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日机轰炸之下
日机对南京的轰炸
1937年的暑假快到了。与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金女大校园迎来了她的第十九届毕业典礼。看着这些活泼可爱的姑娘们跨出校门，走向社会，魏特琳不禁发出由衷的感慨
：“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妇女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这也是她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一项丰硕成果。
这一年夏天，魏特琳还迎来了另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毕业典礼。为帮助附近邻里的穷苦孩子，由金女大的学生资助开办的邻里家庭手工学校，有8名14—19岁的女孩子毕业了。她们的毕业作业是每人做一件衣服和一双鞋子，这次毕业的学生做的的确非常好。为了这个小小学校的毕业典礼，吴贻芳和魏特琳鼓起勇气，大胆地邀请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夫人参加这次毕业典礼，并请她为孩子们讲话。马夫人对这所小小学校的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讲话也非常现实并十分有益。魏特琳相信这些孩子是不会忘记这个毕业典礼的。
结束了一学期的紧张工作，魏特琳打算邀几个朋友一起外出度假。7月2日，魏特琳与金女大的女教师鲁丝·切斯特、弗洛伦丝·柯克，以及与魏特琳同属一个教会的温内娜·威尔金森一道，来到了美丽而凉爽的海滨城市青岛，开始了她们1937年暑期的度假生活。
1937年的夏天，南京的天气十分闷热，而青岛的气候却非常凉爽。在青岛，魏特琳经常到海滨去游泳。虽然她的弟弟总是说她的泳技不高，常常是以汽船的动力，游出划船的速度，但魏特琳自己却认为在她50岁的时候，她的泳技已有了很大提高。
在青岛期间，魏特琳一行还游览了著名的风景区崂山。一路上，她看到了青岛乡间整齐的田野、长势茂盛的庄稼和生活富裕的农民。这一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是由于职业的关系，魏特琳十分注意那些分布乡间的乡村学校，这些学校的外观非常漂亮。当她得知青岛市政府先后创办了50所这样的示范学校时，更令她赞叹不已。
正当魏特琳在青岛蔚蓝的大海中游泳的时候，中国华北的上空却弥漫着战争的阴云。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突然向北平城郊的宛平城发起进攻，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由此爆发了。
魏特琳得知中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深感震惊，虽然她不知道战争爆发的详情，但她知道“中国不想打仗，并且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日本人民也不希望战争，但是日本无法控制其战争机器。”
由于中日战争爆发，魏特琳独自一人提前结束度假，于7月19日乘火车匆匆赶回南京，以提早安排有关工作。在回南京的路上，她看到了在和平时期看不到的情形——一列列满载着士兵、马匹和军用物资的敞蓬火车向北驶去，在这些士兵中有一些还是少年。看到在酷暑中备受煎熬的士兵，魏特琳不禁怜悯起这些士兵来——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20日，魏特琳平安地回到了南京。就在她回到南京的当天，她从《字林西报》上看到了蒋介石9月17日在庐山的一次讲话。她在日记中记述道：“我希望这篇讲话能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这样你们就能够读到，因为我觉得这篇讲话合情合理。他在讲话中列出了中国不能退让的四个最低要求，以保持国家的完整，这似乎是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作出的回应，同时也向他自己的人民解释，什么是他们可能要作出的最后牺牲。”
魏特琳匆忙赶回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正在建造中的新教师住宅。一年前，金女大决定新建造一幢有5个单元的教师住宅和一个附属平房。魏特琳曾希望自己今后在中国的岁月能够住进这个平房，但是，由于新教师住宅的建筑费用已超出了预算的25%，学校不得不将盖平房的的资金让给教师住宅。除此之外，原来打算在新教师住宅建好后用来购置家具的2000元法币，也投入到教师住宅的建设中去了。根据施工进度，魏特琳估计到11月份整个工程即可完成，届时部分教师将般进这幢空荡荡的住宅了。魏特琳对不得不放弃平房的建设深感遗憾和失望，但同时她又觉得在这种充满战争危险的情况下，是否住进新建的平房已无关紧要。
魏特琳提前返回南京还有一个原因。早在暑假开始前，魏特琳就准备带队去日本东京参加世界教育协会联盟第7次会议。她原打算会议结束后考察日本女子中学的发展状况、日本基督教会的工作，并结交一些日本朋友。她认为这从国际交往和友谊的角度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回到南京后，她听说东北的伪“满洲国”也将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而中国政府并不承认所谓的“满洲国”，如果自己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会议，岂不是承认“满洲国”吗？同时，魏特琳认为，在中日两国已经开战的情况下，自己带队去日本参加会议是不明智的。于是，魏特琳在回到南京后放弃了去日本的计划。
1937年7月的首都南京，虽然远离战场，但仍然充满了浓厚的战争气氛。金女大位于南京市的西部，这里远离闹市，环境幽静。然而到7月下旬，当夜晚校园里熄灯后，从学校外面的马路上不时传来士兵、马匹的行进声和枪枝碰撞的叮当声。这声音传到了校园、传进了魏特琳的耳中，使她意识到，战争的准备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进行着。
士兵和马匹的行进声总是萦绕在魏特琳的耳际，使她久久不能入睡。她想，为什么人类要相互残杀，难道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战争吗？当然，魏特琳也知道，一旦战争爆发，人们是很难阻止的，“当战争的狂热被释放后，情况就像失去了牧羊人的羊群。”
7月末的战局千变万化，人们不时地从广播中或是报纸上得到最新的战况：中国军队英勇地抵抗日军；中国军队收复了部分失地……。但是魏特琳并没有盲目乐观，在她的潜意识里总有一种不祥之兆，因为她知道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了中国，日本一定会反扑的。
果然不出魏特琳所料，日军在华北迅速展开了反击，并一举占领了天津和北平。为了配合地面部队的进攻，日本飞机也频繁出动，对天津等华北城市，以及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猛烈的轰炸。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魏特琳担心战火将波及到南京，因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在战争中总是被当作首选的战略攻击目标。为了及早做好准备，8月初，金女大成立了一个有5位成员组成的紧急委员会，以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8月2日晚，这个5人委员会第一次集中开会，讨论了保护金女大的应急措施，其中包括将贵重仪器和设备包装好，并储藏在学院大楼的地下室内；购买一批灭火器材，以备急需；将学院的档案转移到上海等。
在金女大进行准备的同时，南京也开始繁忙起来。一些人开始向乡间转移，以减少市内人口，避免在日机轰炸时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政府命令人们将屋顶涂成黑色或灰色，使日本飞机不易辨别轰炸目标。在政府的命令下，即使是一些中国古典风格的宫殿式建筑的大门和圆柱，也被漆成了灰色。南京的鼓楼是建于明代的古典式建筑，也是南京重要的文物古迹之一，但是往日雄伟壮观的鼓楼现在也被涂成了灰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看上去有些凄惨。
金女大的几幢主要大楼是中国古典风格的建筑，红色的大门与圆柱衬托出中国古典宫廷建筑的美。按照政府的命令，这几幢建筑也要涂成灰色。但魏特琳认为金女大属于美国财产，既不靠近政府机关，附近又没有军事设施，而且周围还有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等，不太可能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因此没有必要将校园的建筑涂成灰色。
为了应付今后可能的空袭，南京市进行了多次防空演习。当时南京的防空警报分为五种，即空袭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毒气警报和火灾警报。经过演习，大部分市民已能够轻易地辨别这五种警报。
战局的发展并没有超出魏特琳的意料。
8月9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上海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这一天，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等人，携带武器，驾驶军用吉普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并打死中国士兵1名。中国士兵开枪还击，当场将大山勇夫等2人击毙。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立即以此为借口，大举增兵上海。10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命令停泊在日本最大的军港——佐世保港的日本机动舰队开赴上海。一时间，云集在上海附近海面及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舰只达30余艘，其中包括“龙骧号”、“凤翔号”、“加贺号”航空母舰。
1937年8月13日，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突然向上海闸北等地开炮轰击，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向闸北、江湾等地发起大规模进攻。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八·一三”淞沪抗战由此爆发。
8月15日，日本政府公布内阁会议通过的《帝国政府声明》，声称“为严惩中国军队的暴虐，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于今日不得不采取断然之措施”。《声明》还抛弃所谓“不扩大方针”，将解决局部事件升级为“全面地、根本地调整日华关系”。所谓“断然之措施”，就是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同日，日本政府还以天皇的名义，决定组建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迅速开赴上海前线。
在战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作为一名基督教徒，魏特琳希望用她自己的的方式来阻止战争，用道义的力量来感化那些热衷于动用武力的人。她曾写道：
就个人而言，我希望，也常常祈祷，战争的阴霾将会烟消云散，中国将再一次摆脱危机，从而能全力推进国家重建计划。在过去几年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中国一直在非常勇敢地执行这一计划。由于某种因素，全世界的道义力量能够被动员起来反对战争，反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机器吗？人们能够把他们的时间、精力放在和平事业和友好合作上，用在消灭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愚昧和疾病上吗？
8月14日，也就是在“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魏特琳便与安娜·莫菲特、罗纳德·里斯、约翰·马吉等基督教会工作人员开会，商讨在战争的情况下，基督教会将做哪些有益的工作，如何以道义的力量阻止日本扩大这场违反人道的战争。魏特琳认为：
在我看来，各国都有许多人、和平组织、宗教组织及文化组织，如果我们能联合采取行动的话，是会产生影响的。我的想法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日本的军事集团及平民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的领土上撤走其军队……由于我们对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日本的工人、农民怀有友好感情，我们保证随时准备帮助这些团体。
为了配合日军进攻上海，削弱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从战略上考虑，动摇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从8月15日起，日军飞机对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进行了近四个月的疯狂轰炸。
1937年8月15日，刚刚受到台风肆虐的南京天空一片蔚蓝，火辣辣的太阳高悬在头顶，烤得人们汗流浃背——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由于是星期天，南京市民像往常一样，午饭后或是在家小鼾，或是三五成群地在树荫下议论着上海的战事。人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危险正悄悄向他们逼来。
