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爱心与期待
特殊学校与特殊学生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难民们每天都要面临恐怖与死亡的威胁，当人们已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候，宗教便成了许多人的现实需要。“当你走向前面对一群穷凶极恶之徒，他们闪亮的刺刀沾满了鲜血，这时耶稣就成了伴你左右的朋友。”作为一位虔诚的宗教徒，魏特琳觉得传播福音是自己的使命，即使是在最为恐怖的日子里，也未放弃让难民向主祷告寻求解脱苦难的机会，她在金女大难民所为这些女性难民开办了许多这样特殊的宗教班。魏特琳认为：“在我们校园开展了这些宗教工作，这将会消除去年12月带给人们的一些恐惧，甚至是消除大部分恐惧”。
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几乎每天魏特琳都要安排牧师给女难民布道。从1938年1月17日开始，金女大难民所的宗教工作每天有两次宗教聚会，一次是为成年人，一次是为孩子。难民在接受布道十分庄重和虔诚，一些妇女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宗教歌曲。2月底，根据难民受教育的能力，魏特琳与同伴王小姐一起组织了学习《耶稣传》的圣经班，其中高中和初中有两个班，六年级有两个班，五年级（70人）分成两个班，三、四年级（300人）分成四个班，总共十个班。另有12个班，为有初级文化水平或未受过教育的人开设，参加学习班的人数超过1000人。这些难民每周上三次课，除了“主的生活”课程外，她们还学习《诗篇》、赞美诗和圣经其他章节。在宗教课上，难民们很爱唱：“耶稣是怎样一个朋友”和“我灵魂中的耶稣”。魏特琳认为，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学唱赞美诗和学习经文对于难民而言是最好的安慰。这个为期6周的计划结束以后，许多难民表示：离开这一片乐土，心里非常难过。
在这些班结束以后，从1938年4月30日开始，南京的6位牧师被魏特琳请来为200多名想更多地了解基督教的信徒开课。这6个班根据教育能力分开，每个星期六早上集中上课，为期五周结束。根据她们在城里所在地分班，魏特琳希望她们在离开难民营回家后，能继续在当地的教堂学习。
5月23日，从9点到11点30分，魏特琳在金女大举办了一个“第三个难民所计划”的结束仪式，有353个学生出席。33个班的每个班都演示了他们所学的一些内容。没有分数、考试或毕业证书，但展示了丰富的学识和浓厚、真正的兴趣。她们唱了许多歌，那些中文班翻译了经典著作的部分选段，有些人讲故事，还有很多人背诵《圣经》的章节。一个大约9岁的小女孩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故事——她一直病着，不能参加表演，但她还是来了。家禽班已经准备了一段对话，讲述了她们所学到的一些重要知识。魏特琳在日记中对此感慨地说：“我完全可以想像，当这些女人们老的时候，她们将会向孙辈们讲述在金女大当难民的这些日子。”
到了5月底，日军和南京市督政府要求所有的难民所必须结束，所有难民必须回家，但是，日军随意枪杀和强奸的暴行还时有发生，因此，很多难民特别是一些年轻妇女仍不愿离开难民所，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妇女实际上是无家可归。为了使这些无家可归的年轻妇女的安全，魏特琳在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持下，制定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计划，这个计划准备在金女大在各难民所结束后，以教学为掩护，继续收容600名左右的30岁以下的妇女和姑娘。但后来要求来金女大的难民特别多，最后原计划人数远远被突破，最后收容的人数为785人。魏特琳和王小姐按照她们的教育能力将她们分成11个年级，并配备了20个教师和14名的“小老师”。 对于这些“小老师”，付给她们的工资为每月2美元，再加上免费的大米，别看十分微薄，这实际解决了她们的现实生活问题。这个暑期学校共开设了8个不同的课目：中文，17个班；英文，5个班；历史，3个班；宗教，17个班；音乐，5个班；数学，7个班；体育，3个班；生理卫生，10个班。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暑期学校，但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却是为了这些年轻妇女们的安全。
暑期学校结束后，为了继续帮助受苦受难的南京妇孺，在魏特琳的策划和积极努力之下，金女大又先后进行了四个难民教育计划。
第一个计划是开设手工、家政学校，其目的是要教会那些无以为生的妇女，特别是那些失去亲人的妇女，通过学会使用简单的织布机纺织毛巾、操纵织袜机一类的手艺，来养活自己。课时包括三种活动，即家政方面的简单课程、做实际的手工工作和学会烹饪。原金女大家政学校的薛小姐，负责班级工作；惠特曼小姐负责手工工作；程夫人负责宿舍里的饮食起居。
1938年的9月1日，魏特琳开始了手工家政学校的报名注册工作，其日记记载：“露西·邵小姐面试文盲，一个接一个。薛小姐面试识字的人，一个接一个。她们动员15岁以下的女孩不登记。对于那些可以上中学的人，不管多穷，她们推荐申请进入中学项目。到中午已批准29人申请。注册日期从9月1日到6日。我们的难题是选择真正贫穷的人，那些难以度过今年冬天的人。”本来，手工家政项目有62个人报名，但魏特琳认为浩劫之中的南京人可以从中获得谋生的有益工具，就又派出一个调查者，调查一些最贫困的家庭，将人数提高到100名。
9月20日，经过多方努力，手工家政班的开幕式在科学楼正式举行。95个妇女和28个小孩参加了开幕式。金女大的教师林弥励主持了仪式，魏特琳用中文作了简短的欢迎辞，并介绍了坐在前排的教师中的每一个成员。仪式结束后，这些特殊学生被分配住在西北角的700号宿舍楼，一个房间住四人，她们将睡在地板上。在魏特琳日记中，对这个家庭手工班开学初期的情况有记载：“前二天学校将向她们提供食物，直到她们的厨房完工。第一支烹饪队伍已组建。程夫人工作干得不错，已建成一个小的而且价格便宜的房子，4 个隔板隔成4 个厨房，每个花费不到200美元，这些厨房朝南，在500号和700号之间，靠近后者。下午4点，她们吃了今天的第一顿饭——他们将一天吃二顿。很快教师将为孩子搭三张矮桌子。教师和工人很热情，有各种有趣的计划。”
魏特琳是那种一贯善于将设想变为现实的人，她知道如何使学习成为对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人们有实际帮助的过程。在手工家政班上，为了教妇女们织毛巾，学校特地到上海订了4台织袜机和织袜线，还筹划买6台手纺车，这样妇女们就能学习纺织的过程。1939年春，魏特琳等人鉴于手工家政班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决定增加投资，并立刻在南京订购了2台织布机，在上海订购了5台织袜机；对于那些希望从事织毛巾的妇女，给她们最大限额为40美元的贷款；对于那些希望开小店的妇女，给她们最大限额为10美元的贷款。魏特琳希望通过她的努力能给这些贫困的妇女以帮助。
魏特琳的努力很快有了结果，1939年4月的一天，金女大举办了一个家政手工作品的展览，并以成本价销售这些展品。结果：“大部分展品是妇女们学习时制作的，料子也是旧的。毛巾和袜子似乎最受欢迎。这些妇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有了自信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在金女大，魏特琳所策划组织的第二个教育计划是在金女大校园里开办一所女子中学。当时，不仅南京还是南京周围地区，许多教会中学特别是女子学校要么关闭，要么迁到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去了，因此，在南京开办一个女子中学显得非常重要。1938年9月初，魏特琳在学校里开始推动一所女子中学的开办工作。到9月8日时，有92人申请上中学，但是申请者经济条件不一，其中37人能付担起46美元的全部伙食费和学费；39人则只能付伙食费20美元和仅为6美元的一笔小费用，不交学费；有9人除了能付2美元的申请费外，不付其它费用。另有4人则不能交任何费用。9月18日，魏特琳组织了新生入学考试，这次招收考生与以往有所不同，也就是说让每个要求参加考试的人都进校，考试只是一种形式。由于宿舍关系，只能招收146个学生，其中68人安排住公共学校宿舍，72人将住到500号宿舍，另有6人则不得不住到500号阳台。
