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女难民的守护神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菩萨是救苦救难、保佑和平安宁的象征，而“活菩萨”则是对心地善良、积善行德、大慈大悲好人的最高褒奖。如果一名凡人得到这一头衔，那么此人在德行方面必定有非凡之举。在一个长期封闭，且以泱泱大国自居的国度里，在那时流行称外国人为“洋鬼子”的时代，如果老百姓自发地称一名外国人为“活菩萨”的话，那么此人必然更加不同寻常。在日军南京大屠杀那段悲惨的岁月里，魏特琳却得到了这一头衔。当时有一位家住金女大西面的80多岁的老太太，她19岁守寡，一直吃斋，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她的女儿告诉金女大的罗小姐，当时这个老太太每天为魏特琳磕10个头，祈求这位“活菩萨”能够继续管理金女大难民所，从而一直庇护难民所里的年轻妇女。在南京妇女难民眼中，“活菩萨”魏特琳成为驱除魔鬼、逢凶化吉的守护神的化身。
12月13日,日军已攻占南京。魏特琳清醒地认识到：“三个危险已经过去——士兵的抢劫、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轰击，但我们还面临着第四个危险——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取得胜利的军队手中。今晚人们都十分焦虑，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果然，晚上7时30分，食堂负责人来向魏特琳报告说，日本兵正在强占校门对面存有大米的房子。魏特琳等人试图同这批日本兵的头目取得联系，但是没有结果。门口的卫兵如同凶神恶煞，魏特琳在日记中说：“我真不愿意再见到他！”
第二天，魏特琳去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了解情况，当魏特琳从外面回到金女大时，她发现学校前面的空地上满是日本士兵，约有8名士兵站在学校门口。魏特琳赶紧站到门口，挡住日本兵的路，直到他们离开。当魏特琳发现学校的工友陈师傅正被日本士兵带走时，她“找了个机会把他从他们手中夺了回来”。后来还有几次日本兵抓住学校的工人，说他们是士兵，要把他们带走。但魏特琳据理力争，说他们是学校的工人，使得他们得以逃脱被枪杀或是被刺死的命运。但学院一个姓魏的信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早上被派出去后，就被日军抓差，很长时间才被放回。
从14日开起，魏特琳守卫在学校的大门口，阻止日本士兵进入校园，同时维持校门口的秩序，让符合条件的人进校园避难。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日军不断骚扰金女大。12月15日，金女大校园里又来了一队日军，他们搜查了所有住有难民的大楼。四名日本兵，其中还有一名低级军官还向金女大索要饮料。当时魏特琳他们并不知道校园里架着六挺机枪，且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并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如果当时有人从校园跑走，恐怕是凶多吉少。当那个级别最高的军官离开时，魏特琳要他写个东西，说明学校已被搜查过了，这名军官只好写了一个证明，说学校里只有妇女和儿童，这有助于魏特琳将其他的小股日军挡在了校门外。
在日军最为疯狂的日子里，魏特琳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跑到到学校的其它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尽管如此，金女大科学楼管理员蒋师傅的儿子还是被抓走。魏特琳常常感到内疚，认为自己的动作要是再快点，就可以救更多的中国人。魏特琳一直在想做点什么以阻止日军暴行和由此而产生的悲剧，但由于城里没有秩序，她也一刻也不能离开学校，因此也感到无从下手。
魏特琳只好默默地祈祷：“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就好了！噢，上帝，阻止日军凶残的兽性，安慰今天无辜被屠杀者的父母们破碎的心，保护在漫漫长夜中倍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和姑娘吧！愿没有战争的日子早日到来！正如你在天国所为，你也一定会恩泽芸芸众生。”
然而，魏特琳的祈祷并没能阻止日军暴行的继续。魏特琳每天都要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这几乎成了魏特琳生活的全部。通常接到校工的报警后，魏特琳就会迅速赶到日军出现的地方，并对日本士兵大声地说：“这是美国学校！”当时住在金女大门房的杜师傅的太太赵政莲回忆说：“华小姐经常被喊来赶日本鬼子，有一次，200号楼一个女孩被一个鬼子拉出来，准备带走，这时华小姐赶来，将那个日本鬼子赶走，并用手做一种动作来羞这个鬼子。”在大多数情况下，魏特琳的出现足以让日本人离开，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日本士兵并不理会她，甚至凶狠地盯着魏特琳，有时对魏特琳还挥舞刺刀。一次魏特琳到南山公寓去阻止日军抢劫时，其中一个用枪对着魏特琳和与她在一起的一位守夜人。
在难民中当时还流传魏特琳曾用美国星条旗智挡日本兵的故事：有一天，两辆日军的汽车吼叫着要开进校门抢劫妇女。魏特琳手握星条旗要日军的汽车走开，日本兵冲下车拉开学校大门，魏特琳挺立在学校大门口，像帆船上的桅杆。卡车怒吼着冲过来，这时，魏特琳急中生智，她把手中的星条旗扔在汽车前，汽车停住了，日本兵的汽车轮子不敢碾轧美利坚的星条旗！
12月17日，难民进校达到一个高潮。人们不断涌入，魏特琳感叹到：“我们简直无法应付。即使有房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我们与金陵大学联系，开放了他们的一个宿舍。”魏特琳还要金大“派一名外国人在那儿整夜守卫”。下午4时至6时，又有两大批妇女和儿童进来。魏特琳看到这场面感到很难过，“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惊恐的年轻姑娘、疲惫的妇女拖儿带女，背着铺盖和衣物，拖着沉重的步履走来。”由于涌进金女大的难民远远超过了金女大的承受能力，在得到金大特别委员会的同意之后，当天，魏特琳曾护送一批妇女儿童到金陵大学，一路上魏特琳遇到了好几批日本兵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这些士兵身上背着各种各样抢来的东西，但由于有魏特琳陪着她们走，这些日本兵没有骚扰这些妇女。后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离开南京前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也曾提到此事：“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沃特林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越全城，将这些人（她的难民们）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去的，当然这是无数事例中一个。”
为了阻止日军对金女大的骚扰，魏特琳觉得同这些野蛮的士兵“有理也说不清”，决定到日本使馆报告这一事件，看看是否能够得到帮助。当晚魏特琳同大王来到了汉口路与上海路交界处，魏特琳转念一想，还是由她独自去先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
很幸运，在美国使馆魏特琳碰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中国秘书或是职员，他给魏特琳写了两封信，并用使馆的车把魏特琳送到日本大使馆。到日本使馆后，魏特琳报告了连日来日本士兵对金女大骚扰的情况，日本使馆的官员听了这些情况然后，有些尴尬但也没有什么好的措施。魏特琳要求使馆官员写一封可以带在身上的信，以便在以后能用它将进入校园的日本兵赶走。另外，魏特琳还要求在学校门口贴上由日本官方的告示。
魏特琳很高兴这两个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日本使馆的田中副领事还说他将去找两个日本宪兵在夜里到金女大来站岗。当一切都办完后，魏特琳准备给为美国使馆开车的驾驶员小费时，这位中国司机坚决不收，并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个外国人。”的确，在当时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日本兵都掌握着对中国人生杀予夺的权利，魏特琳也在思考“如果对这些毁灭和残忍没有任何限制的话，将会是怎样呢？”这使她感到自己决定留下不走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她不仅仅是保护学校的那些财产，更重要的是能起到拯救生命的作用，魏特琳决心加倍的努力。
在魏特琳的请求下，日本大使馆从12月20日开始派遣宪兵到金女大站岗，但令魏特琳十分气愤的是站岗的宪兵第一天晚上就强奸了两名女难民。这件事使得魏特琳十分震惊和愤怒，但又感到很难处理，不要宪兵站岗，学校内的难民妇女没有安全保障，而要宪兵站岗同样也没有安全。但最后她还是决定亲自去一趟日本大使馆，她在日记中说：
早饭后我们开始收集有关昨晚25名宪兵所干坏事的材料（两名妇女被强奸）。但我们知道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必须小心谨慎，要讲策略，否则可能引起这些士兵的仇恨。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比我们目前遇到的麻烦更糟。
当我们2点到达日本使馆时，领事不在，因此我们准备4点再来，幸运的是，当我们出门时碰上了领事的车，于是我们就回去与他见面，并告诉他我们很抱歉，无法为25名宪兵提供木炭、茶和点心，能否晚上安排两名宪兵，白天安排一名。他很聪明，猜到昨晚25名宪兵在我们那里表现不佳。
