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军进了南京之后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
枪炮声响了一夜。魏特琳几乎彻夜未眠，焦虑地等待着黎明，祈祷着平安。13日的黎明终于来到了，但却夹杂着令人不安的寂静。
下午4点，金女大校园里出现了第一批日本兵。随后又来了两批，其中一批向金女大索要鸡、鹅，另一股十分凶恶的日本兵则蛮横地占领了金女大存放大米的房子。但令魏特琳十分担心的这一天总算幸运地过去了！
然而同金女大相比，南京城内其他地区则是火光冲天，枪声不断，一批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惨遭日军集体屠杀。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这一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关于城内的扫荡，基本上以佐佐木部队监守作战地区内的城门；以草场部队的两个大队从南京旧市区向下关方向推进，进行扫荡。……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16师团作战地区的林中或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只不过他们已全无战意，只是络绎不绝地跟上来，虽然安全，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为此，增派部队乘车卡车负责监视和引导。傍晚，需要大批出动卡车，但由于战斗刚刚结束，计划难迅速执行。因为当初从未设想想采取这一措施，参谋部忙得不可开交。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1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地方加以处理。
中岛今朝吾日记所记载的事实也得到了其部下第30旅团的佐佐木到一少将的佐证，佐佐木记载：“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的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2万以上。”日军除了大肆屠杀那些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外，对于南京城内的平民百姓也进行了无情的惨无人道的杀戮。13日这一天，美国人传教士费奇亲眼目睹了20名中国平民由于恐慌奔跑而立即遭枪杀的情景。
日军进城之初，在金女大守护大门的魏特琳并不太清楚日军的暴行真相，但持续不断的枪声使魏特琳充满悲哀：“天亮前似乎又有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墙——也许是在轰掉那些阻碍日军主力入城的路障，不时还夹杂有枪声，也许是日军士兵在向撤退的中国士兵开枪，或者是向抢劫者开枪。我还能听见下关方向的枪声，在我的想象中，这些子弹是射向坐在拥挤的舢板上，拼命向江北划去的中国士兵们的。可怜的人啊，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脱这些无情的子弹。”每天不断涌进的妇女难民的哭诉以及从国际委员会斯迈思、里格斯等人的见闻证实了魏特琳的担扰。
为确保松井石根17日的入城式万无一失，日军加强了城内包括难民区“扫荡”的力度，许多平民均被当作“便衣兵”而遭处决。12月16日，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了金女大中出现的一幕：
有两次日本兵抓住我们的工人，说他们是士兵，要把他们带走，但我说：“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他们得以逃脱被枪杀或是被刺死的命运。他们搜查了我们所有住有难民的大楼。四名日本兵，其中还有一名低级军官想要点喝的，我们把他们带到程夫人的宿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校园里架着六挺机枪，还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并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如果有人逃跑就开枪。当那个级别最高的军官离开时，他写了一个证明，说我们这里只有妇女和儿童，这帮助我们在今天其余的时间里，将其他小股日军挡在了校门外。
中午刚过，一小股日本兵从原医务室边门进来，如果我不在的话，他们将会把唐的兄弟抓走。后来他们沿路而上，要求从洗衣房的门进来，我也及时赶到了。如果日本人怀疑哪个人，那么其命运将与在他们身后被捆着的四个中国人一样。日本人把那四个人带到西山，我听到那儿响起了枪声。
魏特琳在金女大听到的枪声只有数声，然而在同一天，在南京的中山码头、鱼雷营、汉中门和江东门等地，却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倒在日军的枪口之下。据幸存者和加害者的证言，16日这一天，日军较大规模的屠杀案有：在中山码头有5000余名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和难民被日军屠杀，这一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陈进、刘永兴等人事后都留下了证言。在鱼雷营日军山田支队杀集体屠杀了包括老人孩子在内的7000人，参与大屠杀的日本兵近藤四郎和黑须忠信的日记记下了这一惨案。在汉中门，2000余名难民惨死于日军的机枪之下。在江东门，日军集体枪杀了10000余名中国俘虏和平民。日军集体屠杀手段十分残忍，一般先是用机枪扫射，然后用刺刀挑刺那些未被子弹打死者，最后则用汽油浇洒后放火焚烧。中山码头屠杀案中的幸存者刘永兴对日军的野蛮暴行有较为详细的证言，现转录如下：
冬月十四日（阳历12月16日）是一个大晴天，我们全家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下午三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只好跟他出去，因为我们曾看到一个姓钱的私塾先生不听日本兵的命令，遭到了枪杀。出去后，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要我们到下关中山码头去搬运东京运来的货物。我们发现，同时出来的还有我家附近的三十多人。我们先被带到一个广场，天将黑时，场上坐满了人。日军叫我们六至八个排成一排，向中山码头走去。
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头，看到一小队拿着枪的日军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三十多个被俘的国民党军警，后面才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队伍的两旁有日军押着，还有马驮着三十几挺机枪，队伍的最后是骑马的日军军官。一路上，我们看到路两旁有不少的男女尸体，大部分是平民百姓，也有一部分是中央军。
