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日本东京，一场世纪末大审判将拉开序幕。今后的5天里，在“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上，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遭受二战时日军暴行的受害妇女将打破沉默，对那一时期日军的罪行进行血泪声讨。
不惩罚责任者就无法恢复名誉与尊严
这次审判的准备活动从几个月前就已经展开。首先由日本一些妇女学者和历史学家发起，随后得到了世界各国法律工作者、历史学家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性暴力受害者的广泛响应。主办单位之一、“战争与对女性的暴力”日本网络的负责人松井表示，20世纪是充满了战争和对女性暴力的世纪。其中，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的性奴隶制度，将许多亚洲女性作为“慰安妇”进行虐待，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犯罪。进入90年代以来，许多受害女性打破近半个世纪的沉默，对日本政府发起了损害赔偿的诉讼，要求阐明真相、正式谢罪、国家补偿和惩处责任者等。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始终不承认任何法律责任，使日本侵略军犯下的罪行至今无法在日本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受到惩治。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高龄的性暴力受害妇女在哀怨无望中离开人世。
松井说，在本世纪最后一个月份举办“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活动，就是要呼应受害女性们“不惩罚责任者就无法恢复名誉与尊严”的诉求。该法庭的目的是明示日本军“慰安妇”制度对女性的战争犯罪，同时要求日本政府结束对战时性暴力不处罚的政策，防止此类事情再发生。
尽管在东京进行的这次由非政府组织举行的审判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法庭审理，但是审判程序和人员组成却严格依据法律规范，体现了审判的严肃性。据悉，在“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上，由各国选出的检察官会将起诉状同证据一道提交法庭，担任检察官的都是各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官由日本和受害国以外的专家组成，其中包括法官梅多纳德、国际女性法律家联盟会长阿尔吉比等，法官们将依据国际法作出判决。
日本当地时间12月6日，梅多纳德代表“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法官团和部分受害妇女举行了首次记者招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梅多纳德表示，专门针对二战中日本侵略军“慰安妇制度”罪行的国际审判，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控告方是二战期间被当做日军“慰安妇”的各国妇女，被告中包括当时日本政府官员和日军高级将领。
日本法官为什么能作出这样的判决
审判从12月8日开始。在此之前，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朝鲜、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东帝汶、荷兰)的受害妇女约70余人已经陆续赶到东京。这些得到人们深切同情、已届风烛残年的老人受到媒体的关注。不少老人不再沉默，向人们讲述已经过去几十年却无法忘掉的屈辱。
1938年，18岁的韩国少女金孝爱被当地的一个商贩从家里骗走，后被卖到日本关东军驻孙吴军营，被强迫沦为日军的“慰安妇”。在军营里，金孝爱遭到非人摧残，度过6年暗无天日的屈辱岁月。后来由于身染重病，她被赶出军营。但此时的金孝爱已经无家可归，她拖着病残的身体沿街乞讨。多年后，一个慈善团体将金孝爱安排到汉城的一个社区，已经40多岁的金孝爱才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在精神上，伴随着金孝爱的是几十年深藏于心、羞于告人的屈辱与痛楚。
来自朝鲜的金淑英在主席台上始终低着头。老人的头发全白了，眼窝深陷，脸上的一道道皱纹将过去几十前的痛苦和积郁令人心颤地表达出来。金淑英断断续续地讲述她被强迫征做“慰安妇”的痛苦经历：“日军来到村里，杀了不少人，走的时候，将我和其他十几个年轻女人带走，我才12岁。当时我太害怕了，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说到这里，金淑英深深地低下头，用手捂住消瘦的脸庞，肩膀无声地抖动着。台下异常安静，人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此刻，在老人的脑海里，出现的回忆是多么惨痛。
一位荷兰妇女在发言中不断提出质问：为什么日本政府不愿对日军犯下的罪行作出反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甚至不愿承认在二战期间，日本人曾经犯下举世皆知的罪行？他们难道就想等到我们这些年老的女人一个个离开人世后，彻底将过去的罪行一笔勾销？这可能吗！
菲律宾妇女泰玛沙在新闻发布会上情绪激动地谈到5天前东京高等法院的一次判决。78岁的在日韩国人宋神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军强征为从军“慰安妇”，遭受了长达7年的折磨。1993年4月，宋神道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经过漫长的审判，去年10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承认宋神道的受害事实，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请求全部被驳回。宋神道不服，立即向东京高等法院上诉。经过4次法庭辩论，东京高等法院12月1日驳回了宋神道的上诉，维持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泰玛沙说：“那天早晨，日本法官匆匆忙忙走到法庭前台，然后冷冷地宣读了法院裁决：宋神道败诉。然后就急急地离开，根本不向台下的旁听者作出解释。这场官司宋神道已经打了9个年头，然而，用了仅仅十几秒的时间，法官就将她的全部努力推翻了。”泰玛沙大声地向现场的记者说：“日本法官为什么能够心安理得地作出这样的判决？我想，他们还是不敢面对现实。但是，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向世界上所有的人，尤其是有正义感的日本人讲述事实。”
