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大沼保昭在《每日新闻》上撰文《正视历史，开创未来》：“从遭到日本进攻一方来看，无辜的丈夫和父亲被杀害，其人数数倍于日本的牺牲者，妻子和女儿遭到强暴。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都应该不拘泥于政治立场而加以承认的事实。”

　　慰安妇制度就是日军罪恶事实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苏智良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按比例(1∶29或1∶37)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该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历史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

　　8月13日，淞沪抗战纪念日这天，苏智良一家从晋回沪，带回山西原慰安妇资料若干，旨为记录惨痛一页，以警后人。

　　以中国人的身份

　　搞清事实真相

　　1992年3月，苏智良在东京六本木的咖啡屋里尝味赏樱。同坐日本学者议论2月热门话题：韩国人在日本最高法院门前示威，要求战争赔偿。为首的是几名被强迫做过日军慰安妇的老太太。“据说战时日本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日本学者问苏。苏智良愕然。“据说日军慰安制度发源上海”。苏智良放下咖啡，去了图书馆。

　　苏智良从日方文字记载中发现，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受难最深。因没有任何中国慰安妇的声音，所以他得出，同胞缄默时间最长。苏智良面对200多种日本人撰写的慰安妇著作，订了计划，以中国人身份搞清事实真相。

　　苏智良经8年考证，日军慰安所遍布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仅上海就有83家，保守估计，中国慰安妇在20万人以上，75%被日军虐待致死，活下来的慰安妇应在70岁至85岁之间。那么，遍布22省的存活者在哪里？战后她们是怎样生活的？找到她们之后她们是否也会像韩国慰安妇一样去日本控诉？苏智良在完成了论文《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和调查了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后本想休笔，但寻找慰安妇的想法让他欲罢不能。“一般课题完成后有成就感，这个课题没有，相反很沉重，而且越走越深，不见底”。苏智良再订计划———寻找慰安妇，这一历史活证。

　　“我不丑，丑的是日本鬼子，

　　我去日本揭他们的丑”

　　寻找慰安妇，尽管苏智良作了针插不进的思想准备，但其艰难程度使他几次望而却步。他通过派出所在上海市区寻找。某老太先缄默，后含糊回答：“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就让它死在我心里吧。”苏智良耐心做工作……当老人最终被说服，当摄像机架起来的时候，老人站起来，态度冷漠：“你们搞错了。”由此，苏智良的调查经验是：“有亲生儿女的阻力大，是养子养女的好一些。”苏智良曾聘请的山西调查员就曾被老人后代打出门：“没这样的事，滚！不许再来。”亲属如此，当地政府一般不配合。普遍看法是“‘八百年前’的事了，跟改革开放不搭界”。去外地，当地要苏出示红头文件才给予合作。当苏带老人参加国际会议，便有官员背后挖苦老人：“像她这样的人还出国呢，把丑丢到国外了。”云南某县，曾有4个受害者找政府：“听说我们可以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官员奚落：“你们这样的事还有脸说吗？”4人悄声回转。苏智良听说后，急急寻找，至今下落不明。比较而言，海南省较配合。今年寒假，他在当地政协陪同下，走了十几个县，行程1200公里，采访了数位老人。在调查中得知，海南岛、山西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重灾区。在崇明岛，苏智良找到了陆秀珍。83岁的陆秀珍捂脸，道一声：“丑啊！”没了声音。苏智良二次上岛，在陆养子的配合下，苏智良记录了50年前血腥残暴的一幕。陆秀珍常用一句话述说50年前的噩梦：“日本人坏得很，坏得很。”山西共产党员万爱花第一个在日本开口控诉。万爱花是苏智良采访对象中性格最刚烈、受伤最严重、思想最开放的受访者。她三入虎穴三次逃离。在床上躺了3年后，活了下来，后移居太原。她也是惟一一个不甘受乡民戳点苟活的人，进入城市后自食其力。“我不是个赖人。”她说。万爱花对慰安妇一词反感，“我不是慰安妇”。她曾为恢复组织关系、个人尊严找政府多次。对苏智良的调查理解配合。她对苏智良说：“我不丑，丑的是日本鬼子，我去日本揭他们的丑。”这话，激励苏智良继续寻找。