9月27日，实验中学正式开学。上午，在南画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开幕仪式，有120名学生参加。但后来又有20多名学生参加，到10月11日时，学生人数增加到143人，其中来自原国民政府学校的学生有71名，占50%；来自原私人学校的学生有18名，占12.7%；来自原基督教学校的学生有54名，占37.3%。其具体年级分布为：初一65名，初二35名， 初三22名，高一14名，高二7名女孩，不久又招收了8名高三的学生。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魏特琳在师资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还是为每个班级配备了指导教师，她本人担任高三的指导教师。后来实验中学总人数增加到171人。为了保证这些年轻女孩子的安全，魏特琳严格规定她们每月只能回家一次，而且一次只能批准一个班级，因为我们认为一大批人同时外出不安全。魏特琳戏称“这将成为今年一个极有趣的实验”，她说历史事实本身已告诉人们该怎样成功。
曾在该校读书的程淑英女士回忆了她在这所实验中学学习时有关魏特琳的情况，她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现附录如下：
1938年春，难民陆续离去，为保护难民操碎了心疲惫不堪的华小姐（魏特琳）刚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就又开始积极利用金女大校本部撤至后方留下的广阔的校园和留守的教职员工，筹办了一所女子中学。她自任校长，共招收初一至高二学生178名，使这些因战争失学在家的学生有学校可上。
学校是在9月间开学的。记得当时尽管校园内所有房子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是仍然令人感到一种难民区气氛的痕迹，人们还常谈论那些日子华小姐为了保护妇女名受伤害，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的一件件事。最令人难忘的是，横在教室楼前大草坪上的一条踩得不长草的路，是当时一万多难民每天去领粥的近路，直到我高中毕业时，这条路不管怎样修补，也长不出草来。这仿佛是在时时提醒人们千万不忘记那一段悲惨的往事。
那时，街上治安情况很不好，日本兵横行霸道，到处无端闹事。我们学校所在的宁海路又是比较偏僻地区，华小姐担心我们的安全，因而规定一律住校，只准每月回家一次，回家时尽量在大白天，而且要结伴同行，设想得十分周到。但是，即使这样，还经常发生一些事情。有一次，我乘黄包车回家，半路上突然有一日本兵，平白无故地在我头上狠击一掌，然后大笑而去。
华小姐在险恶的条件下仍然尽力把学校办好。她原是金女大教育系系主任，以一个教授的才能担任中学校长，在工作中仍能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亲自做具体工作。她兼任我们最高班的班主任，定期召开班会，开会必须按开会程序进行，一丝不苟。她面前总是整齐地放着一个文件夹，摊开一张白张，上面一笔笔写着她拟订的讨论事项，有条有理。她曾通过班会建议我们采用荷花作为“级花”，用粉红荷花色的布做大褂作为“级服”。她说：“荷花出污泥而不染，我最敬佩这种精神。”
华小姐在安排我们的文化学习上倾注了很大心血，特别是对我们最高班。她充分发挥金女大留校教授的作用，请一位美国老师教我们英语，一位中国老师教我们英语语法。我们住校时间多，还请了一位天文学教授讲点天文知识，请一位美术老师教我们插花艺术。对愿意学钢琴的则介绍老师，提供练习用的钢琴。华小姐自己还经常介绍一些英语的课外读物，个别辅导。
华小姐特别注意学生的素质教育，要求同学必须诚实。她常跟我们接触，以便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每天中午，她来到学生食堂吃中国饭，要求各班轮流派两名同学陪着她吃。她就一边吃，一边同学生交谈，了解学生的状况和要求。
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劳动习惯，她规定每天中、晚餐后，必须由各班轮流洗刷碗筷，打扫食堂。
她还有意识地组织我们走出校门，领略穷人的生活疾苦。学校定期向邻近的贫苦小孩施粥。华小姐让同学们分批轮流去帮助盛粥。有一次，轮到我盛粥，我看到孩子们狼吞虎咽喝了一碗又要添一碗的情景，很是心酸，久久难忘。
华小姐还培养我们爱护公物、讲究卫生的习惯。她一再嘱咐我们不要攀摘校园内的花木，刮大风时要把门窗关好，人离开教室要把椅子塞进去，等等，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她发现有人在教室楼前的一棵树下扔了一张糖纸，华小姐就在全体学生开会时提出，并且追查到底。另有一次，华小姐发现音乐室的地板上被人划破了一处，她就追查是谁穿了有钉子的鞋子进音乐室的，而事前她曾一再跟大家说过不要穿有钉子的鞋进入。
华小姐对学生生活上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为使学生吃到新鲜蔬菜，学校在空地上种了些蔬菜，几乎能满足饭桌上的需要。当菜园工人忙不过来时，也曾找学生去帮忙。
华小姐要求大家都休息好。我们住集体宿舍，按时作息。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起了大早，跑到洗衣间洗起衣服来。洗着洗着，忽见华小姐进来了，她轻轻地说：“你们是不嫌睡得太多了？”我们听了，不敢吱声，赶紧丢下盆里的衣服，跑回房间，上床睡下。
从程淑英女士的回忆中，我们看出魏特琳对实验中学倾注了大量心血。1940年5月魏特琳积劳成疾被迫回美国治病之后，实验中学的工作便由1929年毕业的金女大学生沈葆华小姐接替，这所实验女中一直开办到1942年6月19日日军强占金女大校园才结束。
除了上述两个教育项目外，魏特琳还开办了一个有80个学生的日校和一个为20名儿童办的一所保育学校。其实，在日军统治的南京，魏特琳开办这些教育项目，客观上更有助于保护这些年轻的女性避免遭受日军的伤害。事实上，当时到金女大上课的女孩子对此万分感激，身处校园，她们颇感欣慰，比在家中相对安全多了。
从现有的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出，魏特琳等人开办的各种学习班中，宗教占学习内容的很大份额。听布道、唱赞美诗、朗诵《圣经》、过宗教节日，等等，是魏特琳本人非常关心的事。其1938年3月12日的日记就记述了她上课的情况：“9点钟，我见了我自己班上的妇女们，她们在其它各地的私立学校（旧式的中国私塾）上过1～4年的学。我原以为有35位学生，现在却有43位。有些人的脸看起来有强烈的责任感。班里已有一半人已抄写并熟记了主祷文——这是第一个任务，因为主祷文中蕴涵着我从未认识到的一种完整的含义。我们下一个任务是熟记《耶稣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要讲第121首赞美诗。”
1939年11月13日日记记述的另一项活动节目单则为：“前奏曲——麦卡伦夫人弹风琴；祈祷——福斯特；赞美诗——
《噢，上帝，我们在过往岁月中的帮助》；圣经的诵读和祷告——大卫·杨；圣歌《安息吧，我的灵魂，上帝在你的身边》，高一和高二布道——米尔斯；独唱——《他秘密地显形》，保罗·阿博特牧师；宣告：魏特琳；成立日之歌——哈丽雅特、布兰奇、弥励、陈先生和李先生；特别祷告——陈希瑞小姐；赞美诗，《我们的父亲的信仰，活下去》——福斯特；赐福祈祷；风琴独奏尾曲。”作为虔诚的基督徒，魏特琳对类似事情的评价很高，她也认为中国人需要这些。
学习《圣经》，当然并不能让残暴的日军有所收敛，也不能让受教育者找到赶走侵略军的真正武器；但在一个由魏特琳保护的校园里念书，总比呆在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的鬼魅世界里强得多，经历了太多血腥的南京人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见证“大东亚新秩序”
南京大规模的屠杀告一段落之后，往日人口繁盛、市面繁华的南京城已经变成人间地狱。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1938年3月的一份文件全面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市政方面，“本市所有一切市政，陆续无形停顿，社会衰弱，转瞬半载，民不聊生，不堪言状”；卫生方面，“所有医院以及新设诊疗所，寥寥无几，设备不全，一旦时疫流行，势必束手无策”；教育方面，“学龄儿童因战争辍学，已有半载荒废教育”；而关系老百姓具体生活甚巨的工商业，情况尤其不妙，“本市临近江北，失业工人，本极甚伙，加以百业停顿，无以为生者，尤属不可胜数；谋生为难者，束手待毙；游手好闲者，与匪为伍”。除此之外，日军仍在随时威胁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和尊严。
