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份，美国海军情报处的海军陆战队官员卡尔逊上尉广泛视察华北的游击战后回到了汉口。卡尔逊上尉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尽忠职守。他在山西和河北西北部八路军和其他部队那里呆了３个月。在此期间，他同游击队一起走了１，０００英里，深入敌后，走到距离北平只有１５０英里的地方。他的所见所闻，使他作为一个军人和作为一个人，深受启发和感动。卡尔逊上尉是一个老军人，他也在尼加拉瓜打过游击队（他长期以来一直把他们称作“土匪”）。现在，他第一次看到武装起来的群众。他回到汉口，有许多感想，带来许多事实和图片。他不能把自己的见闻秘而不宣。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那里的人民在被“征服”以后起来进行反击。他认为，极其重要的是，所有从事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的人都应当了解他的发现。

    下面是卡尔逊上尉讲的他自己的经历。

    “我是３个月以前去山西的，因为我听说那里的打法不同于正规的打法，我很想亲自去见识见识。同时，我还想去调查研究一下从事这种战争的经济、社会条件。”日本人在占领区的控制是否受到了中国人的有效的挑战，通过这个过程，人民群众在多大程度上被“赤化”了。卡尔逊似乎想求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卡尔逊在蒋委员长的批准下，动身去华北了。他必须通过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受到该军领导人的欢迎。“我发现八路军的将领们都是忠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运转得很好，八 路军、山西军和中央军充分合作，这使我感到意外。”

    朱德对卡尔逊说，敌后中国政权有效地发挥着作用。这位上尉立即要求去看看。他被允许前往，但首先得签署一个文件，声明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八路军概不负责。

    “《时代》杂志说，日本人控制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周围７００英里以内的所有领土，”他对我们说。“但是，我走到了距离北平１５０英里以内的地方，仍然属于中国人的领土。我穿过了日本人控制的同蒲、正太两条铁路线。我亲自看到，同蒲、正太、平汉、平绥四条铁路线以内的所有地盘也都在中国人的手里。除此以外，游击队还控制了平汉路以东河北省中部的１７个县。在五台山，我看到了学校、医院、工厂和无线电台，有关政治的政策性问题都通过电台向汉口请示。”

    “所到之处，”卡尔逊上尉说，“人们都各干各的事。身体健康的人都受军训，然后分别到正规军、游击队或人民自卫团工作。每个县都有动员委员会，由县长领导。正规军和游击队都穿制服，他们经常袭击敌人。不穿制服的人民自卫团在城镇巡逻，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也会突然盘查过往的陌生人，查看他们的证件。侦探或汉奸是无法进入这个地区的。”

    在河北，这位上尉看到了群众和游击队是如何共同打击敌人的。一队日本人朝镇上走来。游击队截住他们，打了起来，群众赶快把所有的食品都搬走。等敌人进入镇子，已经空空如也，什么吃的也搞不到。在这个时候，游击队又包围了镇子。日本人不得不饿着肚子打回平山基地去，结果遭受了许多损失。卡尔逊说：“这件事说明，当军民携手合作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华北的游击战不仅仅是偶尔对日本驻军进行袭击，而且还从根据地对日本人发动有计划的进攻。根据地已拥有４２个县、５００万人口。１月１０日，卡尔逊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大会，政府所在地是五台山。这个政府是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人士、八路军和其他军队的将领。其任务是“以军事力量打击敌人，并在经济上、政治上同他们进行竞争”。生产粮食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为日本工业服务的棉花的种植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实施了一项以实现这个地区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全面经济计划。

    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减税。政府是按民主原则组建的。人民之所以起来打日本人，不仅是因为不愿作亡国奴，而且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他们不仅是保卫战争以前拥有的东西，而且是保卫他们在抗战过程中得到的东西。即使日本当局答应让他们过上以前的生活，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这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竞赛”的含义，这也是军事抵抗的基矗在这个基础上，一支人民的军队建立了。这支军队是卡尔逊前所未见的。他起初对之感到惊异，后来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赞不绝口。“所有的服役都是志愿的，”他对我们说。

    “纪律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同时也由于共同认识到并接受抗战和每个军事行动的宗旨而感到有义务这么做。官兵之间没有什么鸿沟。他们不叫‘军官和士兵’，而叫‘干部和战士’。战士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充分的思想教育，知道是保卫大家的共同幸福。官兵之间充满信任。每次战役之前都举行会议，详细解释和讨论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和性质、每个人承担的任务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仗打完以后，充分分析胜败的原因和它同抗战的总目标的关系。表现出色的战士被送到五台山的游击干部学院深造，那里已有４３０名学员。”