到了下关码头江边，发现日军共抓了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可能要搞屠杀。我心想，与其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一起跳江。日军在后边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这时，天已黑了，月亮也出来了，许多人纷纷往江里跳，我和弟弟也跳到了江里。日军急了，除继续用机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散失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我随水漂流到军舰边，后来又被波浪冲回到岸边。我伏在尸体上，吓得不敢动弹。突然，一颗子弹从我背上飞过，擦破了我的棉袍。猛烈的机枪声，把我耳朵震聋了，至今还没有好。机枪扫射以后，日军又向尸体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企图毁尸灭迹。夜里，日军在江边守夜，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免一死。
上述只是16日这一天一些规模较大的集体屠杀的案例，但实际上，日军的集体屠杀是从进城的那一天就已开始，而且是一直没有间断，另外一些零星遭日军屠杀的案例更是多得无法列举。
虽然，日军攻占南京初期，其大规模的“扫荡”早已令南京城内十室九空，但日军仍认为，尚有大量的士兵躲藏在安全区内，于是他们想出一个绝招，采取一种带有欺骗性的“良民登记”的方法对安全区进行彻底扫荡。12月22日，日军发出布告，令难民一律于三日内亲往登记，领取“良民证”，否则便认作中国便衣队，格杀勿论。这是配合日军搜捕、屠杀中国军人和青壮年的罪恶阴谋，也是对寄希望于安定的苦难民众的大骗局。后来，“良民登记”由傀儡政权伪自治委员会负责进行。伪自治委员会成立初期，管辖范围仅限于城内，以新街口为中心，按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片，分为第几个区进行登记。
记者范式之所写的采访纪实《敌蹂躏下的南京》，这样记述了“良民登记”的情形：“在登记前，例由某汉奸先登台说明，‘凡是过去隶属军人，被征士兵或拉夫得来的兵士，可站立两边，由其负责担保生命决无危险，送你们各自回籍，否则，设若此时不自首，将来查觉，或找不到五家连环保，那时就只有一概斩决了’。由于汉奸的威胁引诱，凡是在京没有住宅，没有眷属的人，大都站到两边去了，这样敌人就毫不费力地又是一卡车一卡车把他们送入军政部等处营房。”南京守军营长、沦陷后躲进难民区的郭歧，在他写的《陷都血泪录》中说：“（登记所）外面几个汉奸在写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到了里面，兽兵八九个专捡你的特征及可疑之点，……女人登记，更令人生气！先检查有无好看的，然后将好的都留下了，宣布今日不登记，明日再来！次日半夜里起来又在等着，结果又来详细选择一顿而少登几个即走了，等得女人们又怕又恨，哭笑不得，一直继续了三个礼拜才登完！”
上述情况，在各登记点都发生了。登记点设在金陵中学、金陵大学、四条巷2号、金女大、阴阳营55号、北秀村7区办事处、北平路60号、山西路中苏文化协会八处。金陵大学校园内的难民登记较早，魏特琳得知消息后，就让陈先生准备花名册。12月28日上午8点，金女大登记点开始登记，男性首先登记。金女大把自己的人员集中在一起，首批接受日本人通过翻译所作的训话。魏特琳在这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日本人称，如果是中国士兵，应该自首，那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并让他去做工。我不明白他们所说的士兵是指现役军人还是曾经当过兵的人。第一个承认的是给Y·H·陈干活的工人。我知道他不是现役军人，我正努力让日本人放了他。接着，那些承认自己是士兵的人四个一排，每人发了一张登记表，然后走到校园的东北角。我仔细看了这些人的脸，他们大多是老弱伤残者，因为所有年轻人都到校园的西面去了。”就在这时，一个昨天预约要来的日本军官来了，要求美国人住到一个地方去，以便保护，被魏特琳拒绝了。魏特琳深知若无外国人在旁监视登记，情况将更糟，她告诉那个军官说：“我们不能离开各自负责的地方。”
魏特琳的这一段记述，同12月25日发生金陵大学登记点发生的事件何其相似。那天，发生的事件，贝茨教授在一份《金陵大学登记后果注解》中，是这样记述的：“登记在金陵大学校园内开始了。除这里为数略少的难民外，（日本）当局把住在新图书馆内的两千多人也加入进来，被集中在斯威泽堂下面网球场的总共约3000人，其中有200到300人听了半小时训话后便站出来了。这篇讲话的大意是：‘凡当过兵或服过强制性的劳役的（指军队夫役之类——贝茨自注）都站到后面去。如果你们这样自动站出来，可以保全你们性命，并且给以工作。否则一经检查发现，就要枪毙你们。’在日本军官的指示下，中国人（指翻译——贝茨自注）重复了这些话。……日本人的这些话，不仅被金陵大学许多职工听到，而且也被福田先生、田中先生（日本使馆官员——贝茨自注）和我本人明白无误听到了。有些中国人认为，站出来的某些人是由于恐惧或对‘强制性劳役’这个名词有所误解，可以肯定，他们很多并未当过兵。将近下午5点，这二三百人被宪兵分两批带走。……27日上午，又有一个人被带到我这里。他说前天傍晚被带走的200～300人大多被杀死了。他是从死亡中逃出来的30～40人中的一个。”
在金女大登记点听了训话后站出来的人，命运如何呢？第二天来的日本人比第一天更厉害，逐一检查了每个人的手，并把认为可疑的人挑出来。尽管这些人从未当过兵，是裁缝、小贩、卖烧饼的，但还是被挑了出来。他们的母亲、妻子恳求魏特琳为自己的儿子、丈夫说情。面对眼前发生的不幸，魏特琳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被挑出来的人，自然是要被日本人带走的，金陵大学被带走的200—300人的命运也就是他们的命运。
金女大登记点在最初两天，即12月28、29日，登记的是男性难民。从30日起开始登记17—30岁的妇女，妇女们非常害怕，这个年龄段的妇女正是日军施暴的主要目标。31日上午，约有1000名女难民去登记。登记前先由一名日本军官训话，接着是汉奸詹荣光讲话，他们都讲中文。有些话魏特琳没听清，她听到的是：“你们在婚姻方面必须遵循风俗，让父母作主，不要上剧院，不要学英语，中国和日本必须融为一体，这样国家将会强大。”詹荣光是个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他原在夫子庙一带买仁丹，南京沦陷后，通过南京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的关系，摇身一变成为伪自治委员会的顾问，与日方“查问委员会”（为所谓“良民登记”而设）勾结在一起，告密抓人，欺骗难民，无恶不作。训话结束后，妇女们单列排成两队，沿着买饭处的栏杆，一队向南，一队向北走去。登记中有20名妇女被挑出来，之所以被挑出来，仅仅因为他们“看上去与众不同，要么烫发，要么穿得太好”。这被挑出来的20人还算幸运，总算有母亲或别人为她们担保被释放了。这天妇女登记完后，又开始登记男子。男子们虽然经过几天登记，但还是登记不上，所以后一天排队等候总比前一天提前，甚至提前到凌晨两点。