“纯客观”报道说明了什么
这次国际审判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相关国家的媒体几天来一直对事件进行追踪，希望在对审判进行报道的同时，深入了解日本政府和当地媒体对这次发生在日本首都的重大事件的反应。日本有6大报纸，但没有一家报纸对这一事件作专门报道。仅《日本时报》有一篇有关12月1日东京高等法院驳回宋神道上诉的报道，而且文章是从美联社转载下来的，简短、平淡，没有任何言论，完全是一种“纯客观”的态度。
官方有没有表态呢？12月6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法官梅多纳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经就此事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通报，但没有得到回应。直到发稿时，日本政府还没有对这次国际审判进行表态。
相比之下，国外的媒体对这次审判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和欧洲的《爱尔兰时报》，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报纸都用不同版面对事件进行报道。美联社记者也结合最近宋神道败诉事件进行了相关报道。
这些报道大多对受害妇女给予同情。一篇文章写道：“判决消息传出后，围聚在法院外的数百名宋神道的支持者明显表现出气愤。他们打出‘裁决不当’的标语，并用扩音器向法院强烈抗议。民间组织‘在日慰安妇审判支援协会’当天还向路过的行人散发了抗议声明。他们指出，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使人们对日本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为什么日本军队如此残忍
这次国际审判的意义在哪里？
在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与会法官和受害妇女多次表示，要通过审判进一步公开和证实二战中日本“慰安妇”制度犯下的罪行，同时要让日本司法部门和政府，也要让日本人民更清醒地了解和认识当年日本侵略军犯下的铁的犯罪事实。
据了解，参与“东京大审判”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达成一致，要在审判结束后将“促使日本政府建立国家赔偿责任”的文件送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些人还主张向联合国提出，日本在解决慰安妇问题前，不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995年，日本原玉川大学教授若规泰雄撰写的《日本的战争责任》一书，融入了他50年来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深刻反思。在书中，若规泰雄运用大量的战时资料来解答这样一些问题：究竟谁是这支军队的统帅者？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日本军队那么残忍？最后他的结论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也罢，原因也罢，责任也罢，其罪魁祸首，就是阴魂不散的军国主义。”
最近，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大沼保昭著文称：“日本以何种方式对待自己的过去，是一个如何向过去负责，同时如何面对未来的问题。日本的侵略战争，日军对亚洲妇女犯下的罪行，并不会同20世纪一同消失。过去的历史不会被抹杀，相反，它应该是日本人吸取教训、开创未来的宝贵财产。在新世纪将至之时，我们更应该本着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对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进行认真地总结。”
资料
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的灾难和耻辱。据世界各国学者研究调查表明，在亚洲，起码有40万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
1991年6月初，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作为公派客座研究员赴日学习和深造。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一位日本教授问苏智良：“据说战时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你们上海，是吗？”当时，苏教授还只是一位研究上海近代史的学者，对此提问，无言以对，甚至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慰安妇”。从第二天起，苏教授开始往返东京各大学图书馆查找“慰安妇”资料的蛛丝马迹，结果一无所获。1993年4月的一天，苏教授找到一本日文版的图书，名为《从上海到上海》，里面记载了“杨家宅慰安所”的字样。返回上海后，他开始大范围查访，最终找到了当时称为“杨家宅娱乐所”的所在地。据年逾80的史留留老人讲，当地的人都管它叫“东洋堂子
”。苏教授历经8年时间，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的确凿证据将中国“慰安妇”的神秘面纱彻底揭开。中国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日军曾在中国22个省份设立了数以百计的“慰安所”，有20万中国妇女被摧残，仅上海一地就有“慰安所”83个。
在日语中，“慰安妇”常常被称为“从军慰妇”和“随军慰安妇”。日军把她们作为一种“军需品”，能活下来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大部分幸存者目前依然背着“军妓”的黑锅抬不起头，隐姓埋名，有的在寂寞孤独中死去。而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就二战时日军强迫韩国及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诸国妇女的斑斑血史，在各种外交场合和访问中都进行了不同程度地谢罪和赔偿表示，但惟独对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一事采取沉默和回避态度。迄今为止，中国人民还没听到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对强征中国“慰安妇”公开说一句道歉和谢罪的话。这到底表明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