    给卡尔逊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种体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对我们说，这些战士经过最严格的体力训练，认识到每个人作出最大努力的重要性，因而变得非常坚强，他们往往完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天，他参加的那个部队行军４３英里，爬过了８个山头。每人携带着３５磅的装备。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打仗的办法，他们伤亡的人数只占敌人伤亡人数的１#１０。１月６日，卡尔逊目睹了中国战士摧毁３０辆日本卡车和缴获大批武器装备的情景。中国人用步枪和手榴弹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打死打伤４０个日本人，而游击队仅死伤４人。游击队根据人民群众提供的情况准确掌握敌人的行踪，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往往获得大胜，而中国方面则无任何伤亡。卡尔逊在五台山看到了缴获的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和食品。“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每天吃的全是日本的口粮，”他说。

    这不是宣传，而是一个有训练的军事观察家的冷静的报道。“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卡尔逊说。

    “晋察冀边区的新根据地证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规模的进攻。

    去年１２月份日本人曾派了８路纵队大举进攻，结果全都被迫撤退。这样的人民，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像一个人在大海中挣扎一样。”

    此后不久，美联社记者汉森先生首次到河北中部的游击区采访。他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他亲眼看到一队游击队，“每行四排，长达一英里”。河北的一些县由吕正操的军队防守，吕正操是边区政府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些县里，汉森参观了一些制造步枪、手榴弹、刺刀、大刀、迫击炮和弹药的兵工厂。修理厂修理着缴获来的汽车和卡车。无线电站同五台山和汉口保持着联系。１，５００个村子的布告栏里张贴着游击队出版的报纸。边区共出版了１７份这样的报纸。汉森还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群众的支持下办起来的。游击队告诉人民，抗日战争同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是一致的。“地租减少了２５％，”他写道。“所有债务都推迟３年偿付。从战区逃到这个红色地区的所有难民都可以得到土地和粮食。这些土地是逃往北平的地主留下的。共产党保证这些土地仍归原主所有，但在战争期间则有权使用这些不动产。”这些难民来到这个地区时，惊魂未定，垂头丧气，处于半饥饿状态。游击队从他们中间吸收了一些人，后来成为最勇敢的志愿战士。

    汉森先生使用“红色分子”和“红色地区”，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他在这篇文章以及以后的一些文章中都谈到，游击队的军事、政治领导机构是根据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既有北平的学生、东北义勇军、八路军，也有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的领导人，他们平等地互相合作。冀中地区的总司令吕正操以前是东北军的军官。各级官员是普选产生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自己的公开组织，两党在各个方面共同工作。宣传工作是由统一战线进行的。汉森估计边区人口约有５００万。汉森在两三个月以后写文章时，又说有７００万。他援引一个政工人员的话说，其中有２００万人在一次短期的宣传运动后，积极参加了宣传工作或自卫活动。群众运动“造就了自己的领导人”。预定到１９３８年底把所有的村庄都组织起来。

    汉森先生还报道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游击队通常总是以极小的代价打败日本人，伤亡人数仅占敌人伤亡人数的１#１０。一位政工人员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这是由于游击队熟悉当地的情况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使他们可以了解敌人的行踪，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出击，并充分发挥突然袭击这种战术的威力。“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损失不会超过敌人的１#１０。……博野之战，我们牺牲了１７人，但只杀死了６０多个日本人，由于这个失误，我们的一个干部受到总部的严厉批评，”他说。汉森先生起初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后来他相信了，因为他在吕正操的司令部看到了成堆被缴获的日本武器，许多游击队员配备的都是日本的枪支。

    这里援引的两位美国观察家都认为，华北的游击队运动是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进步的一个因素。在抗日的过程中建立了民主政权。在敌占区诞生了崭新的中国政府，它是彻底按照统一战线原则建立的，贯彻执行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所提出的民族解放、政治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纲领。

    在抗日的烽火中，边区人民不仅想方设法抗击日本人，而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把斗争扩大到其他地区。自从这个根据地建立以来，它就不断扩大。他们不仅建立了一 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而且得到了民主自治的权利，从而结束了世世代代官府滥用职权的现象。这种民主自治不仅是增强军事力量的泉源，而且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过去，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晋察冀地区的农民喘不过气来，陷入贫穷和被奴役的深渊。过去受压迫的男女现在挺直腰板走路，积极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使自己过上更加富裕的新生活。他们是在进行抗战的同时，争取这一切的。他们全力以赴地保卫国家、收复失地、维护和扩大团结一致的中国国民政府的权威。晋察冀边区今天已成为保卫华北几省的中华民族主权的战斗堡垒。明天，中国军队很可能以此为根据地，进而收复北平和天津，收复华北的失地，收复东北富饶的田野和森林。

    但是，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这种令人惊异的新民主是如何建立的？它的力量源泉在哪里？怎样保证它不致在下一 次扫荡中被消灭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扼要地回顾一下晋察冀边区的历史和组织情况。这个边区至少拥有７０个县，１，２００万人口。