但日本大使馆还是继续派25名宪兵来金女大站岗，这使得魏特琳哭笑不得，不过她最后还是想到了一些办法。一是尽量让这些士兵在校园外站岗，而学校内则有学院自己的人来巡逻放哨，同时魏特琳又增加了两名曾当过警察的中国人守卫校园，他们现在已身着便装。二是尽量争取让日本大使馆的警察来当卫兵，由于日本方面派来守卫的士兵经常轮换，因此常常出现误会——魏特琳试图把哨兵当作普通士兵赶走。还有就是每次新的卫兵来时魏特琳和其他人都尽量花时间同他们交谈，记下这些士兵头目的姓名和番号，并让日本士兵知到这一点，这样一方面是他们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出了事也容易向日本使馆报告。
魏特琳认为结识这些卫兵虽然费时间，但却值得。因为后来来站岗的一批又一批的卫兵确实没有再给学校和难民带来什么麻烦。“如果他们挑选四个较好的卫兵长期为我们站岗，而不是每天换人的话，那我们就更放心。”
由于魏特琳的竭尽全力的努力和奋不顾身的行动，使她的名字在难民中广为传颂，她的名字成了安全和希望的象征，当年在其他难民所避难的中国军官郭歧也知道魏特琳的事迹，就是一例。他说当时“人人为她担心，人人为她安慰。然而她始终如一的奋斗到底。”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魏特琳的名字，而只是听人家说是一位美国的“黄小姐”。郭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载魏特琳的：
黄小姐这个名字，在一切难民的口中象一位活菩萨一样，尤其是女同胞的救星。偌大的金陵女大住满数千女同胞，皆由她一个人管理保护，有条有理真是能干极了！不知道的人听了黄小姐三个字，以为她是个外国的年轻姑娘，其实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尚未嫁人的女教授，学识志气，能力人格，都值得我们佩服。她将女界同胞组织起来，一切皆有规定，一点也不乱。如厕所、厨房、井水、出入规则，都有详细规定，男人是不许进去。等到日本兵进城之后，她日夜坐在门房内，守卫态度十分严肃。进出的人向她行礼，她也顾不得还礼。人数一天天增加，她的责任也一天天的增加。她也不要人家向她客气，认为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她身上也有手枪，日本兽兵如果来了，要进去的话，她即不顾一切抵抗，不准进去。说理不成，有时动武，同兽兵搏斗。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由于金女大有魏特琳的挺身保护，因此，相比较而言，金女大难民所比其它24个难民所显得更为安全，女难民几乎都更愿到金女大来避难，甚至一些日本军官和伪自治会的官员也认为金女大最为安全。有一天魏特琳被叫到办公室和一名年轻的日本军官会面，他告诉魏特琳他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他想请魏特琳收留两位中国姑娘，一位20岁，一位14岁，她们现在住在外交部附近。他说她们住在那里不安全，而当时日军当局正在催促难民们回家。魏特琳告诉他，作为难民，住在金女大是很不舒服的，并让他看了这里女难民是如何生活的。魏特琳猜测他可能对那个大一些的姑娘感兴趣，不敢将她留在安全区外的家中。后来那名年轻的日本军官把那两个中国姑娘带来了。一些伪自治会的官员如副会长詹荣光也曾偷偷地请求魏特琳同意他的家人住到金女大来。魏特琳真不想收留她们，但不知道如何拒绝。
还有一次，时间是2月4日，下午3点，两名日本大使馆的警察和一名中国人来了，要魏特琳召集全体难民，以便向难民解释让他们回家的计划。魏特琳建议让科学楼里的人到报告厅，他们可以先和这些人谈，然后再一幢楼一幢楼地进行。这些人同意了魏特琳的这个计划，但他们在第一幢楼讲完后，就草草结束了他们的任务。讲话的内容为：1、难民必须回家。宪兵、警察和特别的地区组织会保护她们（城里有四个特别区域机构）。2、如果丈夫被抓、房屋被焚，或极度贫困，她们应该向特别区的机构报告。3、从此以后，日本方面将不再对安全区加以保护，而只有那四个地区受到保护。不准把财物带回安全区。在这些人离开时，同日本人一起来的那个中国人故意迟走了一会儿，然后低声对魏特琳说，他认为让年轻妇女回家不安全，应该留在金女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魏特琳在保护难民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南京伪自治委员会在 1938年初成立后，日本军事当局准备尽快解散安全区，让国际委员会把有关的权力移交给自治委员会。但是安全区外日军的暴行丝毫也没有收敛，这使得许多难民不敢回去，有的难民返回后又遭屠杀和强奸，还有许多难民的家早已被日军烧毁，或者是其他亲人全部被日军屠杀，处在无家可归的境地。但日军当局竟规定2月4日为最后期限，超过这个时限，日军将强行驱赶。这在难民中，特别是在妇女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一天魏特琳外出返回校园时，几群年轻姑娘围着她，恳求魏特琳允许她们在“自治政府”规定难民必须回家的日子——2月4日之后继续留在这里。魏特琳非常同情她们，心想“她们面临的是怎样的困境啊！”并暗自下决心将尽力保护她们。
2月4日，一些难民所开始被迫解散。这天上午，有5个姑娘从圣经师资培训学校来到金女大，她们告诉魏特琳，昨天她们那个难民所解散后，她们只好回家，但是，当天晚上日本兵就来了。她们只好翻墙跑回圣经师资培训学校，但那里已空无一人，情急之中她们想到了魏特琳，于是一起来到金女大。
对这件事，魏特琳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魏特琳非常同情这些姑娘们的处境，愿意让她们到此来避难；另一方面，由于金女大难民所并没有按日本人的规定那样解散，这可能会引起日本当局的不满，而且如果再接受其他难民所的妇女，这肯定又会引来大批的难民，从而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这又会给金女大已有的4000多难民增加危险。魏特琳反复考虑后，还是决定“让她们来。如果以后几天从其他难民营回家的姑娘觉得她们无法呆在家里，我们不得不收留她们。”
魏特琳还是收留了这五名姑娘及其他的有着类似情况的妇女，同时她决心还要保护好现有的妇女。在做这个决定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昨天下午发生金女大的一幕：米尔斯到金女大来谈论救济计划，约200名年轻的妇女过来，并磕头，恳求让她们留下来，当米尔斯走时，她们在他的汽车前哭泣和磕头。魏特琳为她们感到难过，如果不是回去危险太大，这些姑娘们是不会这样的。
后来，又有许多去年日军占领南京之前就到农村去躲避的姑娘及农村姑娘陆续来到金女大难民所寻求避难，她们每个人都有悲惨的经历。不少年轻女孩子女扮男装或是在脸上抹灰，装扮成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才来到金女大的。国际救济委员会已决定在5月31日正式关闭所有的难民所，因此让难民所不许再接收难民，魏特琳在日记里写到：“而我自己却想收容这些年轻姑娘。”事实上魏特琳在其后又收留了不少这样的难民。
魏特琳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反对战争，反对残暴与无道，面对惨无人道的日军，出于一种正义，魏特琳十分同情难民，她也希望难民能够自强自立，不要向强权与残暴低头屈服。当时在难民所里留传这样一段故事：
那时难民区内，有些神经过敏的人，为安全计，尽在大门挂出太阳旗，过了几日，每人臂上都佩上太阳臂章。有些人早上买菜，还持要上一面太阳旗。然而，到金陵女子大学去的时候，魏特琳最痛恨这一点，都得拿下来。她总说：“中国没有亡，不能戴这个。”有一次，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儿给他姐姐送饭，忘记将臂章拿下来，被魏特琳看见了，她说：“你不用佩这个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牢记在心，是哪一年、哪一月佩的这个。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些什么？孩子久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助这人男孩取下了太阳臂章。这件事感动了整个难民区。
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魏特琳成了南京妇女难民眼中的“守护神”，成了难民们赖以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其实，她也成了妇女难民心目中名符其实的父母官。
难民所的父母官
日军攻占南京前夕，住在金女大校园里的难民和住在学校附近居民，不到1000人，他们一般都是做了有关食物方面的准备的，所以比日军占领南京后大量涌入的难民状况要好。那时红十字会设立的粥厂还没有开张，魏特琳便叫人在校园北面两幢宿舍楼之间用芦席搭个棚子，让附近熟人在里面卖食品。这样既方便了难民购买食物，又使附近的熟人多了一条生计。
但是，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和日军的攻入，潮水般涌来的难民，显得惊恐失措，许多人什么食物也没带，除了身上穿的外，一无所有，日子非常艰难。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当天，粥厂终于开张。这天，校园里的难民食堂按难民进入校园的先后，依次向每幢宿舍楼送早饭，下午又开了一次饭。晚上7点半，食堂负责人突然来报告说，日本兵已强占了校门对面存米的房子。魏特琳和总务主任陈先生试着同日本兵的头目交涉，但却没有结果。存米的房子被日军监控，食堂断炊，难民就只有挨饿。魏特琳立即去见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这时已经很晚，拉贝和委员们决定明天解决这个问题。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难民所也发生了，因为日军在中国作战从不准备给养，对于粮食这样的重要物资向来都是靠劫掠和所谓“征集”来获得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成立之时就得到南京市政府提供的4万担大米，又通过采购储备了一些粮食，这些粮食自然成为日军强夺的目标。12月14日，拉贝主席通过日本使馆同日本军方取得联系，于次日在南京交通银行与谷寿夫师团的参谋长举行会晤。在《会晤纪要》中，日方对安全区内储备的1万担大米作出这样的表态：即这些大米可供难民使用，但也必须允许日本士兵购买。