由于过新年，日军命令1月1、2两日停止登记。元旦这天，魏特琳在接待了几个日本军官后去拜访詹荣光，希望他能阻止在金女大登记男性难民，因为设登记点之前金女大严禁男人进入，即使女难民的父兄来送食品也被劝阻在外。但日伪方面并没有接受魏特琳的请求。1月3日登记重新开始，金女大仍是兼办男女难民登记的登记点。这天上午，魏特琳去金陵大学观察登记情形。金陵大学的登记在农蚕系大楼前进行，人数要比金女大少得多。据魏特琳的分析，其中原因是男人们愿意在金女大登记，原因是万一他们被当作士兵，他们的妻子或母亲等会出来证明，这样他们可以保住一条性命。
新年后的登记速度似乎加快了，男人们大部分已经登记，妇女未登记的人数依然很多。魏特琳认为，到1月4日为止，已有5000至10000名妇女在金女大登记过。对于登记，妇女们怀有这样一种心理，以为只要经过登记就有安全。虽然日军宣布17—30岁的妇女才需要登记，但许多年龄小于或大于这个规定的妇女都来了。她们明知排队登记时要遭受日军如驱赶牲口般的对待，甚至会遭到在脸上涂抹令人难堪的标记的侮辱，还是前来登记，在她们看来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看到有病的妇女由丈夫背来，年老的妇女由儿子扶来；看到一名有心脏病的妇女第六次来登记，跌倒在自己的身旁；看到三四千妇女每四人一排相互搀扶着走进校门登记，离开时也如走进校门时那般走出校门，魏特琳的心情十分沉重。
为了尽快结束登记，从1月5日傍晚起，日本人突然改变登记方法。魏特琳接到通知：妇女继续在金女大登记，男子登记在金陵大学进行。登记改由伪自治会文职人员负责，也不再有人训话，难民排成12行，每行前面放两张桌子，在一张桌子前领许可证，在另一张桌子前领登记证，所有登记都由中国人办理，只有几个日本警察和日本兵在旁监视。登记已接近尾声，日本方面突然改变登记方法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出于搞欺骗宣传的需要，企图制造南京居民生活平静的假象。1月6日，几名日本记者来拍照，甚至要求妇女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金女大的男性员工，早在登记的第一天就首先登记了，但女性员工却一直未被安排登记，魏特琳很机智，见这个机会可以利用，就提出为她们登记，并得到准许。魏特琳带着5名女工、程夫人的儿媳和4名女勤杂工，很快办完了登记，免去了许多繁琐的手续。又过了几天，“良民登记”的骗局终于收场。
魏特琳管理的金女大难民所由于只收容妇女儿童，没有年轻男子，因此日军直接在金女大抓人杀人的情况并不多，但魏特琳也耳闻目睹了许多日军屠杀平民的事件。如12月21日，魏特琳日记记载：“下午1点半，我和艾奇逊的厨师坐着使馆的车向西开去。他听说他75岁的老父亲被打死了，急着要去看一看。我们看到那位老人躺在路中央。我们把他的尸体抬到一个小竹林里，用席子裹好。这位老人拒绝到大使馆接受保护，说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你们曾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像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12月22日，魏特琳在日记中说：“日本使馆想把电厂修好，以便恢复供电。于是拉贝先生找了50名雇员，把他们带到电厂。今天下午，他们中的43人被日本兵枪杀了，理由是他们过去是政府雇员。”12月23日，魏特琳从一位姓孙的邻居那里听说，“昨晚有60～100人，大多数是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卡车运到金陵寺南面的小山谷里，用机枪打死，然后把尸体拖入一间房子里，连同草房一起烧掉。我一直在怀疑我们晚上看到的那些火是用来掩盖抢劫与杀人的。”
正如魏特琳所担心的那样，在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日军残无人道地屠杀了无数中国同胞，据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中判定：“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灭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为许多中国学者所接受。孙宅巍主编的《南京大屠杀》一书，通过对各种收埋尸体数字的分析与研究，认为南京同胞“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的统计。该书说：“……对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尸体的收埋，其有据可查者，计有：各慈善团体收尸18.5万具，私人收尸3.6万具，伪政权收尸7400余具，日军运至江北烧毁埋没者约3万具，总计已达258400具。关于被日军抛入长江和进攻南京部队处理的12万具尸体，考虑到有关毁尸记录之间可能的重复，以及毁尸与部分埋尸数字之间可能有交叉，扣除其中若干万具，认定有若干万具尸体被抛入长江、毁尸灭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这258400具尸体，再加上被日军抛入长江的若干万具尸体，其数亦在30万上下。
日本学者藤原彰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一文中，得出“共计有20万以上军民在南京及其周围地区死亡”的结论。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也在所著《南京难民区百日》一书的后记中说：“倘若从本书所描述的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状况出发，不难想像，至少有十几万、近二十万或更多的中国军民死亡。”虽然在数字的估计上略有差异，但都同样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阴谋。
灭绝人性的大奸淫
日军攻占南京之后，除了大肆捕杀青壮年男子外，另一个灭绝人性的暴行就是大肆奸淫妇女难民。在文明古都南京，下至八九岁的幼女，上到六七十岁的老妪也不能幸免。据最保守的统计，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内发生的强奸、轮奸案在2万至8万起之间。许多妇女被奸淫后又遭杀害，有的被蹂躏致死，有的则因拒奸而被杀。因此，人们将“南京大屠杀”又称之为“南京大奸杀”。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尽管魏特琳很少走出校门，但作为一名女性，她特别关心妇女的生命安全，在她的日记中，也有相当篇幅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性暴行，从其所载日军性暴行的案例来看，大体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其一是受害者本人、受害者家属或目击者对魏特琳诉说的案例；其二是魏特琳亲身目击的案例；其三是魏特琳进行实地调查的案例。其中第一种类型所占比例最多。
日军攻占南京的第二天，大批女性难民在遭受到日军性暴力和性暴力威胁之后，纷纷前往金女大避难，寻求魏特琳的保护。尽管受害者对自己的受害事实难以启齿，但由于魏特琳也是一位女性，因此，有些受害者还是将自己受害的事实告诉了魏特琳，魏特琳日记中有许多这类事实的记载，仅举数例如下：