当时留在南京帮助中国人的外国友人都是些很有历史感的人。如贝茨，除了在国际安全委员会和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千方百计庇护中国人之外，还曾顶住日军的巨大压力，在南京调查日军贩毒、卖毒的罪行。战后，他作为证人，有力地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控诉了日军的罪行。魏特琳也是个有心人，她知道自己目击的一切，早晚有一天还将帮助中国人民，所以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当时南京和周边地区的实际情况。60多年后，当我们掸去历史的尘埃，进入魏特琳所记述的历史中时，仍然感到巨大的震撼。
“下午在实验学校校园看到的一幕令我很恶心，我的狗莱蒂叼来一颗小孩的头颅，可能是被抛弃的或是没有被掩埋好的尸体。”这就是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侵略军建立的“东亚新秩序”给魏特琳留下的印象。
记录日军对中国人生命的戕害，在魏特琳日记中着墨较多。那个时候，她不会知道日本会有人在几十年后公然否认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她仍对日军屠杀的数字保持了高度的敏感。1938年4月2日，她记述道，单红万字会自1月23日至3月19日，就埋葬了32104具尸体。4月15日，她又补充道：红万字会大约从1月中旬至4月14日这段时间，在城里，已经埋葬了1793具尸体，这些尸体中大约有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了39589名男人、女人和孩子。魏特琳在日记中特别强调，这些数字不包括下关和上新河地区。统计数字非常具体，根本就不是日本某些右翼分子污蔑的那样是“胡编乱造”。
不光有这些总的数字，具体的暴行也被记述下来，从而使枯燥的数字背后隐藏的血淋淋的事实为几十年后的我们所得知。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肯定，魏特琳当时记下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时，忍受了巨大的痛苦。
发生在南京的暴行，魏特琳最有条件记述。为此，她曾多次到现场拍摄暴行受害者的照片，被杀戮者、被强奸者，均曾被留下证据，可惜我们今天尚未发现这些照片；她也曾到暴行发生地实地察看，把她所能看到的暴行具体化。关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暴行魏特琳日记中有很多叙述，这里仅举两例是魏特琳后期日记中所补记的日军暴行：
1939年3月13日，魏特琳日记记述道：“今天詹金家苦力的妻子也来找我，请我替她到美国大使馆说情。她的丈夫为多位使馆官员做了9年的苦力。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和另外2个佣人决定留在詹金家，照管詹金的东西。他们认为自己很安全，因为这所房子受美国国旗和特别通告的保护，同时他们自己也有特别的袖标。1937年12月14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的第2天，管事的佣人让这位苦力和一位花匠去大使馆查看情况，他们去了，并呆了一晚上。第二天8点钟左右，他们决定回詹金家，因为他们觉得应该回到他们的主人那儿。由于有袖标，他们觉得应该是安全的。显然，他们刚进入詹金家的大门就被打死了。后来，那个管事的佣人把他们的尸体拉进去藏了起来。当天晚些时候，这个苦力的岳父——他也躲在詹金家避难——也被杀了，他的岳母被刺刀刺伤，管事的佣人也被杀了。我曾见过这个佣人，是在12月11日，那天我坐大使馆的车去詹金家。今天来找我的这位瘦小的女人靠为别人洗衣、缝补养活她的母亲和两个小男孩，她说她不愿为日本人工作，尽管那样每天可以挣到40美分，而现在她只能挣到大约20美分。”
1939年12月28日，她写道：“我们在去的路上遇到一位黄老太（她已60多岁。1938年春天，她逃难后，放不下这几亩薄田又回来了，结果5次遭日军奸污），她正坐在菜园子边的小土墩上。我们和她说了几句话就继续赶路了。当我们回来时，她还坐在原地。我们停下来问她，才知道这几块巴掌大的菜地每天都得有人看着，白天是她看，晚上是她的小孙子和她媳妇看。那些吸海洛因和鸦片的人极缺钱花，就连蔬菜他们也要偷去卖钱。”
不唯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始终落入魏特琳的视野，日军在南京周边地区犯下的罪行也同样被她记录下来。
芜湖。1938年3月4日，学校里来了一位来自芜湖的17岁女孩难民。她对魏特琳说，日本人一到芜湖，士兵就到她父亲的商店里去了——她父亲是个商人。因为她哥哥几乎理了个平头，看起来很象士兵头，所以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和姐姐全都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她被两个士兵带走了，和她一起的还有另外八个姑娘，被他们看管起来，过着地狱般的日子。“大约两周前，他们将她带到南京的南门，一位看起来比其他人和善的长官告诉她来这儿。我们给她发了被褥，一个脸盆，饭碗和筷子。明天我们将送她去医院。我想这就是许多家庭的命运吧！‘中日提携’？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怎能取得胜利呢？”
无名小镇。1938年4月11日，一个姓王的油漆匠出现在校园，1937年秋天，他和他的一家撤到扬州往东面280里之外的一个小镇。他报告说那个地区到处是日本兵，但他认为总的来说烧、杀、强奸比南京少。他还报告说扬子江两岸现在还有许多具死尸，沿江漂着许多浮肿的尸体——有士兵，有平民。魏特琳问他到底是几十具还是几百具，他说在他看来有成千上万具。
滁洲附近。1938年5月2日，发电房的苏姓工友在这一天听到了从他的家乡（位于滁州西北约90里）传来的悲伤的消息哭了好多次，除大多数建筑已经被毁坏外，他已得到确切的消息，说他的妻子、孩子和母亲已经逃离了，他的岳母被日本兵杀害了，头被砍掉了。
滁洲。1938年9月16日，这天上午来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是金陵大学1930届的毕业生，来学校询问能否给他某个教职，魏特琳立刻喜欢上了他。他说，最近刚从滁州过来，这座城市除难民营之外，是一片废墟。他眼里含着泪水，描述了妇女的遭遇——一位78岁的老太太和一个已疯的女孩被6个士兵强奸等等。魏特琳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仇恨并不强烈。但他说他相信日本永远不能成功——没有哪一个残暴的民族能长久。”
合肥。1939年1月20日，“喝完茶后，我们教会中参加这次欢迎会的人听说克拉伦斯·伯奇已经回来了，于是我便急忙去麦卡伦家看望他。他说他现在想做的事就是和大家在一起，听听人们说英语。我相信从去年1月开始，在合肥只有他一个外国人——到现在已经几乎整整一年了，他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不得不把20名女护士和1名女医生藏在他的楼上；他不得不一直守在门口保护她们；他一次又一次地被要求提供年轻女人，但每一次他都加以拒绝。他说农村的妇女们经历了无法描述的恐惧，日本士兵到家里和村里搜寻她们，如果她们要跑的话就会被打死。最终他得了伤寒病，比正常体重瘦了30磅，他明天将去上海，和他的妻子女儿相聚。他看上却显得很苍老，脸上出现了深深的皱纹。自然日本人并不想让他出来，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1939年12月5日，“昨天来的两位是伍爱德和王美月，她们的经历大致如下：1937年战争开始时，爱德是实验学校高（二）的学生。可能是在8月南京开始遭到日机轰炸时，她随母亲去了合肥，住在一个教堂的大院子里。1938年5月合肥陷落前不久，她们们母女住进教会医院避难所，当时在那里保护她们的唯一外国侨民就是伯奇先生。“有一点爱德从未告诉过我，我是听别人说的，爱德1938年秋经过合肥的一座城门返回南京时，把守城门的日本兵搜查所有获准离城的人，逼她脱光了衣服。”
但是，十分无耻的日军却千方百计去掩盖自己在南京及其他地区的屠杀强奸暴行，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将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其造谣手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作为第三者、一位西方的旁观者，魏特琳曾认真辨别了一篇日方关于南京城内状况报道的消息，这篇题为《日本部队安抚中国难民，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和谐气氛》，全文共有25句话，其中只有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另外19句全是假的；还有一句魏特琳还无法确定。魏特琳对此十分感慨地记道：“在‘是非题’的测试中，这一得分可不高啊！”为了能让后人共赏此篇“佳作”，特将此文转载于下：