通过国际委员会的努力，虽然暂时缓解了“等米下锅”的问题，但如何及时调拨粮食给各难民所仍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缺乏粮食、缺少运输手段以及不能及时了解各难民所的情况，都是造成困难的原因。12月17日上午，魏特琳捎信给总部负责粮食分配的索恩先生，告诉他校门口的红十字会粥厂必须进煤和米才能维持。19日上午，又亲自去见索恩以解燃眉之急，索恩许诺9点把大米送到学校。由于难民人数的激增，又无纪律约束，开饭时混乱不堪，德威南夫人和程夫人要求难民排队，并按规定的数量领取饭食，但仍无济于事，难民所不得不在22日全天停止向难民提供米饭，重新安排供应办法。经过整顿，供应饭食的工作才有了秩序。魏特琳在写给金女大董事会、校长和同事的报告中说：
你们也许想知道我们是如何供应这么多人吃饭的。南京沦陷那天，红十字会在我们校园北部开了一个粥厂，每天向我们这个大家庭供应两顿米饭。数周以来，他们把蒸好的米饭送到校园广场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已定好了供餐标准，并竭力教育妇女不要拥挤，按顺序轮流，但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学会的一课。最近，供餐改在粥厂，比原来好多了，因为粥厂给妇女和姑娘每日两餐，并能随时让她们吃到热的米饭。如果她们能付得起钱，一碗饭交三个铜钱；如果她们确实没钱而且经过核实，就发给她们一个红色标牌，可以免费就餐。许多难民营没有像我们这么幸运，有一个管理完善而且近在身边的粥厂。关于开水，我们很早就让两个男人把大开水炉搬进校园——他们很乐意这么做，这意味着她们得到了人身保护——因此，这儿的妇女整天都有开水喝。
魏特琳在报告中所说的情况，大致反映了向难民供应饭食的方式。她与程夫人和陈先生估算收容难民给金女大造成的损失时认为：“我们学校在许多方面还算是幸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仅收容妇女和儿童，还因为我们的难民无须在自己的房间里烧饭。”给数量庞大的全体难民供应饭食，在粮食和燃料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是很困难的事，魏特琳为此费尽心机。虽然金女大难民所需要的大米和煤炭，主要靠国际委员会调拨，而国际委员会对专收妇孺难民的金女大难民所也总是特别关注，但由于缺乏运输手段，魏特琳仍需另想办法运进大米。1938年1月12日，魏特琳亲自带人前往一所储藏大米的寺庙仓库，看看能否为难民所弄到一些大米。结果是“能得到大米，却无法运进来”。第二天下午，魏特琳用了4个小时，才设法用独轮车和板车把寺庙仓库的12袋大米运到学校。第三天，魏特琳又为运28袋大米再次来到寺庙仓库，忙碌了整整一天。正当她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国际委员里格斯调来了卡车。两天共运进大米40袋，以当时“一袋中低档米（占委员会供给的大多数）每袋重达212.25磅，或接近77.5公斤”计算，40袋大米合计3100公斤。1月中旬金女大难民人数仍在5000人以上，如按当时的估算“一袋米由集体粥厂做成粥可供300人吃一天；若以米饭的形式发放，一袋米可供250人吃一天”来计算，就算把妇孺难民食用数量较少的因素也考虑在内，40袋大米也只够几日之需。于此可见，魏特琳为筹划粮食耗费了多么大的精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魏特琳接连去这所寺庙仓库运米的时候，国际委员会已把运送大米的事移交给“自治政府”。她已得知“自治政府”所设的大米销售点已经了迁出安全区，且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先前属于中国军队的大米。她还听里格斯先生说，去过7家煤店，但都没有煤，燃料越来越成问题，这意味着有更多房屋木料和家具将不得不作为烧饭用的燃料。正因为她估计到粮食和煤的运送将遇到更多问题，所以才抓紧时间设法运进一些大米。
1938年1月初，国际委员会对各难民所进行了普遍的检查，检查项目大致分为组织情况、难民人数、大米分发情况以及评价几项。1月5日，国际委员米尔士和福斯特参与了对金女大难民所的检查，检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难民人数5000—6000人，一些年轻妇女被其家属带回了家”；“有许多人暂时还不敢回家”；“收容所平均每天得到12袋米供分发，饭在学院大门对面的公共厨房里做。厨房由中国红十字会领导。这个厨房雇佣了22个厨师以及许多伙夫”；“有1000多人靠自己的亲戚送到收容所来的食品生活。收容所向350人凭别在衣服上的红色配给证免费供饭。其余难民在厨房以一杯3个铜板的价格买饭”；“厨师和伙夫由陈先生直接雇佣，住在学校辖区，只给他们膳食不付报酬”；“每天出售饭所得的收入为80—100元，这些钱大部分已交给国际委员会”；“收容所的领导是出色的”。如果把这份检查报告同其他难民所的检查报告作比较，不难看出，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金女大难民所的饭食供应也是最好的。
时间一天一天地接近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尽管食物奇缺，连米饭的供应都难以为继，但魏特琳和程夫人还是为农历除夕免费为难民供应油菜饭做准备。这时国际委员会送来两份礼金，作为春节的贺礼，魏特琳把其中一份用作给所有人加餐的费用，另一份用作给做了许多额外工作的临时工的小费。2月1日，年初二，金女大的教职员工聚在一起吃了一顿特殊的晚餐。饭后每人还吃了半个蜜橘和几块巧克力，这对于忍饥挨饿、日夜不息为难民解难排忧员工们来说，简直是意想不到的奢侈品了。
不过，在为难民筹集大米、施放米粥的过程中，魏特琳还不得不亲自处理食堂管理方面出现的漏洞。1938年3月11日早晨，一些难民抱怨粥非常稀，给的量也不足，她们给魏特琳看了她们分到的早饭。魏特琳对这种为中饱私囊而忍心让妇孺挨饿的丑恶行为愤慨不已。她甚至想亲自掌管食堂，根除这种榨取行为。在魏特琳看来，食堂有人不让难民得到应得的粮食份额，就是损害提供粮食的国际委员会的声誉，就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亵渎。
但由于这个粥厂是隶属红十字会的，因此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后来又不断有难民来反映这个问题。魏特琳听后常常怒火满胸膛，“我们得知这个饭堂没有给穷苦的难民充分的好处，而是以难民饿肚子为代价挣了一大笔钱。我不敢确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我觉得用刺刀很快地刺杀一个人比不给他食物让他饿死可能还要人道一些。”后来，魏特琳亲自去了解情况，结果饭堂的负责人指控工作人员一点点地偷米，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魏特琳觉得“令人厌恶的是人人都想得利，却让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孩子们挨饿。”魏特琳想如果由金女大负责粥厂的话，“国际救济委员会投入多少，我们就能给难民们多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魏特琳让其助手陈先生重组了粥厂的工作，这样食堂对难民的供应才有了很大的改进。
在诸多管理工作中，如何维护环境和保持卫生是最令人头疼的事。近万名难民涌入金女大，在卫生工方面带来的问题完全超过了人们特别是魏特琳的想像
魏特琳曾自嘲地说：“不用说，它（难民所）是不会因为环境卫生而获得蓝绶带的。”一开始，难民人数只有400名的时候，魏特琳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卫生制度，难民们每天打扫房间与大厅，随时捡起废纸，禁止小孩随地大小便。但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有10000或更多的难民在这儿，除了劝说难民们不要把校园当作厕所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哈丽雅特（金女大的一位老师）‘让草坪上行人’的理想在这里得到了如此充分的体现，以至于现在不再有任何草坪了。许多地方，特别是打饭的地方则是泥土和卵石。树木和灌木丛也损坏的很严重，有些灌木被踏的无影无踪。一到晴天，树上、灌木上、篱笆上、围栏上，到处都挂着各种颜色的尿布、裤子等东西，当外国人过来时，他们都笑了起来，说从未见过金女大如此绚丽多彩。”
随着春天的来临，天气变暖，难民粪便如何处理的问题日益突出，魏特琳非常担心瘟疫的爆发。在这之前的粪便处理方式是挖了几个壕沟供难民们倒粪便，但是由于人数和难民呆在难民所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估计，结果一个壕沟接着一个壕沟被粪便填满，并且开始四溢，魏特琳在日记中忧心冲冲的写到“到处都是粪便，这成为一个持续困扰我们的问题，而人们说，这个问题，我们解决的比其他的难民营要好！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弄来石灰的话，在夏天结束前我们都将死于疾病。”但当时由于特定的情况，到处都买不不到石灰，魏特琳十分着急，甚至表示“即使去抢，我们也要弄些石灰来，否则天气转暖后，可能会有传染病”。