15日上午10时许，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20架96式陆上攻击机，从日本长崎县大村航空基地起飞，穿过刚刚被台风肆虐过的东中国海，悄悄向南京飞来。经过近4个小时的飞行，日机于下午2点左右抵达南京上空。
说来也巧，这天中午吃过饭后，魏特琳把学校的学生召集起来，告诉她们当空袭发生时应该如何躲避。魏特琳还安慰学生们说，她认为空袭不会那么快发生，只是大家要有思想准备而已。
就在魏特琳刚对学生们讲完话不久，凄厉的空袭警报响彻全城。接着，下午1时55分，日本飞机出现在南京上空。虽然南京市民已进行过防空演习，但当真正的空袭警报传来时，人们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警察、宪兵立即出动，维持秩序，疏散人群。救护队、消防队则各就各位，随时准备出动。由市民组织起来的“公民训练团”成员也在各个街道路口协助疏散街头的人群，引导人们进入防空壕。顷刻之间，马路上已是交通停顿、不见人踪。
在日机来袭时，虽然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升空拦截，地面高射炮也猛烈射击，但日机仍强行冲入市区上空，轰炸了南京明故宫机场和光华门外的大校场军用机场，两处均遭到250公斤重磅炸弹的轰炸，第一公园附近也遭到轰炸。日机还对一些目标进行了猛烈的扫射，位于新街口的大陆银行妙机公司楼顶也遭到日机的扫射。这是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
下午5点，第二批日本飞机再次对南京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在第一天的轰炸中，南京守军和平民伤亡数十人，其受伤者分别被送往中央医院、下关传染病院、丰富路卫生事务所、复成桥卫生事务所、煤炭港博爱医院救治。
当第一次空袭发生时，魏特琳组织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躲入地下室，但由于学校中央楼的地下室还没有完全腾空，人们都挤在其它两个地下室里。晚上，为了解决地下室不足的问题，魏特琳带领6名学校的工人，在一幢学生宿舍楼的走廊里用沙袋垒起了一个防空壕，这样，在日机轰炸时学生们就不必从宿舍跑到大楼的地下室去躲避了。
8月16日清晨不到6点，空袭警报声、钟声和哨子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魏特琳匆忙跑到地下室躲避，学校的学生和其中教职员工也躲进了地下室。在大楼的地下室里，魏特琳清晰地听到了许多飞机的声音，看来是中国战机起飞拦截日机了。空袭过后，魏特琳听说这次日本飞机由于遭到中国飞机的拦截，没能进入市区上空，而是在南京郊外轰炸大校场军用机场。在这次空袭中，有7架日本飞机被击落，其中3架在南京、1架在扬州、1架在靖江、2架在上海。在此后的两天里，日机频频来袭，不仅轰炸军事目标和政府机关，而且轰炸了一些民用设施。位于南京市内的广东医院被炸弹直接命中，医院被毁；一枚炸弹击中外国侨民伯奇的家，另一枚炸弹将一位中国护士的家完全摧毁。看到日机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魏特琳真不知道日本究竟想干什么。
8月19日，国民政府为了尽量减少空袭造成的损失，颁布实施了《防空法》，以期在日机空袭时加强交通、灯火管制。然而就在这天下午4点半，日本重型轰炸机8架再次空袭南京。由于遭到中国战斗机的拦截，日机在光华门外的大校场机场附近慌忙投下炸弹后逃去。炸弹并没有击中飞机场，而是落在了距机场3里左右的的村庄，当场炸死村民多人。1架日机亦被中国空军击落，坠落于孝陵卫附近。
日机轰炸的目标主要为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以及电力和通讯部门。但是，中央大学、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陆军大学，以及南京城南的人口稠密区亦遭日机轰炸与扫射。无辜平民伤亡惨重。金女大虽然距日机轰炸的目标较远，但是魏特琳在防空洞里仍可以清晰地听到猛烈的轰炸声和附近清凉山上高射炮的猛烈射击声。由于日机投掷了重磅炸弹，猛烈的爆炸使大地颤抖，就连金女大坚固的建筑物也被震得摇晃。下午6点，当又一波空袭开始时，魏特琳正准备吃饭，听见了警报声，魏特琳不得不将晚饭带到中央楼去。起先人们并不在意，都在中央楼里吃饭，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枚炸弹在附近爆炸，附近清凉山上的高射炮也猛烈开火，显然，日本飞机就在附近轰炸。这时，魏特琳等人才匆匆跑进防空洞。空袭结束后，魏特琳从防空洞中出来，她看见南京城东北部燃起了大火，显然那里遭到了轰炸。
在中央大学担任教师的金女大1920年毕业生陈美玉，在轰炸后来到金女大，向魏特琳讲述了中央大学被炸时的情形。很明显，日机的轰炸目标是中央大学图书馆、大礼堂和科学楼，因为当时有好几所政府大学的校长在中央大学开会。一枚炸弹落在图书馆的后面，周围房屋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了；另一枚炸弹落在大礼堂的后面，炸毁了礼堂的后墙；还有一枚炸弹炸毁了化学实验室，但没有击中科学楼。猛烈的轰炸使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倒塌，当时陈美玉和她弟弟正在那里。女生宿舍倒塌时，陈美玉躲在脸盆架下面，这才使她幸免于难。听完陈美玉的述说，魏特琳认为她得以躲过这场劫难简直是一个奇迹。
日机为了轰炸清凉山上中国军队的高射炮阵地，几次飞临金女大的上空，炸弹也落在了学校附近，魏特琳对学校的安全感到十分担忧。
为了应付可能的长期空袭，8月18日晚上，魏特琳和金女大的凯瑟琳一道，上街去买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在街上，魏特琳发现一些商店的食品都卖完了，南京的居民也少了许多，为了躲避轰炸，许多人都撤离了南京。3天后，魏特琳再次上街买东西，她发现更多的商店关了门。原来魏特琳常去的两家印度商店已关了门，一些书店、精品店也关了门。在电影院门前，由于很少有观众，许多电影院也已关了门。
日机的频繁轰炸，不仅使魏特琳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而且使她感到疲惫，因为她几乎每天都要躲入那阴暗潮湿、满是蚊虫的防空洞，有时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晚上也不例外。为了应付随时出现的空袭，魏特琳不得不在晚上睡觉前把进入防空洞后的用品如深色衣服、鞋子、纱布、驱赶蚊子的扇子、防毒面具等准备好，这样就不必在警报响起后再匆忙寻找这些用品。在这样的环境下，魏特琳曾期望自己以及那些与她有同样遭遇的人能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使她能够好好地睡上一觉。她说，我多么希望今夜能够宁静地度过，特别是为了孩子们，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然而，侵略者是不会按照善良的人们的意愿行事的。在此后的数天里，日机频频来袭，对南京的空袭步步升级。8月15日以后，日军飞机对南京市连续进行了长达4个月之久的野蛮轰炸，使南京军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
日机空袭南京后，世界舆论哗然，中外人士纷纷谴责日本飞机轰炸和平城市的暴行。特别是日机在轰炸南京的过程中，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扫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悬有英国国旗的汽车，致使许阁森身负重伤，更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和谴责。然而，日本舆论却对这次空袭大加吹捧，声称这是“渡洋轰炸的壮举”。
从8月19日起，日机不仅白天空袭南京，而且夜晚也对南京进行猛烈轰炸。18日午夜12时刚过，凄厉的警报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自日机轰炸南京以来，这是第一次夜间空袭。听到了警报声，魏特琳一骨碌爬起来，迅速穿上衣服，关上门窗，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了防空洞里。夜晚在防空洞里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洞中阴暗潮湿，蚊虫十分猖獗。一位聪明的女勤杂工带来了一床床单，遮在防空洞口，并把洞内的蚊子赶出去，这才使洞中的人免受蚊虫叮咬。警报解除后，魏特琳走出防空洞，一缕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回宿舍的路上，她抬头看见那皎洁的月光，整洁的校园在月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美丽。看见这优美的夜景，魏特琳想，这种时刻正是人们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时光，而不应该用来破坏和屠杀。
8月22日，这一天距日本飞机的首次轰炸已过了一周。在这一个星期中，由于日机的频繁轰炸，魏特琳几乎没有睡一个好觉。虽然只过了一星期，但她感觉似乎过了好几年。
8月26日，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已度过了最炎热的那段日子，虽然白天的太阳仍烤得人酷热难当，但夜里人们已不感到那么闷热了。这天夜里11时许，凄厉的空袭警报划破了寂静夜空，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由于实行了灯火管制，人们摸黑寻找衣衫，慌忙躲入防空洞或户外安全地带。马路上的一切车辆均关闭了车灯，静静地停在路边。偶有行夜路的人也躲入了公共防空壕。
这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的。由于人们已经经历了多次空袭，现在已不显得过分惊慌，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
夜色中的南京似乎成了一座无人之城。秦淮河畔夫子庙的花灯熄灭了；太平路等处闹市区的霓虹灯也消失在夜幕中；新街口中国银行大楼顶上那两个宝葫芦状的霓虹灯广告牌也失去了平日的辉煌，人们只能借着月光，隐约地看见两个黑影。
几分钟后，第一批日机12架闯入市区上空，轰炸了国民政府卫生署，
8月27日，日机轰炸了南京的军事和民用目标，中央大学实验中学、省立第三医院、宪兵团驻地、东郊遗族学校、国民政府卫生署均遭到轰炸。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在致行政院的呈文中称：“查近日敌机不时来侵袭我首都，本署以邻近军事区域，致昨日（八月二十六日）夜十二时，敌机飞经本署上空时，投落炸弹数枚，其中二枚落于本署，当命中制药厂后部，炸毁及烧毁厂房五十余[平]方，制药仪器及材料伤损半数，自来水管亦由地中爆出，煤气管及电线均被毁损，职员宿舍亦受震荡，裂痕多处，幸未伤人，制药厂被炸后旋即起火，由本署消防班及警察厅消防队施救，延烧至一小时始告扑灭，统计房屋、药品、设备等各项损失，约值四、五万元之谱。”邻近卫生署的中央医院也遭到日机的轰炸。拉贝记述说：“中央医院里落下了15枚炸弹。这很难说是否就是把医院当作轰炸目标。但看上去很像是这样，因为许多弹坑一个接一个，就在中山路方向。”
面对日本飞机日趋频繁的轰炸，16日晚7点，魏特琳和金女大紧急委员会的成员陈斐然，将校园里的工人组织起来，组成了3个灭火小组。第一个小组负责搬运梯子；第二个小组负责管理使用分布于各处的灭火器；第三个小组负责运水和沙子。8月27日，金女大进行了一次消防演习。学校的医务室被当作假定火灾现场，学校所有的人员都参加了救火。人们排成长队，从校园的池塘里一桶一桶地传递水。梯子对架起梯子，将水倒在房顶上。演习很顺利，也很成功。一旦校园里发生火灾，人们就不必惊慌失措了。
在日机轰炸的过程中，金陵大学、金女大、明德女子中学等外国教会机构创办的学校由于属于外国财产，而且这些学校位于美国、日本等国大使馆附近，日本飞机不敢贸然进行轰炸，所以相对安全。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地区相对安全，所以中国政府的许多机构纷纷设法迁入这一地区。虽然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将政府机关搬进教会学校，却希望将政府的医疗、科研机构搬进这些学校，这使魏特琳感到很棘手，因为她认为一旦大批政府机构进驻这一地区，将会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这将给金女大带来危险。
8月16日下午，由政府创办的中央医院派人与金女大洽谈，希望借用学院的房屋，实际上是想将整个医院搬过来。魏特琳认为“这是一个很难拒绝的请求”，但是，考虑到学院将于9月20日开学，所以她在与吴贻芳商量之后，不得不婉言拒绝了这一请求。
8月20日中午，魏特琳与吴贻芳商讨了气象台要求借用金女大诵朗厅的问题，大约20名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不仅想把办公室搬来，而且想在学院住宿和吃饭。商讨的结果是，允许他们搬来，但学院无法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必须自带食物。此外，魏特琳和吴贻芳还商讨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请求。教育部希望能将部分办公室搬进金女大，同时教育部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将来学院办公。吴贻芳和魏特琳认为，一旦教育部的高级官员来学院办公，势必在校园内停放许多小汽车，在日本间谍和汉奸活动猖獗的情况下，这将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给学校带来危险。为了不得罪教育部，吴贻芳和魏特琳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即把位于校园外的男教师宿舍借给他们，让男教师搬进校园里面来住。但是后来教育部官员看到金女大附近的清凉山上有中国军队的高射炮阵地，他们担心这会遭受日机的轰炸，进而殃及周围地区，所以决定不搬来了。