南京的街道上还是死一般地寂静。阳光像是充满了同情心，特别照顾城西北的难民区。摆脱了艰难和死神的难民群众由于日本士兵的高尚行为得到了安抚。他们满怀忠诚和感激的心情跪在街道两侧。在日本部队占领该城之前，他们饱受了中国抗日军队压迫的苦难。他们既买不到大米，也买不到小米，病人得不到治疗，饥饿的人没有饭吃！市民们的痛苦无法加以描述。令他们走运的是皇军进入该市后，放下手中的军刀，伸出援助的双手，以便治愈这些最穷苦人的伤口和痛苦。在日本大使馆西面的区域，成千上万的难民聚集在一起特别感激日本人保全了他们的生命，完全放弃了他们对日本人的敌对情绪。男女老少跪下来叩头，以证明自己对皇军的忠诚。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种礼仪，只有出自真心真意时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这种礼仪是非常严肃的。在这个区内，男女难民都从日本士兵处得到面包、糕点和香烟，大家对此非常感激。城墙旁最穷的人也得到了施舍的物品。
与些同时，我们的医疗队已开始工作。许多几乎失明的眼疾病人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下又恢复了视力，并痊愈。母亲们送来了她们患哮喘病的孩子，两脚肿胀的妇女们也来请求治疗。他们都对日本医生赞不绝口。医生的检查和治疗结束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聚集在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高呼“万岁”表达他们的谢意。在一条街道上，一个商人刚刚开店恢复营业，一个宪兵正和一个居民温和地交谈。日本大使馆旁的鼓楼那里有个山丘，从那里可以眺望四周。人们可以看到附近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大使馆，西北面有英国国旗，北面还有法国国旗，东面有苏维埃红旗则倒映在玄武湖碧波之中。在中央，在日本大使馆的铁塔上，太阳旗突出于一切之上。人们从高处向下望去，可以看到日本士兵正和中国儿童愉快地玩耍。
南京目前正处于世界的焦点，众目注视。可以肯定，这里的人们又重新享受到了和平的幸福与劳动的快乐。
关注当时南京城内老百姓在日伪统治下的生活状态，是魏特琳的又一着眼点。当时南京大米和其它生活资料价格奇高，而且除汪精卫“就职”前后几天，一直处于上涨状态之中。魏特琳在日记中多次记述上涨的情况，但她也搞不清楚为何弄成这样。1939年12月底，魏特琳终于搞清楚了原因。当时，她派学校工作人员程夫人和骆小姐到一个米商那里弄400美元的大米，并准备了一套领米券，打算由骆小姐发给急需救济的人，凭券免费领米。魏特琳回忆说：现在，质量最一般的大米也卖到每担20美元，而1938年这个时候是7美元，1939年秋天也只是13美元。有位米商的熟人告诉她，每卖1担米，日本人就要抽取4美元的利，日本人还允许米商另外再赚4美元，而以前，米商每担大米的赚头不得超过0.2美元。善良的魏特琳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觉得任何人都会觉得这难以置信。这一天，程夫人还花了100美元买了几床被褥准备发放给穷人。她报告说每床最少值10美元（也许是11美元），最多不超过12美元。魏特琳记述道：“棉花现在是每磅1美元，去年才0.3美元。布现在是每英尺0.3美元，去年才0.15美元。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意义。”魏特琳的这一记述非常有价值，她告诉我们，当时南京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地狱中。
每日三餐已经不易，日军还强迫战火余烬中的南京人为他们的“大东亚新秩序”涂脂抹粉。魏特琳用她辛辣的笔触对1939年8月31日的“群众集会”进行了讽刺：“在日本，不幸的百姓将会读到讲述南京人民为摆脱了蒋介石政府、欢迎新的统治者感到高兴的文章，他们甚至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老鼓楼举行集会的图片。事实是南京的每个农区被迫一家出一人，新建的小学中的学生也得参加，政府发给他们五色旗。为了怂恿他们去，发给每户2夸脱的大米。他们被迫喊反对中央政府的口号。每个区的区长得交75美元买米。”
1938年11月7日，在南京新鼓楼等闹市区举行的“民众反共游行”同样被揭穿画皮：“广场上有一张很大的肖像，大概25英尺高，有一张丑陋的脸，其胸部写有汉字‘共产主义是妖魔鬼怪’。我们还看见乱蹦乱跳的人拿着龙和其它动物的图形在城里来回走动，上面写着反共的口号和宣传。有些标语还把蒋将军和共产党联到一起。我记得一个图案，上面是一辆大型坦克车正在碾过大人和小孩的尸体，坦克上写着“共产主义”。坦克附近有许多头骨和交叉的骨头图形。两只大气球，一只飘扬在老鼓楼的上方，另一只在广场上，上面挂着反共的口号。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在新的南京报纸上正开始一种宣传，它将逐渐争取百姓相信‘亚洲是亚洲人的’。”
“我们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之类的说辞也曾被当年的侵华日军挂在嘴上，为了证明被占领区的中国民众确实反英反美，日军在南京导演了一幕幕丑剧：“今天气氛有些紧张，城里发生了好几起反英抗议活动。一群中国年轻人朝英国商店、银行和办事机构扔石块，到处可见砸得粉碎的玻璃。一些中国的裁缝师傅和农民告诉我们，他们被迫将店里和家中的小伙子送去参加这些抗议活动，而带头的是身穿中式服装的日本年轻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日本堂而皇之地宣传——‘中国群众举行暴力活动反抗外国人，一心要把他们赶出中国，维护东亚的新秩序’。”
今天，一些国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右翼所谓“学者”往往用那时日本驻中国记者发回的“新闻”作依据，说什么日军统治下的老百姓实际上过得并不差、老百姓对日军并不太反感、“东亚新秩序”也有人支持，等等，诋毁中国抗战的意义，魏特琳说出的真相，相信对所有被欺骗的人都有巨大的价值。
跟英、法等老殖民者一样，占领当时中国首都的日军也希望中国人永无翻身之日，为此他们展开大规模的贩毒，一面毒害中国人民，一面借机筹措战争经费，许多南京人因此在侥幸逃脱屠杀后，又被毒品慢慢置于死地。据李恩涵考证，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日本著名毒贩里见甫即到上海组织“宏善济堂”，负责苏浙皖等地的鸦片贩卖工作。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后，南京即实行鸦片专卖政策，据曾在安全区工作的贝茨等调查，南京一开始共有205家大小烟土行领有当局执照，估计郊区和市区每月销售鸦片超过200万两。鸦片馆按营业额纳税，一级交4200元，二级交2800元，三级交1400元，后又改为按烟灯数量纳税。鸦片贩卖给伪政府带来巨大利益，据称，1938年秋至1939年间，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收入至少有1/3来自鸦片税收。除维新政府的鸦片贩卖系统外，日本特务、浪人、洋行也参与贩毒，仅特务机关每月营业额即达300万元。鸦片贩卖的公开化，使鸦片广告直接登上了维新政府的《南京新报》：“莫愁售吸所仿照香港上等烟馆，设备布置异常考究，研煮高等烟土，异香扑鼻，不分等级，价廉物美。地址：南京大戏院对面。”鸦片之外，日伪复贩卖海洛因等“高级”毒品。据贝茨等搜集的资料，1938年夏秋之间，南京海洛因销售即达每月300万元，约1/8的南京人染上毒瘾。食用者，家破人亡，甚至开掘坟墓，盗棺卖钱。而日伪却大发其财。
魏特琳以她的视角将日军的这一丑恶罪行记录在案：
1938年6月14日，“下午4点30分以后，程夫人和我去严莉莉家。留下来看家的年轻的佣人，已染上了海洛因瘾，每天吃价值约三美元的毒品。当然得到它的唯一途径是卖莉莉的东西。小东西已卖掉了，现在他开始卖大件品。我们仍旧不知道处理此事的最佳方法。我为这位年轻人感到痛心，考虑应当试着把他安置在医院里以便他能戒掉毒瘾。”