　　今年81岁的武汉人袁竹林对苏智良哀叹：“我没几年活头了，日本政府应尽快赔偿，我等不及了。”战后，袁竹林言行谨慎，对过去，小心遮掩，但在1958年，被居委会指责成“日本特务”，吊销其户口本、购粮证，被迫迁移北大荒，在米山建设兵团呆了17年。现靠政府每月120元救济生活。每晚入睡两小时，梦境皆为日军摧残暴打。醒后，坐等天明。

　　8年间，苏智良调查了50多人，走了十几个省，花掉积蓄数万元。调查研究所得，成书两册《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稿酬用于调查费用和慰安妇基金。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成立

　　幸存下来的妇女们，因长期遭受残酷摧残，绝大多数没生育能力，晚景凄凉。精神上承受世俗偏见，在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压力下煎熬；在“自己很脏很下贱”的羞愧心情下苟活。———苏智良

　　苏智良心急。七八十岁的主证和旁证每时每刻都在消亡。史留留，苏智良采访了十几次的旁证，当苏智良再一次去他家取证时，史家堂屋里挂的是他的遗像。慰安妇更如风前烛，苏智良在与她们告别时，便已做好不能再见的准备，因此，尽力把调查做得细致扎实。8年间，他经历了几十位老人被电话告知“走了”的消息，留给他的只有悲伤遗憾。

　　在苏智良调查了两三年后，他已感力不从心，遍及22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靠他一人挖掘，纵使把命搭上，又能采访几人。1996年，苏智良的妻子，史学修士陈丽菲介入了丈夫的工作。“女人调查女人的事，方便些。他一个男同志做这事太难。”陈说。成立“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22省聘请调查员，是苏智良理想的科学研究方法。几经周折，1999年3月15日，“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成立。苏智良聘请了60位调查员。但广西、湖南、河南、辽宁、内蒙古仍是空白。该中心没经费来源，必要时，苏智良自己贴钱。

　　调查员来自各行各业，文化程度不一，有教授也有农民。苏智良把调查要素、注意事项细细告知。头等重要的工作———消除慰安妇的耻辱感。次之才是如被抓时间、受害细节、出逃抓回经历、婚姻和生活状况等。方法是把口述实录和查阅县志、日伪占领时期档案、文史资料结合考证，最好有女同志陪同。以苏智良考证式的调查方法和调查经验，要先查看老人身份证。他曾三年问询老人年龄，老人均答78。一般老人对年代含混不清，她只记得季节，如西瓜熟了，扫帚草长苗了，收麦子的时候，根据农业特征可推测日军进村时间，还可根据叙述者当时穿衣薄厚推测季节。在苏智良参加的几次国际会议上，日本人对他发难，“七八十岁人的话怎么能相信？根据是什么？”苏智良对调查员的要求是“孤证不立，旁证证之”。如万爱花的旁证是，万爱花在魔窟里盖的被子是日军抢夺村民侯大兔的。万爱花逃跑时，把被套抽出来，被单拧股拴在窗棂处，人抓着被单落地逃跑。苏智良调查了被子的主人侯大兔。通过对被子的描述，苏智良证实了万爱花出逃的事实。

　　据苏智良目前掌握的材料，有名有姓、开了口的慰安妇126人。“没开口的是这个数字的几十倍”。苏智良忧虑又无奈的是“没开口的只能把他要的东西带进棺材里”。眼下能抓住的是抓紧调查，抢救活史料。8月4日，苏智良、陈丽菲去了山西。他们带了上初中的儿子同往，陈丽菲强调：“我们带上儿子，是有意的。”此行目的，调查慰安妇疾病和生活现状。进村串户，苏、陈所见之人，异口同声：“死不了哇，死了倒好了，就是死不了哇！老天爷不叫我回去啊！”陈丽菲盘腿上炕，手梳老人白发，抚肩摸掌，没有隔阂的动作使老人没了戒备，对陈倾诉。苏智良拍照录音。