后来魏特琳决定再挖几个更大、更深的坑，将到处堆放的垃圾和粪便埋掉，但当时有个难题是，由于大部分工人已离开了南京，很难找到好的工人。魏特琳只好组织现有的工人进行了艰苦的工作，经过数天的努力，2月19日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中央楼西面山上挖了一个新的大坑，用来装夜里的粪便。堆在那的所有垃圾也被埋掉了。他们还在山后挖了一个巨大的壕沟，同时还将在图书馆北面的山上再挖一个。
3月3日，他们又挖好了两条供装粪便的壕沟，壕沟长20英尺，宽5英尺，深4英尺。这样暂时缓解了处理粪便的压力。但魏特琳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因此决定过几天再挖新的壕沟盛放粪便，同时更加积极地到各地去寻找石灰，3月16日他们终于弄到了石灰，撒在不清洁的地方消毒。
防止疾病和瘟疫的流行，除了搞好环境卫生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难民们接种疫苗和打防疫针，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募捐到一笔资金专门用于为难民们打防疫针，另外，还派来了鼓楼医院的布雷迪医生负责这一工作，2月21日开始给儿童接种疫苗的工作，到2月25日下午就共为1117人接种了疫苗。同时还为难民所里的7582人打了预防针。其中金女大就有约有2000人。
对这项工作，魏特琳积极予以配合。当时有些难民不知道打防疫针的重要性，也不懂何为瘟疫，由于害怕而不愿打针，魏特琳就积极的做工作解除难民的顾虑和恐惧，但仍有一些难民不愿打针，魏特琳也自己吃不准是否应该强迫所有的难民都接种疫苗。但经过一段时间后，难民都自愿接受接种疫苗。
4月份国际救济委员会又弄到了霍乱和伤寒的疫苗，26日早上李医生和几位助手、护士来注射霍乱和伤寒的两次疫苗接种中第一针，从上午8点30分至10点30分，共有363人接受了疫苗接种。魏特琳和程夫人把这一工作组织得有条不紊，难民没有一声抱怨。因为魏特琳她们知道，如果这第一针组织工作做得不好，要让她们来注射第二针就更困难了。4月29日是接种霍乱和伤寒疫苗的最后一天，这天又有310人接受接种，全部接种的难民数超过了1000人。
国际救济委员会还在上海募捐到了奶粉和鱼肝油，魏特琳把这些奶粉分发给婴儿；把鱼肝油分给12岁以下的儿童。程夫人及其三名助手每天要给34个婴儿喂牛奶，给240个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以增强他们的体质，提高预防疾病的能力。
与卫生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难民的洗澡。当魏特琳特得知许多难民已数月不洗澡，就积极张罗，落实开放东北宿舍楼浴室的有关事宜——共开放两个澡堂，由程夫人负责管理，金女大的洗衣工负责烧炉子，另外还有4个难民将来帮忙。3月15日8点30分，两个澡堂正式开门，对成人的收费是四个铜板，孩子减半。难民们听说有地方可以洗澡了，都非常高兴，一位母亲拿着一块“救生带牌”到魏特琳办公室，说明天要给两个小儿子洗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第一天就有154人洗了澡的，第二天有161人。3月15日至4月14日,总共有4071人洗了澡。魏特琳觉得现在“校园里的精神面貌是多么不一样啊！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洗了澡 ，妇女们脸上的极度恐惧已了无踪影。”
但是作为金女大难民所的所长、妇女难民的父母官，魏特琳一直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救济那些因大屠杀而失去生存能力的妇女，从而使她们能重新鼓起信心生存下去。魏特琳从小家境贫寒，吃过许多苦，因此，魏特琳从内心深处对极度贫苦的妇女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和同情。当得知南京城里的三个慈善机构计划分发1000袋大米和2000元钱给最贫困的人们时，魏特琳赶紧为金女大的难民提出了申请，并得到了200元钱的资金，魏特琳很高兴，因为这笔资金可以为最贫穷的难民——免费吃饭或持红证的难民购买蔬菜和食油。包括孩子在内，这些难民在金女大约有1000人。
后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从上海和国外募捐到一笔款，国际救济委员会决定将其中的一部分救济南京最贫穷的难民，是否有资格获得救济，每个难民要填写表格和难民所负责人的推荐。魏特琳及程夫人、王小姐、薛小姐花了了四个小时为国际委员会把这些表格填写完。在填表时，对那些有孩子的妇女，魏特琳总是这样写道：“如果其丈夫回来便不会有问题，但如果回不来，就让她们进家庭工业学校或家庭手工学校，我们希望从3月1日到6月30日在金女大开办这些学校。”
魏特琳还推荐许多妇女，使其获得小额贷款，直至她们与在中国西部的丈夫联系上。对另外一些人，魏特琳则推荐每人得到5元赠款，以帮助她们开始新的生活。对如何才能帮助这些无依无靠妇女重新自立，魏特琳感到没有把握。她感叹“如果我们的社会学系及其学生在这里就好了！
2月6日即年初七，国际救济委员会的米尔斯又给了金女大的难民送来了300元救济款——100元用于捐赠，200元作为贷款资金。他同时还许诺，以后该资金将增加到500元。魏特琳还积极地从海外为难民们募捐，3月24日，吕蓓卡发来的电报报告魏特琳一个好消息；金女大已获得500美元以资助难民，金陵大学医院获得1000美元。
如何将救济金分配给最贫穷和最需要的难民，这成为魏特琳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1938年 2月7日上午，魏特琳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在难民居住的每一幢房子里派了一个人，这个星期的任务是结识难民，安慰她们，了解难民的真实情况，并制定出直接救济的最佳方案，同时非正式地与她们讨论将要开办的家政和手工班的事宜。
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2月16日金女大难民所完成了用新的黄标记更换红牌的任务。更换以后，有653人得到免费大米，人数比以前有所减少，魏特琳在日记中问自己：“我们是否在发放免费大米标记的时候过于小心了？”但由于资金有限，魏特琳想只能救济最困难的难民。“要是我们不这么小心的话，那么就会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呆在这里。”根据国际救济委员会的精神和难民的实际情况，魏特琳和同事们还制定了金女大难民所的现金救济和以工代赈的救济原则和方案。
在魏特琳的日记中记载了许多接受救济的案例，如一个带着孩子的女难民，丈夫被日军抓走，下落不明。她决定离开难民所，跟随一些人去汉口。魏特琳就给了她5美元的现金救济。那位妇女说，她的钱用完后如果到不了汉口或是生活仍然无着落的话，她只有去讨饭，可见这笔钱对这个难民来说是多么重要。
5月18日，一位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也领到了5美元，她的丈夫在日本人进城时被杀害了，她要努力开始新生活。19日，魏特琳救济了一个带着5个孩子的寡妇，给了她5美元的现金，她要把两个大女儿暂时留在这里，而将那三个更小的孩子带在身边。她要用这微薄的5美元试着去做某种小买卖。她那个负担全家生计的20岁的儿子被抓走了，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28日，魏特琳给三位非常穷困的妇女人每人发了6美元作为资本，她们有一个或几个儿子被抓走了，现在无依无靠。在过去的几天中，她们一直在和自己家里的其他成员计划如何谋生，其中一个人打算去卖扇子、肥皂和蜡烛；另一个人和她的女儿要开一家小洗衣店。她们对魏特琳的资助万分感激，并且诚挚地保证要将这笔基金作为资本。
金女大难民所被迫解散不久，魏特琳又给10名最贫穷的妇女发放了资助。她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了一份十分详细的接受资助妇女的资料，很有价值，现附录如下：
受资助者1：一位婚后姓陈而婚前姓李的妇女，现在60岁，丈夫62岁。12月16日，她的三个儿子被日军带走而且从此杳无音讯。最大的儿子35岁，已婚，留下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是个卖鱼的。她的二儿子29岁，留下他怀胎的妻子，他是做布丁的。她的三儿子17岁，没结婚，靠卖报纸为生。这个妇女得到6块钱，她拿它做了个小生意。她现在卖一种中国人当早饭吃的油炸圈饼，这能使她扩大生意、增加收入。
受资助者2：黄云洲（音），70岁，妻子已故。他和他的儿子是裁缝。他的儿子32岁，12月13日被抓走，从此杳无音讯。他有个30岁的儿媳妇，眼睛瞎了，他还有3个孙儿，最大的9岁，最小的3岁。老人得到6块钱，他想他可以开个小店，这样就可以养家糊口了。
受资助者3：李杨氏，这名妇女35岁，她的丈夫是个制伞匠，12月15日被抓走，从此杳无音讯，留下她和两个小女孩，一个14岁，另一个5岁。她现在住在一些可怜她的邻居家里，她的家被中国军队为了军事目的焚烧了，她现在一无所有，连根筷子都没有。她的铺盖被日本兵进城时抢走了。她得到6块钱，她指望用它去开个卖蜡烛、肥皂等的小店，努力养活她的孩子们。
受资助者4：杨陶氏这名妇女43岁，丈夫47岁。12月16日，她的两个儿子被抓走了，大儿子在一家当铺做事，25岁，二儿子18岁，刚刚小学毕业，对他父母来说，花了很大的代价作才使他接受了这些教育。当我们问她日本兵抓走她的两个儿子时，她是否哀求过那些士兵，她说她没敢求他们，因为那些士兵非常凶残。这名妇女还有一个80岁的老母亲跟着她住，还有一个10岁的小女儿。她得到6块钱，她和她丈夫希望用它去重开一个小古玩店。
受资助者5：王胡氏 这名妇女52岁，丈夫60岁。两个儿子在12月16日被抓走了。最大的20岁，开了个小电器商店，第二个儿子17岁，在他哥哥的店里工作。她得到了6块钱，这可以帮她开个洗衣店。
受资助者6：沈田氏这是一名29岁的妇女带着三个小孩，分别是6岁、4岁和1岁。她的丈夫在这次灾难中离开了南京城，她一直未能找到他。她得到5块钱，可以帮她开个小店，希望她能挣足钱养活3个孩子。