1938年11月5日，“今天听说南京有100多个鸦片贩卖场所。鸦片来自大连，许多海洛因已被出售，因为它比鸦片便宜。中国人控制贩卖场所，但根子出在日本人身上。”
1938年11月18日，“按照公布的数据，通过中央统配局出售的鸦片月销售额已达200万美元，而海洛因的销售额也已达到300万美元，我认为这些数据是真实可靠的。”
1939年1月4日，“王先生今天向我解释了在城里实行的‘五家互保’制度，每个人每个户主都要参加一个五人小组，五家人要相互担保，如果其中有一人犯错，其他四个人都要负责。关于犯罪或犯错的定义很有趣，不是盗窃、不是杀人，也不是吸食鸦片或海洛因，而是掩护开枪者或反政府分子，以及帮助游击队员——这才是最大的道德过失。”
1940年1月27日，“我正要离开校园，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朝我的黄包车奔过来说：‘华小姐，我一直在等你出来，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我又冷又饿，一直在为日本人做苦力，但是现在身体不行了，背不动了’（他以前是我们庐州教堂的一位牧师）。我怀疑他的败落和海洛因有关，我让他把地址留给门卫，给了他够吃几顿热饭的钱，然后就走了。后来见到杨牧师，杨说过去几年中见到他好几次，他是在吸海洛因。20年前，他有妻子和4个儿子，在一个蒸蒸日上的教堂里有份工作，曾经前途无量。”
1940年1月29日，“今天中午我步行到南门，在那儿和里瑞尔·蒂加登（Lyrel
Teagarden）及埃德娜·吉什共进午餐。路上我经过大概仅有6个街区那么长的一条街，我数了一下,足有12个立在店门口公开贩卖鸦片的大幅招牌，这叫‘官土’。私开的烟馆又有多少呢？我不知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牺牲以千万计，这是主流。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一些人，伏于日军卵翼之下，以寻荣华富贵；甚至卖国求荣，甘当汉奸。他们的心态是常人难以理解的。首先为日本与汪精卫等牵线搭桥的高宗武曾对日本方面的谈判者称：“从此我也要被叫做汉奸啦。”汪精卫也不可能不知道作为此事的领导者意味着什么，他曾说：“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当然，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了挨骂的思想准备。”但他们都心甘情愿地做了汉奸。汪精卫之流甘当汉奸，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需要我们从国民性的深度作长期的探讨。
在南京，日军一进城，就开始到处找寻汉奸，1937年12月21日，他们进城才一个星期，就找到不少汉奸、亲日分子开会，商议“维持会”的组织。12月23日，以汉奸陶锡三为首，南京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孙叔荣、程郎波为副会长，赵威叔、赵公瑾、马锡候、黄月轩、胡启阀、王春生为委员，张南梧、许传音、王承典、陶觉三、詹荣光为顾问，秘书长王仲调。日本人田中、松岗、佐藤、小岛、丸山进、渡部、鹈泽等也“受聘”为顾问。当汉奸，可以保命，还可以在日军卵翼下欺负自己的同胞，但也并不轻松。像伪“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在汉奸们的内讧和日本人的斥责之下要求辞职，陶家很快遭到日军抢劫，陶要求日军过问此事，日军一推了之，陶“顷闻之下，非常伤感”，立即甩手不干。日军还要求汉奸们征工、拉夫、搜集妇女、征集战争物资、建立基层政权，等等，可谓十分“辛苦”。但就是这么“辛苦”，还是有不少人心甘情愿地做了汉奸。
魏特琳表示：“我们都无法理解那些汉奸的行为，要知道，南京大街上崭新的流线型轿车越来越多，而且开车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都是新傀儡政府的人。人们都相信，中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所以我个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卑劣地充当汉奸？！”魏特琳并不清楚汪精卫、梁鸿志等大大小小汉奸与敌勾结的详细情况，但在南京，她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观察中国人中一些败类的表演，并记录他们的丑行告诉我们和历史。
1938年3月20日，日军大规模的屠杀才告一段落，两名日本军人和三位平民以及一名中国翻译来访魏特琳。魏特琳说：“我想任何一个翻译都是‘汉奸’，尽管我意识到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却无法抑制。”这是魏特琳第一次跟汉奸们打交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有各种机会和角度就近观察这些败类。
1938年11月，魏特琳有机会仔细地观察了真正的傀儡，“即穿着极好的中国人。人们本能地猜到他们是新政权里的军官。我仔细地研究他们的脸。没有例外，他们看起来象鸦片或海洛因的瘾君子，有几个看起来像一度很有权势但已衰落的中国家庭中娇生惯养的少爷。我想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我极为鄙视这些人。”她认为：“可怜的愚蠢的日本，她自己以为她能以这样的低能儿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她对付他们（指中国人民——笔者按）还不够聪明。”
很快，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一时间，南京街头车水马龙，冠盖云集。魏特琳看在眼里，恨在心里。1938年5月的一天，两名新市政府官员来访，魏特琳实在忍不住了，就直截了当地责备了他们。她说：“如果这里有个甘地领导一场伟大的不合作运动，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前进一步。说到底，除了中国人民自己，没有人能真正伤害中国、打败中国。”
1939年3月27日，魏特琳面对面地与一个汉奸打了交道。“正当我要出去时，一位穿西装的中国人来找我，他自我介绍说他女儿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好像他现在在当地的人民会议工作，他说他进入这一组织是为了帮助老百姓，说中央政府走了，扔下了老百姓，现在他要帮助他们。当我提及并表示谅解傀儡政权的排外政策时，他说他确信这项政策不会是反对美国的。”这个汉奸离开之前，一位在校生的家长进来并听到了他的最后几句话，这位家长说：“上帝保佑我们不受说这种话的人的害。”在与这位家长的谈话中，魏特琳了解到他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2万至3万美元，但他仍然不愿加入傀儡政权。两种不同中国人的强烈对比，使魏特琳对汉奸们更加仇恨——这在当时的外国人中是不多见的。
汉奸们的丑行不断传到魏特琳的耳里:“傀儡市政府的房管委员会会长没有拿薪水，但我今天得知他能从他收的每笔1000美元的房租中拿400美元。你能看到这是个多么邪恶的制度——有点像基督时代收税人的制度。”
就像汪精卫一样，等而下之的汉奸们当然知道“汉奸”的名声并不好听，他们为自己的变节编造种种奇怪的理由。1939年4月的一天下午，一个汉奸来找魏特琳，魏特琳认识这个人，还帮助过他。他对魏特琳谈了加入“新政府”的理由——和一位女校友的父亲是一样的，就是：一、中国军队大量占用人民的钱财，却一再战败；二、通过加入新政府，他们可以帮助中国人民。对此，魏特琳嗤之以鼻，她认为如果中国有一场像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侵略者就不会得逞。
汉奸们横行下的南京，很多事情证实了魏特琳所预料的那种道德和秩序的失控。1940年1月的一天，南京新模范市立女子中学的校长曹慧来金女大转了转。她告诉大家，她们学校每月得支出2万美元，但是实际开支只有8000美元。教师总数说起来有48人，但其中有8位或是10位她这个当校长的从来没见过，却照样每月拿工资。教育部部长顾澄是个老烟鬼，他的烟款全用公款支付。