1938年2月1日，“午前，一位6点半就来的39岁的妇女讲述了她的遭遇。今天上午，她劝一个曾和她一起在一户人家干过活的男子一同回家取些剩下的东西。这个妇女日本兵被抓住，5个日本兵强奸了她，男的则被打了耳光，并被抢去9元钱。这位妇女的丈夫于12月27日被抓走，至今未归。这位妇女刚走，另一位57岁的妇女进来，她和丈夫在星期天回家时，她丈夫被赶出家门，两个日本兵调戏了她。妇女们并不愿意对我讲述这些遭遇，因为她们认为这很不光彩，难以启齿。怎么能让年轻姑娘回家呢？”
1938年2月9日，魏特琳从大使馆回家时，一位妇女告诉魏特琳：“她丈夫以前在南京一所很大的学校当教师——她出身书香门第。灾难来临之前，她们逃到乡间，盘缠用完了，决定不论南京情况如何都要回来。她们的归途是个多么可怕的故事啊——14岁的女儿和同龄的侄女脱掉鞋袜，跑到田野里，试图躲避日本兵，尽管如此，在他们进城门的时候，他们的侄女被强奸了3次，女儿被强奸了1次。14岁的姑娘啊！做母亲的脑子已记不清时间了——苦难竟如此接连不断。她自己并没有要求到我们这里来，说自己能忍受，但恳求我们允许小姑娘进来。”
1938年1月23日，“与海德（Hyde）小姐一起工作的长老会传教士吴爱德（音）小姐，在下午的妇女礼拜上讲述了她逃出来的奇特经历。日本兵在寻找花姑娘时，她在草堆、猪圈、船上和荒废的屋子里躲藏了40天，后来听说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决定来这里。她把自己打扮成老太婆，借了个6岁小男孩背在背上，借根棍子蹒跚而来。”
从乡下被迫回到城里来的妇女告诉魏特琳，南京城外乡下地区日军的性暴行亦相当严重，“许多姑娘今天从乡下进来找我们，她们报告说那里的情况仍然令年轻女人和姑娘们无法忍受。”日本兵经常去找“花姑娘”。魏特琳曾在日记中感叹说：“从农村来的妇女说她们那里的情况可怕极了——严格地讲，她们只有将自己‘埋葬’才会安全。”甚至有一些农村妇女被作为慰安妇被日本兵带走，而在有些地方，日军士兵在找不到年轻妇女之后，则找十几岁的男孩。
除了一些妇女主动告诉魏特琳有关日军性暴行情况外，有时魏特琳本人在外面走路时，也会经常碰见到处施暴的日军。如1937年12月24日，一名神情黯伤的男人来请求魏特琳去救他的27岁的妻子，他的妻子正被3名日本兵强奸。12月25日，“我们刚出大门，一名妇女过来要我救救她的女儿，她刚从家里被抓走。我们向她指的方向跑去，我们往南走，到了上海路，但被告知他们向北去了。正当我们准备往北去时，看见米尔斯在一辆汽车里，便把他拦下，然后同那位母亲及布兰奇一起上车。很快，我们看见两个日本兵带着那个女孩。她一看见我就转身喊救命，当她看见她的母亲也在车上时，便径直跑进汽车。那个士兵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坚持认为我们亏待了他，赖在米尔斯的位子上不肯下车。一个懂一点英语的军官走过来，试着用一种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必要的温和方式把那个日本兵请出来，然后再让我们继续述说。直到米尔斯说很抱歉，我们必须带走那个女孩时，他才让我们走。”1938年1月24日，“我们出大门去大使馆时，一个小姑娘来告诉我，3个士兵刚刚到她家劫持一些年轻妇女。我跟她去时，日本兵已经离开了。他们想抓的姑娘们非常机智，成功地从后门逃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8年3月27日，“下午，当我走出校门来到汉口路和宁海路的拐角时，两个坐黄包车的士兵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叫他的黄包车夫给他弄一个‘花姑娘’，那个黄包车夫不肯，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当这两个士兵看到我走过来时连忙打手势示意载他们的黄包车夫往前走。”
1938年3月之后，南京较前有所安定，魏特琳经常利用一些机会到南京各地进行了一些走访调查。1938年3月15日，魏特琳和马吉一起去了城南拍了一些有关一件惨事的照片——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两次。4月30日，魏特琳去看了城外的遗族学校，学校内新的女生宿舍被彻底摧毁了，但魏特琳未能进去，因为那里似乎被日本士兵和大量的“中国妓女”占据着。6月8日，魏特琳等人10点钟到金陵大学林学院的实验站访问了3个不同的家庭，“一位老妇人告诉我们，在1937年12月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只有包括她在内的3位老妇人没有离开村庄，他们要保护他们的房子。士兵们来找年轻的女子，她们说年轻女人都跑了，那些士兵们毒打了她们，还强奸了其中的一位老人，那位老人后来死了。”到了1938年9月份，在校园西部农村地区人们告诉魏特琳，“士兵们几乎每天来，要找‘花姑娘’”。同年10月10日，魏特琳和凯瑟琳在校园西面的吴村，发现大多数老人回到了村里，但仅有两位年轻的妇女。其余的年轻妇女白天回家，晚上回到以前的安全区。她们说白天总是提心吊胆，一旦有士兵在远处出现，立即逃跑。她们告诉魏特琳当天上午几个士兵从一所屋内把一名年轻妇女带上卡车开走。
从魏特琳日记中，我们感觉得南京城区的日军性暴行有三大特点：
其一是性暴行持续时间长，甚至到了1939年初，南京城里的日军还到处寻找“花姑娘”，如1939年1月3日，一名放假回家的金女大学生回校后告诉魏特琳，“在3天假期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得藏起来——总是有士兵到前门口要‘花姑娘’。”另外，还时常发生日军强奸妇女的事件，如1939年1月24日，“牧师报告说他的看门人告诉他，前天晚上，他们教堂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子被强奸了。”
其二是性暴行异常残暴。魏特琳日记中所载日军强奸对象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最大的为76岁，另有一位5次遭强奸的一位73岁老妇人和一位遭5次强奸的黄老太。日军在寻找妇女的过程中，有时由于找不到妇女，他们则采取各种酷刑来逼迫其他人提供线索，如1938年3月7日，我去金陵大学校医院看望玛丽，医院里充满了悲剧。住在玛丽隔壁的是一位54岁的农民，由于他说他不知道哪里有牛和妇女，所以被吊在两棵树中间，下面燃着一堆火。而一位姓刘的老太太由于拒绝向日军交出两个儿媳，便被日军用刺刀刺死。
其三是安全区解散前后日军性暴行的案例较为突出。日军从1938年1月底开始，不断要求安全区里难民回家，但是当难民被迫回家后，日军的暴行却没有丝毫收敛，许多回家后的妇女都遭到日军的强暴或威胁。据统计，从2月1日到3月1日，魏特琳日记中共记载了10处以上的日军性暴行及其性暴行威胁的案例。
