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踏进红色的中国

    我们从乱石嵯峨的山径走下渡头已经是将近黄昏了，有的人走的人马两乏落在后面，我们就在那儿等他们，差不多等了一个钟头，然后上了平底无篷的船冲过黄河的急流。我们在炙人的太阳底下骑了整天的马真是累了，累得连踏进了中国共产区也几乎不知道。我们一路经受了过分的庆祝和欢迎，现在从边门踏进了中国共产区。三个沉默不响的职员到渡头的小村庄良水庵来迎接我们，把我们接到一个农舍的天井。我们就跟烦扰的鸡、猪、牛、以及哀鸣的骡子在一起。

    清晨，来了一个长官和三个卫兵。他们是正式来欢迎我们的，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从延安来，在山上继续不停走了两天两夜，可是他们精神奕奕，就象昨晚在附近的农舍过夜一样。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蓝色军服，戴着软的军帽，除了领上有一小块红色之外，没有阶级的标识。卫兵模样好象好莱坞的强盗，臀上摆动着大的毛瑟枪，肩上是来复枪，背上大意地吊着日本枪，看来他们很崇拜他们的长官，可是他们从没有向他行过敬礼，很自在地跟着他。

    第一次见面，这位长官似乎没有很可惊人的特征。他没有什么架子，也没有明显的矫饰。不多久我们就知道这位年纪三十七岁的王震是共产军中一位最著名的将军，一位经历十七年内战和抗战的老将，短小精悍的身上带了七个伤疤。王震虽然首先似乎灰色而中立，可是一路朝西向延安去的时候就渐渐地教我们钦佩了。当我们大家都把初时的隔膜去掉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他的为人不拘束，孩子气，对于我的照相机，打字机，和灵巧的机件好奇。他拿着一只打坏了的外国式的烟斗不断地吹着笑着，这只扎着布的破烟斗，就象他的穿着草鞋的赤足上的大拇指。他肩上挂着一架很好的日本双眼望远镜。“这是打一次小仗的时候从日本军官得来的，”他随便地说。不久我才知道那一仗真是一次小仗，他带了一千五百人埋伏在内蒙古的一条大路旁等候一队日军输送队。一 千名日军跟着五辆坦克车、四十五辆载重汽车的队伍开到了，中了埋在路上的地雷，王震就带着他的部队冲上去。日本人发了无线电求救，十五架轰炸机飞来了并且扔下催泪弹。王震和他的部队都没有防毒面具，只好被迫撤退，可是敌人被杀的和受伤的已经有七百多名了，他们自己的死伤也有三百六十名。

    这次的战斗俘虏了一个日本军官，双眼望远镜就是这军官送给他的。共产军的政策并不是把那些要求回到本来的队伍去的俘虏关起来的。这位军官被释放了，他就拿双眼望远镜送给王震将军作为临别的礼物。回去之后，他给他的上级长官枪毙，因为甘心被俘实在把日军玷辱了。

    “有一次我们俘虏到一个日军的少将，”王震接下去说。

    “他不愿意回去被处死，所以我们就把他带着。日本人知道了，就派几架飞机来轰炸。最后他们发现我们在一个小村里，撒下炸弹，终于把他炸死了。”

    我们骑着马向西走，地面越来越崎岖。可是风景却把人民的勤劳和决心说出来了。这风景好象一幅织锦，织满了紧贴着崇山峻岭的种着小麦谷子棉花玉蜀黍的农田。

    “这些土地多数是荒废了好几百年的，”王将军挥着手说。

    “两三年前才拿来耕种——多数是我这一旅的弟兄种的。”他半辩护地加上一句，我们竖起耳朵听。这好象在说一个故事。

    我们要求他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三年前王震从华北的年长日久的战阵回来，就接到命令把他一旅久经抗战的战斗员一万名改为农民。他们要给自己备粮食，供给衣服，完成自足自给，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人民。为了这个目的，他就分到南泥湾一块荒山荒谷的荒地，同时也还得到一点点的口粮。

    “首先我们就把黄土岩凿开来做房子，”王将军继续下去说：“因为冬天已经来了，我们得赶快地做。于是我们堆起枪，砍下树木，制造出粗劣的工具，烧掉树桩，把地弄干净了就耕种起来。在附近那些没有人的古庙里，我们找到寺钟、缸、和偶像，就拿来熔铸做犁头。

    “因为我不懂种田，我就找我的部下自愿地拿出他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共同做一个生产计划，种谷种菜养鸡养猪做食物，喂羊取羊毛，植棉花织布。开头我们就要购买必需的种子和家畜，于是就在山上去砍松树柏树，砍成木头，拿到延安去卖。我们曾经在日本人手上夺到一本关于饮食的书，为了某种原因我留下来做纪念品，现在就有价值了。这本书给我介绍了卡路里，维他命，蛋白质的神秘——这是一种对于我的弟兄的健康有特别重要的知识。自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筑了一道军事和经济的封锁线，我们得不到外面的医药品，为了教我的弟兄们可以打得仗，我就只得把营养改善了。”他停了一会，用力吹着丝丝响的烟斗。“这个故事你听的讨厌吗？”他有几分不自信地问。