    当中日战争的第一枪在卢沟桥打响时，中国红军（最近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国民革命军）驻扎在晋西的云阳。听到日本人又入侵的消息后，指战员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马上改组军队，以便适应它将要面对的新形势。他们进行了长期的讨论，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对付帝国主义敌人。８月底，红军改名为八路军，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挥。

    它奉命立即东进。其主力开向晋东北，其先头部队挺进察哈尔和河北西北部。朱德总司令的临时司令部设在五台山。八路军的领导人知道，他们迟早是要迁移到别处的。他们也知道，五台山和晋东北的整个地区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在战略上，它们控制着周围的平原。如果日本人夺取这个地区并保持下来，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巩固他们对山西和河北的控制。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山区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它们就可以作为根据地，供游击队进行广泛的活动，并最终发动大规模攻势，把日本人赶出华北。

    考虑到这些情况，政治部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他们没有建造马其诺防线，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建造，而是因为中国太穷了，没有东西去建造。他们没有部署大炮，因为他们没有这玩艺儿。“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斗争的歌手聂耳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写道。他是对的。在革命斗争中，不可摧毁的堡垒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建造起来的。在有经验的老资格组织家聂荣臻的领导下，军队的政工人员开始建造这样的长城了。

    第一步他们改组了县政府。当战争在９月份打到晋东北时，许多县长都逃跑了。另一些县长，年纪太大，没有效率，不适应战地工作。他们都被新的、进步的人士取代了。但是，有一些县长，如五台山县长孙晓文，则是积极抗日的。他们保留原职，后来成为边区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当边区政府建立时，国民党人士孙晓文当选为主席。

    可以留用的人员都被派到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这是十分艰难的工作。晋北人民可能是华北最落后、受压迫最厉害的。他们在不毛之地上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把他们收割的一点点粮食大部分交给封建地主和高利贷者。他们受尽压迫、没精打彩、充满怀疑。当政工人员召集他们开会，鼓励他们吐苦水，提出自己的要求时，他们颤抖地站起来，在讲话以前先问道：“如果我们讲错话，是不是要受惩罚或罚款？”

    他们对穿制服的人总是敬畏地称作“先生”或“老爷”。无情压迫的气氛是如此令人窒息，它扼杀了以前来这个地方的任何可能的改革者的主动精神。政工人员在一个村庄发现一个地主的儿子，他１９３５年曾经积极地参加了北平学生的抗日大示威。他们想请他当宣传员。但是，在家呆的两年已经毁了他，他象一潭死水一样消沉了。然而，正是要在这样的地方建立一个不可摧毁的根据地啊！要靠这些人来抵御日本人对这块战略要地的多次进攻。

    工作、工作、再工作。组织者们逐村召开会议，发表演说，劝说、动员农民，鼓励他们站起来，说出自己心里的话。

    新的县长们也不是坐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而是走到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

    一个汉奸被抓住了。他被各处游街示众，讲他干的坏事，然后举行公开审判。这样一来，农民就懂得了奸细一词的含义和汉奸的危险性。人民群众参加了审判。他们开始注意周围的情况，发现了许多被敌人派来在他们中间挑拨离间的特务。

    散兵游勇和逃兵大量涌入这个地区。组织人员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开导他们，问道：“如果你们继续游荡，靠抢东西维持生活，不去打敌人，你们将落得怎样的下场？”这些人都参加了这些会议，他们对军人的义务有了新的看法。这些士兵感到对不起人民。这些散兵游勇组成了新的部队。

    新的县长被选举出来了。人民第一次有权决定管理他们事务的领导人。他们开始懂得了民主的含义，今后他们的公共事务要由他们自己来安排。他们思考着，担心着，最后极其认真地投了一票，认识到这种新权利的重要性。

    人民群众害怕日本人来了，会产生什么后果。必须向他们说明，日本人并不那么厉害，他们是可以被打败的。早在平型关，八路军就把武器发给农民，他们帮助军队打了个大胜仗。现在派出了部队去打敌人，向人民群众表明，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一小批战士把日本人赶出繁峙，带回了许多战利品。一些勇敢的农民自愿参加了这次袭击，回来后向自己的同伴讲了前后经过。惧怕日本人的心理减少了。

