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容忘却

日侵华期间的廿万中国慰安妇

最新研究发现当年日军强征的中国慰安妇达二十万人﹔她们既惨遭蹂躏﹐也一直被同胞歧视﹐成为历史永远的受害者﹐如今仅二百人有纪录可寻仍瑟缩在历史暮色中。

今年盛夏的一天﹐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苏智良教授主持的调查小组一行三人﹐在上海崇明岛上﹐调查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性奴隶制度受害幸存者的情况。不久前﹐他们已在该岛庙镇丁栅村找到当年「慰安妇」陆秀珍。陆今年八十三岁﹐一九三八年四月﹐曾被日军抓到镇上一座二层楼房的「慰安所」充当性奴隶。一个月后﹐她趁日军调防管制松懈﹐逃出虎口。因有这一番遭遇﹐她此后十二年找不到归宿﹐三十三岁才与一个带着三个儿女的男子结婚﹐但始终无法生育。

调查小组又意外地从一位退休干部周燮那里获知﹐他母亲周巧妹五十多年前也当过慰安妇。九十一岁的周巧妹已相当衰弱﹐记忆却依然清晰。她说﹐她原是上海昆山小西门人﹐日军轰炸上海时﹐她渡江逃到崇明﹐嫁给当地人周守文。三七年﹐日军攻进崇明﹐她已有两个儿子﹐还带着身孕﹐竟遭强奸。其后﹐日军专职翻译黄春生﹑金盛生强令镇上有姿容的女子专为日军军官「慰安」﹐人称「慰安组」﹐组里七个年轻女性被唤作「七个姐」。

被称为巧姐的周巧妹说﹐她们七人专供军官无偿「使用」﹐随叫随到﹐轮流当值﹐稍有不从﹐日兵便上门砸家中什物﹐更以夺命相胁。镇上人犹记得﹐当时日军军官有叫「森冈」的﹐还有叫「松井」﹙黑脸队长﹚的。周巧妹说﹕「生完孩子不到三个月﹐我又被拉去『慰安』。这样持续了三年。我丈夫痛恨日本人﹐参加了游击队﹐三八年不幸被日本人杀害。我真恨日本鬼子啊﹗」

经镇上人指引﹐调查小组在另一村落找到「七个姐」中的英姐——八十六岁的郭亚英。「七个姐」中她最年轻﹐被叫的次数最多。「都是翻译官来命令我们去『慰安』的。那时苦啊﹗孩子又小﹐没有办法啊﹗」不久﹐丈夫患病去世﹐她在困顿无奈中挣扎了三年﹐直至四五年日本战败为止。

当地老人回忆﹐镇上的日本驻军只是个小分队﹐约六七十人。在慰安所﹐常有从外地抓来的女子﹐当了一段时间性奴隶后即被撤换﹐死活无人知晓。

首间慰安所设在上海「慰安妇」是个充满血泪的名词。十年前﹐朝鲜半岛的金学顺老太太爆出她早年的惊人身世﹐「慰安妇」才举世关注。无论是日本的官方资料﹐还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都仅提到朝鲜和菲律宾的慰安妇。然而事实是﹐慰安妇制度发源于三二年初上海江湾和虹口等日军占领区。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共有二十万妇女被蹂躏﹐占所有「慰安妇」之半﹔日军首间慰安所就设在上海。

今年初夏﹐为期三天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一百七十多名中外学者与会。来自海南省的陈亚扁等三名中国大陆慰安妇首次公开控诉日军暴行。按理说﹐追讨战争赔偿和道歉﹐应是国与国﹑政府与政府的事﹐但在大陆﹐人们对慰安妇的研究﹐官方最初并不支持。一九九五年创立「中国慰安妇支援会」的班忠义﹑支持年老无依慰安妇向日本索偿的原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童增﹐都是民间人士。

正如慰安妇特邀研究者﹑上海金融专科学校教师程绍蟾在会上说的﹐忽视中国大陆慰安妇的存在﹐是对历史的不公正﹐也是对中国妇女﹑中国人权的蔑视。日本﹑南北韩的学者和受害人﹐二三十年前早就开始追究﹐并由民间团体和个人向日本政府追讨正义﹐中国作为最大受害国反而没有这样做。

日军慰安所最初由日本妓院改变而来。战时﹐日本从本土和殖民地征集的慰安妇供不应求﹐于是﹐就强迫中国妇女补充。可以说﹐这是数千年文明史上空前的集体性奴役现象。当年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认为﹐伤害再多敌国妇女都是小事﹐但性病损耗战斗力则是大事。