另一件事情更让魏特琳更有感触，一天，在盖尔博士家的院子里闲逛时，魏特琳和他家的两个佣人进行了交谈。厨师告诉她哈梅克主教原来的司机现在为一个日本人工作，从客人的小费中和买汽油的回扣中每月可以挣到150美元——他每加一罐5加仑的汽油就可以得到1美元。他已经挣到了足够的钱，花4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并雇了一个人开车。当魏特琳和厨师谈话时，厨师的妻子也加入了谈话，她说最近日本人刚刚开设了一个军事学校，鼓励中国的年轻人进入这所学校，他们可以得到军装，每月还可以得到12美元。老花匠也过来了，他非常严肃地问魏特琳中国还有没有希望。魏特琳告诉他们这将取决于中国人自己，她说：如果每个人都像那个司机的话，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举行就职典礼。魏特琳怀着极大的痛恨和鄙夷记录了当时一名亲身参加典礼的西方记者哈罗德告诉她的情况：“典礼是今天上午在前贡院的一幢大楼里举行的，大约有75名中国官员宣誓就职。那个大房间空空如也，只有地板上画了5个圆圈，那些官员们就站在里面，新闻记者被指定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没多少日本人露面——只有几个海军代表和报界代表。在这个房间的前方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党旗和国旗——没挂日本国旗。在拍照处有许多穿着新制服的中国士兵，而外面有许多日本兵。典礼开始时，盖在照片上的布帘被拉开，孙中山的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汪精卫讲了几句话，他说他确信孙中山是赞同他们的行动的（哈罗德说从那75名官员的表情看，如果房间里有椅子的话，他们肯定羞得钻到椅子下面了）。接下来是拍照，那个主要角色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虽然实际上他可能没什么病。”
当然，汉奸只是少数，1938年12月，梁鸿志等汉奸们在南京召开“全国人民会议”。因愿意与汉奸同流合污者很少，会议期间，竟然“悬赏”：以个人名义出席者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美元，作为省代表出席者则可以得到50美元。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洞悉“大东亚新秩序”的内涵的，他们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魏特琳对此甚感欣慰。1940年1月，她在邻居胡大妈家坐了1个小时，听她、她的独生子和媳妇谈她们眼中的“大东亚新秩序”。“一听就知道，她们对此的理解毫不含糊。在她们看来，日本人搞这套‘新秩序’就是要榨干中国的所有财富，迫使中国人对日本人俯首贴耳，任凭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最终使中国人沦为日本的奴隶。谈起现在的生活状况，她们说简直活不下去了。”
听了胡大妈一家的话，魏特琳想了解他们的想法是否有代表性，于是又去找更多的邻居了解了更多的情况。“我去了邻里××家。他们家族在本地算是家境不错的，有些地产，他自己家里有一个儿子、媳妇和一个小孙子。他常泡茶馆，四面八方的消息都能听到。另一个农民和几位附近的妇女来了，共来了9个人，他们的看法只有一个：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目的就是日本人说了算，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奴役中国。没有一个人说日本人一句好话。说实在的，他们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我说有些日本人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做的一些事表明他们对中国人是心怀歉意的，可这些邻居怎么也不相信这一点。”
中国人不相信日本人所宣传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日中合作”等漂亮口号，因为日本人在南京统治的现实无法使人去相信。魏特琳有一次陪同一位姓陈的小姐去火车站买票时，从一件小事中也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大东亚新秩序”和“日中合作”。她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很高兴我陪她一道去了，由于我担心她一个人买不到票，所以我陪她一起去买票。所有乘客都在同一个窗口买票。售票处开始卖票前，外边就已经有很多日本人排起了长队，有男人也有女人，而中国人的队伍则更长，其中大部分是男人。陈小姐排在大约第20位。当售票处终于开始卖票时，中国人的队伍仍然静止不动，必须让日本人先买，还有一名日本军官在旁边监督，这名军官不停地把中国人往后推。眼看着中国人根本没有买票的机会，我慢慢走到那个军官面前，微笑地问他会不会说汉语，他说他会一些。我便问他是否能看懂墙上的大幅标语“日中合作”，他说能看懂。我告诉他这种售票方式是无法带来永久和平的，也不能称之为合作。他微笑着承认的确如此。
无独有偶，关于中国人对日本人所要建立的“新秩序”的认识，当时住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茨也曾对此进行过调查，其答案几乎与魏特琳相同。为说明历史真相，以使我们见识真正的“大东亚新秩序”，兹将贝茨教授的这一调查报告附录如下：
有19人说不知道，包括3个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有许多模糊或混乱的答案由于不可能分类或报道也被舍弃了。
人们也许预料，从许多人那儿得到的答案会是日本官方人员在表述这个新名奇名词时的小心翼翼或鹦鹉学舌似的重复。可是实际的答案却令人惊讶：第一，许多人的实际感受在忿恨和痛苦中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于是他们就把日军统治下已经遭受和正在遭受的一切都倾吐出来，而完全不去考虑词语和合法思想什么。第二，因为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懂得所谓“新秩序”，并不是一种政治局面，而是用刺刀强加给他们的各种陌生的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向哨兵鞠躬和脱帽致敬；为了经过城门，要出示通行证和各种各样的证件；在各方面都顺从日本人。这两种类型的答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详细讲述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没收财物、不让做正常工作等等，就包括了作为新形势一部分的所谓必具“礼节”和强加的卑鄙管制等那样一些永远遭人痛恨的侮辱人的东西。有34人提供了这一段所提到的那些类型的答案。有24人明白地说，“新秩序”就是日本人的统治。有5人说，“新秩序”就是把白人从东亚排除出去；有2人说，“新秩序”就是反对共产主义；有2人说，“新秩序”就是反对蒋介石。
虽然，日本人到处宣传它们的“新秩序”是带给中国人甚至整个东亚人的福音，但是，被它统治的中国老百姓最能体会这种“福音”，作为西方人的魏特琳和贝茨等人也为我们后人见证了这一“新”秩序。
关注中国战局
虽然魏特琳当时是中立国的人士，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她憎恶日本、同情中国的立场是明显的。中国军民的抗战让她在南京的废墟中看到了希望，所以尽管当时南京信息不通，但她仍千方百计地打听中国军民抗战的消息，更为中国人取得的胜利而暗暗高兴。
魏特琳在南京为中国军民遭受的重大损失痛心不已时，徐州附近正在酝酿一场大战。1938年3月21日，国民政府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决定：汤恩伯部主力集中于峄县东侧及枣庄西北焦山头，一部集结于台儿庄北方；孙连仲一部在侯新闸以西运河南岸，主力在贾汪附近及荆山茅村镇；张自忠部负责截击南下和北上之敌；第三集团军与张部袭击敌之侧背；庞炳勋部主力集结于汤头，与海军陆战队对沂水蒙阴警戒。
日军第5、10师团从3月17日对徐州锁钥台儿庄发动进攻，首先进攻台儿庄的是濑谷支队第63联队第2大队，孙连仲部池峰城第31师等迅速将其击退，25日，仅百余敌军盘踞在台儿庄以北的碉楼中，但当晚即得到支持。27日，日军发动进攻，很快占领台儿庄东北角。接着，福荣大佐率部从峄县出发，黄昏攻至刘家湖。当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和孙连仲，表示：“台儿庄为徐州前方要地，又为汤军团后方联络要道，关系重要。……我军兵力数倍于敌，早当解决，乃经几日战斗，台儿庄围子反被敌冲入一部，殊深诧异”，要求孙连仲29日前肃清该敌。3月29日，日军第十师团命令濑谷支队击破台儿庄国民党军。台儿庄战局日益扩大。