    在组织村民时，是按下列步骤进行的。首先，政工人员调查居民的生活情况。接着，他们鼓励农民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减租减息。所有的地租减少了２５％。晋东北流行着一种不公正的高利贷制度，借债利息一年翻一番，两年翻两番，以此类推，结果使得许多劳动人民终生成了债务的奴隶。即使他们每年还清了原来的债务，他们在奴隶的地位中仍然越陷越深。现在明文规定，年利不得超过１０％。这简直是一场革命。执行这种新规定的办法也是革命化的。虽然减租减息的命令是由上级作出的，但这些命令的执行权不掌握在官员手中，而掌握在新诞生的农民组织手里。农会监督地主和高利贷者索取的地租和利息不得超出规定的标准，如果他们抗拒，农会将使他们就范。政府第一次成为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要求过美好生活的权利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还没有进行土地革命。地主的财产受到保护，高利贷者可以保留其金钱。但是他们的巨大财富第一次使他们不能垄断权力。他们不再能够滥用他们的经济地位。农民一度是他们的受害者，而现在正是农民起来监督他们奉公守法。

    这样，八路军就用事实表明了它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后甩掉了自己身上的负担，并深深体会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八 路军才要求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保卫国家。群众懂得，保卫国家，就是保卫自己的土地，在这里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权利，第一次可以作为人、作为公民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他们纷纷涌向八路军新成立的军事组织，并带去自己的武器，这些武器是他们最近在附近的许多战场上拣到的、谨慎地保存在自己家里的。每个村庄都组织了自卫团，由２５岁到４５岁的男性公民组成。１８岁至２５岁的年轻人被训练为游击队。同自卫团不一样，游击队可以调离家乡。最能干、最热情的游击队员可以志愿参加正规军。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许多人争着去当正规兵。

    以前，县政府、村政府前的布告栏上总是张贴关于新税收的命令和失踪人员的通告，从来没有人去读它们。但是，现在布告栏前围了许多人，有的亲自读着，有的听人群中识字的人读着布告栏上的内容，那里有关于如何改善自己生活的建议、军队作战的新闻和动员会议的通知。晋东北人民第一 次说“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地区”。

    １０月底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八路军在晋东北呆了仅一个月后，就奉命南下保卫太原。它离开了，在五台山只留下聂荣臻和一些政工人员，整个地区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军事力量，其中包括：一个步兵团和一个步兵营、一个辎重团和一个骑兵营。“这就是我们开展工作的资本，”当时在那里的一位中国报纸记者写道。“而我们的工作是巨大的，这就是在敌后创建一个永久性的大根据地。”

    １０月２７日，在山西省中国最高指挥部的批准下，在五台山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军区司令部，由聂荣臻任司令员。

    １２天以后，即１１月８日，沿正太路南下的日军占领了山西省会。新的分战区和其他中国军队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割断了。这个战区现在完全处在敌后。日本人宣布，他们要“扫荡”全省所有的游击队根据地。他们整编了他们的部队来进行这个歼灭战役。

    八路军在这个地区只驻扎了一个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在这个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完成了组织群众的巨大工作。人民把这支军队看作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支柱。现在，军队走了，群众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日本人进攻的威胁象暴风雨前的乌云一样笼罩在地平线上。

    这对聂荣臻和他的政工人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他们不得不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组成一个机体，来抵抗日本人正在准备的打击。这个地区的群众惊慌起来。“我们没有军队，”他们说。“赤手空拳怎么行呢？”战区司令部回答说：“组织起来，自己保卫自己！”但是，谁来教给他们这样做呢？聂荣臻的政治部，工作人员少得可怜，而这项工作必须在数百个村庄进行。所以留下来的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成为宣传员和组织者。

    上自司令员，下至赶毛驴的运输战士，都到村里去开展工作。

    他们的任务不是呆在那里，一头扎进工作中去，他们不能让群众离不开他们。当日本人来了时，他们必须拿起武器。他们必须激发群众自己的主动性，使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保卫自己。八路军的指战员知道，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仗就可以打赢。当群众自己行动起来时，事情就好办了，他们有无穷的力量、主动精神和智慧，这是由上级建立的组织所不可能有的，因为由上面下命令建立的组织里，工作是由少数人做的，而真正的群众运动则把数十万群众的最大力量拧成一 股绳。“只要相信人民群众，理解他们的需要，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八路军的战士说。他们知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能在十年“围剿”中活下来。

    组织者工作的县里，整个行政机关都逃跑了，因此，不得不临时建立新的行政政府，它与边区司令部同时发展起来。

    留下来的两位老县长孙晓文和吴运魁担负了领导工作。

    电报电话局的职工也逃跑了，通讯工作已经中断。

    汉奸和懦夫到处散布这样的话：“干嘛我们要被屠杀呢？

    如果我们投降日本人，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过日子。不错，我们现在过得是比往日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死去，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在五台山和定襄，有两个新成立的游击队就这样被瓦解了。这个倾向，也是组织者们不得不与之斗争的。

