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战士，血肉长城

张发奎

（本书选用时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

一浦东的“神炮”

淞沪战争的征候，到了八月九日才开始发现。当时敌人的兵舰集中于黄浦江和长江的江面，并运到陆战队万余人在上海登陆，随即令武装士兵闯入我虹桥机场滋生事端，同时更要求我方撤退驻沪的保安队。这一要求，经我方严词拒绝，敌方遂于十三日正式揭开了淞沪大战的序幕。

在这次战役的前夜，最高统帅部适时下达了淞沪方面军队的战斗序列：张治中将军担任指挥左翼部队，我担任右翼军总司令；另以李崧山、阮肇昌、刘尚志各师，张銮基的独立旅及炮兵第二旅第一团编为第八集团军，集团军的总司令也由我兼任。同时，刘建绪将军的第十集团军，亦奉命加入右翼军的序列。

我奉命后，即令张銮基旅推进浦东，接替李崧山师的防务；命李师移动于上海方面，策应左翼军作战，并令刘尚志推进至松江附近，以为集团军的预备队；刘建绪集团军则由衢州附近向杭州推进，为右翼军的第二线兵团。

十三日，敌我在上海的警戒部队发生战斗。我左翼军按照原定计划，即开始攻击行动。经过数日的战斗，因为没有摧毁坚固防御工事的火器，同时，又缺乏街市战的熟练经验，我左翼军的部队虽曾一度进出于汇山码头，但终不能摧破敌人的整个防卫组织。

我所指挥的右翼军方面的情况，是比较沉寂的。因为在南市方面，隔离着一个租界地区，浦东方面，又隔离着一条黄浦江，所以就没有成为作战的重点。但左翼方面军却不同了，战况是紧张的，因此，我必须用各种方法给予策应和支援。我除将阮肇昌师增援左翼军外，也不断地以炮兵在浦东的洋泾附近，袭击敌人的侧背，来策应左翼军方面的作战。

我浦东方面的炮兵对敌人的袭击，也确曾发挥过相当的威力。因此，在当时就被一般人过誉为“神炮”。它不断打击敌人的“出云”旗舰，轰击虹口的日军司令部，使敌人不断感受着威胁。敌人为谋消除这威胁，曾采取了种种侦察手段，不间断出动飞机，企图搜寻我炮兵阵地，毁灭我炮兵的力量。

但他们始终无法找到我们的炮兵阵地，更无法制止我炮兵每天黄昏和夜间的袭击。

炮兵阵地的位置，是在浦东洋泾附近。为尽量发挥威力及避免敌方空军的威胁计，当时就在对岸设了一个秘密的观测所，利用海底电线的通信，协助我们指挥炮兵的射击和修正弹着点的偏差。同时，炮兵的活动时间，常在黄昏和夜间，白昼我们就把各阵地巧妙地伪装起来，或将各炮移动藏于沟渠和竹林的深处。因此，在这战役的全部经过中，敌人始终没有发觉我们阵地的位置。我对这几门炮，当时是非常爱护，不但常常亲自去指挥射击，并且在这次会战终了的最困难的时候，也还用尽了方法，把它全部安全地转移到后方去。

我们的炮兵阵地也曾有过一次几乎被敌机摧毁的教训。

当时有几位新闻记者到战地访问，他们要求去看一看“神炮”的雄姿，经过炮兵营长的许可，同到竹林隐秘的炮兵阵地里，并在那里拍摄了一些照片。次晨，他们将访问战地的详情披露于报上，并且连炮兵阵地的照片，也一并刊登了出来。当天早上，我在《时事新报》上看见了这详尽的报导，即认为这是一个不应该泄露的军事消息，并且认为这消息是我们的炮兵阵地，将会发生不可测的后果，因此便立即命令该营长迅速变换各炮隐秘的位置。到中午，果不出预料，敌方便出动了空军，把所有洋泾附近的竹林都炸光了，致令附近的居民也无辜遭受很惨重的损失。但侥幸的是各炮依然无恙。