3月29日，孙连仲部27师黄樵松部和池峰城师向敌发动进攻，但为敌战车反击，攻击顿挫。3月30日，日军攻占台儿庄东半部。同日，李宗仁命令日军侧背之汤恩伯：王仲廉军对峄县佯攻，牵制敌之南下，但保持由东向西之方向；关麟征军以一部协助孙连仲解决台儿庄之敌，主力截断峄县与台儿庄的联络；汤恩伯应与孙连仲速取联系。3月31日，日军支援部队到达台儿庄，发动猛攻，冲入西北角，日飞机又轰炸台儿庄北站，一片焦土。我31师副师长康法如率部反攻，歼敌大半，光荣负伤。濑谷久攻不下，日第二军命令第5师团前往支援，于是，该师团坂本支队绕过临沂，4月2日开始攻击台儿庄东部，台儿庄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孙连仲部第27、31师驻守台儿庄部队承受了巨大牺牲。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记载：“研究敌第27师第80旅自昨日（4月1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奋勇死战的气概，不愧受到蒋介石的极大信任。全部守军凭籍散兵壕顽强抵抗直至最后。敌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尸体相枕力战而死的情景，虽为敌人，亦须为之感叹。曾令翻译劝其投降，绝无应者。尸山血河，并非日军所特有。”孙连仲部死战之时，汤恩伯部以其国民党军中一时无二的强大火力，却仍在日军背后作骚扰，逡巡不前。4月5日，在日军已占领台儿庄大半的情况下，唯一能命令汤恩伯的蒋介石发来密电：“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令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毋负厚望”。汤恩伯部这才行动起来，日军立刻感受到巨大压力。
4月5日晚，坂本命令所部准备撤退，6日，日第10师团长得知坂本准备撤退，向第二军建议联合各部歼灭台儿庄我军，得到同意，但遭到重创的濑谷决心后撤，甚至不顾第5师团长的不准撤退命令。中国军队立即发动反攻，日军伤亡10000余人。
胜利的消息传得很快，4月8日和9日，魏特琳即在日记中写道：“有消息传来，紧靠徐州附近有一场恶战，迫使日本军退却了，中国人在相互谈论时自然觉得振奋不已，人人都想知道战争要持续多久。”“中国军队在北方山东的南部边界获胜的消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欢乐。”她还很有预见地担心说：“收音机中播出的消息和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令所有中国人感到极大的鼓舞,人们都暗暗感到欢欣和激动。如果这只是暂时的胜利,我担心中国人也许要受到日本军队的报复。”
徐州的战局牵动着魏特琳的心。当时，日军为报复在台儿庄的失败，从1938年4月18日开始发动反攻，临沂迅速失陷。第5、10师团在第16师团的支持下，牵制中国军主力于徐州以北运河两岸，同时，第114师团沿南阳湖、微山湖西侧南下，指向徐州以西。南线日军101师团4月20日从东台出发，攻陷盐城，第6师团4月23日从芜湖出发，攻陷和县、巢县，直指合肥；第9师团、13师团也向凤阳、蚌埠集中。与此同时，蒋介石被胜利冲昏头脑，竟欲在徐州附近集结主力与日军决战。按其指令，从4月中旬开始，第75军、92军、46军、60军、2军、22军、69军、77军、68军和晋军一部陆续抵达徐州附近，加上原有部队，60万大军摆出与日军决战的架势。而魏特琳目睹过日军战争机器的暴虐，她非常担心中国军队与其争一时之短长，1938年5月19日的日记写道：“真是一个好天气，天气凉爽、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除了飞机，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欢欣。今天有一场大行动，似乎是同一批飞机一次次地飞回来重装弹药然后又出发去执行他们杀戮和毁灭的任务。看来合肥肯定已经被占领了，而徐州也处于即将被占领的危险当中。我多么希望李宗仁没有让他的士兵留在那里遭到围困，就象过去被留在南京的士兵一样。”所幸的是，李宗仁后来没有理睬蒋介石的冲动，率领几十万大军从容撤退到大别山区和湖北北部山区，为抗战保存了力量，并在新战场取得多次胜利，可惜魏特琳因病回国没有机会得知这一切。
1938年10月，是魏特琳比较高兴的一个月，因为在南北战场日军都遭遇败绩。首先是南方战场，国民政府军队在徐州会战进行期间，即准备规模空前浩大的武汉会战，南浔线（即南昌至九江铁路）是中国军队江南主战场之一。1938年9月间，日军第106师团乃迂回万家岭，有包围整个南浔线中国军队之企图。但为国民党军中素称善战的第4军所抑留。随即，国民党著名将领薛岳调集第66、4、74军和第187、139、91、新编15、142、60、预6、19各师，将其重重包围。至10月6日，第106师团已被歼灭近半，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日军急调宁贺、佐枝、铃木3支队增援，10月10日，第106师团残部勉强脱出重围，但已死伤累累，失去战斗力。金女大里有勇敢的中国学生收听国民政府方面的广播，两天后，魏特琳很快得知消息，她写道：“今天传来了在九江和南昌之间的德安战役中中国军队获胜的消息，大快人心。”在北方太行山战场，自国民党军溃败之后，聂荣臻等领导八路军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迅猛。1938年9月间，日军在南攻广州、中攻武汉、北攻五台的战略安排下，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25路围攻”，根据地军民经40余天战斗，毙伤日伪军5200余人。这一来自遥远北方的消息也为魏特琳所知，但她不知真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希望报纸上报道日本人进攻太行山受挫的消息属实。”
到1939年，国民政府军队主要与日军相持于第9、5战区，其中在江南的第9战区，发生了第一次长沙会战，这年9月，日军以第3、6、13、33和106、101师团等，分别对湘北和赣北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国民政府的主要粮食产地。在湘北，日军在栗桥、三姐桥、福临铺、上杉市等地遭到重创，虽一度逼近长沙，终于败退，据国民党第15集团军司令关麟征报告，日军死伤20000余人；在赣北，由罗卓英等指挥第19集团军等于高安、上富等地重创日军，毙伤日军10000余人。魏特琳得知了这一消息，1939年的“双十节”她非常轻松：“陆续有些报道证实了中国在长沙附近的战役中获胜的消息。我还以为日军会分兵几路在双十节之前攻占长沙呢。”不久，魏特琳去盖尔家吃饭，席间碰到了从中国内地到南京的传教士约翰逊，他估计，日军在湖南和江西的军事行动中，分别有2.8万～3万名和1.2万～1.5万名日军丧生。其实，当时欧美等国的传教士多数对中国持友好态度，他们所传的日军伤亡数字虽有所夸大，但这显然是魏特琳十分愿意听到的。
虽然听说过共产主义，但魏特琳并没有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经历。从她的日记看，她对国民政府的感情是比较深的，尤其对蒋介石，颇多尊敬。但在南京几乎令人窒息的日子里，离魏特琳较近、而又真正让魏特琳感到中国充满希望的是新四军在南京周边地区进行的抗战。
在皖南地区，1938年7月，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统一领导下，中共皖南特委在新四军民运工作组配合下，训练大批骨干迅速恢复和发展各县党的组织，动员各界民众抗日，团结了刘敬之等进步人士，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秋，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东进苏南后，进驻铜（陵）、繁（昌）前线抗日，经过多次繁县、泾县保卫战，粉碎了日伪军对皖南地区大规模的进攻和‘扫荡’，成为皖南前线的一支主要抗日力量”。新四军到皖南抗日，却遭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所忌，将其作战地区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道镇的狭长地带内，回旋困难，但新四军仍积极抗战，在皖南一带活动活动频繁，其中，1939年1月21日，他们曾袭击芜湖近郊官陡门，引起极大震动。这震动，也传到金陵城内。1939年2月2日，魏特琳在实验学校和芜湖来的李牧师一起吃中餐，还有另一位牧师大卫·杨。席间，“李牧师说芜湖附近的新四军似乎已经赢得了农民们的信任，而且正在努力为农民服务，镇压土匪。芜湖城外10英里的地方全被他们控制着，而日本人则控制着城市。”魏特琳评价说：“如果所有的游击队都像他们这样的话，日本人是很难控制中国的。”