    在这种情况下，边区司令部颁布了一条口号，决定了工作的性质。这个口号是：“加强和扩大晋察冀边区。”扩大？现在的战士连保卫已有的地盘都不够。“是的，要扩大，”政工人员对持怀疑态度的人说。“游击队像一条鱼，它需要很大的地盘来自由地活动，需要群众的海洋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组织者深入河北的敌后。一到那里，就传来令人鼓舞的成果。那里的人民，不象山西那样，没有最黑暗的封建压迫的包袱。同时，那里有农民起义的传统。１０年以前，在大革命时期，那里的农民运动就声势浩大。现在那里已经自发地产生了许多游击队。

    在八路军离开晋东北一个月后，日本人发动了进攻。在卢沟桥事变以前，他们用８，０００军队就控制了整个华北。现在，他们为了对付新的边区，派了２万军队。他们用骑兵、炮兵、飞机、坦克组成的强大纵队从８个方向包围边区。日本的强大攻势持续了两个月，最后以失败告终。敌人不得不撤退。当这次战役结束时，朱德在今年１月底作了这样的分析：“打了许多仗。虽然敌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城市和乡村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在这次战役中，日本人至少死了３，０００人。我们的游击队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和许多战地无线电台。我们的损失较校那些见过日本人、目睹他们暴行的地区的人民最坚决地进行了抵抗。……在所有的战斗中，我们勇敢的战士们在广大地区分散活动，坚持了斗争。他们成功地拖住了大批敌人，分散了他们的力量，使日本侵略军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来作战。而在战斗中，我们则可以把许多游击队的活动联系起来。经过这次战役，这个地区的中国政府更加巩固了，群众对它的巨大信任进一步加强了。最后，这些战斗还证明，游击战不仅在山区，而且在平原地区也是可以打赢的。总之，一支军队只要懂得如何同人民合作，即使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也是消灭不了的。”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新华日报》的记者对边区作了很好的报道，从而说明了边区领导人和人民从日本的攻势中得出的结论：“我们上了一课。我们知道敌人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如果我们不作好准备，我们就会被消灭。”

    １２月２６日，在日本的攻势处于高潮的时候，分战区司令部召开了一次会议。它认为，这个地区将来的存亡，首先取决于武装保卫者人数的增加；其次取决于已经组织起来的军队的训练和加强。１月初，在战事初次平静的时候，所有的游击队都到冀西的阜平接受了训练。９月份左右，第一次出现了八路军的飞虎队。他们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对平汉路沿线的敌人进行骚扰。现在，这些部队都被召集到一起。独立的游击队也到阜平进行改组和加强自己。改组是在３个主要方面进行的。各个游击队被鼓励清除自己队伍中的土匪（上面已经讲到，斗争的进程已迫使赵侗的部队等自己完成了这件事，如果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对战士进行了强化教育，以使他们懂得作战的目的和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最有效地进行战斗。

    纪律加强了。各地都建立了政治部。已经建立的政治部从八 路军里吸收了一些有经验的组织者，从而进一步得到加强。在边区的每个县都建立了军事部和锄奸部。当局还下令，地方政府和所有军事学位的帐目都应当公开，随时接受战士和群众代表的审查。

    会议是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的：不仅要巩固，而且要扩大边区。司令部认为，扩大边区，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根据地扩大了，人民就会更加信任它。从军事上来说，一块大的地盘比弹丸之地更容易运用灵活机动的突袭战术来加以保卫。

    边区司令部得到中央指挥部的授权，把敌后活动的抗日力量统一起来。

    他们邀请河北的其他所有游击队组织前来阜平。第一个来的是吕正操，他以前是东北的将领，今天在津浦路和平汉路之间的冀中地区组织了“人民自卫军”。吕正操控制了１７个县。他是一位能干的爱国人士，但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不仅产生于日本人，而且产生于内部的政治问题。在冀中有许多土匪和汉奸。乡绅组织了“联防团”，在各村都有支队（地主民团的残余）。他们的口号不是抗日，而是保卫自己的村庄不受外来的侵犯。在客观上，他们是不会庇护游击队的，而日本人来了，他们的分散武装也是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的。因此，“联防团”是抗日的一个障碍。吕正操有效地打击了土匪，但在对付地主的自卫武力方面碰到了很大困难。边区司令部借给他一些政治组织人员。他们到冀中后，实行了他们曾在山西搞过的那些经济改革。像在山西一样，这些改革是发动农民自己实施的。冀中人民一致忠于抗日斗争和边区政府，乡绅的破坏性宣传和做法自然就不战而亡。乡绅们看到社会秩序进一步稳定和有效的抗日自卫力量日益发展，便同新的形势妥协。其中许多人积极支持了抗日军队。