事后那位炮兵营长即被撤差，那负责的新闻记者也受了处分。

这事，对战地新闻不慎的报导是一个教训，同时也说明了一 个军事指挥官对细微的事，也须时时刻刻作密切的注意。

所谓“神炮”，说来也许一般人不会相信，我们所有的只是六门“卜福斯”山炮而已。假如能够有较多的炮量和较大口径的炮种，我深信对这次会战将有更大的帮助。因此，我最初便建议统帅部，主张由乍浦附近海岸赶筑一条可以运输重炮兵的临时公路，直达浦东，效法海岸游动炮兵的使用方法，调集一部重炮兵使用于浦东方面，但统帅部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二不惜牺牲，保全上海

到八月二十二日，战事即开始转入更猛烈的阶段。敌军增援部队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以及第一师团、第八师团之各一旅团，当天即在宝山狮子林登陆，并即向我左翼军方面宝山、罗店、浏河线进攻；同时对我右翼军方面之川沙及浦东各地，也采取积极的行动。我方亦同样以京沪、沪杭两铁道输送增援部队，投入左翼军方面，双方均以猛烈火力作阵地的战斗，情况特别紧张。是以我方对原来预期以攻击的作战手段指导会战的计划，不得不加以修正，而转入以纯粹防御战的阶段。

那时，最高统帅部坚决地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便尽量挹注兵力于淞沪方面。京沪、沪杭两铁路的军车日夜不间断地奔驰，把一师一师的部队送来，加入填补火线，其情况好象一九一六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急，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但敌人的装备和战术及战斗力各方面，俱达到相当的高度。他们的空军力量更占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大量的野战炮兵配合着海军的长射程炮也发挥了很大的火力。而我方仅有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一切器械也比不上敌人，战斗的不利是可以想像的。为着企图避免过巨的牺牲和改变不利的状况，我常常竭尽智虑去搜求战斗的真相，推断未来的状况，研究歼灭敌人的策略。我不断考虑，如果没有可以改变这不利的形势的策略，如果以大量的战斗力投入这方面的决战，而没有胜利的把握，则我们纯粹的防御计划，应否考虑加以修正？经过了二旬的战斗，我的结论是：在我军的现有条件下，欲把敌人歼灭，或遏止他们的攻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这时，我和张治中将军即建议于最高统帅部，主张对上海作战使用兵力的最高点，应作一个精密的数字计算，并建议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仍不能压制当面的敌人时，则我们的战略应转变为持久消耗战。须先以十个师的兵力预先占领苏嘉、吴福线之既设阵地，以为第二抵抗线，此十个师的兵力除非在扩张战果方面，不得为其他状况而使用。我们二人并明白表示，愿自接受敌人攻击之日起，负责固守此既设阵地三个月时间的责任。但最高统帅部不赞成这建议，他的意见认为上海是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又因当时敌人的增援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战况亦有时稍为沉寂，于是有些将领们便为此种情况所惑，以为敌人的攻势已至极点。就是冯玉祥将军亦有“淞沪方面的战况已经稳定了”的判断。

可是到九月中旬以后，情况有变化，敌人大量增援，我们发现其第一、第三、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六、第一 ○二、第一○六、第一○七、第一一四、第一一六等师团的番号，估计其兵力约在二十余万，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其在淞沪与我决战的决心，也益加明显了。

此时，我方的部署亦有所变更，原左翼方面，改划成两个区分，以薛岳将军担任左翼，朱绍良将军担任中央，与我右翼相连结，左翼方面自九月上旬以来，战况已逐渐不利，阵地亦逐渐后移，虽后援部队逐次加入，亦仅能维持“寸土必争”的状况。

我右翼方面的战况尚没有若何变化。敌人虽迭次企图排除我浦东对他侧背的威胁，但在我将领严密戒备之下，敌人几十次的登陆行动都没有成功。不过，我常常顾虑敌人如在左翼军正面突破企图不能成功时，他们可能采取侧面的迂回 行动，因此，我右侧的金山方面是一个最可注意的地区。当时我有一个直觉灵感和历史的回忆，就是戚继光于闽淅荡寇时代，日本曾在金山登陆而扰乱浙境，如果敌人以历史作依据，这段历史实有重演的可能。同时，在战术上判断，那里已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那里海岸有四十英尺以上的水位深度，又有利于登陆运动的沙滩及可作为滩头阵地的据点。