中国幼女被迫当慰安妇从一九三二至四五年﹐中国大陆至少有二十万妇女沦为日军性奴隶﹐她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慰安妇的年龄跨度较大﹐从五十岁到不足二十岁都有﹐甚至还有少女和幼女。慰安妇每天得接待三﹑五十个日军。性的蹂躏导致她们下身红肿﹑溃烂﹐二十多岁就绝经﹐终生不能生育。

相当一部分慰安妇死于残酷折磨﹐有的在战争结束前遭杀害﹐目前能找到的幸存者不足二百人。九死一生回到家乡的慰安妇﹐身心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她们生活在性暴力的阴影下﹐都把这段经历视为耻辱﹐认为自己很脏﹑很下贱﹐于是﹐痛苦深埋内心﹐终生无法解脱。

被扣上媚日等帽子在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慰安妇往往被加上「汉奸」﹑「间谍」﹑「日本婊子」﹑「媚日」等莫须有罪名﹐再次惨遭折磨。她们普遍患上多种慢性病﹐寿命比一般妇女短。由于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她们对男性﹑婚姻与性行为较冷淡﹐自卑感强烈﹐加之世俗的歧视﹐约四成没结婚﹔即使已婚﹐也有半数无法生育。

据学者考证﹐上海是全世界「慰安所」最多的城市﹐已查证的有八十三所。目前能确认的战时第一个正式慰安所是上海杨家宅娱乐所﹔经半个多世纪风云﹐大半慰安所已不复存在。如今﹐在上海﹑海南﹑南京﹑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尚能找到一些。香港半山区的「千岁馆」﹑菲林明道与骆克道交界处一幢建筑﹙今东华三院德雅楼﹚﹐当年都是日军慰安所。上海的日军慰安所多在虹口﹑江湾﹑宝山一带。

上海公平路四百二十五弄十二号是「海乃家」原址﹐尽管内部已支离破碎﹐但保存还算完好。☆下元司的父亲是海军退役军人﹐受军方所托到上海经营慰安所。☆下元司的《海乃家慰安所的证言》记载﹐日军用刺刀赶走房主﹐办起了「海乃家」﹐最盛时有四十五名「慰安妇」。四四年﹐他去上海与父亲团聚﹐「在我睡房里﹐安全套在榻榻米上堆成小山。一位军妓瘦黄的腿肿得高高的﹐比普通女孩粗一倍。她躺在床上﹐被子只遮住肚子﹐约十天后便死了。遗体暂放海军那儿。大车拉来伙食﹐又拉走尸体」。

上海仍无慰安妇纪念馆现居这里的老太太对亚洲周刊说﹐天井上方有个玻璃顶棚﹐长年失修﹐早已拆除。一位在弄堂纳凉的中年男子﹐指着墙上铁门的残☆说﹐「海乃家」有对大铁门﹐五十年代大炼钢铁时献出去了。上海目前仍没有慰安妇纪念馆﹐「海乃家」旧址正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据说﹐每年都有不少日本人前来参观。弄堂里的居民﹐早就听说这一带会成片拆了重建。也有居民说﹐有人要买下这幢颇具历史意义的小楼﹐日本人﹑港台同胞都来看过。居民都希望这幢破楼房快点卖出﹐自己能早日迁入新居。

上海四川北路一千六百零四弄边上的民居已经拆迁﹐四十一号是虹口区至今还保存完整的慰安所。走进一扇对开的大铁门﹐是不小的空地﹐左右两幢多层楼房对峙着﹐楼房里一间间房以木板隔开﹐当年风貌依稀可见。

东宝兴路一百二十五弄的前后﹐都是新起的高楼﹐弄里一﹑二﹑三号连片﹐这就是当年的「大一沙龙」——海军慰安所。它已残破不堪﹐今天很难想像这里曾是舞厅﹑酒吧和妓院。但一进院门﹐依然能看见假山装饰着的庭院﹐日式半圆形木窗。据说﹐房里还有木雕富士山图。屋前空地昔日是个带喷泉的圆形露天舞池。

在江湾镇﹐城市的发展已使当年日军的「花街」无从寻找﹔当年万安路上有近十家慰安所﹐七百六十九号﹑七百四十五号﹑五百八十八号﹐都是当年慰安的热闹场所。七百六十九号依然是民居﹐杂乱如上海旧时住满「七十二家房客」的大杂院﹐问了几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女人﹐谁都说不清这幢房子的历史。