尽管金女大拒绝了许多政府机构希望搬进校园的请求，但仍有大批机关搬到金女大校园附近。10月20日，魏特琳外出时路过宁海路和广州路，她留心数了一下，仅从宁海路到广州路，就有12辆小汽车。这表明学校周围搬来了许多机关。魏特琳对此不无感慨：“我很遗憾我们有这么好的声誉，现在这一声誉对我们反而不利了，如果我们这里有危险，他们本不会来的。”
9月19日，下午，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在上海向各国驻沪领事馆发出通知，声称日军“将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以后，对南京城内及附近的中国军队，及一切属于华军军事工作及活动之建筑，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并要求驻南京的各国使馆人员及侨民迁至长江上游的安全地区，各国停泊在南京下关江面的军舰也驶往长江上游地区。
就在长谷川发出所谓“通告”的当天，日机近百架次对南京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轰炸。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是：中央广播电台、自来水厂、大校场军用机场、明故宫机场、兵工厂、军政部、交通部、铁道部、财政部、中央医院等等。但是，并不邻近这些目标的一些平民区也遭到了野蛮的轰炸。南京城南的下江考棚遭到重磅炸弹的轰炸，市立医院亦受波及。白酒坊、评事街等处多处民房被炸毁。中华路附近十余间民房被毁，伤亡数十人。中央大学的校舍又遭到8枚250公斤重磅炸弹的轰炸。
20日，日本轰炸机80余架次，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分4批轰炸了南京。国府路、中央大学、挹江门、兵工厂、和平门、自来水厂等处均遭到轰炸，平民伤亡数十人，民房被毁50余间。
日机的疯狂轰炸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以往人们都是盼望有一个晴朗的好天气，而在日本飞机轰炸的过程中，人们却盼望着阴雨天气，因为这种天气日机是不会来轰炸的。人们见面时总要打个招呼，寒暄一下。当天气阴郁时，魏特琳在校园中遇到同事，总是寒暄道：“今天天气真好！”开始人们总是愣一下，但很快就回过神来，领会了魏特琳的意思，笑着答道：“是的，今天天气很好！”当天气晴朗时，则又是另一番情景。10月12日清晨，魏特琳醒来，她凝视着窗外，一轮朝阳透过窗外飘动的垂柳映照在窗户上。接着，魏特琳来到校园里，她看到阳光照在池塘边的树叶上，树叶上的露珠发出七彩的光芒。看到这样少见的好天气，魏特琳意识到日机肯定会来轰炸。当魏特琳在打开水的途中遇到学校的一位女勤杂工时，她风趣地说：“天气糟透了！”不出魏特琳所料，这天日机果然来了，而且来了三批。
每当夜晚，魏特琳总是希望看见皎洁的月光，而现在，她却祈求月亮被乌云遮挡。对此，魏特琳感慨地说：“一个晴朗的早晨，在迎接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勒紧裤带，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天气会带来什么。上帝是多么怜悯我们，创造阳光让我们享受，但又让我们在期盼它的时候忐忑不安；上帝为情人和儿童创造了月亮和星光，但又让我们渴望云彩来遮挡它们。”
一天，魏特琳在外出时路过首都剧院，在剧院门口，她看到一张早已过了期的电影海报，电影的名字叫《遮住月亮》。看到这张海报，魏特琳感触颇深，这不正是人们所希望的吗？看来电影与现实生活也越来越近了。
随着轰炸的不断升级，居住在南京的许多人都纷纷撤离了南京。10月的一天下午，魏特琳独自骑自行车去了金女大西面的古林寺，山上的秋叶已经红了，远远望去刹是好看。但是，魏特琳在街道上看到许多白墙红瓦的房屋被涂成了灰色或是土褐色，而且行人很少，整个城市给人一种萧条的感觉，似乎像是一座死城。
在日机疯狂轰炸的日子里，人们也改变了互相祝福的习惯。往常，人们总是用“恭喜发财！”“祝你健康！”等话语相互祝福，而魏特琳用了一句更贴切的祝福语：“祝你平安！”是的，在这种非常时期，愿人们平安是最好的祝福，还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呢？
在日机野蛮的轰炸下，南京人民并没有屈服。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对日军的暴行予以彻底的揭露和痛斥，中国政府也照会国联，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本予以谴责和制裁。同时，各国驻华使馆也对长谷川的所谓“通告”表示了明确的立场。英国驻中国代办贺武及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李德尔中将拒绝了日方的要求，苏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等驻华使馆也拒绝了日本的要求。美国驻华大使及使馆的主要人员虽暂时退避到美国军舰“吕宋号”上，但不久也返回南京。
9月21日中午12时，这是长谷川所宣扬的对南京进行毁灭性发大轰炸的时刻，然而日机并没有开始所谓的大轰炸，只是与往日一样，对南京进行了小规模的轰炸。这天，日机60余架次分两批轰炸了南京30多处地方，炸毁房屋数十间，我军民伤亡200余人。
虽然大轰炸还没有开始，但人们的头上总像是悬了一把利剑，不知道这把利剑何时会落在自己头上。这天晚上9点半，魏特琳在自己家中的烛光下写日记。由于实行了灯火管制，为了避免烛光外露，她不得不在窗户上蒙上一层厚厚的窗帘。夜空一片漆黑，城市里除了偶尔可以看到零星烛光外，同样是漆黑一片。如同黑夜笼罩着城市一样，人们的心头也笼罩着一种不祥之兆。与人们一样，一种凶兆也悬在魏特琳的心头，她不知道大轰炸将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也不知道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
22日，日本宣称的大轰炸开始了，令魏特琳感到意外的是，日本飞机并不比往日多，这使她稍稍松了一口气。上午10时许，日机飞临南京，其中包括重型轰炸机，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政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医院，以及城南居民稠密区、下关难民收容所、浦口火车站等处进行了轰炸。即使外国大使馆和外侨较为集中的新住宅区也遭到了轰炸。爆炸声清晰地传到躲在防空洞中的魏特琳耳里，她还听见五台山上中国军队高射炮的射击声。
这一天的轰炸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日机在轰炸内政部及宪兵司令部时，由于高空投弹，炸弹偏离目标，击中附近一家当铺，引起熊熊大火。在城南ABC番菜馆门前，日机投掷碗口大小的小型燃烧弹，大火顿时冲天而起。在中山路与山西路交汇处，一枚250公斤重磅炸弹将路面炸出一条巨大的裂口，交通为之中断。在中央党部附近的民生旅馆被日机炸毁。日机在轰炸国民党中央党部时，居住在湖南路36、38号的刘效侯一家，被炸弹直接击中屋顶，全家9间房屋被毁，刘父及其姑母三人被当场炸死。位于下关的难民收容所可容纳数千人的草棚也毁于大火。
第二天，吴贻芳、魏特琳，以及鼓楼医院的威尔逊医生和格雷斯·鲍尔一同来到中央医院，查看前一天医院被日机轰炸的情况。在中央医院，魏特琳看到在医院的大楼顶上画了一个巨大的红十字标记。人类创造的红十字标记，象征着和平和人道。然而，日军不顾起码的人类道德准则，竟然轰炸救死扶伤的医院。在前一天的轰炸中，有16枚炸弹击中了中央医院和医院北侧的国民政府卫生署，其中包括两枚1000磅的巨型炸弹。轰炸开始前几分钟，中央医院的沈院长正和几位记者在医院的大楼顶上，恰巧医院有一个会议，沈院长下了楼，而那几位记者还在大楼顶上。轰炸开始后，沈院长和医院的100多名医护人员都躲进了防空洞，而那几位记者却利用楼顶的有利地形，冒险拍摄了日机轰炸中央医院的照片。幸好两枚1000磅的巨型炸弹没有击中医院，而是击中了与医院相邻的网球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魏特琳看到了巨型炸弹爆炸后留下的巨大弹坑。弹坑有30英尺宽、15—20英尺深。网球场旁边礼堂的墙壁已倒塌，附近所以房屋的窗户玻璃都被震碎。如果炸弹向北偏50英尺，就落在了医院的防空洞上，巨大的冲击力足以摧毁整个防空洞。医院的门房、护士楼以及附近的乒乓球室被彻底摧毁了。从轰炸现场来看，魏特琳断定这是日机故意所为，而非意外。日机在轰炸中还用机枪扫射医院的建筑，所有的屋顶上都留有扫射的痕迹。
尽管国际社会对日本野蛮轰炸中国首都南京等城市进行了严厉谴责，然而，日本法西斯早就把国际公法置于脑后，他们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对南京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轰炸。
9月25日，日本飞机对南京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轰炸。从这天上午9时到下午4时半，日机近百架次对南京进行了轮番轰炸。首都电厂、中央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中央医院、四牌楼卫生事务分所、广东医院等非军事目标均遭到轰炸。三条巷、江东门、健康路、门东三条营、中山汽车行附近居民住宅区也被殃及。这一天，日机在南京投弹200枚以上，其中包括250公斤重磅炸弹和大量燃烧弹。家住门东三条营16号的宗大有一家6间房屋全部被炸毁，从此，宗大有全家流离失所，直到1945年11月，宗大有一家仍是无家可归。
南京市市长马超俊1937年11月4日在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呈文中指出：“查自凇沪抗日军兴以来，我后方不设防城市，迭遭日机肆意轰炸，凶狠残毒，漫无标的。京市为首都所在，敌人谋我更属无所不用其极。计自八月十五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两个月中，共遭空袭六十五次，骚扰破坏无时或已，我无辜民众惨死敌弹之下者，先后达三百余人，他如文化组织、慈善团体以及医药机关，亦莫不遭其摧毁。每一弹落，墙圯壁秃，血肉横飞。似此违反公理，灭绝人道之暴行，实为历史所罕觏，举世所共愤。”据南京市政府1937年11月的统计，自8月15日至10月15日的两个月间，日机在南京共投弹523枚，炸死我军民392人，炸伤438人，炸毁房屋1949间。10月18日，魏特琳也得知了日机空袭南京的次数，她听说日机对南京一共进行了66次轰炸，但她同时又听说美国大使馆也进行了统计，他们的统计是77次，而不是66次。
10月19日，日机又对南京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其主要目标是下关码头。据一位目睹轰炸的美国海军水兵告诉魏特琳，他看到日机扔下了12枚炸弹，其中有6枚落在了长江里，另外6枚击中了码头附近的一些建筑。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随后兵分三路向南京进击。12月初上旬，日军逼近南京城下。为了配合地面部队的进攻，日本飞机继续对南京进行疯狂的轰炸。由于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南京已无空防可言，日机更是肆无忌惮，对中国守军的阵地、车站、码头以及居民区进行野蛮的轰炸。
12月5日上午11时10分，日机由中山门方向超低空窜入南京市区，在中山门至西华门一带投掷炸弹，民房被毁，大火冲天。日机飞过，妇孺痛哭嘶叫之声立起。在西华门附近，有一个14岁男孩被拦腰炸断，男孩的母亲跪在儿子尸体旁泣不成声。轰炸发生后，鼓楼医院的医生威尔逊赶到轰炸现场，他看到一户人家，母亲和女儿被当场炸死，女孩子的头已被炸掉一半，那位神情麻木的父亲仍然紧抱着死去的女儿，无法抹去心中的悲伤。
6日和7日，日机猛烈轰炸浦口车站，当时车站广场上有数千逃难的难民，人们来不及躲避，被日机轰炸扫射，死伤无数。7日，日机轰炸中山码头一带，位于码头附近的唐山路多处民房被毁。13日，日军攻陷南京，当时有许多中国士兵向中山码头撤退，准备过江。就在此时，日机飞临码头附近，疯狂地轰炸和扫射在江边等待过江和正在过江的军民。一时间江面漂满了尸体，江水被染得殷红。
面对大使馆的撤退令
在这种非常时期，金女大的校长吴贻芳博士十分忙碌。战争爆发后，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战时救济联合会”，金女大的校长吴贻芳是这个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整天忙着开会、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这占用了吴贻芳的许多时间，大量学校的工作不得不压在了魏特琳的身上。
然而魏特琳并没有畏惧繁重的工作，而且还主动承担了另外一些工作。9月下旬，由于金女大的教师凯瑟琳去武汉办理武汉分校的有关事宜，辞去了校长秘书的工作。这样一来，吴贻芳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魏特琳不忍心看到吴校长外出开会后，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学校，她主动申请承担了校长秘书的工作。
为了及早做好准备，金女大将几幢主要大楼的地下室清理出来，以便在日机轰炸时，学生、教师、职工可以在此躲避。同时，学校还制作了大量沙袋，用来保护重要的仪器设备。此外，为了校园里更多的人能够躲避空袭，魏特琳还专门咨询了中国和德国的军事专家，准备在校园里修建4个防空洞。经过努力，金女大的4座防空洞终于建成了。为了防止在空袭时发生混乱，使人们能够迅速有序地进入防空洞，魏特琳按人数的多少进行了妥善的安排。
对学校来说，图书是十分宝贵的。为了不使学校图书馆的书籍在轰炸中受到损失，魏特琳组织人员在图书馆阁楼的地板上堆了一层沙袋，因为魏特琳听说沙袋可以减缓炸弹的破坏力，这样当炸弹击中图书馆时，阁楼下面的图书室就不会受到太大的破坏。
