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30日至4月1日，首届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九十年代初引起关注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再一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3位受害老人在大会上发表的血泪控诉，也激起人们对“慰安妇”命运的深深同情，并再一次提醒全社会，必须抓住最后的时机，还历史以真相，还受害者以尊严。

    世界关注中国“慰安妇”命运

    这次由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大会，云集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朝鲜、韩国、菲律宾、新西兰、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70余名学者、律师、记者，其中包括几乎全部世界“慰安妇”问题研究的权威，如中国的苏智良教授、韩国的尹贞玉教授、日本的吉见义明教授、林博史教授等。

    在3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聆听了多场学术报告会，观摩了中国学者苏智良教授专赴海南摄制的《海南岛“慰安妇”调查》纪录片，并参观了上海最大的慰安所之一———浦东旗昌栈慰安所遗址。大会发起人、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高兴地对记者说，大会气氛十分热烈，令人振奋。与会学者一致认定日军在中国大规模推行“慰安妇制度”的犯罪事实，对中国“慰安妇”极度悲惨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大会的高潮是3名中国“慰安妇”幸存者陈亚扁、万爱花和陆秀珍老人在大会上进行控诉，这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首次在国内面对公众揭露事实真相。3位老人的勇敢出席，成为大会的焦点所在。

    苏教授介绍说，此次大会集中展示了中国学者七八年来在“慰安妇”问题方面取得的一批研究成果。会议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这次大会，让全世界了解二战中中国“慰安妇”的悲惨历史，并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妥善解决遗留问题。苏教授认为大会主要取得以下4个方面的成果：

    一、认定中国是“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曾波及22个省市、20万以上的受害者，时间长达14年。二、对“慰安妇”制度的性质进行了解析，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罪恶的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战争暴行之一。三、就日本政府最近对战争的态度进行了理论分析，一致认为日本对二战的反省是非常不够的。与会者还分析了与此现象相关的日本政客的态度、日本的国民性、日本的经济特别是近10年经济的发展变化。四、就“慰安妇”的诉赔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如应采用何种国际法作为依据等。

    日军性暴行罪证如山

    中国大陆从事“慰安妇”问题调查研究的专家首次在高规格的国际会议上集中提交了他们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尽管他们的人数并不多，调查结果还是初步的，仅是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一小部分，但因为他们的努力，越来越多的日军战争罪行正被逐步揭露出来。他们的行动必将激励更多的国人参与到这项重要的工作中去。

    云南作家彭荆风曾创作描写“慰安妇”悲惨命运的长篇小说《孤城日落》，他在这次会议上阐述了他的调查经历。他说他在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去云南腾冲时，了解到腾冲曾经是日军在滇西的“慰安所”中心据点，日本侵略军除了从日本、朝鲜、台湾地区带来大批“慰安妇”外，还命令汉奸县长钟镜秋强征当地的汉族、傣族妇女充当“慰安妇”。出于作家的敏感，他深知这一罪行最集中体现了日本侵略者人性的丧失和兽性的膨胀，必须予以揭露和描述。

    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统计师程绍蟾对“慰安妇”在崇明的情况进行了初访。以下是部分调查成果：陆某某，83岁，庙镇乡丁棚村人。“慰安妇”的悲惨生涯使老人一生不能生育，只得领养一子；郭某某，86岁，她愤愤地说道，她们被迫去“慰问”日军，遭到非人的折磨，但每日只能吃稀饭和蔬菜。有同样不幸遭遇的还有阿巧、讨饭珍郎等。程绍蟾指出，“慰安妇”的生涯把她们推进了万丈深渊，使她们的身心一直处在痛苦的煎熬之中。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员赵延庆以山东为例揭露了日军性暴行事实。他指出，所有日本侵略军部队都无一例外地存在性犯罪。山东各县兽蹄所及都有性暴行。从时间上说，上起中日甲午战争，中经“五·三惨案”，特别是全面侵华的8年间自始至终充扩着性犯罪。从奸淫对象的年龄来看，小至年仅数岁的幼女，老到七八十岁的婆婆；从奸淫对象的身份看，既有女俘虏，更有广大的普通城乡妇女，甚至连其豢养的伪军人员的亲属也不放过。山东乃至全国被害者数字难以确切统计，仅据抗战胜利后部分县的不完全统计，山东省被害妇女平均每县约在2000人左右，全省107县当在20万人上下。

