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代表走访义乌细菌战受害幸存者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侵华日军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76周年过去了，这个血色的日子不曾褪色。当日，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残害的死难同胞，抚平战争创伤，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救助基金顾问王培根和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副馆长王建政等一行多人，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走访了义乌目前健在的七位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送上了慰问品。

　　感受深情厚意，老人们欣喜之余，向世人打开了生命中苦难深重的记忆之门。

　　现年95岁的金祖惠，是1941年义乌北门细菌战受害幸存者，现住在义乌车站路1弄47号的儿子家里。对于当年日军细菌战鼠疫那场噩梦，他至今仍历历在目。1941年10月的一个晚上，23岁的金祖惠回到北门家中后，突然发高烧，下腋、大腿根部等淋巴肿大，口渴难忍，不停地喝水。开水、生水，凡是能喝的水都喝。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照常出门和朋友们打篮球，觉得身体更不对劲，就要死去了。他心想，与其痛苦地死去，不如喝醉后不知不觉地死去，于是跑到附近一家酒馆，要了半斤高度烧酒，里面冲上胡椒粉，再要了一捧大蒜，就着酒喝，喝得烂醉如泥，之后跑到卫生院等死。卫生院的人都认识他，就把他留在观察室，灌下醒酒药。他昏迷不醒，嘴里不断往外流吐沫，脑袋下垫着的两个枕头都湿透了。傍晚醒过来，烧退了，淋巴肿块也消了，什么事也没了，就自己回家了。可他家里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两个月之内，先是他的奶奶，随后是母亲和妹妹，还有住在隔壁的亲戚都相继得鼠疫死去。

　　上崇山村的姑娘王松菊，自21岁嫁给佛堂鸡脱凤村的黄青山，到明年就是钻石婚了。最伤心难忘的是“姐”何樟玉，18岁如花似玉，却惨死于崇山鼠疫，且怀着身孕，可谓一尸两命。“姐”其实是叔叔的童养媳，大自己9岁，本应称呼为婶婶，但因为是她8岁时就从官清畈“卖”来、由妈妈领大，就住在一家，平时情同姐妹，因此一辈子改不了口。“姐”死后，崇山鼠疫大爆发，死了很多人，似乎很快就要轮到自己了。果然，自己也开始全身淋巴结肿大，发烧，意识不清。有一天病躺在家里的水缸盖上，奄奄一息，妈妈害怕染病在危及他人，要避而远之，爸爸把我安置了起来。所幸自己年轻，或许抵抗力强，不久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现年86岁的崇山细菌战受害幸存者王景云，现住在徐村潜流村的家里安度晚年。王老太的记忆浸透崇山细菌战受害者血泪，一页页清晰地展现于世人眼前。呼唤生命中最亲的名字，爸爸王文权、妈妈郑桂珠，在1942年农历十月初六、初七这两个血色的日子后，少女再也听不到深情的回应了。人类啊，本来有父母和孩子；孩子啊，失去父母，从此只有哭啊，哭！孤女王景云无尽的泪水恰似苦涩的海水，无边、无岸！

　　崇山村中央565号是抗美援朝老兵王化涛的家，周围巷子深深，似迷宫。这个充满江南古典风情、千余人规模的大村，曾被侵华日军付之一炬，一座座精美的厅堂古宅和村民们赖以生存的民居均被毁于一旦。现在巷子里的民居，都是战后在废墟中艰难地重建起来的。巷陌之殇，铭刻于少年时期的记忆深处：

　　义乌黑山白水之间活跃着第八大队等一些抗日武装，构成了对侵占义乌的日本鬼子的威胁，日本鬼子为之疯狂，欲除之而后快。那天，少年王化涛被几个鬼子抓到了崇山村后山背审问，“你的，游击队的知道？”少年摇摇头，“啪”的一记耳光过来，顿时眼冒金星。另一个鬼子更凶狠，一把抓住少年的手臂，“嗖”的一声甩出去，少年飞跌到了麦地里，远处的村民们惊呼少年要遭殃，命不保了。幸好麦地松软，少年机灵打滚，躲过了鬼子皮靴一阵阵致命的踩踏。鬼子用罢硬招，接着软招：“看到游击队的，就来报告，有赏！”

　　凶险的遭遇远不止这些，随后鬼子带来了惨绝人寰的鼠疫，夺走全村四百多人的生命，妹妹在鼠疫中罹难，自己也曾感染鼠疫，却神奇地再次死里逃生。

　　当年的少年王化涛，如今已是89岁的耄耋老人了，但依旧身体健朗，耳聪目明。王老平时醉心于书法，造诣炉火纯青，墨宝多与人分享。日前电话连线远在美国的孩提时的玩伴王甲升，回首往事，除了种种屈辱、痛楚的共同记忆，就是战火中青春理想和信念的萌芽。王甲升立志航空救国，考入了复旦大学航空系，成为一代航空教育学家；王化涛投笔从戎，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成为保家卫国的民族功臣。

　　崇山鼠疫中，母亲鲍珠兰的积极救治，使染病的王丙宏起死回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89岁高龄的王丙宏的这个经历，已为国内外大批媒体刊载和报道。  

　　现年97岁的贾秀芝婆婆是义乌上溪贾伯塘霍乱惨案的受害幸存者，她的家族在细菌战中有8人罹难。

　　受“731恶魔”侵袭，义乌先田村孙文锡腐烂滴血70多年的一双小腿犹赫然在目！细菌战跨越世纪的恐怖威力，继续灼伤人们的心灵深处。孙文锡活着，表明“皇军”细菌战仍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