校园里正在施工的新教师公寓由于工人们都离开了南京，工程处于停顿状态。对此，魏特琳十分着急，因为这些房屋的屋顶还没有铺上瓦，她催促负责工程的承包商，尽快找回工人，至少要把屋顶上的瓦先铺上。但是，在南京处于危险之中时，找回工人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10月上旬，工程仍然处于停顿状态。看着这个盖了一半的房屋，魏特琳也无可奈何，她意识到，这个秋天是盖不上瓦了。
8月上旬，金女大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在目前情况下，学院是否按时在南京开学？一些学生已来信表示，希望转到上海或广州去上学。魏特琳与金女大的其他教师就此事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学院将在9月20
日开学，并正常教学，因为这样对学校更有利。但如果在开学前夕局势恶化，不能按时开学的话，学院将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上刊登有关通知。
虽然金女大仍计划9月开学，但魏特琳已意识到，南京遭受日机的空袭将在所难免。当日机开始轰炸南京后，魏特琳担心学校无法正常开学，即使开学了，“如果中国军队撤退，日本军队向南京逼近，那么我们的麻烦可能是交通问题——必要时，怎么撤出学生？我们要是有先知先觉就好了。我们应该放弃开学的努力吗？”
由于局势还不是十分明朗，魏特琳为学校开学的问题伤透了脑筋。
8月30日，吴贻芳召集全校教职员工开了一个会，吴校长在会上传达了教育部要求所有学校推迟开学的指示，并决定学校的教师可以自由撤离。在会上，吴校长还就金女大在什么地方开学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在此后的几天里，魏特琳根据吴校长的要求，按照学生和教师的原籍，制定了金女大在安全地区开办分校的初步计划。根据这项计划，金女大将在上海、武汉、成都等地开办三个分校，将学校的学生分散到这三个地方去上学。
为了落实这一计划，吴贻芳和魏特琳分别派了一些教师到上海、武汉、成都、湘潭等地联系开办分校的事宜。不久，各地分别传回消息，这些地方的学校和教会组织非常欢迎金女大去开办分校，有些地方的教会学校还愿意将自己的校舍腾出来让给金女大。这些消息使吴贻芳和魏特琳深受鼓舞，更坚定了她们开办分校的决心。
9月下旬和10月初，派往上海、武汉去开办金女大分校的教师分别发回了消息，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同意与金女大联合办学，金女大可以利用圣约翰大学的校舍。武汉方面的情况也很好，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得到这一消息，魏特琳终于松了一口气，几个月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金女大的邻里学校，是学院基督教女青年会捐资兴办的，其学生为学院周围那些上不起学的贫苦人家的女孩子们，老师是金女大的大学生。邻里学校的学生主要学习基本文化知识，以及家政、手工制作等课程。在日机轰炸中，魏特琳不仅想到了学院的撤离问题，而且也想到了这所小小的邻里学校。经过慎重考虑，魏特琳决定邻里学校于9月20日开学，以便那些无法撤离的邻里孩子们能够继续上学。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安全，学校中修建了两个防空洞。魏特琳认为，这个小学校附近有三个国家的大使馆，目前看来还不会有危险，一旦有危险，孩子们也可以躲进防空洞中。
9月4日，金女大分别派人到上海和武汉联系开办分校的事宜。为了慎重起见，魏特琳还专门拜见美国大使馆官员佩克先生，征求他对金女大在上海、武汉、成都开办三个分校计划的个人意见。然而，佩克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向魏特琳转达了当天早上刚刚收到的美国国务院的指示，建议撤离所有的美国公民。佩克认为日本将会像其宣称的那样，轰炸中国所有的机场、军事和通讯设施，并且已经轰炸了武汉、长沙、福州、广州和厦门，他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因此，他力劝魏特琳撤离南京回美国去，并告诉她，大使馆将于下星期一用专车把使馆里的妇女送到汉口或广州，然后再回美国或去马尼拉。
佩克并没有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向魏特琳下命令，而是十分和蔼地劝说魏特琳。对美国大使馆的这一处理问题的方式，魏特琳深表赞赏，她对朋友说：“我非常欣赏美国大使馆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两次告诫我们离开，又两次敦促我们撤离，但他们似乎每一次都理解我们肩负的责任，这一责任使我们很难撤离。”
正在魏特琳积极为金女大开办分校的时候，美国政府开始撤退南京的美国公民。
8月22日晚，金陵大学的美籍教师洛辛·巴克给魏特琳打来电话，告诉她美国大使馆希望所有的美国妇女和没有特殊原因的男子做好撤离南京的准备。魏特琳理解美国大使馆的做法，并对大使馆并不是强迫而是劝说表示欣慰。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规定，所有滞留南京的美国妇女及儿童都必须撤离南京，但由于魏特琳等人坚持说自己身负重任，不能立即撤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才作出了让步，勉强同意她们暂时不撤离。与魏特琳一样暂时不撤离的美国妇女还有：金女大的凯瑟琳·萨瑟兰、基督教会的埃尔茜·普里斯特、金陵大学医院的格蕾斯·鲍尔等人。8月19日中午，魏特琳从广播中得知，所有在上海的美国人都已经撤离了上海，其中一部分人直接回美国，另一部分人则到菲律宾的马尼拉。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撤退危险地区侨民的行动已经开始。
8月27日晚上，美国大使馆给魏特琳送来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要求所有的美国公民撤离南京，同时通知魏特琳，美国大使馆的妇女第二天将撤离南京。信中表示，如果魏特琳不撤离南京，今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美国大使馆将不负责任。魏特琳虽然很感激美国大使馆通知她撤离，但她认为，自己不能离开南京，“因为这意味着正承受巨大压力的吴博士除了要做她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外，还将不得不承担应由我做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在金女大18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14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的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魏特琳在美国的许多朋友以及学校的同仁对她的安全担心，一些校友和学生也关注着她的安全，不断写信来询问情况，并赞扬她的勇气。然而，魏特琳并没有把这一切放在心上，她认为：没有一名教工所在的地方比金女大更加安宁，因为学校还没有遭到轰炸，并且有大自然美丽的景色和校园里绚丽的菊花，更重要的是，在金女大，还有着同甘共苦的珍贵友情。
整天的忙碌，魏特琳感非常疲惫。她时常在想，人类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为什么人类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她常常认为发生在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只是一场可怕的恶梦，然而，当她一觉醒来，活生生的现实又展现在她的面前——她必须面对这一切。
每到秋季，金女大校园的花匠老邵总要把一盆盆菊花搬到校园里供人们观赏。与往年的这一时节一样，10月下旬，老邵仍然将菊花一盆盆地摆在校园里的方草坪上。看到这一情景，魏特琳感到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中国人仍然是那样乐观，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更坚定了她留在南京的决心。
魏特琳在困难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金女大的校长吴贻芳博士，因为吴校长身兼多职，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魏特琳对吴贻芳校长十分尊敬，她时常在想，当到了最后的关头时，吴校长会撤离吗？而吴校长却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有一段时间，她认为魏特琳和学院的另一位外籍教师凯瑟琳应该撤离南京。魏特琳觉得吴校长在空袭开始时的那种紧张和不安的情绪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她身上的担子虽然很重，但她工作起来依然是那么积极和愉快，她甚至为学校可能遇到的最坏情况做好了准备。看到吴校长的大无畏精神，魏特琳更觉得自己有必要为吴校长分担一些工作，为金女大分担一些责任。
在日机的疯狂轰炸下，金女大的开支大增。为了向美国的金女大委员会提交一份学校的财务报告，魏特琳与吴贻芳一起编制学校在紧急情况下的预算，并整理了这段时间的账目。她们发现学校的经费已经透支，于是她们不得不决定减少教职员工的薪水。像魏特琳这样仍在工作的人只能拿到正常薪水的60%，而那些暂时不工作的人则只能拿到正常薪水的40%。为了节约开支，金女大不得不在晚上9点半熄灯，因为发电机用的燃油太贵了。由于没有电灯，魏特琳常常在烛光下写文件和日记，她甚至想把自己日记的标题改为《烛光下的沉思》，因为这样更符合实际。这份紧缩开支的预算编好后寄往美国，尽管吴贻芳和魏特琳想尽办法节约开支，但这份预算仍有11000美元的赤字。在魏特琳看来，薪水的多少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她对减薪并没有任何怨言，她所想的只是金女大的未来和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
金陵大学教授斯迈思先生曾在《世界的呼唤》上就外国人撤离南京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谴责外国传教士在大使馆或国务院的命令下撤离南京，并认为这无异于“逃跑”。
魏特琳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带着孩子的母亲应该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如果身体能够承受目前压力的话，我们其他人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最大的感情投资是与年轻的教会成员友好合作的关系——当人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了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佳机会。当然我们应该自己承担留下的风险，并使传教董事会和大使馆清楚地明白这一点。”
9月20日上午，美国大使馆官员帕克斯顿先生来到金女大，向魏特琳通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的所谓“通告”，告诉她日本将对南京进行大轰炸的消息，并劝魏特琳暂时离开南京几天，以免发生意外。魏特琳深知在这种最危险的时刻，正是金女大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因此，尽管魏特琳不便当面拒绝帕克斯顿的好意，表示容她与凯瑟琳夫人商量之后再作决定，但她还是决定不离开南京，不离开金女大。几个小时后，魏特琳给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写了一封信，明确地表示了自己不撤离南京的决心。她在信中说：“我认为如果城里所有的使馆都降下国旗并撤走人员，这将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甚至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南京进行无情的、毫无顾忌的狂轰滥炸，我希望日本空军无法得到这种满足。”同时，魏特琳还清楚地向美国大使馆还表示，她是自愿冒险留下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希望使美国政府或是金女大感到为难，一切责任都由她自己承担。
在日军将对南京进行大轰炸的消息传出后，自愿留在南京的外国人还不止魏特琳一个。就在魏特琳给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写完信后，她给金陵大学美籍教授斯迈思打电话，斯迈思告诉魏特琳，他也反对撤离外国人，并自愿留下来，为金陵大学医院做一些组织救护车等力所能及的工作。了解了斯迈思的态度，魏特琳感到欣慰，因为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不止她一个，她并不孤单。
魏特琳留下来不仅仅是为了金女大，她还想到了在大轰炸中可能出现的伤员，她想为那些在战争中遭受伤害，或是不得不忍受战争痛苦的人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在日机大轰炸的前一天，魏特琳在学校组织了一些自愿人员，准备在轰炸过后到鼓楼医院去照顾伤员。9月22日，在日机大轰炸过后，魏特琳和学校的志愿人员立即来到鼓楼医院。当魏特琳到达医院时，金陵大学的斯迈思先生已经到了，他正在打电话联系汽车，以便运送伤员。在医院，魏特琳安排好了志愿人员的工作后才回到学校。
在外国侨民撤退的同时，金女大的部分教师也准备撤离。8月下旬，学校的教师张肖松和陈品芝准备购买船票，撤到上游的武汉去。但是，由于撤退的人很多，她们没有买到船票。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作为教会学校的金女大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例行的礼拜和祈祷照常进行，人们似乎可以从这些宗教仪式中得到精神解脱，并坚定自己的信念。8月21日早上7点，金女大照常进行祈祷，虽然参加的人比以往少一些，但魏特琳发现祈祷时的气氛良好，人们的神情也很虔诚。魏特琳认为，这可能就是宗教的力量吧。