合肥是魏特琳早年工作过的地方，她对合肥的局势非常关心。而合肥周围的情况在国民党军溃败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战爆发后，原先在大别山地区坚持的红28军和鄂东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支队司令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3个团和手枪团。1938年3月，4支队东进抗日，集中于皖西流波田童，接着，4支队在桐城、庐江、无为、巢县等合肥周边地区展开，不断威胁合肥日军。1938年5月12日，4支队第9团一部在巢湖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毙伤敌20余人，这是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的第一仗，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1938年夏天以后，日军对武汉发起全面围攻，新四军积极从后方进行牵制打击。安庆至合肥的公路沿线，成为新四军的战场。其中，1938年9月3日，4支队第7团在棋盘岭设伏，摧毁日军军车50余辆，击毙日军70余人，缴获战利品无数。有意思的是，8天后，第7团再次伏击于棋盘岭，击毙日军中队长、联队长各1人、分队长2人、士兵80余人，并摧毁日军装甲车2辆。10月，在运漕战斗中，击毙伪军50余人，俘虏160余人，缴获枪支近200。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挺进合肥周边地区不久，即消灭日伪军1000余人，第4支队也迅速发展，组建了4支队直属游击大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并将皖中原有的抗日武装统编为4支队游击第2纵队。
合肥周围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同样为魏特琳得知，1939年2月21日，“晚上我们去麦卡伦家看望凯普伦医生，他刚从合肥来。他说合肥城里有大约1万人，每天有大约35人回城。城市以西、以北和西南的地方都在游击队手里，他们正在逐步消灭当地的土匪。”
苏南地区是侵华日军和伪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带，但新四军一组建，随即便向苏南挺进。1938年6月17日夜，新四军先遣队在镇江附近的韦岗设伏，击毙日军少佐土井以下10余人，震动了苏南地区。陈毅将军特意赋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接着，苏南新四军以茅山为中心，创建了根据地。1939年初，新四军1支队司令员、新四军军分会副主席陈毅派该支队6团叶飞继续东进，与中共方面早已做了许多统战工作的抗日武装梅光迪部汇合，成立“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江抗”迅速打开局面，他们先强攻浒墅关，占领车站几小时，日伪突然发现他们的“后方”冒出游击队，惊恐不已；7月下旬，“江抗”冲往上海，在青浦将日伪“扫荡”部队打垮。接着追击到上海近郊的虹桥机场，将日军停在机场上的10余架飞机炸毁。新四军来往袭击，冲乱了日伪在苏南的所谓“秩序”。魏特琳对其中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她的嗅觉是灵敏的，从订阅的《字林西报》没有“正常”送到南京，她判断：“无锡城外的铁路被游击队切断了。”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极其准确的。
对魏特琳来说，南京地区发生的抵抗行动是最令人鼓舞的。1939年3月8日，魏特琳首次在日记中记述游击队在南京地区的活动：“从可靠的权威消息，日本人将拆毁中央大学附近的房屋，因为他们在这所大学里驻有军队，担心被游击队突然袭击。”实际上，新四军组建不久，即将南京纳入游击战的范围之中。新四军政委项英在《关于第一、二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致陈毅信》中明确表示：“胜利游击战，在目前主要是切断交通，阻碍敌人的运输和兵力转移，扰乱敌人，牵制敌人保守据点，特别是南京镇江（这是敌人战略据点和在后方兵力转移枢纽），以伏击的动作来打击和消灭远出和行进中分散的敌人”，“应组织很多的小游击队，分布在南京至镇江到丹阳、武进间破坏铁路和侦察敌情”，“应当以小游击队到南京、镇江附近，用突然的动作实施扰乱，以威胁敌人，这在政治上更有大的意义。”1938年7月10日，新四军第1支队一部和游击队伏击于南京近郊的汤山至句容公路，炸毁日军汽车2辆，毙伤日伪军40余人。1938年7月，新四军2支队3团就已经进入南京的江宁境内，他们在当地发动群众，广泛建立统一战线，收集枪支，将国民党顽固势力驱除出去，很快，他们站稳了脚跟，向日伪展开了进攻。首先在赤山，将日军1个中队歼灭，缴获其九二炮。接着，日军企图到禄口建立据点时，3团猛扑上去，轻松消灭其1个中队。在龙都、祝庄，新四军连续与日军激战。1939年农历正月初七，新四军与日军大战于云台山，牺牲120余人，获得较大战果。另据有关资料，1938年下半年，新四军曾频繁渗入南京城边：“7月14日，1支队第1团部分兵力攻击了西善桥敌据点，战斗半小时，毙伤日寇20名，缴获步枪3支及军用品一部分。9月16日，2支队部分兵力捣毁了京芜铁路板桥车站，击毙日寇30多人，缴枪10余支。20日，我侦察人员还化装进入南京城，张贴文告，抓捕敌探，迫使日军宣布南京全城特别戒严。11月26日，2支队侦察连进击雨花台守敌，激战1小时，毙伤敌伪25名，敌不支向城内逃去。侦察连又以猛烈火力射向中华门城堡，敌龟缩城内，不敢出战。雨花台山顶上曾胜利地扬起标有‘新四军‘字样的红旗。”魏特琳象听音乐一样听着南京周围的枪声。1939年5月17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城市附近20里以内正在进行着战斗，我们已经听了两天的枪声。我听说有一天，至少有4卡车的伤兵被运进城，这都是新四军干的。”1939年6月15日，她再次记述道：“城市以南的地方遭到猛烈轰炸，我听到的一种解释说游击队离城市只有5里，轰炸是为了把他们赶走。”
当然，国民政府在撤出南京后，也不断对南京之敌进行骚扰和袭击。1938年1月，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由波雷宁率领，从汉口出发，奔袭南京，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1月26日，中苏空军在苏军轰炸机联队长马琴率领下再次出现在南京上空，对日军飞机、油库等设施进行猛烈轰炸，获得重大战果。1938年3月12日，中国飞行员汤卜生单机进入南京上空，盘旋数圈，向中山先生致意，极大地鼓舞了南京人民。此后，国民政府军队、尤其是空军一直保持在南京地区的活动。魏特琳注意到了中国空军的活动，1938年4月7日，她以愉快的心情记述道：“今天早上大约10点钟时，中国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地面有防空射击，显而易见，这些飞机正试图轰炸句容机场，在空中飞行了大半天。”
魏特琳女士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关爱，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敬爱与信任。一些重庆国民政府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有时还主动与魏特琳接触，他们也特别信任她。1939年9月6日，魏特琳日记记道：“有个人来我的办公室里见我，见面情形很不寻常，但是细节我不能透露。来访者是我认识的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见没有别人在场，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小包，并把它打开。包在外面的白布上用汉字写着7个人的名字，名字下方有7点极小的血迹；包在里面的布上有7个写得大一点的人名，另外一些人名需要用某种化学试剂才能显影。他说他们这7个人都是秘密工作者，为中央政府搜集情报。他们都同意在南京的各重要机构内任职，这样才能搞到情报。他要我明白正是为了搞情报他才同意接受目前的职位的。他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并告诉我这些情况？我不得而知，我只希望他不要让太多人知道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