受资助者7：刘殷氏，49岁。她的丈夫61岁，在12月13日被抓走，从此杳无音讯，那时他正在寻找他的一个女儿。她有个结过婚的女儿，29岁，丈夫死了，其他3个女儿各是17岁、14岁和9岁，还有一个12岁的小儿子，有个21岁的儿子已去了西部。我们给了她6块钱，可以让她买制鞋材料——这是那三个女儿在家里进行的一项生产。她自己要出去替别人洗东西。
受资助者8：王秀兴（音）。是个21岁的年轻姑娘，她的母亲去年秋天在空袭中吓死了。12月16日，她43岁的父亲、31岁的叔叔和一个19岁的弟弟都被日本兵抓走了，而且从此杳无音讯。他们也许已经被杀害了。留下了这个姑娘和三个弟弟，一个16岁的男孩智力发育不全，另一个13岁和一个6岁的小弟弟。我们给了她5块钱，她想用来开个什么店，以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他们四人。他们已经回到她父母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但是这些人也很穷，无法帮助他们。
受资助者9：马吴氏，她是从上海来的难民，有两个小孩，一个7岁，一个2岁。她和她的丈夫在去年秋天的撤离中走散了，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她得到2块钱，可以暂时帮她一下。她现在仍呆在一个难民营，吃免费的饭菜。
受资助者10：朱梁氏，这个35岁的妇女有3个小孩，她的丈夫去年秋天被带去为中国军队干活，她不知道现在他是死是活。她仍然呆在一个难民营，我们给了她2块钱，可以为她的小孩们买点食物。
实际上，魏特琳救济难民妇女的工作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如1938年12月19日，“早上做完祷告后，我们五人委员会讨论了过圣诞节的问题。要知道，我们已经给西部寄去了150美元以救济难民。我们打算再花100美元帮助南京的穷人。我们将给市残疾儿童之家的穷人每人20美分，那里一共有60到70位穷人，这些钱可以让他们多买一些食品过圣诞节。我们还将寄一些衣服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们。”1939年1月4日，魏特琳日记记载：“拨了50美元用于购买米票，今天罗小姐将分发给穷人，在我们中她是最适宜做这项工作的，因为她知道谁是穷人。”
以许多生活在和平条件下的人的眼光，以上受魏特琳资助的人根本就无法生活。但中国人几千年来历经磨难而始终能够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百姓始终抱有旺盛的求生意志和忍受苦难的坚韧品质，魏特琳对此有极高的评价，她在1938年夏天从南京去上海的路上，看到绿油油的庄稼，她曾在心中默默念叨：怎样才能为中国的未来留住这些仍在辛苦劳作的中国人？资助以上孤苦无助的人，让他们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可以说是这种思想一以贯之的表现。
救济妇女难民资金的来源，其中一部分是魏特琳给在美国的熟人写信报告这里的情况后，美国的一些人募捐的，并通过辛普森小姐转来的；一部分是由上海的中国妇女俱乐部赠送的，其数目达3000美元；还有一部分是国际救济委员提供的的。几个月后的一个上午，魏特琳清理了帐目，并将从国际救济委员会收到的救济金做了帐。国际救济委员会给了金女大200美元作为现金救济，做完账后魏特琳发现已用了210美元。但魏特琳觉得并没有乱用这笔钱，因为“每次我们都尽力把钱给那些最需要的妇女，她们带着几个孩子，由于丈夫被杀或被抓而无依无靠”。到了后来还有些钱是金女大的师生捐的款，如1939年3月20日魏特琳的日记记载：“几天前，陈先生张贴了一份学校关于上学期慈善捐款的财务公告，内容如下：教师捐款225美元，勤杂工捐款17.14美元，特别圣诞捐款24.50美元，火食费(只吃白米饭)省出42.1美元，学生奖学金的捐款13美元，学生捐款59.98美元。各班的捐款情况是：高二(9个学生)7.8美元，高一(15个学生)3.46美元，初二(22个学生)7.94美元，初二(一)(36个学生)12.66美元，高一(63个学生)20.71美元，共计381.98美元。”
除了通过现金救济这些一无所有的妇女难民外，魏特琳还通过以工代赈的方法救济一批贫困的妇女。如魏特琳和程夫人安排了许多妇女开始重新制作去年秋天为伤兵做的衣服，魏特琳认为“这是帮助我们这个难民所里的最穷的妇女脱离贫困的一个办法。”通过做这一工作，难民们能得到相应的收入。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金女大难民所共组织了约100名最穷的妇女将原先为伤兵做的衣服改制成平民穿的衣服。难民所每天付钱给她们，这些钱足够她们买额外的食物，后来还发动妇女除草。这样既改善了金女大的环境又对难民们实施了救济。
随着安全区最后关闭的日期临近，魏特琳也在考虑孤儿安置的问题。4月30上午，日9点，魏特琳、程夫人、玛丽坐着大主教汉耐克（Hannaker）的汽车出发去调查南京可以安置孤儿的机构的情况。她们首先去了马先生的“真诚”孤儿院，那里的情况令人遗憾，平房已很破旧，有的门窗也损坏，但修缮后仍可再使用。主楼已被抢劫一空，但楼还较新，未遭破坏，大约有16台完好的织布机还在那里，不幸的是织毛巾的机器已被当作柴火烧了。显然那里的一些房屋里曾拴过马匹。然后魏特琳她们又去了剪刀巷看看为穷人和残疾人设置的南京的一个慈善机构的情况，该机构的人告诉魏特琳等人说，他们在南门外的用于生产自救的工厂已完全遭受破坏。接着魏特琳她们鼓起勇气决定去位于南京卫岗的遗族学校，并去了原来用于收留男孩的地方，那里的一些建筑被毁了，另一些建筑情况也不好。在返程途中她们对此行未能发现一个较为理想的安置孤儿的地方而感到非常失望。
除了要解决妇女难民的吃饭和生活资助问题之外，处在极端无望的难民几乎事事都要向魏特琳求助。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找魏特琳帮忙，以至魏特琳经过校园时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求助的人拦住。
如4月12日饭堂的一个挑水工来说，他妻子的弟弟住在玄武湖边，一个日本兵在玄武湖钓鱼时在附近丢失了钓线和鱼竿，怀疑是他妻弟家的人拿的，日本兵已经带走了他家的小儿子，还威胁说如果不立刻送还鱼线鱼竿的话，就要烧掉他家的房子，杀死他全家的人。魏特琳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但还是决定写封信给自治委员会，请他们去调查这件事。
还有一个年轻妇女带着四个孩子来求魏特琳给在重庆的朋友写封信，问问她的丈夫是否曾经到过那里。她的丈夫是跟着一些人乘小船逃离南京的。但后来她听说许多船只都沉掉了，现在她急切地想知道这方面的消息。
魏特琳认识的金陵大学附中一位老师教过的一个男孩的父亲来求魏特琳帮忙，他说他家已贫困潦倒，希望得到帮助。魏特琳请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一位调查员去调查这件事，并回来向她报告。
有一天，魏特琳在办公室帮助一群邻居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请求释放一位被日本兵抓走的无辜邻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可能是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一个醉醺醺的士兵来到一个姓何的人家要找一个年轻姑娘，那家的母亲和女儿得以逃脱，由于那个士兵醉了，那个父亲看看有把握就杀了那个日本兵，并将他掩埋在一个防空壕里。开始一切都平安无事，后来附近的一个孩子将消息走漏给了正在寻找这个失踪的士兵的日本兵，那些日本兵去了何家，但何家人已逃走了。日本士兵捉住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惊骇之下大叫姓焦的人的名字，求他来救他。根据这个证据，日本兵抓走了姓焦的人，并对他严刑拷打。姓焦的全家焦虑万分，魏特琳建议知道实情的那些邻居们去地方自治会为他请愿，但后来人们告诉魏特琳地方自治会已经被解散了。几天后，魏特琳骑着自行车出去，了解到姓焦的还未被释放，魏特琳决定要重试另一个办法。
对这么多的请求，魏特琳在日记写到“我多么希望我们能比现在做得更多，然而精力、耐心和资金都是有限的。”
尽管魏特琳总认为自己为难民做得还不够，但南京难民却对她十分感激，对她这位“父母官”异常尊敬，她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敬意，这使得魏特琳感到无限的温暖。一次，魏特琳和同事去位于南门东面的“寡妇之家”。她们转进剪刀巷不久，遇上了胡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在金女大当了大约20天的难民。他坚持要魏特琳去他家喝杯茶，魏特琳怕给他们添麻烦和增加他们的负担，说如果他们不张罗东西来招待就去，胡老先生同意了。但是到了他家后，他和他那贤慧的妻子用花生、西瓜子和精心烧煮的可口的糖藕来招待魏特琳她们。他家的一排三间小屋没被烧掉，然而同它们连在一起的主屋全都被烧了。当他带魏特琳进入其中一间天花板上的纸已被烤焦而差点被烧掉的屋子时，他说他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他供奉的神像——观音菩萨保护了他。确实这一对老夫妻至今一直很幸运，因为他的儿子、孙子或曾孙，一个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离他家不远的一个菜农家就没有他家这么幸运，这个家庭有18口人，死了16口人。
还有一次，魏特琳特路过花匠老邵的家，他一定要请魏特琳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和水煮荷包蛋。魏特琳觉得他就是《大地》一书中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勤劳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和大地贴得那么近。
魏特琳知道许多中国人请她及其他外国人吃饭是为了感谢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为他们的同胞所做的一切。但她总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件，因此，她在日记里对此不断地告诫自己：“这已变成他们的习惯。反对似乎没用，事实上他们表示的感谢太多了，这对白人来说真是个危险，他们会变得得意洋洋。”