魏特琳是位传教士，她认为宗教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而产生的，教会的责任就是让人们脱离苦难，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魏特琳曾在南京的教会会议上提出一些设想，用宗教和道义的力量来阻止这场战争。她设想派一架小型飞机到日本，撒一些揭露战争真相和日军暴行的小册子或传单，让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蒙骗的广大日本人民了解事实的真相，进而发动起来，阻止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尽管这一设想无法实现，但从中可以看出魏特琳的正义感和祈求和平的善良愿望。魏特琳深深感到：“对基督教领导人来说，现在是其成员救济百姓、从事各项有益工作是绝好机会。我还感到，现在是我们基督教徒更深刻地理解基督教教义的绝好机会。他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上帝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不是撤退的呼吁，而是在中国和日本继续基督教计划的前进号角。”
10月下旬以来，上海的战局对中国日趋不利，同时战争对上海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有大量人员伤亡。上海地区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时时*绕在魏特琳的心头，她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夜下了一夜雨，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也在下雨，因此没有日本飞机来。昨夜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上海的局势。过去两天的报纸充满了有关中国军队溃退，或是撤退的报道，我们对生命的损失和财产的破坏感到震惊，这些消息像是棺罩日夜悬在我们的头上。
在人们遭受苦难的情况下，魏特琳认为宗教就是在人们遇到困难时将人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随着上海地区战斗的激烈进行，大批的中国伤员源源不断地撤到了南京，住进了军队医院或是其他医疗机构，仅10月26日这一天，魏特琳就听说有1500名重伤员被运到南京。11月以后，从上海方面撤下来的伤员仍然源源不断地运到南京。
忧郁的日子来了，
是一年中最凄楚的；
树叶凋零北风号，
草地变黄人亦凉。
这是魏特琳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下的诗句。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她还写道：“这是一个暮秋的日子，悲切的秋风整夜都在哀号。对我们这些在南京的人来说，世界仿佛成了悲伤和被人遗弃的地方。”
然而，那些被运到南京的伤员不得不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甚至躺在露天的广场上。看到这些痛苦不堪的伤员，魏特琳的心碎了。尤其是进入秋天以后，天气渐渐凉了下来，而许多伤员仍然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随着天气转凉，魏特琳的心也越来越不安，这样的衣着，怎么能够度过寒冷的冬天？
在南京的教会组织纷纷动员起来，他们成立了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专门负责救济工作，魏特琳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组织妇女们为伤员缝制棉衣、赶制棉被，并组织人员对重伤员进行护理。金女大也不例外，吴校长和魏特琳也组织学生和周围的妇女们为伤员缝制棉衣，并通过教会机构将这些棉衣赠给那些可怜的伤员。
不仅是南京的宗教组织，而且其他地方的教会组织也动员起来，为中国伤员捐赠生活用品。11月初，香港的教会组织募集的几十箱物品运到了南京，并暂时存放在金女大。吴贻芳和魏特琳立即组织人员分装这些物品，以便送到伤员的手中。与此同时，校园内的人们也在为伤员赶制被褥，以应急需。
到11月初，由于上海的战事日趋激烈，大批伤员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后方。为了接待、安置和照顾这些伤员，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于11月7日召开委员会议。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魏特琳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下关伤兵接待部”，专门负责这一工作。
11月中旬，大批伤员被运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到处躺着伤员。还有近万名伤员已经上了船，等待去长江上游。由于医护人员极少，大批伤员无人照料。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员去照料伤员。11月18日晚上，金陵大学的教授斯迈思带领了15名学生去下关火车站帮助早已在那里的美国圣公会的马吉牧师。
11月20日，魏特琳听说由于下关的人手不够，许多伤员在痛苦中死去。听到这一消息，魏特琳与学校的一个门卫晚上赶到了下关。
下关的情形触目惊心，魏特琳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
在火车站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躺满了伤员，魏特琳估计有200人。由于没有医护人员，一些伤员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有的伤员没有被子，只好用麻袋当作被子。车站上有许多志愿者，他们都是来安慰伤员的。魏特琳看到一位鼻子和眼睛都严重受伤的人在痛苦地呻吟着，但由于没有医生，魏特琳所能做的，只能是安慰他说，将尽快送他去医院。一位臀部被炸掉的伤员，伤口已经腐烂，发出阵阵恶臭。
魏特琳在车站上来回穿梭，尽力照顾伤员。当她走过一位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身边时，这位伤员请求魏特琳不要立即送他去医院，他说他太累了。他在火车上呆了整整两天，而且伤口很痛。
魏特琳试图为这位伤员翻个身，挪动一下体位，使他感到舒适一些时，魏特琳发现他的被子已经湿透了。魏特琳四处寻找，但只找到几条麻袋，只好用麻袋当被子给这位伤员铺上。
这位伤员看到魏特琳是位外国人，就对她说：“在前线时外国医生对我很好，每天为我换药。”
听到这位伤员称赞外国人，魏特琳只是淡淡地一笑。
这位伤员见魏特琳和蔼可亲，又说：“你知道吗，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对那位外国医生说，如果我年轻一些的话，我想让他做我的教父。”
说到这里，这位伤员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见到伤员露出了笑容，魏特琳也面带微笑。但是，她的内心却无法高兴起来，因为她知道，这些伤员已不可能撤到内地去，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谁来照顾他们呢？
在日机对南京的猛烈轰炸中，绝大部分外国记者都离开了南京。为了让西方了解日机轰炸南京的真相，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留在南京的西方宗教、教育界人士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宣传委员会，魏特琳和金陵大学的斯迈思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斯迈思是位多产的作家，他一篇又一篇地给美国的新闻媒体写有关文章。这个委员会还经常开会，商讨如何提高向西方宣传的力度等问题。
10月9日，中国人对魏特琳说了两件事，魏特琳对此感触很深。第一件事是，一位在中国官办学校中教书的教师对魏特琳说，他认为教会学校与官办学校在精神上和韧性上是如此的不同，官办学校远不能与教会学校相比；另一件事是，一位中国人说，政府医院和教会医院的职员在职业道德和牺牲精神方面有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医院不如教会医院。听了这番话，魏特琳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差异，而且应该比现在所有的差异更加明显。正如第一世纪的基督教徒所具有的声誉一样，我们能永远超越那些从未皈依上帝的人，毕竟我们知道正义的力量终究要战胜邪恶与黑暗的势力，这使我们有前进的勇气。”
10月10日，这一天是中国的国庆节，魏特琳原以为日机会利用这一机会对南京进行猛烈的轰炸，但这天天气阴郁，对日机来说不是一个飞行的好日子。魏特琳利用这一机会，在校园内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国庆日礼拜。礼拜由魏特琳主持，吴贻芳校长在礼拜上进行了演讲，然后大家进行了祈祷。魏特琳感到，通过这种形式，人们更坚定了勇敢地前进和在必要时牺牲一切的决心。
南京城里，人们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庆祝国庆节。魏特琳在街上看到，许多政府机构和寻常百姓家的门前都挂起了国旗或党旗。一家电影院在连续放映反映芦沟桥事变的纪录片。
随着日机的不断轰炸，魏特琳认为，在这种危机的时刻，何时开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如果轰炸还将继续下去的话，她估计到开学时，南京将不会有学校开学。
为了避免金女大遭到日机的轰炸，魏特琳曾试图通过美国大使馆向日本方面通报学校的地形和位置，以免日机轰炸学校。8月25日，魏特琳给美国大使馆起草了一份有关金女大校园的位置和建筑数量的报告，并将报告交给了美国大使馆官员帕克斯顿先生，魏特琳希望美国大使馆能将这份报告转交日本大使馆。同时魏特琳还将金女大的建筑图纸交由一位摄影师拍摄成照片，通过美国大使馆交给日本大使馆，以便日机识别。
9月下旬，魏特琳在和吴贻芳校长商量后，给美国大使馆的佩克先生写了一封信，询问他金女大是否可以使用美国国旗。佩克21日打电话告诉魏特琳，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并同意借给金女大一面9英尺长的美国国旗。尽管国旗非常大，但魏特琳拿回国旗铺在校园中的大方草坪中央时，这面9英尺长的国旗却显得很小，天上的飞机根本无法识别。魏特琳与学院的陈斐然先生、程瑞芳夫人商量后决定，自己制作一面更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方草坪中央，以标明这是美国财产。在大国旗没有做好以前，先用这面较小的国旗。
这天晚上，魏特琳在回自己位于校园内实验学校旁的宿舍时，忍不住来到这面美国国旗旁。借着皎洁的月光，她注视着这面美国国旗，脑海中思绪万千。她想，“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动机和所作所为如果不自私、不贪婪的话，这面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将具有多大的和平与正义力量啊！即使现在，如果英国和美国能够为了人类的最高利益而联合采取行动的话，人们还有可能为了后代而拯救这个世界！我们是怎样在不同时期利用我们民族的遗产，并出卖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我们清教徒先辈们历经磨难后才得到，并转赠给我们的！”
为了制作大国旗，魏特琳派人上街购买红、蓝、白三种颜色的布，并请了一位裁缝师傅制作。很快，一面27英尺长的巨大美国国旗做好了，由于国旗太重，魏特琳请了学校的两个工友把美国国旗抬到大草坪，铺在中央。魏特琳仔细看着这面刚做好的国旗，认为做得非常好。她吩咐两个工友，在空袭时将国旗铺在方草坪中央，空袭结束后再卷起来。
在频繁轰炸的困境中，魏特琳并没有忘记学校周围的邻居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她仍然抽空到邻居们家中走一走、看一看。当看到邻居们都修建了简易的防空壕，她感到欣慰。邻居们见到魏特琳也十分高兴，他们总是问魏特琳一个同样的问题：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出来充当调停人，以制止中日之间的战争？作为一名美国传教士和教师，魏特琳当然无法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无法明确回答邻居们提出的问题，但她从这些邻居的神情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不希望看到战争，她也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对日本施加压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在走访邻居的过程中，一位慈祥的老农走过来问魏特琳，战争还要持续多久？老农眼里含着泪花，呜咽着说，如果战争不很快结束，贫穷的人们就忍受不了多久了。魏特琳看着这张饱经风霜且忧虑重重的脸，心里十分难过，她不忍心告诉这位老农，即使是基督教国家，也经历了长达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她只能安慰这位老农，希望战争早点结束，祈祷和平早日到来。
10月30日是金女大的“创始者节”，即校庆纪念日。即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金女大仍然准备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这个日子。早在9月下旬，魏特琳就给在上海、武汉、成都、香港等地的金女大分校或校友会写了信，要求她们采取合适的方式纪念“创始者节”。10月29日，魏特琳与吴贻芳共同起草了一份给各地分校及校友会的电报，电报的全文为：