为了这个侧面的顾虑，我曾亲自实地侦察那里的地形，并在那里配置了一连炮兵和一营步兵，再三叮嘱他们对海面作特别戒备。同时，我又命令他们编组了一队渔船，远出海面从事广远的搜索。为欲彻底明了实地的情况，我亦常亲自或令幕僚至沿海地带和浦东方面巡视警戒部队和火线的战况，并把全线的防御组织严密起来。整个右翼方面虽无特别紧张的情况，但我必须在缜密戒备方面努力，使统帅部可以集中全力于左翼和中央方面的作战，免去了对右翼方面的忧虑。

三英勇战士，血肉长城

整个十月的作战重点，始终保持在左翼军方面。十月下旬，敌人以全力攻击我左翼军阵地，决战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战地悲惨的景况，亦一幕一幕地呈露在我眼前。我们的增援部队继续向前进发，他们由后方输送到战地后，没有一刻的停留和准备，就加入了火线。敌人的炮弹好象雨点一样散落在我们的阵地。我们的炮兵在数量与火力上都无法与敌对抗，只有英勇的战士们以血肉筑的长城，来抗拒敌人的犀利的火器。制空权也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敌人的飞机一天到晚翱翔在战地的上空。我们的部队没有立体作战的经验，仅凭着血气之勇，不知讲求疏散与伪装，更招致许多无谓的损害。我们部队的行动白昼大受限制，一切部署的调整和兵力的转用，都在夜晚，这更使指挥与时间上蒙受很大影响。战地是一片平野，不能徒涉的川渠，纵横交错。这对于联络与地形的熟识，均感到不少困难。在这种种不利的条件下，各级指挥官当时都深深感到指导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略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伍的思想了。

在战况的高度紧张中，最令人感动而安慰的是人民对作战的协助。他们不仅帮助军队的运输和救护，他们更自动地献出了他们仅有的粮食，一切好的东西他们都送给军队使用。

学生们自动加入了战地宣传和通讯的工作；妇女们自动看护我们的伤兵；慰劳队的歌声鼓舞了战士们的热血；工作队的热心服务消除了战士们的疲劳。在大军作战最感困难的后勤工作，人民都帮助我们解决了。军队为国家而流血，人民也贡献他们的一切给军队，这是民族战争的特点。

十月三十日，左翼方面的战况已达到极度的不利。突击我大场阵地的敌军已在周家宅、姚家宅两处强渡苏州河，上海市区的我军侧背便感受到重大威胁。以当时的情况判断，敌人似有从大场以西向左右席卷的行动。朱绍良将军这时忽奉命调任甘肃省主席，所遣中央兵团的任务，最高统帅部即命令我去接任，并将右翼方面的指挥责任交给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将军接替。这时刘集团军的部队方从杭州向前推进，我一面担忧沿海地带的侧面和刘集团军能否确实接防，一面又感于上海方面的紧张状况，将如何去挽救这危殆的局面。我此时陷入了无限的焦虑，以沉重的决心，担当这残破而没有把握挽救的局面，这在我生命史中是最痛苦的记忆。

十一月二日，我的指挥部由南桥移至龙华西侧的北干山，这是极接近火线的位置。当我到达那里时，情况已变化了，第一线的部队已陷于紊乱状态；同时，渡河的敌人予我们侧面的威胁，也正在日益扩大中。但第一线已经没有可以抽调的部队，后援的兵团又迟迟未能到达，我除了竭尽一切努力来调整这个紊乱的形势外，开始发生了悲观的心情。

十一月五日，一件数月束日夜所焦虑的事终于发生了。敌人的第六、第八两个师团当日就在全公亭、金山嘴等地同时登陆了。我力量薄弱的警戒部队很迅速地被驱逐了，刘集团军以行动迟缓，未能实行夹击的行动，让敌人一直向松江前进，我吴克仁军集结尚未完成，仓卒应战，又遭受各个击破的命运。

九日，松江被陷，我军腹背受敌，失败的战果已是注定了。

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以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这虽需要最高统帅部作困难的决定，须当机立断地即下决心，但指导大军作战者，其最困难的条件也就在此。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到情况已到了最危机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但这时机已不适切了，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于极端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困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原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

（选自香港《大成》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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