    第二个来的是赵侗及其１，５００人的“第一人民抗日联军”。这支部队的艰巨曲折的发展史，上面已经讲过了。它的成长过程同这个地区涌现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不同的。它纪律严明，坚决抗日。在政治上，它已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土匪和冒险分子。但它还没有掌握斗争的军事、政治技术。迄今为止，它同日本人的交火并没有取得多大胜利，同时因为它对人民群众没有采取积极态度，它未能建立一个根据地。像吕正操的军队一样，他的军队在阜平接受训练后，就学会了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赵侗的部队加入了边区战区的军队。它改编以后，奉命驻守北平以西的６个县：河北和察哈尔省的昌平、宛平（卢沟桥所在地）、房山、宣化、涿鹿和怀来。

    游击队在阜平受训的某些特点已在别的章节中谈及。现在来谈谈游击队是如何取得给养的以及他们同驻地群众关系的某些比较具体的方面。

    从阜平会议至１９３８年夏季这段期间，各地军队的给养是由县政府和群众组织提供的。当地政府提供粮食和一部分税款。当地妇女给部队缝制服装和鞋（在冀中的一个县，妇女救国会在６个月里制做了１７，０００双布鞋）。强迫征调是不许可的。去年６月份以后，这个制度改变了。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部队的给养和供应由边区政府的一个专门部门来负责。

    这个部门收购当地生产的棉布，交给专业工厂去染色和做制服。政府按照一定的价格从群众中收购枪支弹药和可作军事用途的废铜烂铁。需要补给品的部队向有关部门提出清单，即可得到所需物品。

    驻在村里的军队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１．进村时，部队的干部或代表必须把进村的意图告诉村长，并报告准备由村里安顿的人员、马匹数目。只有谈妥这些事项后，部队才能进村。不过，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则，村长不能拒绝安顿部队。

    ２．游击队必须特别注意不要打扰住户的人民。他们应尽可能住在公共建筑物内，如庙宇和学校。村里应使这些建筑物适宜于居祝如果游击队非住民宅不行，则应固定若干家。

    非指定的民宅，他们无权进入。

    ３．游击队不得强迫村民卖给他们食品或衣服，如果村民不愿意的话。

    ４．马匹的饲料，必须按边区政府规定的价格购买。游击队不得擅自更改。

    这些条例实际上也是人民的权利，而以前在军队的面前，人民是无权利可言的。

    如果村里任务繁重，如收割季节，游击队必须给以帮助。

    随时随地要向人民群众表明，抗日游击队的发展不仅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而且会减轻或去掉他们已有的负担。

    由于各地不断需要新的游击队指挥员和组织人员，于是在五台山建立了一个“军政人员学院”，每３个月可以培养５００人。第一期主要培训大中专学生，其中许多人是从北平、天津逃亡出来的。也有一些来自游击队的战士到这里接受特殊培训。这个学校是按照军事原则组建起来的。学生分成一 些学习小组，其中既有水平高的，也有水平较低的。他们按照一定的学习计划进修。较快掌握那些原则的人帮助那些在学习上有困难的人。他们每天上课４小时，然后分小组温习功课和进行讨论。最重要的课程有：《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中国国民革命问题》、《游击战术》和《军事学基础知识》。军事课同野外操练结合起来。他们的宗旨是理论和实践的完全统一。他们采取了一种新的教学法。先是由教员讲课，紧接着就实际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在运用中有缺点，就给以批评，再重复一遍。“学习—实践，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直到没有任何错误，完全理解为止。”教官对这个制度作了如此的阐述。第３个月的课程几乎完全用于实践。在这个期间，学员露宿野外，演习作战技术：摧毁敌人的交通线、快速前进和撤退、联合行动和夜袭。由学员负责参谋和指挥工作，并尽可能创造一种实战的条件。在政治组织方面也有许多野外作业。在学员的生活中，强调健康、纪律、自我批评和合作精神。３个月结业后，学员立即参加前方的游击队。

    前线是以往一切工作的试金石。日本人企图消灭新的抗日根据地，他们的野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边区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它不仅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而且不断发动反攻。它的防御办法，就是不断袭击敌人的薄弱环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它自身组织的完善，当战局的发展需要在敌后拖住大批日军时，它也主动出击。

    在日军的第一次“扫荡”期间，游击队沿正太铁路线发动了反攻。游击队和农民们在夜间摧毁了许多段铁路线。富鲁岭的铁路桥被炸毁了。著名的中德合营井陉煤矿的工人们在１２月份两次把日本人赶出他们的城镇，向全世界显示了煤矿游击队传统的艰苦卓绝精神和英雄气概，就像苏联远东的苏申斯克矿工曾经打击日本干涉者和西班牙奥斯图里亚斯工人打击法西斯干涉者一样。武装起来的农民多次遏制并摧毁在公路上行驶的日本摩托化部队。１２月２３日，一队日军企图消灭集结在平汉路和正太路交汇点上的游击队，他们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重新占领了洪子店。但他们发现这个城镇空空如也，所有的门窗都被用砖砌死了。当日本人的先头部队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蹒跚而行的时候，游击队从山上反攻下来，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当敌人认识到上了圈套时，便在占领这个城镇两个小时后急忙撤退。他们离开前企图放火烧掉房子。但他们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房子的木头部分都用砖和灰泥封了起来。只有一些草棚被烧掉了。据目击者说，几天以后，群众回去了，镇上的生活立即恢复正常。

