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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的证言
摘自《华声日报》1999年8月号
“我的家乡是湖北省武汉市，我1922年农历五月十六日生于武
汉。父亲袁胜阶，母亲张香之，我还有两个可爱的妹妹。由于家中生
活贫困，我的父母无法养活女儿，我幼时不但没有上过学，还被送人
做了童养媳，两个妹妹也先后送人做了童养媳，从此天各一方，再也
没有见过面。我15岁结婚，丈夫王国东是个汽车司机，生活虽谈不上
小康，但粗茶淡饭，还算过得去，特别是夫妇感情很好，生活恩爱。”
“不料，安定的生活刚刚开始，第二年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就烧到
了武汉，1938年6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这时我的丈夫到大后方去了，
我无处可逃，只得留下。岂料我丈夫去四川没有多少时间，婆婆就看
我不顺眼了，认为我在家是吃白饭，反正儿子也不会回来，便强逼着
我嫁出去，这样我屈辱地与刘望海结了婚。次年我17岁时，生下一个
女儿，取名荣仙。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亲骨肉。刘望海的工作也不稳
定，为了活命，我也出去帮人做佣工。由于日军侵略，兵荒马乱，经
济萧条，常常找不到工作。”
“1940年春，有个武汉当地的女子叫张秀英的到处招工，说是到
湖北其他地方的旅社去做清洁工。原来我并不认识这个30多岁的张秀
英，但找工作实在不易，听张说有活儿做，我也报了名。报名时，有
好几个小姑娘。我当时18岁，身高1．60米，长得比较清秀，在同去的
七、八个女青年中，我是最显眼的。”
“后来才知道，这个张秀英不是个好东西，她的丈夫是个日本人，
会说些中国话，当时正根据日军的命令，准备找些中国妇女组织慰安
所。这个人中等的个头，平时不穿军服，着西装，黑皮肤，眼睛鼓起，
人称金鱼眼，当时的年纪约40岁。”
“我离开了第二个丈夫刘望海，从江边坐轮船往长江的下游开。
一开始，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想着终于找到了工作，吃点苦，将来
总会好的。大约开了一天，船到了鄂州。一上岸，就有日军士兵过来，
将我们带到一个庙里。原来日军把这个庙做了军队的慰安所。门口有
日本兵站岗，我到了门前，看到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吓得不敢进去。
这个时候，我和同来的小姐妹多少猜到一点，大家便要求回家，我边
哭边叫道：这里不是旅社，我要回家。但日本兵们端着刺刀不容分说
就把我们赶了进去。”
“刚进了慰安所，老板就命令立即将衣服脱光，以便检查身体。
我们当然不肯。张秀英的丈夫就带人用皮鞭抽打。张秀英还指着我，
凶狠狠地训斥道：你是游击队员的老婆（指袁竹林的丈夫去了四川——
笔者），老实点。身体检查很快，因为我们都是良家妇女，根本没有
什么性病的。检查后，老板给每个人取了个日本名字，我被叫作“吗
沙姑”。我们每个人分到一间房间，大小约七、八个平方，里面只有
一张床，一个痰盂。”
“第二天早晨，房门口挂了一块六、七寸长，两寸宽的木牌，上
面写着‘吗沙姑’。在慰安所的入门处也挂着很多这样的牌子。这天
的上午，门外就来了大批的日本兵，于是，每个房间门口都排起了长
队。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
坐不稳，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
“此后，每天的生活就是做日本兵的性奴隶。一般，日本兵要买
票进入，但要多少钱，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更不用说，也从来没有得
到过一元钱。每日三餐由老板雇佣来的一个中国男人做，质量差，数
量少。遭受蹂躏的妇女要洗澡，只能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当然，
这个慰安所的中国慰安妇总共有好几十人，洗澡水到后来已脏得不行
了。”
“一个日本兵进入房间，在里面总要30分钟。晚上我们也不得安
宁，常常有军官要求陪夜。一小时，二小时，甚至整夜的都有。来了
月经，老板也不准休息，日本兵照样涌入房间。刚进入慰安所，老板
就拿着一种白色的药片，说吃下去就永远不会有痛苦了。实际上，这
是避孕药。开始，我常常将这种白色的药片扔掉，后来，老板发现我