魏特琳日记中所反映的日军性暴行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当时每一个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没有一个不被日军的兽行所震惊，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2月17日之前，日军为举行“入城式”，忙于开展“残敌扫荡”，强奸妇女的事件虽频频发生，但远不如17日之后数量多，性质恶劣。费奇的日记记述说：“12月17日，星期五。劫掠、屠杀和奸淫的事情，有增无减。昨天白天和夜间，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千人。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37次，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因为五个月的婴孩哭声不断，便把他活活闷死，反抗的惩罚就是刺刀。医院里挤满了受难者。我们唯一的外科医生威尔逊，忙得无暇休息。”17日晚间的强奸事件特别暴虐，是有原因的。这一天下午，城中的日军都分到了入城式的庆功酒，各部队在市内横冲直撞，干杯祝贺，醉醺醺的，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日军或酗酒放纵，或借酒施暴，在上下没有一点体统的氛围中，许多日本兵为强奸妇女在街头四处游逛。从国际委员会秘书长斯迈思签发的送交日本使馆的有关日军暴行的那几份正式报告看，12月17日的强奸案例也是最多的。那天夜晚，国际委员马吉和福斯特为警戒日军暴行，在难民区巡视，他们看见一名哭泣不止的妇女，后面跟着一个大声喊叫的日本兵，他们把她安置在收容着许多难民的汉森家二楼住下。第二天早晨，这位妇女向他们讲诉了事情的经过：17日傍晚6点左右，4个日本兵来到她家，把她从28岁的丈夫和3个月大的孩子身边拉走，押上汽车，带到五六公里外的日军住宿处。在那里，她被3个日本兵轮奸了。之后，又被押上汽车，在马吉他们经过的那条路附近，被赶下车来。马吉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最可怕的是强奸妇女。日本人以最无耻的方式干这些勾当，街上到处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兵。”
美国传教士、金陵大学医院的管理人员麦卡伦在寄给家人的信中说：“这是一段令人极端恐怖的事，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束。我从来没有听到或看到这样残暴的行为，强奸，强奸，还是强奸！我们估计每天晚上至少发生1000起，白天也发生许多起，如果进行抵抗或稍有不满，就会遭到刺杀或枪杀。”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委员长贝茨在1938年1月10日写给上海友人的密信中，这样叙述了日军的性暴行：
在牺牲者中间，一部分是中国兵，他们已经抛弃了枪械，或因不及退出而做了俘虏；许多平民甚至毫无当过兵的嫌疑，也随便加以枪决或刀戳，其中妇孺也不在少数。据几位精明的德国同志（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等）估计，强奸的事情，达两万次。我则以为至少有八千次，这当然只是最低限度的估计。单以金陵大学、职员家庭以及美侨住宅而论，我就有关于一百次以上强奸案的详细纪录，以及约三百次强奸案的确实报告。痛苦与恐怖的情形，简直使你难于想象。校内被强奸的，有十一岁的女孩子，和五十三岁的老太婆。在神学院内，十七个兵白昼宣淫，连续强奸一个女人。实则三分之一的强奸是在白天干的。
1938年4月，约翰·马吉注意到美国麦金牧师因误信日本方面宣传，曾致信《纽约时报》，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故事。作为身临其境的见证人，马吉不能不以目睹的事实去纠正麦金牧师的偏见，他在致麦金牧师的信中所列举的日军暴行，较能反映日军极端酷虐的本性。其中有关性暴行的案例，摘引如下：
（一妇女）“被日兵强奸，阴户仍插有瓶子。这位妇女的两个女儿，分别为14岁与16岁，被捆绑着强奸好几次，然后杀死了，大女儿的阴户仍插有木棍，其悲惨一如母亲的遭遇。……76岁和74岁的祖父母，曾试图保护她们，当即被击毙。
我曾送一个15岁的小姑娘到医院，她告诉我事情经过。她的哥哥、嫂嫂、姐姐和父亲、母亲全被当着她的面用刺刀杀死，然后她被带到军营，那里有200—300士兵。她被关在一间房里，脱光衣服加以强奸，每日数次，如此将近一个半月，直到她得病，（日本兵）不敢再接触她。她告诉我，那里还关着许多和她同样遭遇的女孩。
我曾与一个76岁妇女谈话，她被强奸两次，她那寡居的女儿被强奸18或19次，现在不知死活。这是我个人获知（受害人）最老的一个案例。我曾把住在我们福德教堂的妇女，一车又一车送往医院，她们是在被强奸后就医，其中最小的一个女孩只有10或11岁。
贝茨的记载一般限于金陵大学校内，或许还不够用来说明日军暴行的全貌，由国际委员会秘书长斯迈思签发的送交日本使馆的有关日军暴行的那几份正式报告，颇能覆盖整个南京城区。英国记者田伯烈把报告中数量颇多的案例有选择地收录在他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这些案例按其发生时间的先后重加编排，而对原来的编号则予以保留。案例发生时间为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7日，案例的编号为1至444。这些案例十之七八是性暴行案例，这里不再赘述。
日军在南京的性暴行给南京难民的心灵和肉体留下了巨大的创伤，许多妇女在遭到日军凌辱之后，被迫自杀；还有很多妇女由于日本兵的强奸而不幸怀孕，她们有些人就自己私下偷偷地将小孩打胎打掉，有些人则到医院打胎，金陵大学植物学史德蔚教授在1938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对此曾有记载：“最近几个月，有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大学医院求助，……大夫为她们卸掉了不受欢迎的‘包袱’，尽管对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医生们持有不同意见。我明白在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大夫称自己为南京的第一号消灭日本人的人。”但也有一些妇女因怀了日本兵的种而被迫生下小孩来的，但她们都不肯养这些小孩，而是送给修道院收养。魏特琳在1939年10月去城南调查时曾有所发现： “今天上午做完祈祷，我们4个人终于去了那8位天主教修女那里，看看她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她们在一所房子里养育了29名婴儿，都是弃婴。其中一间小屋里躺着6个大概活不长的小家伙，他们几乎都有梅毒。还有好几个婴儿的父亲很可能是日本兵，他们正是因此而被抛弃的。这几位虔诚的修女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照料着这些肉欲的产物。”
强奸、轮奸、先奸后杀、击毙被奸者亲属、难以想像的性虐害、关押妇女做集体泄欲的性奴隶以及违背伦常等暴行，在当时留驻南京的西方友人的书信、日记或其他文献中都有大量记载。这些记载可与后来逃出南京的中国同胞——当过记者、军人、职员或难民的人士——以亲身经历写成的报道、通讯和日记实录相印证；也可与当时受害者和见证人的大量控诉和证言相印证；诸如此类的材料许多书上都有记载，本书不再转录。
实际上，有关日军在南京的性暴行，从一些侵华日军战后进行的反省和忏悔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日军在南京几乎“没有不参加奸淫的士兵”，原日军大尉宫本曾回忆说：“当年我们在南京强奸妇女，如同在两次战斗间隙抓紧大小便似的。”原日军士兵田所耕造说：
妇女是最严重的被害者，不论老少都给强奸了。从下关坐着烧木炭的汽车到村庄里把妇女抢来分配给军队，每15到20个兵分给1个妇女。就在仓库周围或找个向阳的地方，用树叶搭起一个场所。士兵们拿着盖有中队长图章的‘红券’（当时日军中临时发给的一种证明券），解开裤带排队等待着。
