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东是水电部前副部长程明?之女，是北京161中学退休教师。
　　程明?时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二届理事长、水电部副部长。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邦交正常是日本国摈弃曾有过的反华立场，告别那段邦交不正常的历史，正视侵华的史实，掀开新的一页的开始。这是几代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珍视友好的中日人民努力奋斗争取来的。

    从日本国内有军国主义开始，就一直有反战力量的存在和斗争，日本国内多少反战斗士为此受到当局的迫害，为反战友好事业献身。

    我父亲程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院电气科电机制造系，曾有前后六年多在日本求学的经历，那段时间与日本反战友好人士就有接触。回国抗战，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直到解放后，在不同时段，与日本反战友好人士都有往来，虽然没能亲眼看到邦交正常化的好光景，但为这一天的到来与日本同僚携手努力过，我们这个家为培养反战家庭的后代做过贡献，与她现在还保持着往来。

　　一、因求学而结识日本友好人士

　　父亲对能在早稻田大学理工部电气科这数一数二的日本名牌大学就读自觉机会难得，倍感珍惜，不敢怠慢，他是要学真本事以备日后所用的，所以他没拉过一节课、一次作业、一次实验、实习、参观。暑期也抓住一切去修理厂、变电所、水电站等现场的机会不放，专心致志尽心竭力地学。因班上只有他一个中国留学生，其他全是日本人，所以在学习中都少不了友好的日本教师同学的帮助。比如父亲常需跟临近同学借笔记对照、改正、填补。（日本上课很少有课本，全凭教授讲，学生记）有两个有反战友好倾向的同学给父亲的帮助他至今不能忘怀。一个爱说话，较活跃，他出身于一日式佛教家庭，这个同学和班主任堤教授较熟。一次他们在东京郊区某变电所实习，离堤教授家很近，他就利用午休带父亲去过教授家两次，教授夫妇俩对他们都很热情，拿出自制的饮料招待他们。这位教授是位博士，当时正研究无线传导，当时的早大有全日本第一个电视送收设备，为日本全国之冠。他正研究的彩色信号传送接收课题还没完成，而这方面的原理他在课堂上给大家已有讲授。毕业前他还找学生谈话征求意见，父亲提的意见，他都认真地做了记录。

　　另一个不爱说话，他常邀父亲去他家玩，他也常去父亲住处玩，他家在市内，不富裕，他父亲很老实，对中国客人说话招待都很谦虚，不像有些日本人那样傲慢。这个同学的思想是反战的；他对日本政府从国内征兵向国外派遣很是反感，他曾说：“实在不应该！为什么要把日本青年征招入伍送到国外打仗呢？”

　　而教水力发电的水野教授更是让父亲最信服的师长。在课堂上介绍他收集的国外水力发电情况时，他特别谈到苏联五年计划建设的某水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势雄伟，谈话中洋溢着赞叹羡慕之情。父亲主动接近他，例如暑假教授在实验室作研究，要父亲帮他，父亲很高兴地模拟大送电线路的一些常教，变换各种假想情况进行实验数据的测定。父亲的毕业论文也是请他出题《交流电动机的磁气?转》完成后交他审评的。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实习也是这位教授帮父亲联系的，当时父亲和另一个同学持水野教授写的信去到一个有很多早大老同学的梯级水电站实习。日本国内像这样的一些厂站当时还对外国人保密，可有水野教授的招呼在水电站工作的早大老同学不光给他们讲解，带他们在水电站各处参观，还以老同学身份带他们到水电站附近的温泉观光。

　　在日留学期间，父亲不光学习上得到这些友好人士的帮助，生活上也得到住地周围友好反战人士的照顾。父亲在日留学期间，都是租住民房，房东多是穷人，父亲跟他们关系处得不错，家里的主妇也常帮父亲料理生活。日本规定不许在民房开五人以上的会，不许来访外人太多，而父亲他们社联常在他这儿活动，学习研究马列著作，印制些反日反蒋的宣传品，警察来查什么事，房东常告诉父亲。警察从房东那儿了解情况，他们也常替父亲遮掩。父亲还常到早大附近的左翼书店看书买书。时间长了，与店主也熟了，遇有便衣巡查，店主就小声对父亲说：“走狗来了！注意！！”当时他们社联用的油印机就是店主帮助找到的。他们印的宣传品有些消息来源还是来自书店内的《赤旗报》，他们把报上日文的消息译成中文印出，比如当时就登出过一则 “日军中有人为东北抗日游击队送弹药而牺牲”的消息。

　　有这些友好人士相助，父亲得以在早大完成学业，打下较好的电学基础。回国开始职业革命生涯，完成组织交给的兵工厂，通讯器材修造厂，通讯学校和电力部门的领导工作任务，为革命战争和建设做出些贡献，早大打下的基础是有益的，这些知识还真派上了用场。