魏特琳对难民的关心和爱护，使那些曾经得到她帮助的人终身难忘。80年代中期，作家徐志耕在采访时，一位名叫张镜轩的老太深情地回忆起往事：
华小姐会讲中国话，有一次我去晚了，粥没有了，华小姐把自己的在吃的麦粥给了我，她问我会不会写字，她对我说：你们不要愁，日本要失败，中国不会记亡！
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妇女难民的壮举，也得到了重庆国民政府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为此国民政府曾秘密地给魏特琳颁发了一枚“襟绶采玉勋章”，据说魏特琳是第一位获得采玉勋章的外国女性。由于当时魏特琳还在日军统治下的南京，因此这枚勋章是通过美国大使馆成员秘密带到南京的，1939年2月2日，魏特琳前往美国大使馆秘密领取，这枚勋章现在为魏特琳的侄女蓝恩太太所收藏。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所管理的金女大难民所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赞誉，这同协助魏特琳工作的其他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当时，由魏特琳与总舍监程夫人和总务主任陈先生三人组成的紧急委员会，是金女大难民所的管理核心。除了三人紧急委员会的成员外，魏特琳还有一个与她同心协力的群体，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魏特琳的亲密朋友德威南夫人。她的丈夫是金陵大学一位已故教授，为了纪念丈夫，她修建了一座小型的中国式的德威南礼拜堂。德威南夫人留在南京，就是为了守护这座礼拜堂。这位令人尊敬的夫人于12月17日住进金女大后，就成为魏特琳最得力的助手。她凭着自己的勇气和一个美国人的特殊身份，帮助魏特琳承担起责任，特别是当魏特琳有事必须暂时离开校园的时候。
正如魏特琳所说，“如果没有这些忠诚的助手，我们要做这么多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总舍监程夫人不仅负责膳食和宿舍管理，也是应付复杂和困难局势的好顾问。李先生是总务主任陈先生的好助手，负责监督米票出售和管理校园卫生。王先生是魏特琳的汉语教师，这时几乎成了魏特琳的秘书和护卫，他多次陪同魏特琳去日本使馆交涉，他还是女难民提供有关自己丈夫和儿子失踪情况资料的整理者。王小姐是神学院唯一留在南京的学生，负责了解申请免费提供米饭的难民的情况。薛小姐是家庭手工学校的教师，日本人进城前就在金女大帮助进行各种调查和组织聚会。娄小姐是住在金女大校园西面的一位教会工作者，她了解学校附近妇女的情况，很善于抚慰女难民心灵的伤痛。王、薛、娄三位小姐和德威南夫人，与魏特琳一起住在实习学校，那里的小起居室有火炉可以取暖，于是成了她们紧张生活中唯一能放松一下自己的地方。此外，还有几位因某种关系住进校园的先生，也乐于做一些难民工作。正是在大家的协助下，魏特琳才得以发挥她维护妇孺难民的特殊作用，充分展现她对受难民众的博大的爱。
其实，在难民眼中，当时留在南京的20余位西方人成了难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救星”，“外国几位先生，每到一处，一般难民齐围上来，好象小鸟见了他的母亲一样。”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中国的老百姓看到西方人时，都会蔑称他们为“洋鬼子”，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人们从内心里真正地改变了这一称呼。 一天，魏特琳在外出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件有趣的事：“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着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强烈地纠正他说‘啊 ，那是华小姐！’” 2月17日，魏特琳在金女大为拉贝先生举行了告别茶会，当金女大难民所的难民得知拉贝要离开南京后，有二三千人聚集在大草坪跪着在大哭，乞求拉贝留下。魏特琳在日记里曾详细记载了这一感人的场面：
今天下午玛丽和我为拉贝举行了告别茶会，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客人有拉贝先生、罗森（Rosen）博士、阿利森先生、菲奇、里奇先生和贝茨。程夫人也来帮助我们。我们吃了色拉，巧克力糖，还有橘子。蛋糕也不错，是一种水果蛋糕，但用的是肉糜，而不是水果，肉糜是从埃斯特那儿弄来的。还没有一家中国商店开门，因此，菜单必须根据即将耗尽的食品储藏室里所剩食物，或是根据好朋友的家中的食物储备情况来定。
阿利森是由日本卫兵陪同来的，因此我们建议他先走。程夫人听说我们的女难民想见见拉贝先生，并恳求他留下。当我们到科学楼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会见到这样的一幕：在拉贝先生走过去的时候，2000～3000名妇女都跪了下来，并开始哭泣和请求。拉贝说了几句话，然后玛丽从小路把他带走了。我努力让妇女们让开，这样罗森博士和里奇先生能够离开，但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我分散她们的注意力，把她们领到操场的另一边时，玛丽带着他们步行离开了。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把他们的汽车弄出了校园，但此时这些先生们一定在他们回家的路上走了好一会了。
日本人曾试图让中国人“矫正依靠欧美的观念”，但结果，日本人发现“中国人依赖欧美人的思想至今犹存。”甚至伪政权中的中国警察看到西方人士时，都要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敬礼。魏特琳及其20多位西方人士成了南京难民心目中真正的父母官。
中国的“辛德勒”
在救济工作中，魏特琳最同情的就是那些无依无靠，孤立无援的孤儿寡母。魏特琳对日军当局强制要求在2月4日解散难民所非常不满，她不但未关闭金女大难民所，而且还冒着风险接收了许多从其他难民所和农村来的年轻妇女，在5月31日所有难民所解散后，魏特琳仍然以暑期办学形式收留着约800多名这样的妇女。
实际上，对这些妇女的同情和对日军暴行的厌恶已深深地扎根在魏特琳的内心深处，两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有一次，日本大使馆的官员邀请拉贝、斯迈思和魏特琳等20名分别代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西方人去参加在日本大使馆举行的吹奏音乐会。这些西方人无心去听音乐，但觉得出于礼貌和实际需要应该去。乐队指挥安排了很好的节目，但魏特琳却无法沉浸在音乐之中。“当他们演奏序曲《轻骑兵进行曲》时，我的思绪却离不开12月14日路过我们大门口的队伍——那群手被绑着，在日军骑兵押解下行进的100多位平民——这群人一去不复返了。当他们自豪地演奏《我们的军队》时，被摧毁的城市、荒芜的乡村、遭强奸的妇女和小姑娘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并没有听到音乐。” 在经历了日军南京种种暴行后，显然没有什么能抹去魏特琳对这些暴行的记忆，这些无依无靠的妇女也常常使魏特琳的思绪回到那黑暗的岁月。
这些妇女的丈夫或是儿子都是在南京陷落后的最初几天被日军抓走的，三四个月过去了，仍杳无音信，魏特琳心里明白，他们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但是这些妇女仍在执著地寻找着,并常常来寻求魏特琳的帮助。一天下午，魏特琳在办公室时，一名刚结婚18天的新娘来问魏特琳能否帮助她找到丈夫。他是位无辜的裁缝，于12月25日在家里被抓走，至今未归。另一位结婚两个月的新娘恳求魏特琳帮她找回12月16日被抓走的丈夫。虽然两人都不是当兵的，可魏特琳心里觉得找回他们的希望却很渺茫，“因为我听说在最初几天疯狂的日子里，许多年轻人被枪杀。”
不过，魏特琳还是抱着很大希望去努力帮助她们去寻找，她觉得万一了解到她们丈夫的下落，找到她们的丈夫的话，不仅对这些妇女来说是家庭团圆的大事，更重要的是这些妇女将不再依靠救济而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因此帮助这些妇女寻找失踪的丈夫或是儿子成了魏特琳所关注的一件大事。
1月15日下午，魏特琳去日本大使馆报告了26名妇女的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情况。这些人的丈夫没有一个是军人，其中许多人是一大家子的唯一供养者。日本大使馆的官员答应调查一下，并要求魏特琳提供详细的材料。魏特琳知道这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她在日记里写到：“不知有多少人在初期的野蛮屠杀中被杀害了，在那些日子里每天听到得枪声都意味着一些人的死亡——很可能是些无辜的人。”
但人总要在希望中生活,于是魏特琳便着手调查有关的情况，具体的工作魏特琳委托一个姓王和一个姓孙的中国人进行的。1月15日后，每天上午10点至12点，王先生都在收集整理那些男人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的妇女们的材料。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难民中，甚至在郊区的农民中传开。在以后的几天里陆续有又有100多名妇女进入了校园，1月18日来的人非常多，以至魏特琳担心出问题。从妇女们反映的情况看，“似乎12月16日是最糟糕的一天，我担心许多人被枪杀了，恐怕连他们的尸首也找不到，大概是被焚烧了。”但很多难民认为魏特琳神通广大，可以帮她们找回失去的亲人。的确，在当时的情况下，魏特琳是她们唯一可求助的人，是她们的唯一希望。