我曾担任过抢夺妇女班的班长，一到村里妇女们就拼命跑，因为要活的不能杀死她们，为了追赶她们可真费了劲。我们自登陆以来，还没碰过女人的身体，所以大事轮奸。当时‘奸虐致死’成了我们很喜欢说的话。
没有不强奸的兵，而且大都是强奸以后再杀死。一放开手，女人拔腿就跑，从后边砰的一声就了事。因为要叫宪兵知道了，会军法从事的，所以不愿意杀也都杀了。当然，那时南京可是几乎没有宪兵。
为什么在进攻南京征途中和在攻陷南京之后，日军如此狂暴地大施淫虐狂呢？日本笠原十九司教授在他所著的《南京难民区百日》一书中作了这样分析：他认为原因之一，是“以征收为名进行掠夺”的心理引发了日本兵普遍对中国妇女施暴，日本兵惯于用掠夺暴行来满足食欲，对于性欲这样的生理欲望也势必用暴力来满足，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日本兵的心理状态就是如此。原因之二，是日本社会歧视妇女的传统意识与歧视中国人的意识叠加起来，使得作为战胜者的日本兵认为，在国内不允许做的事，对敌方的女性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做了。加之日本军方对士兵性暴行的放纵，部队长官甚至认为“这是保持士兵斗志所必须的”，于是，强奸就被视为对战场上士兵的一种报偿，就被当作强心剂而得到默认。
目击日军性暴行
由于日军在南京城内大肆宣淫，许多遭受日军性暴行和性暴行威胁的妇女被迫纷纷逃往金女大避难。金女大收容的难民人数因此而迅速不断上升，人满为患。
魏特琳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除中午吃饭外，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惊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索恩先生今晨来告诉我们水西门那边的情况，此后我们就让妇女儿童自由地进入我们校园。同时尽可能请求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呆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许多人恳求只要在草坪有一个坐的位置就行了，我想今夜一定进来了3000多人。……今晚索恩和里格斯先生睡在南山的房子里，斯迈思和F·陈睡在门房，我住在山下的实验学校。我们还让我们的两名校警穿便衣巡逻，守夜人也将整夜巡逻。”16日，校园难民人数增至4000多人，魏特琳感到十分忧虑，担心“在这种压力下还能支持多久”。17日，除了原有的4000多难民外，又来了4000多难民，食物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人群不断涌入，使魏特琳简直无法应付，由于缺乏住宿条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魏特琳通过与金陵大学联系，亲自护送了400名妇女到金陵大学避难。
由于难民人数的猛增，金女大难民所不再给新来的难民分配房间，所有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只要她们能挤在哪里，就让她们挤在哪里。大楼里住不下，就只好让她们睡在水泥路上。校园内难民人数在12月20日、21日、22日达到了极点。据魏特琳日记的记录，20日晚“大约有6000多名难民”，21日晚“一定有6000或7000，也许是9000至10000名难民”。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由我们几个人管理，简直累坏了，我们不知道在高度紧张下自己还能支撑多久。”22日的难民人数，魏特琳是这样记述的：“我不敢估计现在我们有多少难民，有人认为大约是10000人。”实际上，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大部分的日子里，在金女大避难的妇女儿童人数一直在万人以上。
金女大是著名的女子大学，又是专收年轻妇女的难民所，所以自然成了日军官兵垂涎之地。不但士兵常来“光顾”，就连官长也常借查问、了解情况或参观的名义进入校园。尽管他们有许多借口，但奸淫年轻美貌的妇女却是他们最大的企图。白天，由于有魏特琳在学校大门把守，日本兵要进来施暴并不容易，于是这些兽兵“乃改变方法，晚间越墙进去‘摸彩’。”当时日本兵把到金女大强奸妇女的勾当称为“摸彩”。
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关于日本兵在金女大的性暴行，日记中记载最早的案例发生在12月17日，最后一个案例发生在1938年2月14日。从魏特琳日记所载发生在金女大的日军性暴行的案例来看，这些案例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日军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施暴，一类是分散的无组织的日本士兵的个人行为。
在金女大，日军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施暴的案例虽然不多，但却较为典型。魏特琳日记中曾记载了12月17日和24日日军两次在金女大的兽行。
12月17日，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恐怕仅次于同年同月的12月13日。这一天，日军举行了“南京入城式”，下午两点半，典礼在国民政府大楼院内举行。《君之代》的乐声奏响了，巨大的日章旗升到正门楼旗杆的顶上。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得意忘形，带头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他把攻占中国首都南京视为自己最大的军功和帝国最大的骄傲，他把举行“入城式”视为“永垂青史的壮举”。
这一天对魏特琳来说，也是极为特殊的一天，白天人群不断涌入安全区，校园里原有4000多难民，一下又增加了4000多人，员工们简直忙得无法应付。这天晚上，日本兵闯入金女大逞凶，魏特琳、来校守夜的国际委员、金女大员工和每一个难民，都受到日军的恐吓和威胁，日军还利用欺骗手段进入楼中挑选妇女带走，魏特琳把这天夜晚称为“难忘的恐怖之夜”。在以后几个月中，她常提起这一天，每到17日还会在日记里写下自己对12月这一天的感受。她在1938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个月前的这个晚上，日本兵从校园里抢走12名姑娘，我们能忘记那个恐怖的夜晚吗？”她在同年2月17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今天是那个可怕的12月17日的纪念日。”可见，这天晚上经历的恐怖，深深烙在魏特琳的心头，永远也不会淡忘。
这天晚上，究竟发生了哪些令人感到十分恐怖的事呢？