    “不。不。说下去，”我要求他。

    “好，头一年的奋斗真是教人伤心。我们碰到许多没有预料到的阻碍，忍了好些时候的灰心。可是毛泽东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自足自给，逃不了的——整个被封锁了的边区生死存亡的事情。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战斗员，学生，公务员都必须参加生产。我把这些话都说给弟兄们听了。我告诉他们这是对他们好的。他们一定不教我们的领袖失望，一 定不教他们自己失望。

    “头一年是费力的年。我们做的苦，吃的少，我们的军服穿的都几乎认不出是军服了。可是弟兄们的热情比我所能够希望的还要高。去年我们需要的食物已经可以够了。而且我们收成了棉花，收得了羊毛，足够我这一旅的人穿舒适的衣服了。”

    “你把纺织裁缝的费用都包括在内吗？”我问。

    “费用嘛，啊，不！我的弟兄会自己制造纺织机，会纺织。

    他们也会用缝纫机缝军服，缝纫机是从日本人夺来的。你到了南泥湾就可看见了。”他保证说。

    南泥湾距离这条直到延安去的路没有多远。听了王震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打算绕路走。

    我们走近南泥湾区的时候，看见十几个人一群的许多兵士在田里工作。他们一面挥舞着锄、耙和铲，一面唱歌。他们的搭起来的来复枪，机关枪，手榴弹和迫击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军操方式。这些军械几乎是日本制造和在战场虏获的。它们缄默不语地证明这些劳动者彻头彻尾是战斗员，而不是农民。

    岩壁点缀着排列整齐的窑洞，每个窑洞深约二十五英尺，广约十五英尺。窑洞里的家具都是兵士做的，粗劣然而实用。

    每个窑洞住八人。在旅部，我们参观一架压榨菜油的原始式压榨机，一架用草造纸的小工厂。我们也看见久经战阵的兵士在纺纱，织布，缝军服。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王将军的迎宾馆，一座日本式的精致平房。

    “为什么你们的建筑的格式要挑日本式呢？”我问。

    “哦，是日本式吗？”王震有些惊异地回答。“我可不知道，我请俊雄给我盖一座外国式的房子。刚刚才完工的。”

    “俊雄，是谁呢？”

    “俊雄以前是一个俘虏。他是一个工程师，三年前在同蒲铁路上建筑碉堡，后来给我们捉来了。捉来之后他加入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现在在我这一旅。你想问他，你就自己问他罢。”

    冈田俊雄年纪三十一岁，是一个漂亮聪明的人。他穿着八路军的军服，似乎穿的非常舒适。我和他谈话的时候，周围挤满了兵士，显然他们是很喜欢他的。俊雄先生的模样还没有那位替我们两个人翻译话的中国人来得象日本人。他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黑漆的夜里，他怎样的在奇袭的时候被俘虏了，怎样的心想必须受拷打受杀戮了；可是俘获他的人待他极好，甚至要放他回去，这教他很惊异。因为他知道别人回去之后就被宪兵秘密地枪毙，所以他就拒绝。他到延安进日本工农学校，受了一年的训练就在一九四二年加入八路军。

    “他现在是我们的劳动英雄了，”王震加一句说。俊雄先生窘而笑了。他发明了一架原则上很象美国农场用的抽水机，他们就推选他做劳动英雄。

    吃了晚饭，我们就在月亮底下到一个圆形的戏场参加一 个集会，一队兵士和他们的妻子将表演现代化的土风舞，夸耀他们在南泥湾的成就。一块布幕随风摇曳着。布幕上挂着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和蒋委员长的画像，布幕前面蹲着一个乐队拿着希奇混合的古今乐器奏着轻软和谐的音乐。那些跳舞的人则声音清晰而自信地唱着歌。

    “边区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乐园。没有地痞和游民。人人都工作，人人都喜欢工作；人人都有地耕种，甚至兵士也都不再成为他们的负担，反而给他帮助了。

    一个流氓——一个刚到边区来的游民——出场了。他唱着，“我没有吃的东西，没有地，没有家庭。”这个流氓从假想的舞台上的一边望着一群抬锄耙的兵士出常他们刚是从田里回来的。一个女人从另外一边出常她说，“到我的家里去，我烧饭给你们吃。”兵士们向她道谢，然而拒绝了。这女人恼了。“我的邻居听见你们经过这里，我不请你们吃饭，他们看得起我吗？”兵士们笑起来。“多谢多谢，可是我们自己有东西吃，我们不吃老百姓的东西。”