七百四十五号早先是商豪宅第﹐在这一带声名远扬﹐三十年代这里住着严姓江湾首富﹐抗战爆发﹐全家出逃﹐日本军进城占了大院﹐三八年办成慰安所。据说﹐几年前路边尚有依墙搭建的简陋理发铺子﹐铺主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六十年前他就住在附近。他回忆说﹕「来这里嫖妓的都是日本鬼子﹐妓女中有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中国老百姓走过这里﹐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如今﹐老人已杳﹐理发铺也荡然无存。旧宅被四层的新楼群取代﹐那是一家公安警署。

再往前走﹐万安路五百八十八号﹐原慰安所旧址已是一家新华书店。在江湾镇﹐奎照路五百二十八弄也曾是慰安热点﹐步入里弄﹐才知新盖了江湾初级中学。不用再过十年﹐能开口说话的慰安妇﹐或许找不到了﹔能找到的慰安所遗址﹐或许也都拆完了。若再不及时作抢救工作﹐这段历史的真实细节或将永远湮没。韩国已建立慰安妇纪念馆﹐台湾正在台北市开设同类纪念馆﹐他们正广泛收集证据﹐准备向日本政府索赔。中国大陆的慰安妇研究学者已呼吁﹐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者中国大陆﹐没理由不在历史遗址上﹐建中国慰安妇纪念馆。

据上海的慰安妇研究学者说﹐目前﹐在国际公认的研究着作及日本政府公布的资料中﹐甚至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日军慰安妇的调查报告中﹐阐述最多的往往是朝鲜半岛﹑台湾及菲律宾的慰安妇情况﹐而对中国大陆妇女被害情况﹐却往往不置一词。

日本政界至今还有人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日本政府仍拒绝为日军建立慰安妇制度和经营慰安所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一战争遗留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关于赔偿问题﹐日本政府认为﹐战后缔结的交战国双边条约已经解决﹐慰安妇个人无权得到赔偿。任何个人的赔偿要求﹐已经涵盖在二战后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签订的和平条约或国际协议中。幸存的慰安妇仍活在物质贫穷﹑精神痛苦之中﹐许多人已抑郁而死﹔索赔问题倘无止境拖延下去﹐数十万中国大陆妇女的遭遇﹐将在厚重的历史尘土之下淡化。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认为﹐日本应负的法律责任是多方面的﹕侵犯人权﹔违反禁止奴隶交易的国际公约﹔违反人道法﹔违反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违反国际惯行的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法规﹔违反了关于禁止妇女卖淫的国际法。

挖掘民族耻辱最为残酷他对亚洲周刊说﹕「世界上再没有比挖掘民族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多年来没有一件新的发现和取证能使我感到兴奋和激动﹐每前进一步﹐离完成研究越近﹐心中便增加一分痛楚﹐一分苦涩。」

上海有一位受难者﹐邻居知道她曾被迫当慰安妇﹐公安警署也有她的这份檔案。苏智良访问她时﹐她就是不承认。作为研究者﹐他当然希望她能承认这一事实﹐并揭发日军的残酷暴行。不过﹐苏说﹕「我很理解她。很多女性由此断送青春﹑幸福﹑生命。中国是个礼仪之国﹐名誉对国民来说比生命还重要。社会压力﹑家庭非议﹑孩子前途﹑个人脸面等都令人难以承受。再有﹐这么多年以后﹐很多人再也不愿意揭开心灵上这一创伤。」

中国慰安妇研究正启步据了解﹐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目前有五十多名研究人员﹐分散在全大陆二十多个省市。苏智良正在编辑《中国慰安妇证言》﹐目前已录制了一百多位幸存的中国慰安妇的证言﹔由苏智良主编的《十年来中国慰安妇研究》年内将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日军在华慰安所实录》的图册也正在编辑。他们正在努力﹐希望在学校历史教科书中写入慰安妇的苦难经历﹐在中文辞典中增加「慰安妇」﹑「慰安所」的条目﹐并希望各地檔案馆尽快开放所有慰安妇的檔案。他们准备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国际慰安妇网页。目前﹐中心的资金相当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拟建立一个基金会。

慰安妇制度是当年日军一种制度。侵华日军多次强暴上海妇女﹐引起各国舆论谴责。为防止事态扩大﹐且因四处奸淫使性病蔓延﹐日军上层感到这样下去必会影响战斗力﹐时任增援上海战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后升为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遂决定﹐设立为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在上海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地建起首批陆军慰安所。最初征召的慰安妇是关西妇女﹐后来是长崎妓女。她们先送往上海﹐再分送陆军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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