魏特琳刚把下午4点以后接受的两大批妇孺难民送往金陵大学，回来就听德威南夫人说，5点多钟的时候，两个日本兵进来扯下草坪中央那面很大的美国国旗，扔在科学楼前的土堆上。吃晚饭时，中央楼的一个男孩跑来说，有许多日本兵正向宿舍楼走去。魏特琳立即和李先生前去阻止，见两个日本兵在推中央楼的正门。一个日本兵要钥匙，魏特琳说没有；另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兵，魏特琳说没有士兵，李先生也这样说。日本兵打了魏特琳一记耳光，并狠狠殴打李先生，坚持要开门。魏特琳指指侧门，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在楼上楼下到处看，似乎是在找中国兵。当魏特琳走出中央楼的时候，看见另外两个日本兵绑着三个男人走来，说这是中国兵。魏特琳见是学校的工人和花匠，忙作解释，但日本兵还是把三人押到学校前门。魏特琳紧随其后来到前门，前门的情形着实使魏特琳大吃一惊，只见许多中国人被迫跪在路旁，陈先生、夏先生和金女大的一些工人也在其中，由一个中士和几个日本兵监视着。不一会，日军押来了程夫人和德威南夫人。日军问谁是学校负责人，魏特琳自已承认是负责人，然后日军让她指认每一个人。由于其中有新雇佣的工人，魏特琳并不熟悉，陈先生出来说话，帮助魏特琳指认，结果被日本兵狠揍一顿，并被带到路的右边，强迫他跪在那里。
就在这时，一辆汽车开来，上面坐着国际委员费奇、史迈士和米尔斯，他们是来金女大值夜的。日本兵以刺刀相向，逼迫他们下车，令他们站成一排，扔掉他们的帽子，用手电筒照他们的脸，检查通行证，盘问夜行目标，搜身检查有没有携带手枪。幸亏费奇会说法语，能和那个懂点法语的中士做些沟通。那个中士同他手下的人讨论了几次，最初他们坚持要求所有外国人和程夫人离开。魏特琳明确表示反对，坚定地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能离开。”后来日本兵又改变了主意，令外国人中的男性坐车离开。在与日本兵相持的过程中，魏特琳等听到妇女们的尖叫声和哭喊声，看见有人从侧门被带出，魏特琳猜想是日本兵把一些男性帮工带走了。
事后，魏特琳才发现中了日本人的计谋，原来他们把负责人困在前门，派三四个士兵假装去搜查中国兵，而其他人则乘机从后门闯进楼里轮奸三名妇女，抢走12名姑娘。干完这些勾当后，日本兵才带着陈先生从前门出去。陈先生还会回来吗？也许再也回不来了——魏特琳站在校门旁，默默地为陈先生和其他被抓走的人祈祷。寒风低声呜咽，枯叶瑟瑟作响，魏特琳回想刚才那可怕的情景，好象又看见男人们跪在路旁发抖，又听见不断传来的妇女们绝望的哭号声。被带走的男人们、妇女们将去向何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一种怎样的命运，魏特琳惦记着，心里隐隐作痛。
由于无法判断日军是否已经离开，所有被日军押到前门的人一动也不敢动，惊魂失魄，呆坐着，时间仿佛凝固了。直到10点15分，魏特琳和大家才决定离开。看门人小杜偷偷向门外看了看，不见有日本兵，于是悄悄把大门和旁边的小门关上。魏特琳和程夫人、德威南夫人一起去东南宿舍，在程夫人的家中，没有一个人，程夫人的儿媳和孙子们都不在，房间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经过抢劫。魏特琳很为程夫人的家人担心，但身为总舍监的程夫人却显得很镇定，她说他们一定和难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接着，3人一起去中央楼，程夫人的一家、王小姐、何小姐和布兰奇·邬小姐都在那里。后来，魏特琳和德威南夫人回到她们的住处——实验学校，令她们吃惊的是，陈先生和罗小姐正静静坐在客厅里。陈先生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大家听罢，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于是为感恩而虔诚祈祷。这一夜，魏特琳和德威南夫人没有住在实验学校，而是住在门房隔壁陈先生家，因为如果日军再来骚扰的话，她们就可以迅速作出反应。魏特琳上床歇息已过午夜，但她和大家一样都没有睡。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晨曦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房间，新的一天开始了。魏特琳想，除了企盼来日比去日好之外，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妇孺们太需要她的保护了，而她自己却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对。日本兵明目张胆地把自己保护下的12名姑娘抢走，还有什么比这更令魏特琳愤怒和悲哀呢？曾亲眼目睹日军这次从金女大抓走12名妇女的徐银海也在证言中说：
“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我还没有结婚，为了活命，我随家人一道跑到难民区安了家（现在南师大一带）。我记得和我们同住在难民区一道的一位王先生，她的女儿十八岁，就被日本兵拖去强奸了。……还有一次，我终身难忘的是亲眼见到日军在难民区拖走12名青年妇女，第二天才把她们放回来，她们回来时的那种蓬头垢面，痛哭流涕，受尽侮辱的情景，看了实在叫人心酸，无不痛恨日本丧尽天良和欠中国同胞的血海深仇。”
12月17日夜晚金女大发生的事件，属于日军有组织的集体施暴，不过，这只是军队下层搞的阴谋活动罢了。12月24日发生了一起由日本师团策划的、“从1万名难民挑选出100名妓女”的事件，上午10点，某师团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带着几个人和一名日本使馆的中国翻译，来到金女大，在魏特琳的办公室同魏特琳会晤。那个顾问提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良家妇女”，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魏特琳只好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挑出21人。日本人挑选时，那个顾问一直坐在办公室里。日本人带走这21人后，姑娘们惊恐万状，去问魏特琳，日本人会不会从她们中间再挑选另外79名？魏特琳安慰她们说：“如果我能阻止的话，应该不会。”若作否定的回答，固然能使姑娘们安心，但从几天来事态的发展看，谁也无法预料会出现什么事。再说，若日军以某种借口再来挑选，难道自己就一定有办法制止住吗？魏特琳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不知如何回答姑娘们的疑问才好。事实上，这21名妇女根本不是什么妓女，他们告诉魏特琳说是要找妓女，实际上只是为了得到魏特琳的同意，以便能够公开挑选年轻貌美的妇女。魏特琳12月24日日记记下的，由师团派人到难民所挑选妇女，以便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即“慰安所”）的事，在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的文献记录中是最早的。日本人所以垂涎金女大，是因为他们都知道金女大是收容妇女最多的地方，且其中女学生占了三成。由师团派人到难民所挑选妇女，当然属于有组织并经事先策划的行为。
日本人到金女大挑选妇女充当性奴隶的行为恐怕不只一次，当年避难在金女大现年76岁的屈慎行老人告诉笔者：
我认识华小姐，日本人未进城，我们一家我妈、婶、姐及舅舅家的所有妇女就去了金女大。日本兵进城的第二天晚上，有几个日本兵到金女大拖女人，女人的哭喊声救命声持续了一二个小时，当时许多在门口和走廊里的年轻妇女被拖走。过了几天，有20位左右的维持会人员来金女大，寻找以前做个妓女和做过招待的妇女，他们在学校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寻找，目的是想把她们拖到外面去参加组织慰安所，很多人不愿意去，都是被拉着走的。她们是被卡车拉走的。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当时有20多名妇女被拉走，卡车上有帐篷，没有人敢跳下来。