    山西阳泉中华文化经济交流协会的英豪对侵华日军在山西孟县的暴行进行了揭露。据其一年来的调查，目前山西有资料可查的当年性暴力受害者有24人，他对全部24人进行了口述笔录整理。他认为，日军在山西孟县的行为属于性暴力，而并非看似文明的字眼“慰安妇”。“慰安妇”幸存者每一个人的受害经历都惨不忍闻。当她们接受调查时，无不声泪俱下。她们喊出的最强音就是：日本必须谢罪、赔偿！

    “慰安妇”的血泪控诉

    大会首日下午，“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万爱花、陆秀珍、陈亚扁在大会上作控诉。万爱花是山西太原人，她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中较早站出来公开控诉的一位，是1992年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的7名原“慰安妇”之一。1992年，她在日本华侨的安排下，到日本各地演讲，一遍又一遍地控诉当年的悲惨遭遇。这一次，万爱花终于在自己的国土上，公开控诉她的惨痛经历，并再次要求日本当局给予原“慰安妇”道歉和赔偿。她控诉说，日本兵对她野蛮的蹂躏和残酷迫害，除了使她丧失生育能力，各种妇科病缠身外，她的形体也因此而扭曲变形，一只胳膊丧失功能，一只耳朵的耳垂也缺损了一块，这是日军强奸她之后、动手毒打她时，由于手上的戒指钩住了耳环，对方用力一扯，就将耳垂扯掉了。当万爱花声泪俱下地控诉完她的全部经历后，她含着血泪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右翼势力！”全场掌声雷动，向她表示最大的同情和支持。

    此次到会的另两名代表都是首次公开自己的身份。其中之一为海南原“慰安妇”陈亚扁。陈亚扁控诉道，1942年，我17岁，日本人进了我们海南，我和另一个同村的姑娘被抓去做工，在汉奸团长的家里干活。可半年不到，不知怎么来了日本兵，把我抓上车运到三亚，关在一座两层楼的楼上。楼上房间大约10个平方米左右，窗都用木板钉死，白天都看不到阳光，门是被反锁的。有时天天晚上，有时隔天，总有两个左右的日本人进来强暴我，那时我还没来月经，日本人从来没给我吃过避孕药物，他们也不用避孕套，我也根本不懂，只是害怕，一天哭到晚。晚上日本人强暴我，我又痛又害怕，要是不让强暴他们就会捏住我的脖子，打我的脸。我的眼睛就是那两三个月里哭坏的，直到如今都红、痛、看不清楚。在我母亲的以死相逼下，汉奸团长终于求日本人把我放了回去。我那时下身又红又肿，大小便都不能，可还是得不到休息，依旧到汉奸团长那里做佣人。后来我和从前的恋人卓开春结了婚。但那一段经历给我的身体造成了创伤，怀孕6次，都流产。第7次终于千方百计保住了，生下了唯一的女儿。我现在常常做恶梦，气喘，想呕吐。丈夫过世后，我就更苦了，我现在身体不好，一直在打针吃药，生活来源就靠“五保户”的救济金。我想上诉，告日本政府，要他们赔偿，不但是经济上的，还要精神上的，赔礼道歉，承认他们害过人，犯过罪。我希望早一天把这官司打赢，让我的晚年过得安定。

    来自上海的陆秀珍是3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今年83岁。由于年老体弱加上悲伤过度，她的陈述相对简略。但人们从她悲痛欲绝的神情和歙动的嘴唇，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受了何等非人的虐待。当她在台下时，有很多时候，她都趴在桌上，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带给她巨大的创痛，使她的老病之躯不堪承受。

    历史将伸张正义

    大会最后用中、英、韩、日4种语言宣读了大会宣言。宣言称，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是军事性奴隶制度，是20世纪有组织有计划的、最残暴的战时性暴力犯罪。

    宣言指出，尽管这场战争已过去55年了，但是日本政府根本没有公正合理地解决“慰安妇”问题。各国数以万千计的受害者的身心在继续遭受伤害。宣言还指出，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日益猖狂，日本政府必须对此采取有力措施，承认战争责任。如何对待目前已在日本提起的亚洲各国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赔偿诉讼案，正是衡量日本政府态度的试金石。会议呼吁各国团体和学者共同合作，以道义的力量来扬善惩恶，迎接新世纪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