    而游击队紧追敌人，把他们赶到石家庄的城门口。石家庄是一个交通枢纽、日本人在这个地区的主要基地。

    ２月初，当中日双方的大军在豫北平汉铁路沿线交战的时候，晋南的中国军队对敌人的右翼发动了反攻。游击队同八路军并肩战斗，夺取了铁路沿线的４个重要火车站，割断了日军先头部队同其基地之间的联系。２月９日，新乐、定县、清风店和望都被夺回来了，日本守军不是被歼，就是被俘。有２０英里铁路线被拆毁。冀南的重镇保定被包围了。由于这些活动，日本人沿着铁路干线的前进停顿了一段时间，侵略者不得不派重兵去对付游击队，以保住他们的运输线。游击队的这些活动使敌人大伤脑筋，消耗了他们的人力物力，开始危及敌人的主要作战行动。

    为了对付这种威胁，日本人在保定和石家庄集结了１２，０００人来迫使游击队退出车站。３月４日，他们对边区发动了新的总进攻，使用了机械化部队和飞机。他们分４路进攻，从易县进攻紫荆关，从满城进攻马关，从定县和曲阳两个方向进攻阜平。他们攻克了阜平，但未能长期占领。边区的游击队证明，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采取恰当的战术，防守和进攻并用，即使在冀西平原地带，游击战也是能够打赢的。在迫使敌人退出阜平后，他们继续不断地骚扰敌人。

    在３月３日克复代县后，游击队捉到一个有名的战俘——傀儡省政府委员王怀。这个汉奸经过审判，判处死刑。

    日本人想重新占领涞源，沿着易县—涞源公路建设一条由碉堡、大炮、飞机基地组成的堡垒带，从而把边区割裂为二。但这个计划失败了。

    这个战役是经过周密的准备后才发动的。在这个战役的过程中，日本人建立了许多堡垒和食品补给基地，以使他们能够在占领地区站稳脚跟。６天之内打了４仗。日本人如期攻占了涞源。但是，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侧翼，使之不得安宁。２周之内，他们损失了１，０００人。４月１４日，涞源重新回到游击队的手中。

    ３月底４月初，临沂和台儿庄大战的时候，游击队发动了总进攻，以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拖住尽可能多的敌人，减少徐州前线的压力。他们迫使敌人退出了在察堡和浮头镇之间占有的防线，把他们赶出了涞源，他们是在３月底付出了很大代价才占领涞源的。与此同时，吕正操的部队向河间、高阳、安国、大城、献县的日军阵地发动进攻，这些日本人在这里保卫着冀中、冀南的平汉铁路。４月８日，吕正操部队收复了安国，从此它一直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日军在那里驻扎的机械化部队撤退到了定县。４月９日攻下了高阳，４月１１日夺回了大城和献县，２４日收复了河间，从而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战役。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缴获了数百枝步枪、数十挺机枪和几门大炮。

    在此期间，整编后的赵侗部队在北平以西的地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他们夺回了涞源。４月６日，他们在滹沱河突然袭击了４００名日本纵队，当时这些敌人正行进在侧面有山，背后有河的不利地段。除两人被俘外，全部日军都被消灭。游击队缴获了４０车补给品、数百枝步枪和３挺机枪，自己死伤７０人。一架日本飞机前来侦察，也被游击队打落了。４月１０日，他们在孟图池摧毁了敌人的一个哨所。在平汉铁路的坨里，数百名伪军杀死了日本军官，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迅速向北平挺进，又在妙峰山安营扎寨，早期他们曾在那里遭到失败。通向北平的道路现在都处在游击队的炮火下。北平的城门关闭了，实行了戒严。５月５日，游击队在卢沟桥插上了一面中国国旗。日本人惊慌万状，撤出了小的哨所，集中在较大的城镇里。整个地区的伪军等待着效法陀里伪军的榜样。许多伪军在游击队到来之前就起义，出来迎接。５月１３日，游击队拿下了昌平。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派一些人登上城墙，把守卫电话亭的岗哨吓走，给伪军总部打个电话：“我们包围了全城。立即逮捕日本人，交出你们的武器。”３００枝步枪拿来了，交出了１１名日本人和朝鲜人。有一个日本人是医生，他仍在游击队工作。其他日本人被送到了后方。一批伪宪兵参加了游击队。沿铁路的城镇良乡、涿洲和涞水被攻克，并保持了一段时间。各种游击队开始在北平周围自由活动。八路军的一些正规部队也曾到达这个地区。他们在北平—天津公路上打击日本人，并打进华北伪政权的老巢冀东地区。