　　65年前后，廖承志叔叔一次在王府井东安市场一个日本料理的饭馆招待一位早大高等学院的教授，找朱?夫叔叔，雷任民叔叔和我父亲一些早大毕业的同学作陪，这位教授在廖承志叔叔在早大高等学院学习时掩护过他，而这位教授也正是我父亲考早大时，给他口试的考官。席间父亲问他堤教授和水野教授的近况，当时他谈到他们都还活着，堤教授在早大已退休，水野教授已不在早大工作了。这位教授回国后给每个参加宴会的人都来过感谢信，而且还寄了三张留声机唱片：一个是日本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浅沼道次朗正在演说被刺的现场录音，另两个是早大校歌和早大教授的演说。父亲在家里放给我们听过，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些唱片。

　　二、我们家和一个日本反战家庭的往来

　　学校旁这位左翼书店店主在左翼剧团时的一位战友叫吉元七郎，他是日共党员，他的爱人原清子（也叫前岛清子）也是革命者，他们共同革命，一起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9?18”事变后他们的反战活动更频繁。吉元七郎因反战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折磨，得了肺结核。而此时原清子已怀上他们的孩子。吉元七郎出狱治病时，他的一个同志把既无住处又无经济来源的原清子接到家中。33年原清子生下个女孩，她把女儿抱到丈夫床前，让他见了一面，吉元七郎笑了，并为女儿起名“道子”，因为他的老家在北海道。生下孩子的第三天原清子就从报上得知，那位收留她的好同志也因反战被逮捕并被抢毙。一个月后吉元七郎也去世了，那年原清子才23岁。

　　书店主人作为吉元七郎的战友，在他去世后也很关照原清子母女，常请他们来书店，还把原清子介绍给这些中国留学生认识，这些中国学生也很关照他们。清子还和这些中国学生一起搞反战的宣传，自己拿来腊板供中国学生刻制宣传品，共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无耻的侵华行经。她觉得日军侵华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永远的灾难与耻辱，原清子坚定了继承丈夫和那些牺牲的战友未竞的反战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父亲他们和这些反战人士处得很好，有时他们想吃中国饭了，父亲还去书店给他们包猪肉白菜馅饺子，他们很满意。在这些交往的基础上，父亲感觉原清子和自己能志同道和，就和她结婚了，店主和社研的同志们还给他们举办了个简单的婚礼。到36年4月父亲在早大正式毕业，拿到了早大理工学部“电气工学士”的文凭，就先期回国继续找党组织参加抗战。临走前因父亲考虑到这次回国全心革命生死未卜，就与清子约定回去与他们母女保持书信来往，只要有经济来源必按月寄钱给她们，保证其生活无忧，若被捕或牺牲，音信断绝，她就自找出路，不要死等。以后的事，清子下决心，愿来中国再说。回国后父亲在焦作中福煤矿公司任电气技师，后任电气股主任，就按月寄钱给清子母女。37年“七?七”事变前原社研的中国留学生都回国了，清子愿意，社研的同志也觉得她后来与他们在日本搞反战的活动也很积极，就把她带到中国，几经周折同志们把她送新乡，父亲从新乡把她们母女接到焦作，这时父亲也刚接上党组织关系，重新入党开始职业革命生涯。开始，原清子想奔赴延安，父亲持朱瑞同志介绍信带原清子经西安去延安未成。清子就留在新乡朱瑞同志处，这期间朱瑞同志用原清子写一些反对日军侵略的标语口号，对她有了一些了解。后来由父亲和王新波介绍经朱瑞同志批准，原清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八路军，部队首长把清子的名子改成了原清志。这以后，父亲和原清志时分时合，并肩为抗战出力。父亲在豫北搞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工作时，原清志还托在日本留过学回到国内的一个中国学生顺便给父亲捎去一件从日本家里带出来的皮袄，当时原清志正在晋城我党办的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当宣传教员，教干部们掌握些日语。这年秋季父亲还带原清志母女和从焦作找的一直管照顾“道子”的李嫂回过灵宝老家。原清志第一次见二老，还拿出从日本带来的礼物送给他们。家里人都对原清志印象很好，说她懂事明理。这次父亲和原清志把道子和李嫂留在老家灵宝。这时道子也就三、四岁。从此道子就和我的程克姐姐（同父异母）及叔伯兄弟姐妹一起生活上学。当时在灵宝我大伯的儿子则久哥哥，我嫂子和道子姐姐在一个学校，则久哥哥喜欢嫂子还是让道子姐姐给传情达意的呢！有了道子姐姐起的作用则久哥哥和嫂子才走到一起结婚一直到老。这个家庭对道子是宠爱有加。她的地位和家里的长孙相当。三妈把最好的布料留给道子做衣服，她自己的几个孩子就用粗布做衣服。日寇西进威胁到灵宝老家时，道子姐和三妈她们一起跑返，为躲避日军战火三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和道子想去宝鸡找三叔，一路上颠沛流离受尽磨难。