我们民族的抗战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人员提出了挑战，要求她们积极地追求丰富的生活，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你们的母校 1937年10月29日8时30分
第二天，也就是金女大的校庆日，吴贻芳对前一天发出的电报不太满意，于是，魏特琳又向各地的分校及校友会发出了另一份电报，全文为：
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成员通过不懈地自我修炼，无私地承担起民族的危难，使自己无愧于学院的创建者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理想。
你们的母校 1937年10月30日8时35分
这一天，金女大也进行了“创始者节”的庆祝活动。庆祝活动虽然简朴，但很充实。这天晚上，校园里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聚餐。饭后，开始了庆祝活动。吴贻芳首先讲了话，她讲的题目是：“面对当前危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接着是魏特琳发言，她讲话的题目是：“曾经面对危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讲话中，魏特琳讲述了1927年金女大曾面临的危险，以及人们是如何度过这一难关并坚持下来的。美国圣公会的马吉牧师也在庆祝活动上讲了话，他强调了在目前的国家危机中保持对中国的信念、对中国妇女的信念以及对上帝的信念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种信念，才有了金女大。
这次校庆活动，与其说是庆祝会，不如说是动员会、宣誓会。通过这次活动，人们更坚定了信念，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人们敬佩魏特琳，在这样的困境中人们也表示了对她的敬意。1937年9月27日，这天是魏特琳51岁的生日。看到大家都在忙碌着，她不希望惊动大家，甚至希望人们在忙碌中忘记了自己的生日。然而金女大的程瑞芳夫人还记着魏特琳的生日。在空袭后，程夫人为大家准备了一碗碗面条，以祝贺魏特琳的生日，表达人们对她的敬意。
在美国等地的朋友们也十分关心魏特琳，惦记着她的安危。然而，魏特琳却没有考虑到自己，她想到的只是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11月10日，魏特琳将自己已写好的一部分日记寄给了美国的朋友们，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万一我无法给你们这些在美国的朋友——能够收到我日记的人——寄圣诞节祝福的话，那就让它（指魏特琳的日记）带去我最诚挚的问候，不仅给你们个人，而且给在各地的所有人——在受到战争蹂躏的西班牙，在被践踏的阿比尼西亚（即埃塞俄比亚），在遭受苦难的中国。愿这些国家享有和平——这种和平是来自对上帝的信仰，因为在上帝诞生时，天使曾高唱‘和平降人间，人类永善良’”。
倡议与推动成立“安全区”
南京的秋天是那么短暂，树上的秋叶在秋风的吹动下沙沙作响，像雪花一样飘落在地上。满地的落叶，使魏特琳意识到秋天快要过去，冬天即将来临。天气开始转冷，即使白天有衣服穿，夜里有被子盖的魏特琳也感觉到了寒意。在这种时候，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些四处漂泊的难民，“对于那些四处漂泊的众多难民来说，这会是一个怎样的感觉呢？”
11月2日，《字林西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该消息援引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话说，上海将在10天内被日军包围，与南京的一切联系将被彻底切断。对这则消息，魏特琳将信将疑，她不相信形势会那么快逆转。然而，无情的事实很快回答了她的疑问。
1937年11月5日拂晓，正当中国军队在上海苏州河阵地与日军激战时，日军第10军所属第6、第18师团及国崎支队，在日本海军炮火的掩护下，从杭州湾的金山卫一带登陆。原来双方在上海相持的战局，由于日军的登陆而急转直下，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形势日显不利。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城里充满了恐慌和不安。人们对日军下一步的行动并不十分了解，或许，日军将攻击南京。魏特琳认为如果出现那种情况的话，南京将会发生激烈的战斗，其结果，除了焦土和荒芜外，不会再剩下什么了。
11月8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与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签署了《第三战区作战计划》，《计划》规定：“战区以巩固首都之目的，先向平嘉、吴福既设阵地转移，以节约并保持国军战力，拒止敌人，待后续兵力之到达，再以广德为中心，于钱塘江左岸方向，转移攻势。”同一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颁发了撤退命令。根据这一命令，中国军队应分为左右两翼分别向吴（苏州）福（山）线和乍（浦）平（湖）嘉（善）线撤退。然而，撤退命令的下达，造成部队拥挤混乱，“各部队非仅无余裕之准备，竟有未接到命令而随邻部队撤退而撤者，且对于退却之道路未予明示，各部均相拥挤于公路，秩序至为混乱。”11日，最后一支中国军队撤出上海。翌日，上海沦陷。
早在上海沦陷之前，即11月7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两天之后，日本参谋本部为统一上海方面的作战指挥，下达了“临参命第138号”命令，组建由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华中方面军”，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的作战，其任务为“以挫伤敌之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的机会为目的，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本部又下达“临命第600号”命令，为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制订了一条“制令线”。命令称“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大概定为联结苏州、嘉兴一线以东。”本参谋次长多田骏还给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少将发出通牒，对这条制令线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将作战区域定为苏州——嘉兴一线以东，意在预期方面军主力不超过该线。”“贵军的任务仍然是剿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其地域考虑到尔后的警备及那时候调出兵力等，所以希望在东面加以如此限制，而对其他方面的敌人须继续保持彻底进行攻击的态势。因此，第十军可根据随后将在上游方面出现的作战过程，在认为有利的情况下，及时以一部兵力推进到苏州、嘉兴等地。”
由于中国军队全面撤退，11月14日，松井石根下令向“制令线”追击。同日，日军荻州立兵第13师团攻占浏河镇；齐藤弥平太第104师团推进至陆渡桥以北；藤田进第3师团经南翔向太仓方向追击，并进抵太仓；山室宗武第11师团攻克太仓后向支塘镇追击，其一部向莫城镇追击，以配合中岛今吾朝第16师团攻击常熟。19日，日军攻占莫城镇，第16师团及重藤支队占领常熟。
在京沪线方面，日军吉住良辅第9师团以主力沿京沪线（今沪宁铁路）西进，15日抵达昆山，继而于19日占领苏州。同日，日军第10军主力占领了嘉兴。由于日军迅速抵达苏嘉“制令线”，日本参谋本部即着手讨论是否撤消“制令线”问题。参谋次长多田骏因担心战线太长、战局扩大而反对华中方面军越过“制令线”继续西进。而参谋本部内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撤消“制令线”，否则将延误追击。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此时，华中方面军方面则竭力主张越过“制令线”，继续西进，以追击中国军队，并一举占领南京。第10军命令所属部队于11月19日晨，以其全部主力向南京追击，其具体部署为：国崎支队经湖州、广德向芜湖进击，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第18师团经湖州、广德、溧水向南京追击；第114师团经湖州、长兴、溧阳向南京进击；第6师团先进至湖州一线。这一命令，使日军实际上已越过了苏嘉“制令线”。
11月22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经过讨论，决定废止“制令线”。随后，经多田骏次长同意，以大陆命第5号指示：“废止以临参命第六○○号所指示之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同一天，日本参谋本部接到华中方面军的电报，电报称“为迅速解决事变，必须趁现在敌军之衰势，攻占南京”，“现在敌军的抵抗，各阵地均极为微弱，难以认定其彻底确保南京的意图。此时将军队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仅错失战机，且令敌军恢复其士气，造成重整军备的结果，恐难以彻底挫折其战斗意志”，“判断以方面军现有兵力，不必付出很大牺牲，最迟可在二个月内达成目的。”
事实上，所谓华中方面军攻取南京的意见，也是松井石根个人的意愿。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不久，日本参谋本部派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赴上海，与松井石根及冢田攻等就下一步作战计划进行商谈。“战争指导当局鉴于前线已以破竹之势向南追击，打算在作战指导上利用现在的战局，促进停战谈判时机的成熟，以导致战事的一举解决。即建议：为了保持中国方面的面子，防止蒋介石撤出南京，促使其定下停战谈判的决心，不一举攻占南京，而是在设法按兵不动的同时，为更有把握起见，迅速地促进广州方面的作战。”为了开辟广州战场，河边虎四郎向华中方面军转达了参谋本部打算从华中方面军抽调一个半师团的意见，然而，松井石根却表示出攻取南京的强烈愿望。河边虎四郎回忆说：“松井大将个人强烈地表示出无论如何必须攻取南京的愿望，并且很自信地断言，即使抽调走一个半师团的兵力，也能攻占南京。”
11月24日，日军华中方面军拟订了《第二期作战计划大纲》，命令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在无锡、湖州一线做好准备，摆出攻取南京的架势。
11月28日，日本参谋本部向华中方面军发出命令：向南京追击！
12月1日，日本军事当局以大陆命第7号，下达了华中方面军的正式战斗序列令，接着，又以大陆命第8号下达敕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同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向所属的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下达了攻击南京的作战命令：一、上海派遣军主力应于12月5日开始行动，重点集中在丹阳、句容公路一线，击破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并分兵一部自长江左岸地区攻击其侧背，同时切断津浦铁路和江北大运河。二、第10军主力应于12月3日开始行动，以一部自芜湖方面推进至南京背后，以主力击破当面之敌，推进至溧水一线，并须对杭州方面予以警戒。
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向南京逼近。中国政府为了继续抗战，决定迁都重庆。早在10月29日，在上海战局恶化的情况下，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即作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问题。此后，蒋介石又对迁都事宜作了进一步的安排。
当日军开始向南京进逼时，国民政府即着手迁都的准备工作。11月15日，德国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经理拉贝先生到交通部，见到了政府机关准备迁移的情形。拉贝记述说：“在交通部里，我确信政府正准备撤离南京。交通部走廊上、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
除了拉贝之外，魏特琳也听说了中国政府部门开始撤出南京的消息，她还听说交通部正在征用民用船只，以便撤离。
11月16日，就在拉贝到交通部的第二天，原来是秘密准备的迁移工作便公开进行。政府各机关开始公开进行大规模的迁移。11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宣言》称：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
，分兵四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为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由于政府的西迁，魏特琳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些朋友也将随之迁移，于是她抽空去看望了一些在政府工作的朋友。11月16日下午，魏特琳去了金女大的校友杨丽林家。杨丽林是几个月前刚刚和外交部的张先生结婚的。杨丽林告诉魏特琳，外交部和教育部已接到命令，两天后撤往重庆，军事委员会也很快要撤离。听到这些消息感到茫然，她不知道中国军队是否能遏制日军的攻势，如果不能的话，她相信南京被占领只是时间的问题，但不知道到那时将会发生激烈抵抗，还是仓促的撤退？