    ４月２８日，当中国部队打到绥远的一个城镇时，驻守该地的伪满军队派代表出城迎接。“我们已经杀死了我们的军官，”他们报告说，并请游击队进城。

    外国通讯社从北京发出的消息说，日本人败给了游击队；伪县长举行全省会议，然而他们没有任何人敢到自己的县城去；日本人训练出来的军队大批投奔游击队的情况越来越多。

    这些消息证实了我们在汉口听到的情况：伪军开小差的事情层出不穷，他们成连、成团地倒戈，有时甚至上万人的队伍投向中国方面。

    不难看出，汉奸军队为什么不愿意打自己的同胞，其中许多人是被强迫当伪军的。他们之所以恨日本人，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据所有的报道说，他们没有解散回家，而是继续团结在一起，保持战斗力，立即成为游击队的有效力量。

    怎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我询问了八路军驻汉口的代表博古，他对边区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

    “这是因为游击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他说。“当一个部队投诚过来时，他们不是解散它，而是把它的成员个别地吸收到游击队中。这可以加速各个人的思想教育。但这种做法会使得其他伪军的司令不让他们的人投诚。为了使伪军没有任何顾虑，游击队让伪军的整个编制（中国军官和士兵）去后方接受短期培训，然后把他们的整个部队派到前方。当然，他们必须遵守边区的规章制度，因为他们已成为边区军队的一部分。为了保证这一点以及同其他部队的联系和协调配合，八路军或五台山训练中心向各个投诚部队派了一个政委。

    “如果企图一下子马上让这些人接受新思想或新组织形式，那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他最后说。“人家投诚过来，其本身就是政治上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抗日斗争将使他们受到进一步的教育。这个做法是正确的，这已被华北各省取得的成功所证实。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河北省迅速地变成了第二个山西，伪军不断瓦解，敌后受到严重的威胁。敌人两次扫荡的结果是，边区军队以前只在一块不大的地盘上活动，而现在已是兵临北平城下了。”

    日本对徐州的进攻越来越猛，游击队也加倍地努力作战。

    他们用缴获的战地无线电彼此联系，协调行动。现在他们的给养和补给品不仅来自边区根据地，而且来自北平、天津等城市，他们的密使同那里的地下同情者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秘密工作人员。在整个华北占领区，日本人的计划失败了，日军遭到了严重打击，由于游击队不断发动突然袭击和不停地进行破坏，日本人的补给品受到很大损失。

    群众对敌人的破坏有多大，具有什么意义，在这方面各界民众是如何配合的；对此，汉森先生作了很好的报道。他讲到这样的事：以前曾当过化学物理教授、而今天在冀中司令部任职的一些人想出办法，让农民和游击队去破坏日本人的火车。缺乏炸药，是游击队最头痛的事。即使他们在短期内控制了一段铁路，他们也无法炸掉桥梁、隧道等重要工程。

    所以这些教授们想出了一些新办法。他们告诉游击队，在铁轨拐弯的地方把道钉拔掉。当载重的火车行驶到这里时，轨道就松开了，火车冲上路堤而翻车。清理失事地点，需要好多天的时间。日本人对付的办法是：派空车走在载重车的前面，慢慢行驶，察看是否拔掉了道钉。游击队又想出了新招儿，他们拔掉了铁道钉，换上木头的，并漆上一层跟铁道钉一样的颜色，让敌人看不出来。当轻火车走过时，这些木道钉可以承受得了，不会出问题。当重火车驶过时，木道钉压断，于是又出事了。清理现场，又需要时日。汉森说，在３个月内北平以南平汉线上发生出轨事件３０起。

    在保定附近，据汉森说，数百名农民每周两个夜间去破坏铁路。一个晚上，他们可以拆掉１０截轨道，砍掉２８根电话线杆。为了恢复线路，日本人不得不换新的，据汉森估计，这使他们除了雇劳工的费用外，损失４，７８０日元。每周两次这样的骚扰，一年下来就使日本人损失５０万日元。这就是破坏组的成果。在冀中吕正操司令部，汉森先生获悉，政工人员计划在村民中组织数百个这样的小组，这些村民白天是勤劳的农民，晚上是战斗的游击队员。夜袭后的早晨，现场是一片破坏的景象。日本帝国的开支帐上又增加了一笔开销，而日本打这场仗本来是想尽可能少花钱的。

    （选自爱波斯坦著《人民之战》Ｐ１９３—２１７，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