路，朱庆澜、黄炎培等乘车十余辆为一路，浩浩荡荡向热河进发。据说事先汤玉麟闻讯，怕对他不利，大骂说：“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来打我的主意！”经左右人说：“宋子文是代表中央，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观察，阁帅（汤玉麟字阁臣）可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些东西是有利的，应当表示欢迎。”汤这才无话，于十七日下午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至郊外二十里处广仁岭迎接。宋、张、朱等于当日下午五时到达承德，分别宿于都统公署和地方机关。张学良这时因有烈性毒品瘾，去热河的路上每走三十里，停车一次，必注射毒品针，到热河已疲劳不堪。当晚只与汤玉麟稍谈，定次日举行会议。

承德是满清皇帝行宫之所在，有避暑山庄，风景美丽，有里八景、外八景之称（即行宫内外各有八处地方，景色宜人）。十八日晨，宋子文偕秘书侍从等，先看内外风景，中午是汤玉麟同地方各界预备的欢迎午宴，计主客共六十余人。主客当然是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杨杰和后援会的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杜重远等，还有一个天主教法国人敏司铎也参加。宋子文首先说话，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怀热河的安危，要大家保国卫土，所需饷械，他当负责，并与张学良随时接头办理。他说的是广东调的官话，在座的人多有听不明白的，于是由杜重远起为翻译说明一遍。张学良接着致词，勉励大家誓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继由汤玉麟起来答词，表示“决心”与日寇周旋。这样这个礼节上的欢迎会历时二小时完毕。按理张学良、张作相应带一 些高级参谋人员与汤玉麟举行一次详细会议，就抵御日寇作一些知己知彼的估计，和攻击防守上的安排。但这样的会没有开，就把由北平带来的两电稿由承德发出。一个是由宋子文、张学良署名，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大意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的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全世界声明；另一电由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宋哲元等廿七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张作相听说发出这样一个通电，叹气说：“一点没有准备，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岂不是惹祸吗？”他的意思是说日本人看见这样一 个通电，会恼火起来，加速进攻热河。宋、张于下午三时带领全部随员离开承德，夜宿古北口，于十九日下午一时许返抵北平。

在二月二十二日，距宋、张热河之行仅四日，日军即大举攻热，由日本关东军司令率领约三个日本师团，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三路：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并配有张海鹏和于芷山的伪军。防守主将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有一半以上尚未到达防地，根本未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又加士气低落，真是将无决心，兵乏斗志。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了几下，又出动几部坦克车。就这样，开鲁一线，汤部的崔兴武旅即首先投降，万福麟的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溃退，朝阳亦即不守，三条阵线同时溃败。复有平时受日军收买的汉奸作为响导，因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汤玉麟于三月四日晨先撤出热河，日军于四日午后一时以一百二十八人先行，由承德商界代表迎接入城。汤玉麟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及家属退走时，从未看见过一个日本兵，更不用说有什么抵抗了。这样，压在当地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大山倒了，换上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山。中国人民是不甘心的。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后盾的热河后援会，此时在唤起民众支援抗战上，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张学良曾接受他们的建议，决定把汤玉麟捉住正法，以振士气，而励人心。但汤玉麟畏罪逃往察哈尔，竟得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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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的军事和外交。张学良更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于三月八日电南京辞职，略谓“……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负政府督责之殷，及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莫辞。……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一面迅派大员接替，用伸国纪。转还之机，在此一举。……”此时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主要落在蒋介石的身上。他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先用视察名义来北平，自己也作北上督师、筹划反攻的虚伪宣传，偕宋子文北来。先止于石家庄，与阎锡山、徐永昌等会晤，并电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三月八日晚十二时，张学良轻车简从，偕端纳、汤国桢、王卓然等由西便门登上早备好的一列专车，并对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会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

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一、二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今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的对不对？”次早（三月九日）五时到达保定。蒋、宋等原约定同时到达，此时尚未到来，车站上也无消息。张学良亲到站长室向石家庄要电话，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 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谈。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张放下电话回到车上，面色阴沉。端纳忙问：替?未（Ｔ．Ｖ．、宋子文英文名简称）怎说的？他们怎还不来？张说：“我的预料果然不差，替?未先来传达蒋先生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到全面向日本宣战了。老王（王卓然）你好好译给端纳听。”于是大家猜测纷纷，并共劝张上床休息，静观事变。

约十时，宋子文的专车到保定。张立时登车与他接谈，约二、三十分钟，张匆匆下车，神情紧张，我与端纳趋前急问，他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我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要他急告蒋先生不必烦心。”张与我们谈话时，宋子文已去车站向石家庄打电话给蒋。大意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下午四点蒋的专车到保定，进入张的专车站台另一边。张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车停后，张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的专车进行商谈。蒋不待张开言，首先很庄严地向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张唯唯说：“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申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蒋闻张语连说“是的是的”。这样相谈不过十几分钟，张看蒋似不愿多谈，即行退出。张退回自己的专车约有五分钟，蒋偕宋来到张的专车回拜，无非用好言安慰张，并劝他次日（即十日）即飞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说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名义和手续，当妥为安排。约有十来分钟，蒋即出来。张随下车，送蒋上了他的专车立于车门之外。蒋连说：“汉卿，再见吧，再见吧。”并且目视宋子文说：“子文你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话说完，蒋车即向石家庄开行。

蒋去后，宋来到张的专车。张吩咐预备晚饭，即与宋商谈善后。大致是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个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原参谋长鲍文樾调为办公厅主任，并调中央军第二师黄杰和第廿五师关麟征开赴古北口，以抵抗日军的前进。

至于张建议动员全国全面开战，以关系太大，留待中央从长计议。宋的专车和张的专车挂在一起。到夜十时半抵长辛店，宋车与张车分开。宋辞回自己专车，连说“汉卿，一两天内上海再见”。他也就开回石家庄向蒋会面报告。

囿

宋子文走后，我们的专车即向北平进发。我在客厅，正与端纳闲话，忽然副官谭海跑来说：“王老师，副司令大哭，你快与端纳过去劝劝。”我急同端纳进张的卧室，见他正伏枕大哭，非常沉痛。端纳说：“Ｙｏｕｎｇｍａｒｓｈａｌ，ｂｅａｍａｎ，ｂｒａｖｅ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意即“要作一个大丈夫，勇敢与坚强。”我说：“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患无柴烧。”我与端纳正待他的反应，他突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急拉端纳和我坐在他的床上。此时汤国桢与谭海皆在旁呆立。他说：“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我刚才听替?未说蒋先生对日本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使我想起一个笑话，让我们开开心。话说有一个财主，土匪夜里来抢，持刀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边叩头边说要什么都行，就请饶他一命。土匪一眼看见财主的老婆还好，说‘这样办吧，我玩你的老婆，罚你跪在旁边叩头，头叩得好就饶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及土匪尽兴席卷而去，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说：‘那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跪着叩头？’财主说：‘你别哭，你那知我们还占了他便宜呢！’妇人大哭说：‘老婆被贼奸污，你有什么便宜好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的时候，他顾不得看我，我少叩了很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张说完对我说：“老王，你好好翻译给端纳听，问他若有这样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看这位财主最好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簧。”端纳很仔细地听我翻译后，也说了一个讽刺故事，他们彼此一笑。这时谭副官进来报告说：已到西便门车站，请副司令下车。于是我伴张学良驱车回顺承王府，到达时已午夜十二时。张学良在下汽车时，我问他：“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帮你作些什么准备工作。”他沉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象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那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我进屋翻参考书，查出原文是这三句话，译文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我送交他时，已是午夜二时，他还在阅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