在回学校的路上，魏特琳看到了两种汽车，即载着军官的汽车和装满行李的汽车。看到这一情形，魏特琳不知道下个星期人们将面对什么。她相信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还会再现，但此时此刻，这似乎是一种不可能的奢望。
随着政府的西迁，尚在南京的金女大的部分教师也纷纷撤离，即使是一些女勤杂工也准备撤离。然而就在这危急的时刻，吴贻芳和魏特琳决定成立一个只有她们两个人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其任务是留在南京，在最危急的时候帮助那些善良的邻居们。
几天以后，这个紧急委员会开了第一次会议，委员会成员也增加了陈斐然、程瑞芳等4人。由于吴贻芳已准备去武汉，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魏特琳负责。在委员会会议上，大家都认为今后的局势难以预料，尤其是日军进城以后的情况更是无法预测，为防止万一，大家决得还是及早做好准备为好。
为了及早做好准备，避免学校以及教师的个人财产遭受损失，魏特琳组织人员将一些暂时不用的物品如图书、教学仪器、已撤到内地去的教师的私人物品等装箱打包，以便运往武汉等地。同时将学校一些无法搬运的物品储藏在地下室里。这样不仅可以妥善地保管物品，又可以为躲避战火的难民们腾出更多的栖身之处。
正在这时，美国大使馆又开始催促美国公民撤离南京。11月17日，金陵大学的教授贝茨打电话给魏特琳，向她转达了美国大使馆询问每一个美国公民的两个问题：第一，你现在就可以撤离南京吗？或者你现在还不能撤离？第二，如果南京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你愿意到美国大使馆的防空洞来躲避吗？对第二个问题，魏特琳当然同意，但对第一个问题，魏特琳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在一起。
两天后，魏特琳去了美国大使馆，得知不论什么时候美国大使馆都将有人留守。同时帕克斯顿告诉她，如果局势过于危险，并危及到外国人的安全时，所有的美国人将被送到美国军舰上去。魏特琳当即向帕克斯顿表示：“我不能离开金女大的同事和邻居，因为他们需要我，有时他们可以帮助我，有时我可以帮助他们”。
听了魏特琳的话，帕克斯顿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我很羡慕你，很遗憾，我不得不依靠军事手段来保护你们。”
政府的西迁，对南京的平民来说无异于失去保护，再加上大批逃难来南京的难民，使南京的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一旦日军攻击南京以及日机的猛烈轰炸，将危及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他们丧失基本的生活条件。有鉴于此，11月16日，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杭立武先生提出了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先例，在南京设立难民区的设想。杭立武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南京看到报纸上报导上海有个饶神父，在上海设难民区，容纳很多妇女和小孩。我忽然动脑筋，觉得日本将来进攻南京了，我准备成立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设立一个难民区。那时我是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认得金陵大学的许多美国人，同时我也是中英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和许多英国人、德国人有来往。我约集了一二十个外国人，我说我们要设一个难民区，他们都同意，他们认为这是为人道的事情，应该赞同。我们这个难民区很自然的就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划进去，一直到鼓楼、新街口。划好后，我们就写信给上海饶神父，请他把地图给日本的司令看，请他同意我们成立难民区，并且答应不要骚扰难民区。
早在1937年8月底，魏特琳就预感到日军一旦占领上海，必然会向南京进击。随着上海的失陷，日军向南京进逼，魏特琳的预感变成了现实。
随着日机对南京的疯狂轰炸和日军向南京步步进逼，大批难民涌入南京，他们有的是来南京躲避战火，有的是途经南京向江北逃难。看到这些衣衫褴褛的难民，魏特琳十分难过。她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们能够享受校园的美景和宽敞的住房时，我的心为那些拥挤在火车中、车站里、小船上，以及栖息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的难民而痛楚。”
11月17日，魏特琳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佩克，建议在南京设立一个安全区域。信件全文如下：
南京美国大使馆
W.R.佩克阁下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中国南京
1937年11月17日
亲爱的佩克先生：
在日军逼近南京前，我认为预先为那些无法避难的贫苦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市民设立一个对他们来说较为安全的场所（类似“安全中心”或“安全地区”）为好，并期望能事先就此事进行商讨。
正如您所知，这样的事情在上海已经实行了，但为时已晚。毫无疑问，如果能及早着手进行周密的准备，将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当然，我知道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即使是相对安全，也必须事先征得交战双方的同意。另外，不仅只是（向交战双方）提出建议，为了获得军方的同意，还必须由有影响的中立国人士出面。
我认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地理位置和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作为（安全）中心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这里被用作人道的目的，那些出资捐助者们（指美国资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会组织）也一定会很乐意的。若本校被指定为（安全）中心，我们准备立即腾出楼下的房屋，准备好大房间，以备万一。
上述事情，恳请您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并请尽快商讨，我希望及早看到商讨的结果。
敬具
明妮·魏特琳（签名）
佩克收到魏特琳的信后，立即报告了约翰逊大使，并于当天给魏特琳回了一封信，回信全文如下：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南京，1937年11月17日
致明妮·魏特琳
亲爱的魏特琳女士：
你1937年11月17日的来信已经给大使看了。信中建议，将非武装的平民集中起来，提供一个“安全中心”，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的伤害，并应当将这一情况告知交战双方的军事当局。
如果设立这样的中心，大使馆是欢迎的，并打算代为向日军当局转达。
敬具
W.R.佩克
同一天下午5点半，金陵大学的外籍教师米尔士、贝茨、斯迈思三人相约来到美国大使馆官员佩克家，就设立安全区问题与佩克商谈。
首先，米尔士等向佩克提出了成立安全区的设想。他们认为，一旦南京附近及市内发生战事，为了让一般平民躲避战火，应当设立一个安全区、难民区或非战斗区域，以保障平民的安全。关于安全区的位置，他们认为设在市内西部较为适宜。根据判断，战事将发生在市区的东部和南部，而中国军队在西部地区并没有重要的军事设施，所以中国军方可能会同意将西部地区划为非军事区。
米尔士还表示，一旦安全区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希望美国大使馆能代为向日本当局转达这一信息。听了米尔士等人的一番话，佩克表示，“对这件事，大使馆今天已明确表示了态度。因为对金女大魏特琳女士关于设立安全区的来信，已有明确的答复，大使馆很乐意代向日本当局转达。”
在此之前，杭立武已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表达了成立安全区的设想，王世杰不仅深表赞同，而且还向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转达了这一计划。唐生智当时并未明确表态，只是同意就此事与蒋介石进行商谈。
11月17日晚，美国驻华大使合佩克与孙科等共进晚餐，张群和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也在座。席间，佩克向在坐的中方人士说明了下午与米尔士等人交谈的主要内容。美国大使约翰逊也向中方人士表示，这不是美国官方的建议，而是一些民间人士的设想，目前还处于商讨阶段，如果这一建议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美国大使馆可代为向日本当局转达这一信息。听了这番话，张群表示，现在考虑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而马超俊市长看来是第一次听到设立安全区的构想，他沉思不语，没有表明个人的态度。
魏特琳事先并不知道金陵大学外籍教授等人设立安全区并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计划，她是在11月18日的教会组织的非正式宣传委员会会议上才听说这一消息的。听到这一消息，魏特琳觉得在南京她有了志同道合的人。
为了早一些为难民进入校园避难做好准备，魏特琳同学校的教师罗小姐一起到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位传教士家去，希望他了解一下附近有多少妇女和儿童将留在南京，这样就可以估计出到学校避难的大概人数。在魏特琳看来，无论金女大是否位于即将设立的安全区范围之内，学校都将成为附近妇女儿童的避难所。
11月24日，魏特琳听说日本方面已得知了设立安全区计划，虽然日本还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但这毕竟是一个好兆头。尤其令她高兴的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划定了安全区的范围，其范围为：“东面以中山路北段从新街口到山西路广场为界；北面以山西路广场沿西到西康路（即新住宅区的西南界路）为界；西面以由西康路向南到汉口路交界（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又向东南成直线到上海路与汉口路交界处为界；南面以汉中路与上海路交界处到原起点的新街口为界。”出乎魏特琳意料，安全区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以及金陵大学、金女大等在内。
12月1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晚上在北平路中英文化协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宣布安全区正式成立。南京市政府也表示将向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供大米和资金。这意味着在日军攻击南京的战斗中，滞留南京的难民将有一处躲避战火和保障基本生活的场所。
筹建金女大难民所
1937年11月10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上海的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与此同时，日军兵分三路开始向南京方向侵犯。形势骤然紧张，南京也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魏特琳对南京将要遭受战争的蹂躏而感到忧心重重。她在日记里多次写到：“难到整个华东地区都要被无情的摧毁，难到南京——我们知道会被防御——一定要变成焦土吗？”
她一想到所热爱的南京——那古老而美丽的城墙、笔直的林荫大道、景色秀丽的东郊风景区、特别是生活在南京的淳朴善良的人民以及朝夕相处的同事将要经受种种磨难而常常夜不能寐：“今天晚上，我的脑海里有一千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南京会被彻底毁坏？中国军队会被迫撤退而不是被困在南京？会有抢劫吗？在南京的战斗会持续多久？会有长时间的围困吗？” 尽管魏特琳对南京的未来十分担心，但她却更坚定了留下来与同事共患难的决心。同时，她也开始考虑保护学校和人员的问题。
11月的一个下午，魏特琳去了美国大使馆，同使馆的官员讨论了在南京城易手时，保护金女大的事宜。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建议魏特琳在金女大门口挂一面美国国旗。魏特琳还了解到，美国大使馆正准备布告，以便在南京城易手时张贴在美国人拥有的财产上。
为了安全起见，魏特琳在征求了吴贻芳校长的同意后，决定在最危险的时候，除了挂美国国旗外，将学校以前的牌子挂起来。于是魏特琳就带着人去寻找以前放在老金女大前门的两块旧牌子。这两块牌子上写着“大美国女子学院”。魏特琳记得，这两块旧牌子收藏在中央楼的阁楼上，但魏特琳和工人们找来找去却不见其踪影。无意间他们却发现了金女大在国民政府注册前使用的牌子，上面只写着“金陵学院”，最后魏特琳和同事们决定就凑合地使用这块牌子。但当他们准备把牌子从阁楼里向外拿，而把它翻过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大美国女子学院”的字被一层红色油漆覆盖着。魏特琳让人用黑底白字重新写了那几个字，并决定在日本人入城前，金女大使用“金陵学院”这一面，在日本人进来后，使用另一面，因为“大美国女子学院”可能对保护学校的财产和人员更加有利。吴校长对这一经过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悲喜剧。”