日军在金女大的性暴行更多属于士兵零星分散的个人行为，人数多则两三人，少则一人；时间不分昼夜；施暴的形式，或直接在金女大强奸，或强逼着把妇女带走。这些日军性暴行事件，现据魏特琳日记，按时间先后将其主要者排列如下：
1937年12月19日，上午其余时间，我都用来把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士兵赶走，从校园的这边跑到校园的那边。我去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已有两名日本兵上了楼。我赶到教工楼，看见一个家伙站在538号房间门口，另一个家伙在强奸一个姑娘。我的出现和手里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在我内心深处，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
1937年12月27日，玛丽（德威南夫人）说今天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的日本兵向我们要三名姑娘。当她给他们看了日本使馆的信后，他们走开了。
1937年12月30日，当我进入学校大门时，一位母亲跪在我面前说，今天在校园值班的一个日本兵把她24岁的女儿抓走了。我立刻同那位母亲一道去詹先生（日本使馆中国翻译，后任伪自治会负责人）家报告这件事。詹先生和日本官员都说今晚不可能找到那个姑娘……
1938年1月1日，大约三点，一名工人跑来说，一个日本兵正带走一名女难民。我匆忙赶去，在图书馆北面的竹林追上那个胁迫姑娘的日本兵，他听见我的声音后便飞快逃走了。后来，我又赶走了同时来的另两个日本士兵。
1938年1月21日，午饭后不久，当我去西北宿舍楼宣布下午妇女布道会的有关事情时，几名难民跑来对我说，校园后面有日本兵。我向后门走去，去得正是时候4个日本兵看见我后便放开3名姑娘，这几个姑娘是从姓朱的农民家附近的难民棚户中抓来的。4个日本兵翻过小山消失了。
1938年2月8日，10点，一名工人来告诉我，南山上有个日本兵。我急忙穿上外衣和球鞋赶去，发现他和一个姑娘在伊娃家平房后面。我试图弄清他的番号，但没有成功。于是，我命令他离开。他目光凶狠地盯着我，但还是走了。后来，那位姑娘说，她和4名姑娘在学校南面围墙附近的池塘边洗衣服，那4名姑娘逃走了，而她被抓住。日本兵用刺刀对着她，并划破她的衣服。无奈之下，她不情愿地解开了钮扣，正在这时，我出现了。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要抓住她的刺刀——我的确有这样的机会，并叫已经聚集过来的工人设法抓住他，但我觉得这样做不太明智，于是就叫他爬篱笆走了。
1938年2月14日，姓苏的农民今天来报告说，昨夜1点钟，日本兵去他家的情况……下午1点左右，洗衣工的妻子跑来说，他们家有日本兵。当我们赶到那里时，日本兵已经走了，他们是为找花姑娘而来。
魏特琳多次向日军宪兵和军官报告发生在金女大的强奸和强奸未遂的案例，但是日本军官对干坏事的日本士兵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打士兵一个耳光了事。在很多时候，日军军官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在放纵士兵的强奸行为，如1937年12月20日，魏特琳日记载：
三点来了一个高级军官和一些日本人，“视察”难民楼和难民工作。我真希望他们在校园的时候来几个干坏事的日本兵。当我陪同他们看过难民拥挤的中楼后，西南宿舍的一名工人报告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正要带走五名妇女。
我们匆匆赶到那里，这两个日本兵看见我们，急忙逃走。一名妇女跑过来跪在我面前，求我救她。我回过头去，正来得及挡住一个日本兵，不让他逃走。我故意拖延时间，等那个日本军官到来。那个日本军官训斥了他，然后就放他走了，并没给他什么惩罚……
魏特琳日记中所载发生在金女大的日军性暴行并不完整。但是我们从她的日记中完全可以感觉到日军对金女大的不断骚扰。魏特琳不得不奔走于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去赶走一批批前来施暴的日军。如1937年12月16日，魏特琳日记记载：“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同月17日，魏特琳日记：“整个上午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时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
一些日本兵在后来的回忆中也验证了魏特琳日记的真实性，十六师团三三联队二大队的一名日本老兵在接受调查时说：
“自己的中队在国际安全区中的金陵女子大学附近，有一个月期间成为南京直接警备部队。女子大学附近，有美国领事馆、军司令部、师团司令部等等，入城仪式一结束，其他的部队不得不出到城外去。在金陵女子大学有5000左右的人避难，其中3成是学生，女性占很多。自己警备在门口。将校和军官一来就说：‘进去一会儿。’就进到大学中去。其他部队的将校也来过，地位较低的我只有视而不见。女孩子的喊叫声经常可以听到。因为作为人类掠夺和强奸是可耻的事，不能再多说了。女性被装满在卡车上带走的事也看到过几回。一辆车的货厢装有50人吧。士兵乘坐在上面，并罩上帆布，女孩子们都很老实。强奸是每天都有的。”
当时看守金女大大门的杜师傅，他的妻子赵政莲现还健在，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她和他的丈夫一直住在金女大门房，她的证言也证实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经常有日本兵开着卡车到金女大抓妇女的事实，她回忆说：
日本人进城之后，学校大门晚上都不敢关起来，因为经常有日本兵开着卡车进来。你开门开慢了会挨打的。我当时睡在门房里，很少听到女孩子的叫喊声，但经常能听到卡车开进来的声音。经常看到很多姑娘被抓走，大都是年轻的姑娘，有时一二个小时送回来，有时到第二天早上送回来，也有不送回来的。当时一听到汽车声，女难民便用泥或锅灰擦脸，但日本兵却带有湿手巾，一个一个用去擦难民的脸，看到年轻漂亮的就用白被单一裹，然后送到卡车上去。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卡车来，像这样的事情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礼拜。有时一晚上卡车会来两三次，没有听到女孩子反抗的声音，这些姑娘吓得发抖，根本发不出声音。
尽管日军在金女大也犯下了许多罪行，但它同南京其他地区相比，由于魏特琳的挺身保护，日军在金女大的性暴行要轻得多。正是魏特琳一身正气，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持斗争，才使许多妇女免遭兽兵的凌辱，保全了贞洁和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