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中国的爱国者送到了哈尔滨》-918爱国网

        按：1934--1945年期间，三尾丰在大连的宪兵队服役,参加了对中国爱国抗日志士的迫害。战后他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接受了改造，反省了自已的罪责。1956年回日本后成为和平运动的骨干成员，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工作，1972年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为近年在日本举办的“731部队展”做了许多贡献，并在各地进行讲演，证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
    731部队是日本帝国主义为进行侵略战争而建立的秘密部队，在那里进行的人体实验是根据天皇为首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机关批准的。
    我以前曾经接受命令把中国的爱国者送到哈尔滨，731部队派人来接走。原来我不知道731部队的性质，现在我知道了，同时也更加认识到我的罪孽。731部队为了进行人体实验，使用了3000多人。那些人都是经过宪兵队送去的，所以我觉得自已也同731部队的成员一样是罪犯。
    宪兵队向731部队秘密运送爱国者的行动在当时被称为“特别输送”，命令是关东军司令官在1936年发出的，该命令称：“由宪兵队或满州国警察逮捕的谍报人员、思想犯等，经军司令官批准，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直接移送731部队”。
    当时满州国的司法制度是三审制，即地方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那些所谓的谍报人员或思想犯是应送交法院审理的。但是关东军司令部的文件规定：谍报人员、思想犯应有别于一般罪犯，纳入秘密输送的范畴，具体指出：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者、被捕后未起诉或预计近期释放者、有前科者、捕前所从事的工作对国家政策或军队有关系者，根据宪兵的判断，可考虑特别输送。由此可见，是否输送到731部队，完全是根据宪兵的好恶。
    例如，我所在的大量宪兵队1944年在大连的邮政局设立了秘密的邮政检查班，检查各种邮件。后来发现在北京发行的报纸中有反对大东亚共荣圈的言论，于是逮捕了投稿的中国人和公司的一名职员，不久就送到731部队。善良的居民仅仅为了说明自已的意见而被送到731部队，而宪兵则因此而立功晋级。
    1943年，我在大连当宪兵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那是在10月，宪兵的无线电班在大连市内发现了奇怪的电波。结果追查到大连郊外的黑石礁，确认是这里的一个中国人办的照相馆内发出的。8日，宪兵队包围了照相馆，把正在发报的沈得龙和发报机一并捕获。我当时是宪兵班长，带领10名宪兵参加逮捕沈得龙。
    对沈得龙审讯后得知，他属于朝鲜独立军系统，在莫斯科接受了谍报工作的专门培训。培训结束时他得到命令：1 在大连受苏联领事馆的指挥，从那里获得经费；2 将日本军队在当地的移动、武器、物资等情报报送赤塔。来东北的时候，他们得到中共的帮助，从天津乘船到大连。根据这一情报，宪兵队派我到天津逮捕向他提供方便的两个中国人。
    在天津，由于当地宪兵队的帮助，好容易抓到了王耀轩（50岁）和王学年（25岁），带2人乘班船回到大连的宪兵队。别的宪兵则在沈阳逮捕了提供情报的李忠善。宪兵队对几个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连续审问，想了解他们的详细情况。沈谈了受教育情况，在苏联的生活，在大连市内同领事馆的联系方法，而王耀轩只是说他给沈提供了在天津的食宿，王学年也只说了关于苏联和莫斯科的情况，没有比沈提供更多的情况。
    后来，宪兵队长命令我把四个人秘密输送到哈尔滨的731部队，当时，向731部队输送是宪兵队的功绩。我曾经向队长说：沈和李是苏联正规的谍报员，而王耀轩和王学年不过是在天津向他们提供了方便，同样处理是不是太过分？但是为了表功，还是把四个人都送走了。
    我带领4个人负责押送，把他们绑了起来，但是从外面还看不出来。在押往哈尔滨的列车上，我们一个人对一个人地坐着。我对他们说：如果在审讯的时候，答应给宪兵队效力，可以得到释放。但是他们都不相信，说我欺骗他们，并问我送他们到哪里去。我看出他们心情不安而且很愤怒。王耀轩已经50岁了，同我的父亲一般大。我总觉得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也不能放了他，而王学年被捕时，旁边还有一们年青的妇女和孩子，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并不轻松。我们就这样互相对视着到了哈尔滨。
    在哈尔滨站，731部队的宪兵开了黑色的有蓬汽车来接，那些宪兵与我的官阶相同但是比我年青，给人一种异样的阴冷的感觉。我们给四个人松了绑，那些宪兵给他们带上手铐，塞进汽车里，关上铁门。我们的押送任务也就算完成了。731部队的宪兵虽然同我们这些宪兵同样是冷酷的，但是他们给我留下的异样的感觉，我永远也忘不了。
    战后，在日本举办731部队展时，我偶然得到当年在大连被捕的受害人一位42岁的遗属的控诉。在控诉中说：
    1943年10月5日，大连的宪兵队逮捕了我的祖父并夺去了他的生命。我的祖父被捕后，家里失去了依靠，生活十分艰难，祖母甚至向人家讨要猪食，但是还盼望祖父能够回来。后来才知道祖父已经被送到731部队杀害了。祖父死后，祖母的生活更加艰难，简直无法有语言述说。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真心地赔罪并给予补偿。
    我在天津逮捕的王学年当时25岁，有一个小孩，算起来那个孩子现在也正好50岁了。我还没有看到他的控诉，但是我想他们一家肯定也是相当悲惨的。想到这些，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痛苦。毫元疑问，被731部队残害的3000多人的家庭，肯定都陷入悲惨的境地，都有相当不幸的结果。
    那些控诉虽然是针对731部队的，但是把他们送到731部队的不正是我们宪兵吗？我觉得我们这些宪兵同731是同样有罪的。
    在结束今天的讲演前我还想说：今天的日本已经是经济大国了，国民生活在富足的社会里。但是，对于亚洲各国人民来说，日本人的心是最贫困的。
    这次举办的731部队展，揭露了长期被掩盖的细菌战的罪行，对于纠正日本人错误的战争观有重要的意义。我确信展览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为了使展览成功,我作出上述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