随着形势越来越紧张，为了金女大的安全，也许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魏特琳和她的同事们在校园的不同地方共挂了8面美国旗帜，外加一面放置在主操场的30英尺长的旗子。
魏特琳后来发现，其他的学校和机构也纷纷效法金女大的做法，以至于为金女大做第一面旗帜的那个裁缝生意十分兴隆，在一个时期里，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制做美国国旗。魏特琳感到自豪的是，如果这些旗帜在日本占领南京后对这些学校的财产和人员的生命的保护有所帮助的话，那么金女大与众不同的地方是，金女大策划了第一面旗帜。
11月18日魏特琳第一次听说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也在准备在南京成立“安全区”的计划，心里很是高兴，并对安全区从设想到落实筹建所取得不小的进展，感到非常高兴，她在日记里称赞到：“真是了不起。昨天成立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委员会，明天早上委员会成员将同南京的市的市长会面。”高兴之余，魏特琳开始为着手为安置未来的难民而做准备——尽可能地腾空校舍，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了阁楼。这个工作看似简单，但工作量却十分庞大。还有一个干扰因素是，从各方面汇总的情况看，日本方面不赞成安全区这一计划，但魏特琳仍坚持积极地腾空校舍，并认为“万一我们这里成了安全区，这些房子可以给难民派上用场”。
魏特琳还向有关人士征求有关日本方面不同意成立安全区的应对措施。路透社的记者向魏特琳建议，如果安全区的计划没有办法实现，如果魏特琳允许妇女和儿童到金女大避难的话，应该让美国大使馆把这个情况告诉日本指挥官。魏特琳觉得这样即使安全区成立不了的话，金女大也可以较为安全地收容妇女和儿童。
11月29日，金女大紧急委员会召开会议，这也是有吴校长参加的最后一次紧急委员会会议，再过两天吴校长将撤离南京去成都。会上有许多具体的问题要讨论：学校的保险柜如何保护，是上锁，还是为了应付可能的抢劫者让它开着？留下的钱是藏起来，还是放进保险箱？如果是藏起来的话，藏在哪里？如何处理许多重要的文件、建筑计划等？在一段时间里南京和校园会不会都没有警察？是否应该挑选一些最好的工人，把他们训练成卫兵？
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许多问题一时难以定论。但令魏特琳感动的是，会上与会成员一致决定，如果出现对外国人不利的危险局面，委员会成员们保证负责把魏特琳藏起来。后来程夫人特地让人为魏特琳做了件中国服装，为的是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魏特琳可以穿上它，以便遮人耳目。
在吴校长召集紧急校务会议的当天下午，魏特琳和陈先生粘贴卫戍司令部禁止部队占据校舍的布告，准备焚毁校园内任何会引起日本人误会的传单和宣传画。
对吴贻芳的离去，魏特琳是赞成的，除了安全因素的考虑外，还有既然现在金女大已无法在南京开学，为了学校的发展、为了学校的未来，魏特琳认为吴校长应该撤离南京，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虑在学校未来的发展上。
魏特琳对吴校长在这一非常时刻所表现出的爱国、忘我、坚定、无私和沉着的大将风度也感到由衷的钦佩，她们的私交甚笃，魏特琳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今天早上吴博士邀请我到南山教工住宅与她共进早餐。我们吃了黄油——
新鲜的黄油和吐司。这是蒋夫人送给吴博士的礼物。这算得上是盛情款待。”的确，当时南京市面上早已买不到这些食品了。
当然，她们之间的友情是双向的，实际上，魏特琳决定留在南京的原因之一就为了帮助吴校长在这个非常时期承担部分责任。随着吴校长的离去，魏特琳知道自己要在这变化多端、前途未卜的时期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早在11月20日，金女大成立了由魏特琳、程夫人、陈斐然、E·C·陈和闵先生组成的5人紧急委员会，负责金女大留守和其他事务。
12月1日，即吴校长离开的当天，11点30分紧急委员会开会，这时闵先生也已离去。会上任命了李先生组织一个治安小组，由6名工人组成，并向他们提供训练，为他们做臂章。会议还任命了金女大旁的邻里学校的教师薛小姐把她的学生和校园里大一点的孩子组成一个难民服务队，并训练他们，为他们准备胸章。
会上还讨论了南京可能将出现的几个阶段：1，战斗阶段。2，中国军队撤退。3，城里没有军队，很可能也没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这这种情况。4，日本军队入城，以及各个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危险。与会的男性成员最担心第4阶段，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个时期他们可能无法从家里出来。
当魏特琳得知，金陵大学也成立了一个7人紧急委员会，总共有30多人留下时，觉得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认为“这对我们是一个安慰”。
魏特琳还决定增加管理人员——把“大王”一家搬到东院来，大王将兼魏特琳的“秘书”，帮助魏特琳处理中文的信件和其他事情；让罗小姐搬到了实验学校，帮助照料管理住在实验学校的难民，神学院的王小姐今天也搬来了——她是神学院留下的唯一学生。同时把大客厅里的家具搬走，以便为将要来到的难民做好准备——主要是金女大附近的妇女和儿童。
有关安全区的消息已在部分市民中传开，12月4日晚上，门卫向魏特琳报告说：“白天有数百名平民到我们学校门口来问，金女大是否真的是一个难民营。”在此前几天，当魏特琳从上海路步行到明德中学时，她也曾不断地碰到一群群的妇女和儿童在寻找“安全区”。这些难民们模糊地听说了有关“安全区”的消息，想确定一下它的位置。魏特琳一次停下和她们谈话，并告诉她们“安全区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但是一旦定下来，市政府是会通知她们的。她们多么象是没有牧羊人的羊群。”这使得魏特琳的心情感到很沉重。
魏特琳觉得她所能做的就是加速金女大接收难民的准备工作。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一方面魏特琳指挥工人们继续把家具从宿舍、美术楼搬到阁楼上去，腾出了够200名难民住的空间（后来几乎住1000人）。魏特琳发现，在这个特定的时期，阁楼真是帮了大忙。到12月6日，那幢楼的清理工作已结束了，两幢宿舍楼也做好了接待难民准备。科学楼和中央楼也将在第二天做好接待难民的准备。为腾出地方收容难民，员工们把已经捆好的书搬进地下室。陈先生的心情十分沉重，觉得这好象是准备一次葬礼。魏特琳也有同感，她在日记中写道：“过去美好的一切似乎都快要结束了。”
另一方面魏特琳着手对可能到金女大来避难的难民人数进行了调查摸底和预测。魏特琳请罗小姐负责金女大附近的人数摸底调查，罗小姐调查后报告说，在最危险的时候，附近大约有200多名妇女和儿童可能想来。在汇总了各方面的情况后，“我完成了对我们能够接收的难民人数的估计，人数为2750，而当时准备了共8所房子分配给难民，平均每人有16平方英尺的空间。”魏特琳认为，“这个数字是我们尽努力后所能应付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在我们6所建筑里的难民人数实际上超过了10000人。”魏特琳在日记里补充道。
在白天有空的时候，魏特琳和中国同事制定一个分配房屋的方案，标出有多少房间能提供给难民使用及如何使用。为了使难民进入校园的的工作能有条不紊的进行，魏特琳还特地安排了一些少年，为难民引路，把他们带到各自的房间。她计划在门口贴上很大的布告，告诉人们可以把哪些东西带进校园，那些东西不能带进来。如果可能的话，魏特琳还计划将它刊登在南京的日报上。
对自己发挥的作用，魏特琳感到宽慰：“我很高兴我能留在这里帮助这一工作。程夫人不能单独地指挥这一工作，别的人没有经验。”同时，魏特琳更坚定了留下的决心。12月3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打来电话，要魏特琳必须在三项选择中选一项，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三项选择是：1. 现在就走。2. 过些时候再走。3.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魏特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项。她在日记中补充道：“当然如果我的中国同事认为我的存在威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走。”12月5日，当美国大使馆再一次打来电话，要求目前仍滞留南京的美国公民在第二天上午9点半之前做好撤离的准备之时，魏特琳根本没有把这个电话放在心上，因为她已下定决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留下来。
12月8日上午9点，魏特琳还组织了实地练习接受难民的工作，为的是积累相关的经验。邻里学校的学生、大王的3个孩子，程夫人的孙子担任“引坐员”，他们带着袖标，看起来很神气。还有6名工人，他们也来帮忙。F·陈和杨师傅站在大门外，让难民以家庭为单位有序地进来。这天晚上，金女大迎来了第一批女难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南门附近和城南，少部分来自苏南。学校把当地的难民安置在宿舍里，把从无锡等城市来的安置在中央楼。魏特琳允许本地的家庭住在邻里之家，但很快那里就住满了。由于过度劳累，魏特琳这天没去参加记者会，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我看起来像60岁，感觉上像是80岁。”
12月9日，随着日军日益逼近南京，外地及近郊的难民开始出现。当天晚上金女大的校园里大约已有300名难民。一些是来自无锡，其他一些来自城外，还有一些来自附近。魏特琳了解到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已有大约1500名难民了。
通过与难民的交谈，魏特琳了解到难民的一些经历。战争造成的一幕幕悲剧使魏特琳感到很难过。她觉得“难民讲述的情况令人心碎”。一名妇女泪流满面地来到金女大，说她有事到南京来，她刚进城，城门就关闭了，但她12岁的女儿却被关在了城外，她也无法出城去寻找她的女儿。这个小女孩在光华门，那里的战斗最激烈。另外一名来自三岔河的妇女在发疯似地找她的母亲。她在金女大未能找到她的母亲，魏特琳派人将她送到了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继续寻找。
第二天上午难民继续涌来。旧的教师宿舍快住满了，中央大楼也开始住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斯提尔早上也来看了看。到中午，难民人数已达850人，除此之外，还有3户人家住在金女大的东院，约120人住在“邻里活动中心”内。
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供应问题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学校在北面两幢宿舍楼之间用芦席搭个棚子，让熟悉的人在里面卖食品。但设在金女大大门外的粥厂，尽管魏特琳和金女大其他管理人员多次催促，但仍没有向难民提供食品。
魏特琳还发现难民们似乎对安全区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既然是安全区，那么空袭时，即使站在安全区的马路中间也不会有事。魏特琳多次告诉难民们空袭时要呆在屋里，或躲在墙后。同时魏特琳对中国难民的的生存能力赞叹不已，一些难民在学院的前门外，搬来砖头，准备砌房，自己动手，很快砖头就变成了一间间小屋，然后再用一、两张芦席盖顶，就有了自己的房间——有了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一些难民还很自豪地邀请魏特琳去参观他们的“新家”。
随后几天里，难民继续涌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艺术楼也开始接纳难民。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校前门外由红十字会管理的粥厂仍未开张，因此对没有带食物的难民来说，日子非常艰难。魏特琳很是焦急，并一再催促粥厂尽快向难民提供食品，粥厂表示可能在第二天上午9时开张，魏特琳也意识到，如果当天城市陷落，恐怕连这也做不到了。
从接掌校务，到金女大难民所收容第一批妇孺难民，魏特琳和员工们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工作，似乎一切都还顺利，一切都还能按预先设想的去做。周密地计划和身体力行地去实施，是魏特琳的一贯作风。这种作风早在她主持金女大教育系和全校教务时，就充分表现出来。认真、勤勉、为信念不惜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是她处世的根本态度和人生哲学。当日军即将攻入南京之时，她想象得出经历了持续数月空袭的南京市民将陷入一种怎样的苦难。她预感到日军从上海一路攻来时犯下的烧杀、劫掠和强奸暴行，一定会重演，而且会变本加厉。在魏特琳的心中，扶贫济弱，抗御强暴，为人类伸张正义的信念，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宗教信仰是鼓舞魏特琳奋斗的力量源泉，在她看来“宗教就是为这种时刻创造的”。在信仰的驱动下，她义无反顾地战斗在救助无辜难民的第一线。
12月10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总攻击令。随后，中日双方在南京城垣、雨花台、紫金山一带展开激战。12月12日夜，南京城东南方传来清晰的枪炮声，魏特琳房间的窗户被震得摇撼。在马路上，大批中国军队向下关方向撤退。魏特琳意识到，日军就要攻入南京城了，她的神经绷得紧紧的，焦虑不安地等待着，不知道日军究竟会给南京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