　　杨时珍，16岁那年的7天时间改变了她的一生。现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尽管杨精神失常，待苏、陈告别时，她表示送送他们，扬着手看他们走远。

　　张五召，正患黄胆病，人躺在床上。陈丽菲形容，“连眼珠都是黄的”。陈翻看张的眼皮，问怎么不去医院？张答：“没钱。”

　　赵仙兔，17岁那年的某夜，她被关在黑屋子里，见日本人进来，浑身发抖。从此，落了病根，双手抖了一生。

　　陈亚扁，因不甘受辱，反抗中，一只眼睛被日本人打坏了。症状：流泪不止。迄今，流泪60年。

　　赵存妮，独自生活，患有冠心病。苏、陈采访她的前晚，她外出时两次昏倒在地，借月光摸回家。她吃的饭和猪食在一个锅里烧。

　　万爱花，独自生活，政府每月给她50元生活补助。

　　……

　　苏、陈13日返沪。跑了12个县，调查了13个人。老人生活大多贫困，个别没有保障。慢性病普遍，如骨头酸痛、神经痛、妇女病等。另一普遍现象，有病没钱治。此行调查，苏、陈送钱数千元。陈丽菲嗓门高亢，声音激动：“我们个人能有多大力量帮助她们呢，只恨我们结交的人中没权没钱。我们真是力不从心。”尽管陈丽菲认为做这事损阳折寿，她仍说：“如果有时间、有财力，我要住上半年。”此行，苏智良聘请的山西调查员，虽陪同前往，但没进屋，他说：“苏教授，请你理解我，我没脸进去，几次调查，几次惹得老人痛哭甚至哭昏，我承诺给她们联系基金会，到现在没联系到，我没脸再惹……”苏智良对记者说了想了多年的话，“如果得到基金会的帮助，研究上顺利些，老人的日子会好过些”。

　　1998年8月14日，韩国建立了“日军慰安妇历史馆”，并把慰安妇集中在敬老院内，由政府统管。台湾李敖给台湾慰安妇每人50万台币。李敖曾对苏智良说：“咱们一起干。”苏智良动感情地说：“我们的老人呢？开口的没开口的，在凄惨中过了一生的她们，其晚景怎能再用凄凉形容。”近日，苏、陈将把调查结果报告中华慈善总会，请求资助在贫病中挣扎的老人。

　　取证，比控诉更紧迫

　　1998年10月30日，以万爱花为首的来自山西的10名原慰安妇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诉讼案件名为《中国·山西性暴力受害者要求损害赔偿》。万爱花自1992年起，6次赴日血泪控诉。

　　1998年12月，苏智良在大阪国际和平会议中心讲演“南京大屠杀中的性暴力”。门外，30多台右翼宣传车干扰会场4小时。2000年3月30日至4月1日，苏智良在上海举办了“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者175人，《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做了报道。万爱花、陆秀珍、陈亚扁道出一腔悲愤。苏智良汇报了研究成果。该会，苏智良贴钱5万。

　　关于赔偿，日本政府认为在战后所缔交的交战国双边条约中已经解决。慰安妇个人无权得到赔偿。由此，苏智良得出：“只要日本政府一天不转变对侵略战争的暧昧态度，作为战争共生物的慰安妇问题就一天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作为历史研究者，苏智良能做的，是为渺茫的判决和赔偿提供有效证据。“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机会和时间。幸存的又有能力作证的慰安妇越来越少。取证，比控诉更紧迫。否则，道歉、索赔从何谈起”。眼下，苏智良抓紧著书《中国慰安妇证言集》和《日军在华慰安所实录》。

　　苏智良呼吁：“中国大陆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我们没理由不建立‘中国慰安妇纪念馆’。”最佳地点就是上海的东沈家宅。对于取证中遭遇的观念上的阻力、财力上的困境，苏智良整理着20多册慰安妇照片回答：“无路可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