魏特琳知道“实际上我们能做的只是将一份名单交给日本当局。”尽管如此，魏特琳觉得这项工作也很值得去做：一方面有可能找回难民的亲人；另一方面使日本官员知道他们的军队杀死了多少无辜的平民。
1月20日，王先生和孙先生继续收集着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妇女们的资料。一位妇女告诉魏特琳，她38岁的丈夫和17岁的儿子都在12月16日被抓走，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女儿。魏特琳开始怀疑当时金女大只收留妇女和儿童的政策是否正确，但转念一想，即使她待在家里也未必能救下他们——在那几天恐怖的日子里，又有谁知道呢？
一贯是魏特琳最得力的帮手的程夫人对这件是却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魏特琳不应该将这些妇女的材料交给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先生，并提醒魏特琳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日本的仇敌，日本根本不在乎自己使中国遭受的深重苦难。但魏特琳觉得日本大使馆的官员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过一二天魏特琳决定再去见福田先生，告诉他许多妇女恳求帮忙的情况，并问他能否提供帮助。
几天下来，神情悲哀、心神不安的妇女们报告的自去年12月13日以来她们亲人失踪案例已达568件，这些妇女们仍希望她们的亲人是被抓去为日军干活的，但魏特琳和其他许多人担心，他们的尸体就在那些许许多多被烧焦的浸泡在离古林寺不远的池塘中，或是汉中门外那一大堆被烧得半焦而未掩埋的尸堆中。仅根据校园里的女难民的报告12月16日这天就有422人被抓走，其中有十六七岁的男孩，据说还有一名12岁的男孩失踪。这些被抓走的大部分人是家庭生计的唯一支柱。
1月22日11点15分，魏特琳到日本大使馆去见刚从上海回来的福田先生。魏特琳交给他一份涉及658名失踪人员（难民的丈夫或儿子）的资料，其中大多数人于12月16日被抓走。福天说他将尽力而为帮助打听这些难民的下落。魏特琳相信他的话是真诚的，“因为他认识到这些失去丈夫的妇女将要依赖社会救济，而现在没有一个可依靠的社会体系。”
后来陆续有一些人和难民向魏特琳报告模范监狱里关押着平民。2月14日，大约在3点钟，魏特琳和“大王”去了模范监狱。“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了解监狱里是否有平民。”在证实了模范监狱里有平民的报告后，魏特琳立刻去见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向拉贝报告了监狱里有平民的情况，并把监狱里的人写的请愿书交给了他。魏特琳意识到“为他们做点事很不容易，因为稍微出点差错，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
当天一个姓袁的先生在下午5点至6点间来访，在此之前魏特琳曾听说他被打死了，魏特琳没有告诉他这件事。袁先生听说在南京被占领的初期有1万人在三岔河被屠杀，燕子矶有2万至3万人，下关也有1万人被屠杀。当魏特琳告诉他现在有许多妇女要她帮助寻找她们的亲人的下落时，他很肯定地认为，这些人永远回不来了。这些天不少妇女常来询问魏特琳她们的请愿是否有回音，魏特琳现在越来越确信她们的丈夫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但魏特琳觉得“我如何对她们说”？
深切地同情使得魏特琳对妇女的求助不仅不厌烦，而是很高兴她们来向魏特琳反映情况，这样魏特琳对这个问就有更多的了解。一天，一位在三个多月前被抓走三个儿子的母亲来问魏特琳是否能采取进一步行动保释他们回来。另一位已看见自己的丈夫在模范监狱的年轻妇女也来求魏特琳帮她保释她的丈夫。魏特琳写到“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很高兴她来找我们。就是这样。”
魏特琳不仅向日本大使馆官员反映模范监狱关押平民的问题，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向日本军官反映这个问题。1月28日下午1点半钟，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来查看金女大难民所的情况，他们询问了难民的人数。魏特琳借此机会向他们讲述了许多女难民的丈夫和儿子至今未归的问题，那位军官说，在“模范监狱”有1000多名俘虏，但都是士兵和军官，没有平民。由于日本军方认为模范监狱里关押的全是军人，因此，几个星期过去了，释放平民的问题仍无消息。
3月13日，魏特琳刚吃过晚饭，一位约60岁的妇女和她的37岁的女儿来到金女大的食堂，魏特琳还没来得及阻止，她们就向魏特琳叩头，求魏特琳去保释这个年轻女人唯一的儿子——一位年仅15岁的青年，她们听说他被关在模范监狱。她们还向魏特琳提供了那些使她们确信他在那里的证据。那位老太太说她曾连续四个早晨去了监狱附近，看见七八辆卡车装着监狱里的囚犯去各地干活。其中一些人穿着士兵服，一些人穿着平民服，一些人只穿着裤子和衬衣，她说他们的脸色很难看。还有人告诉她说大约有3000人关在监狱里，其中约有1000个是平民。她听说其中一些人饿死了，一些人冻死了，监狱的地上连一棵草都没有了。听到这一消息后魏特琳很是着急，“我该怎么办？我已三次间接地设法使那些平民得到释放，明天我要去见地方自治协会一位有影响的人。”
第二天在临近中午的时候，魏特琳去了去宁海路5号——现在它已成为自治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去见许传音博士，恳求他帮助她们从军事监狱里保释平民。许传音对此非常感兴趣，并说他将尽他所能。
为了使模范监狱的平民得到释放，魏特琳几乎是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3月15
日上午，为了得到转移属于中央研究院的科研资料的所需的新通行证，魏特琳去了一趟原交通银行，现在是日军宪兵总部，在那里魏特琳得到一张为期五天的通行证。在宪兵总部魏特琳看到两个中国人在里面工作，她就向这两个人介绍了有关的情况，并恳求他们从模范监狱释放平民。魏特琳凭直觉感到“我多少认为他们会为此作出努力的。”
魏特琳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在妇女们中传开，结果“可怜的中国妇女真是不惜一切抓住可以救回她们的丈夫、儿子或兄弟的任何一线希望！今天早上到9点我们已经得到一大堆人的签名，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中，我和大王以及他的小儿子都在忙着让人们在我们准备好的三份请愿书上签名。到中午已有104名妇女签了名，她们中大多数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只好让王先生帮她们写，她们再按个手指印做证明。我帮着她们按手印。许多妇女由于辛苦劳动手被磨得又粗又硬，以至她们要把手弯过来按手印都很艰难。整个下午人们接连不断地来签名。她们中大多数都有伤心欲绝的故事。我真渴望能坐在一边安慰她们。其中一名妇女，她有四个儿子被抓走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妻子说她们唯一的依靠——丈夫以及三四个孩子都被抓走了。这是一群多么心碎却又充满了希望的人啊！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我常常责备我们自己不接纳她们的丈夫，然而今天许多妇女都说尽管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叩头求日本兵放过他们，可还是被带走了。如果日本的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残忍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
3月19日，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两位工友的帮助下，魏特琳和王先生以及他的小儿子都在帮助源源不断来签名的妇女们。晚上魏特琳久久不能入睡，那一张张悲伤、绝望、忧心重重的脸和那一双双辛苦操劳的手，不时地呈现在魏特琳的脑海中，使魏特琳觉得“永远也不会忘记”。妇女们近乎绝望的声音“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他们抓走了我所有的三个儿子，我不敢去求他们”，“我家里有四个男人被抓走了，再也没回来”，“我只有三个孩子和我婆婆留在身边，无法维持生活了，我只有去讨饭”，“我的两个孙子被抓走了，他们是我们这个家唯一的依靠。”诸如此类的话也一直萦绕在她的耳际。这些妇女中的大多数人觉得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仍然还活着，魏特琳在日记里写到，“在这一点上她们的希望要比我的要大，因为我听说城门外或幽僻的山谷中的池塘边尸体成堆，不过还是乐观点好。也许正是有了这个希望，这份请愿书才能使模范监狱里的那些人得到释放。但事实是安全区外的许多男平民被当场杀害，而安全区内的成千上万的男平民则被带到安全区外杀害了。”
在这两天中又有605名妇女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或是按了手印，而且还有更多的人要在下个星期来签名或是按手印。
第二天上午即3月20日，魏特琳又去了许传音那里，给他看了那份附有600人签名的请愿书，他赞成这一举动，并叫我们坚持做下去。他还告诉魏特琳昨天他得到进模范监狱的许可，他说日本人告诉他狱中有1500名男人,其中一些是平民，大约还有20个男孩。但日本人不准他同里面的任何人说话，但许传音相信能想办法使平民得到释放。许传音还说犯人们严重营养不良，因为他们只有米饭吃，他能送盐和加盐的蔬菜进去。他还说下次他将努力送蔬菜和肉进去。他看见的许多男人都病了，虚弱得无法劳动。