　　父亲和原清志离开灵宝后，父亲又返回焦作修武抗日民主政府抓地方武装和政权工作，原清志又到唐天际领导的晋豫边支队工作过，还担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敌工科科长。这期间一次战斗结束，陈庚将军还从打日本鬼子缴获的战利品中挑了一匹黄色的马送给原清志。这马一直陪伴着她。

　　修武事变后父亲随支队政委谭付仁去朱老总那里汇报，朱老总知道父亲是学工程的，调父亲去搞军工工作。39年至41年原清志随父亲在黄崖洞八路军第一兵工厂工作。建厂初期条件艰苦干部战士常吃的是黑豆，一周只能吃一次面。中央对象原清志这样的来华国际友人，有特殊照顾，配给的标准较高，但我父亲认为既然是自己的老婆就应和自己一样吃苦、不享受特殊待遇，原清志很不适应。父亲一直坚持官兵一致，吃苦在前，和大家一起风餐露宿，原清志跟着吃了不少苦。后来，彭总向原清志传达朱总司令的三封电文：调她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当日语播音员，彭总为给她饯行还招待她一顿“面条宴”。同时中央也调我父亲去延安军委三局任通讯材料厂工程师，厂长，通校教务长、校长。41年他们一起上路，路上走了两个月才到延安。

　　在延安，父亲所在的通讯材料厂在盐店子，原清志住在宝塔山下敌工部下属的日本工农学校，她在这里教日语。到周末父亲有时也去宝塔山下找她。在延安他们虽都没有持枪上战场打鬼子，但在各自的部门都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用另一种形式打击侵略者。如父亲在通讯材料厂和干部战士一起克服物资匮乏的困难生产出各种通讯器材可提供抗日前线所需通讯器材总量的四分之一，他们生产的小发电机可使枣园的毛主席和王家坪的朱老总通上话，有了他们生产的大功率的发电机我们的集中电台才能与各战场的联系通畅，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才能传遍全国。而原清志所要播音的广播电台播音间在王皮湾，离她所住的宝塔山二三十里，她经常骑着陈庚将军送她的马翻山过河去播音，原清志用日语播发的稿件都是被俘日军官兵醒悟的心里话，是在华的日本共产党负责人岗野进整理好提供给她的。许多日本兵听了广播走进反战的行列。

　　父亲和原清志虽志同道和，但生活习惯不同，还是在43年离婚了。而道子还在灵宝老家生活学习，直到解放后，51年，大伯才把道子送到东北我父亲那里，又送还给她也已在东北工作的母亲原清志。虽然离婚了，但原清志对程家人养育这个孩子很是感激，多次回河南看望程家人，而道子姐姐跟程家的感情更深，到现在她的大名一直叫程凯，她和这些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也一直很要好，互通电话、互相看望。这母女就一直留在中国东北。邦交正常化后，她们回过日本与在日的亲戚见了面，并建立了关系，但她们还是选择回到中国，原清志后来的丈夫、道子姐姐的丈夫都是中国人。道子姐姐和我父亲也一直联系，我父亲、程克姐姐去东北都会看望道子，道子姐姐也不只一次来北京看望我父亲。去年道子姐姐来北京我们还聚了一次，这次见面道子姐姐谈到因我们的媒体常报导她妈妈，她的知名度较高，现在日本国内本来与她们有书信来往的亲戚与她们的联系也中断了。是否是受到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的压力所至，也未可知。想到日本国内目前还存在的否定侵华历史修改教科书的右翼势力和还有参拜靖国神社的政要，这些都是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顺利进行的力量。而要不走历史的老路，让邦交正常的路健康走好，我们和日本友好人士就要和来自右翼的力量抗衡，加强联系，促进和平友好力量的生长！作为当年参加抗战、反战人士的后代，我们今天的共同愿望是中日世代友好，世界永久和平！并会为之继续努力。

    三、与留用日本技术人员的往来

　　解放战争父亲任东北军工部副部长兼东安电器修造厂厂长时，曾奉伍修权参谋长之命，从遣散回国的日本人中选留了300多名与电器修造有关的人员在厂内发挥作用。工厂对这些人的政策正确，给他们的子弟还办了学校，他们工作生活都很愉快。因父亲是他们国家名牌大学电气科毕业的，是内行，他们也很服气。父亲与他们语言沟通上也无障碍，他们发挥作用都很积极，回国后他们多数都致力推进中日友好。有些人还成了日本国内电力部门的领导，邦交正常化后，我父亲已病倒离休，电力部其它领导出访日本，还碰到这些人，他们还会提及自己当年曾是程明?的部下。可见各国之间的学习、交往也是相互的，两国人民的往来友好也是一贯的。

　　在邦交正常35周年之际，回顾我们家与日本反战友好人士的往来，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果，珍惜当前两国交往的大好局面。倍感两国人民的友谊一以贯之，基础深厚。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历史的使命，也是人民的期待。有两国人民间友好往来的牢固纽带，相信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好！

　　文稿后附上三张当年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