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国耻日又要到了。当年的侵略与灾难渐行渐远，血色正在冲淡，但唯有铭记，唯有拒绝篡改与遗忘，唯有直面曾经的苦难与污浊，一个民族才可能在新的台阶上站起，历史才不会重演。 　　垂暮的老人，正是为了这一点，才重提当年的屈辱。联想到最近的报道，说日本新版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或者不提或者轻描淡写。如果，连我们的后人也遗忘了血腥的历史，悲剧的再次上演也不是不可能的。 　　二战时期，日军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性奴隶制度。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约有20余万中国妇女惨遭蹂躏，其中有纪录可寻的如今仅剩200人，许多老人由于各种原因仍瑟缩在历史的暮色中。 　　当时代车轮“隆隆”驶进21世纪之际，日本一些右翼势力一心想掩盖“慰安妇”制度、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暴行，重温“大日本帝国”的幻梦，成为和平年代里的不和谐音符。 　　今年12月，一批当年受过日军蹂躏的中国女性将在日本东京法庭提起诉讼，要求赔偿。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笔者日前来到了上海崇明的3位原被日军蹂躏过的受害女性的居住地。一段尘封的记忆由此慢慢揭开……

　　1938年4月的一天，崇明岛西部某村的一座农舍里，21岁的美芝正在家中做晚饭，父母去下地种田，只她一人在家。就在这时，一队日本兵在汉奸的引领下冲进院子。美芝听得外面鸡飞狗跳，刚起身想探个究竟，日本兵已持枪站在她的面前。汉奸指着不知所措的美芝说：“太君，就是她。”

　　日本兵中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围着美芝转了一圈，点点头：“很好，带走！”

　　“我不走，我没干什么……”美芝急了，苦苦哀求日本军官。她的父母闻讯也赶回家，请求放过美芝。

　　日本军官抽出明晃晃的军刀在他们面前乱劈：“少罗嗦，带走！”

　　美芝被带到镇上一座二层楼房的“慰安所”充当性奴隶，从此开始陷入了地狱般的折磨。

　　据史料记载，由于崇明岛地处长江入海口，位置险要。1938年3月，日军在5架飞机掩护下，从海桥港登陆，在各镇均布置了一定的兵力，并在美芝所在的镇上设立了“慰安所”，有20名妇女被迫专门为日军提供性服务。

　　美芝惨遭厄运期间，父亲曾看望过她一回，但未能把她带走。父亲走时痛心疾首，眼泪直流。直到今天，美芝仍难忘却当时的场面。她说，父亲对她很宠爱，从不让她干农活，一直视她如掌上明珠。

　　为逃出魔窟，美芝一直观察日军活动规律。一个月后的一天，她趁日军调防管制松懈时，悄悄地逃出虎口，奔回自己的家中，收拾钱物，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就走上了逃亡之路，辗转到上海投靠娘姨家。

　　因为有这一番遭遇，美芝此后12年找不到归宿，33岁时才与一个带着三个儿女的男子结婚，但始终无法生育。这段遭遇，她从没向丈夫提起，秘密隐藏了60多年。丈夫原是上海淮海中学杂工，1983年去世。

　　今年年初，当美芝看到电视上日本右翼分子在大阪集会，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侵略暴行时，她愤怒了。在同村郁允良老人的推荐下，她参加了今年3月底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用血和泪控诉日军侵华暴行。为参加今年12月8日东京女子国际战犯法庭，美芝的继子王安章已在镇法律服务所的同志及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苏智良教授的帮助下，完成了诉状文案，目前正进行资料搜集。

　　83岁的美芝对记者说：“日军明明白白做的事，咋就不承认呢？”说着说着，她就泪流满面：“这场官司我一定要打赢。正义一天得不到伸张，官司就一天不能停止！”

　　与美芝同镇的周梅，也是一名当年的“慰安妇”，同样饱受身心折磨。如今91岁的老人蜗居在两间小矮房内，生活凄苦，但脑海中60多年前的骇人一幕十分清晰。

　　1910年11月，周梅出生在崇明岛西部一个农民家庭里，1928年与当地村民周守文结婚，在镇上开了一间酒馆，生意红红火火，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命运的转折是从日军攻进崇明开始的。

　　1938年，镇上一个名叫森冈的日本中队长带着部下突然闯入了周家。其时周梅已有两个儿子，还在喂养3个月大的婴儿。森冈中队长看着颇有几分姿色的周梅发出了一阵淫笑。往后的日子里，周家开始陷入无底的深渊。由汉奸传话，或者叫周梅去据点或者日本兵到周家发泄兽欲。周梅身上还有奶水，日本兵常吸完奶后再进行摧残，惨无人道。丈夫不堪忍受这种折磨，关了酒馆去参加抗日游击队，不幸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日军活活打死。

　　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周梅与美芝、桂良等7名女子专供日本军官无偿“使用”，稍有不从，便上门打砸家中什物，甚至以夺命相胁。

　　当年只有5岁的周梅儿子周燮目睹这一切，心中早已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以后，他当了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年过花甲的周燮现已退休，一直精心侍奉着自己的母亲。他也在不久前写下了诉状书，准备诉至今年12月开庭的东京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