得到许传音的支持后，魏特琳继续签名的工作，3月22日，请愿书的签名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共有1105人签了名。魏特琳立刻将它拿给许传音博士，他随即去呈送给当局——既给中国当局，也给日本当局。同时，许传音建议让妇女到监狱门口去恳求释放她们的亲人。魏特琳立刻有了行动的计划，“组织一群一百来名年长妇女，再让她们去请愿，难道不是一个聪明之举吗？”魏特琳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些年纪大的妇女。
3月24日，又有许多年长的妇女签名，其中有三名妇女说她们已经在模范监狱看见过自己的儿子，另外一些妇女报告说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去过模范监狱，以辩认每天早上带出去劳动的犯人。魏特琳甚至想亲自去那里，“我多么希望如果可能的话自己能和那些妇女一起去，然而我知道我的出现不仅不会有任何帮助，反而是个障碍。”
3月25日，有更多妇女从农村赶到学校来签名。其中有两名妇女已经在模范监狱看见她们的家属，当时他们正从卡车里出来，其中有个男人求他妻子想办法让他获释。听到这个消息后，魏特琳问自己：“我们该怎么办？许传音博士正着手这个问题，但他说可能需要两个星期。”魏特琳决定再去日本大使馆，第二天大概4点钟以后魏特琳去日本使馆见福田先生，询问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有无结果。但令魏特琳遗憾的是，他说他已努力去查探有关这些失踪男人们的情况，但没成功。当魏特琳告诉他有许多平民被关在模范监狱，他显得很惊讶，似乎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很新鲜。后来魏特琳向他提供了一份有关一名年轻男孩的详细资料，该男孩的母亲说她已经看见儿子4次了。福田要了那份资料后说，他将去了解一下，并看看能做点什么。魏特琳听了很高兴，因为她觉得他是真诚的。
3月28日上午，来了两名妇女向魏特琳报告，她们在模范监狱见到了她们的丈夫，而且现在她们已经能给她们的男人送食物和衣服了。听到这个消息，金女大的一些以前认为自己亲人已被日军杀害的工人也去模范监狱看看他们的亲人是否在那里。魏特琳还特地将这些工人失踪的亲人——三名男子的特征用文字描述后送给了福田。魏特琳写到“我多么虔诚地希望他能真正做到真诚地努力使那些平民犯人得以释放！”
3月31日下午，许传音博士来告诉魏特琳，魏特琳送的那三份请求释放平民犯人的请愿书有了一点效果，他要魏特琳去找有关这些人的更具体的材料，魏特琳知道这就意味着金女大的一些工作人员至少又要辛苦工作4天，艰难跋涉许多里去找寻那些失去亲人的妇女们，但魏特琳觉得：“我们都很愿意花这份时间和精力，希望至少有一些丈夫和儿子可以被释放。”上午又有3名妇女来报告说，她们今天早晨看到了她们的亲属，当时他们正在被带上卡车出去劳动。魏特琳以金女大难民所的名义给她们写了担保信，并送她们去了南京卫戍司令部办公室。
4月1日上午，许传音博士来到金女大，告诉魏特琳要使模范监狱的人获释还需要提供哪些资料。魏特琳和王先生立刻制作了一份表格，并想将它油印出来。为了得到填写这份表格所需要的内容，学校的两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及两名工友要花三四天的辛勤劳动。但“如果那些男人最终被释放了，即使只有10个人被释放，哪怕只释放1人，那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而且这些资料对我们以后开展救济工作也很有帮助。”
4月5日、6日，又有许多妇女在请愿书上签名，两天共有1835人在上面签字。其中有241妇女现在处在绝望的境地，她们拖儿带女或有老人要养。工作人员特地在她们的名字后面做上标记。魏特琳在日记描述了她对这项工作的感受时说：“尽管这并不真地需要我，因为这项工作组织得这么好。要是所有这些女人的儿子和丈夫都能安全地回来，我有什么不能奉献呢？”这是魏特琳对这一工作态度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也是她对整个难民工作心态的真实写照。
不知什么原因，魏特琳这种心态不仅金女大难民所的妇女们知道，很远地方的失去亲人的妇女知道，就连关在模范监狱的囚犯也有所闻，4月9日，魏特琳收到模范监狱里偷偷寄来的一封信，恳求她尽其所能去保释他们。魏特琳收到信后感叹到：“真希望我能做些什么事来完成这一重托！”
事也凑巧，第二天魏特琳刚吃过午饭，一名日本士兵来访，魏特琳以前就认识这名日本士兵。他是神户的一个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他会英语。他的妻子是基督徒。这次他是来询问我们工作进行得如何的。这次魏特琳同他严肃地谈到战争及战争的对两国造成的危害。他说他觉得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两国彼此不理解，他也觉得战争是个错误。最近他被分派到模范监狱当看守，他告诉魏特琳一个人的名字，并让那些正在寻找丈夫和儿子的妇女去找那个人。魏特琳决定明天试着将几名已见过她们的亲属的妇女找到一起，派她们带上金女大难民所的一封信去找他。
后来魏特琳又去德国大使馆同罗森博士商谈有关保释那些被捕的平民的下一步程序。使魏特琳感到吃惊的是罗森已对日本政府代表和军方代表的真诚和善意已完全失去了信心，罗森认为说如缺乏这两样东西的话，那么必然一事无成。在此前不久，日本在徐州遭到打击，魏特琳很担心那这些平民等不到释放就都会没命了。
4月20日许传音博士来信告诉魏特琳，有关请求释放在模范监狱里的平民的请愿书已经被送往驻上海的日本军事当局。魏特琳不知是祸还是福，但过了两个星期，那些平民还没有被释放。魏特琳在日记中写到：“那些丈夫还没有被释放以及他们的妻子的状况使我变得急躁不安了。”绝望中魏特琳给一位一直在当地政府中工作的可信赖的中国人写信，求他与新政府拉关系，以便模范监狱里的平民得到释放。然而那人在回信里说：“关于你建议我去和新政府拉关系，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新政府什么用都没有，指望他们办什么事会令人失望的。如果你提到的那名妇女想为她丈夫的释放写信去上海的话，她当然可以写，但是我怀疑这是否会有希望。”
实际上，魏特琳对自治政府的性质是完全了解的，5月12日当两名新市政府官员来访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就直截了当地责备了他们，如果这里有个甘地领导一场伟大的不合作运动，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前进一步。说到底，除了中国人民自己，没有人能真正伤害中国、打败中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了救那些被关在模范监狱里的平民，魏特琳愿意试一试她所能采取的一切办法。
魏特琳只好采用担保的方法来使这些人获释。5.月12日上午，那些已在在模范监狱见过自己丈夫的妇女又开始在王先生那里登记。王先生将和她们一一面谈以确保她们的丈夫和军队从未有过联系。然后王先生再向魏特琳做同样的保证，魏特琳再向四水中佐做同样的担保，这样魏特琳希望四水可以想办法保释他们。
这种做法终于有了结果，5月18今下午四水来访时说，那9名被他们的妻子在模范监狱看到的男人，其中四个人将在一星期后被释放，但他坚持认为其他几个人中有三个人以前同中国军队有过联系，虽然王先生调查时非常仔细地调查了每个人，但没发现他们的这些情况。魏特琳搞不清谁在说慌。
6月2，日当魏特琳不在的时候，来了电话，叫丈夫在模范监狱的那些妇女明天上午去某某地方集中，她们将被带到那个监狱去辩认她们的丈夫，这样就可保释她们的丈夫。魏特琳回来后得知这一情况，写到：“如果男人们明天被释放，自一月份首次呈递请愿书以来，终于取得了结果。妇女们已经等待了漫长的五个月，在那期间，她们使用了多种形式的请愿都未成功。”
6月3日，魏特琳听说有30名男子今天真的从模范监狱里释放了出来，很是高兴，很希望他们中能有些人过来讲述一下那里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们是如何获释的。
几天后的一个今晚，上海银行在南京分行的一个雇员杨先生来访，他就是魏特琳见到的第一个被从模范监狱里被释放的犯人。两天前共有30人获得释放。他告诉魏特琳监狱里只有64个平民老百姓，其余的全是士兵。这个监狱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有许多人冻死或者饿死，但现在条件有所改善。目前日本军队给每人发了少量的米让他自己做饭吃，偶而还给点油和蔬菜。另外34位未被释放的平民大多来自别的城市。杨先生试图弄到他们家人的名字和地址，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消息通知他们的家人，让他们来证实这些犯人的身份，并保释他们。
几天后又有一位从模范监狱释放出来的青年来到金女大对魏特琳她们表示感谢。这件事终于有了结果，魏特琳感到宽慰，但令魏特琳伤心的是获释的平民太少，许多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看来是永远也找不回她们的亲人了。实际上，魏特琳的努力无疑如同与虎谋皮。
好在此之前，即5月30日，国际救济委员会总部召开了一此特别委员会会议，魏特琳也参加了这个会。会上经决定将30岁以上的特别贫困妇女安置在大方巷，而将那些30岁以下的贫困女子、住在城里危险地区的女子和无法作其它安排的女子安置在金女大。魏特琳计划要为这些较年轻的妇女开办生活技能培训班。因此许多没有找到丈夫的妇女仍然可以留在金女大。
6月6日下午，魏特琳、王先生、李先生、孙先生、程夫人去了在大方巷的难民所，并从那里挑选了80名妇女，她们将立即被转到金女大的校园。这些年轻妇女是从当天被关闭的金陵大学附中送过来的，她们中许多人在这世界上是孑然一身——她们的父亲或是丈夫被杀害，母亲死了或是与她们离散了。魏特琳担心日本人想通过自治政府去接管大方巷难民所有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金女大的难民所已关闭了，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教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