们都不吃，就看着我们吃下去。日本规定，士兵必须要用避孕套，但
很多士兵知道我是新来的良家妇女，不会患梅毒的，便欺负我而有意
不用避孕套，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就怀孕了。”
“怀孕后，日子更苦了。我心想这样下去，早晚要被日本人弄死
了；但我不能死，我还有父母亲。便暗中与一个被日本人叫做‘留美
子’的湖北女子商量，决心要逃出去。但刚逃出去马上就被日本人抓
了回来。日本人将我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一时鲜血直流，从此就落
下了头痛病。”
“从一开始，军官藤村就看中了我。藤村大约是鄂州日军的司令
官。最初他和其他日本兵一样，来买票玩弄。后来，便要老板将我送
到他的住所，从此独占了我。看起来，我比起那些姐妹要轻松了些。
但是，我同样是没有自由的日军的性奴隶。”
“后来，藤村玩腻了我。正在这时有个下级军官叫西山的，对我
好像很同情，便请求藤村把我让给他。藤村同意了。于是，我被西山
领到了他的驻地。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经历，我一直认为西山是个好
人。”
“1941年左右，我得到西山的允许，回到家中去探望，才知道父
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原来，我父亲长得矮，加之年迈，去做临时工，
常常被工头开除，结果竟致饿死。”
“我去找刘望海，也不知在何处，这时我没有地方去了，只能回
到鄂州，仍与西山住在一起。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西山要我
要么跟他回日本去，要么一起去石灰窑（今黄石市）投奔新四军。对
这两条道路，我都拒绝了，我说：‘我要去找妈妈。’”
说到这里，袁竹林叹了一口气道：“西山是个好人。他当了15年
的兵，没有什么钱，衬衫也是破的，他曾对我讲，一次，他曾把日军
的给养船打了个洞，沉了，西山看到中国人因为贩卖私盐而被日军电
死，十分同情，便把一包包的盐送给中国人。不久，西山果然走了，
从此杳无音讯。”
战争结束后，袁竹林的生活也不平坦。
“日本人投降后，我回到了母亲的家乡——武汉附近的一个山村，
靠洗衣、做临时工与母亲一起维持生活。1946年，从朋友那儿抱养了
一个出生只有70天的女孩做养女，起名成妃。”
“1949年武汉解放后，我回到了武汉，住在吉祥里2号。一天我曾
看到把我与其他姐妹骗入火坑的张秀英，张当时与一个老头在开商货
行，我马上去找户籍警察，至今我还记得这个户籍警姓罗。但，罗警
察却给我浇了一盆凉水：‘这种事算了，没办法查。’”袁竹林恨恨
地说：“现在，这个张秀英肯定死掉了。”
“本来，我与母亲的生活已经十分平静了，尽管内心常常因回忆
起耻辱的遭遇而彻夜不眠。但是，善良单纯的母亲在里弄的一次忆苦
思甜大会上，情不自禁，讲出了女儿被日本人强逼为慰安妇的悲惨经
历，从此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祸害，小孩常追在我后面骂：‘日
本婊子’，‘日本婊子’。”
“1958年，居委会的干部指责我是日本婊子，勒令去黑龙江北大
荒。我不肯去，居委会主任陈国珍、吴芝青就骗我说要查核户口本和
购粮证，结果，就被吊销了。户籍警察勒令我下放，我被迫去了黑龙
江，房子也被没收了。”
“我在米山建设兵团整整呆了17年，种苞米、割大豆，天寒地冻，
没有柴取暖；而且一个月只有6斤豆饼，养女饿得抓泥巴吃。真是尝遍
人间的千辛万苦。有个股长叫王万楼，我永远记得，他看我实在太可
怜，便帮助我办理了手续，我终于回到了武汉，这时已经是1975年了。”
“现在，政府每月给我生活费120元，养女每月给150元，但是，
现在养女和我一样，也退休了，我的身体早就被彻底给毁了，由于日
军的毒打，几乎每日都要头痛，头痛时不能入睡，安眠药一把一把地
吃，每晚也只能睡2小时，大半夜就这么坐着，等待天明。”
这半个多世纪，袁竹林就是这么过来的。回忆往事，最后，袁竹
林哭诉说：“我这一生，全毁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了，如果没有战争
的话，我与丈夫王国东也不会分离。到晚上经常做恶梦，梦中我又回
到了那个地方，那真是人间少有的苦难啊！”
“我已经79岁了，没有几年活了，日本政府应该尽快赔偿，我等
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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