    他们走出去，看见游民。“你是外乡人吗？吃过没有？要是没有吃过，来，跟我们去”。那游民露着惊愕的模样。“这就是八路军”，他说着就跟着他们走了。

    这当然是宣传——好的宣传，我们自然疑心他们有意做给我们看。可是要记住这些演员所扮演的实在是他们所过的真正的生活。

    这时候王震坐不住地走过来走过去。他和他的部队坐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他们看他们的戏，一点也不理会他。当我看他的时候，一个传令兵走上去在他的耳朵边说了些话。他突然抬起头就大声地笑起来，然后跳在桌子上高声地喊立正。延安打来了一个电话报告法国登陆的消息。这是等得好久的。盟军在诺曼第登陆了啊！一声欢呼自然而然地发出来了，观众雄壮地大喊：“盟军成功万岁！”“联合国胜利万岁！”“打倒法西斯侵略者！”

    早上我们去访问王震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营长何麟，年三十三岁，是一个矮胖善战的人。“三年前我带了四百四十三 人到这儿的时候，这山谷是什么也没有的。”他开始说。“第一年我们辟了些地，种了些粮食够我们三分之一左右的需要。

    去年我们的生产增加了，全部的需要事实上都够了。今年我们希望有多多的盈余，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是用两年的劳动生产一年的余粮”。

    何麟夸张他那一营人的牲畜。他们每十人就有一头牛，每三人有一只猪，每人有一只羊或山羊。每一连有一百多只鸡，又有一个养兔常他已经能够增加他的部队的食肉口粮，从每月两磅的最低限度增加到六磅。此外他还能够供给我们各种青菜，差不多不限数量。

    他的部队排起来受检阅了。我在中国住了很久，中国军队也看了很多。这算是我所看到的军队当中营养最好的军队了。何麟的部队并没有忘记他们是兵士，不是农民。在冬天，在播种和收成中间的夏天，这些军队都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连长顾震舟把他的队伍的活动给我们一个概括的叙述，作为其余的队伍的模范。去年冬天他们学习短距离的攻击战。队伍在一个布置着壕沟，短墙，假人，以及各种障碍物的假战场上紧张地学着刺刀战，手榴弹的扔掷，和初步的野战工事，此外，在一切可能的情形之下，他们学来复枪的用法。他夸耀他那一连人的来复枪射击的记录：以一米大小的物体作为枪靶，往一百米的距离射击，三百七十二发子弹，只有三发没有中的。扔掷两磅重的手榴弹的平均距离为四十米。除此以外，他的部队也学读书，学写字，听国内外时事的演讲。他们自己又组织剧团作为娱乐消遣。

    在七一九团团部我们听到同样的农业和教育的成就的故事。他们设法空出时间搬运巨石，搬运几英里外的山上的巨梁巨木来建一座大讲堂。这讲堂可容一千四百人，是一队自告奋勇的兵士在二十七天中建成的。

    团长张仲瀚是一个高大能干沉静的人，一个河北省的富有地主的儿子。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到了河北，张就拿钱出来组织一个抗敌游击队。到了八路军的正规军开入河北省的时候，他的游击队人数已经有四千多人了。他要求八路军训练他的部队，后来经过选举，他们就参加八路军。

    我们去访问旅部的医院。这医院的病房是一连串凿进岩壁的窑洞。那儿有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虽然医生和看护尽力照顾生病的兵士，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拿药品给病人治疗，药剂室整齐地排列了许多贴着拉丁文的标签装着西药的瓶子，可是瓶子却是空的。外科医生的器具用钢铁的碎片制成，多半是日本炸弹的碎片。器具是粗劣的，然而算是最好的，另外他们就得不到了。

    我正和病房中一个伤兵谈话，听见外面有一阵骚嚷。我不晓得谁开头或者为什么事情开头，只看见王震向我们团体一位中国记者发火：“国民党封锁我们，不让外国朋友送给我们医院的药品运进来，我们是对大家共同的敌人打仗的，这是残忍是对天犯罪。要是有上帝，或者有菩萨，他们一定知道，一定吃惊，这种完全不要脸的样子。”

    辞锋犀利的陈家康，周恩来的足智多谋的秘书，响应起来了。“我要骂国民党。英国红十字会装了四大卡车的药品送给我们，国民党不让它开出西安，开到直通延安去的路，不慌不忙地把它扣留起来，把它没收起来了。”

    中国的新闻记者们冷淡而缄默地站着。

    激昂的马寒冰，王震的秘书，插进来说。“我要问，我们是和谁打仗的？是日本人嘛！我的最好朋友打仗的时候，手上受了一点轻伤——一点轻伤呀，可是缺少防腐剂，他变成血中毒，死了。那装满四辆卡车的宝贵的药品是送给我们的，倒教国民党在西安把它没收了。我说他们是谋杀犯呀！他们谋杀我的朋友埃”我们团里的爱尔兰美国山南汉神父打算把情势立即稳定起来。他说中国的军队到处都是缺少医药品的。他不知道是否因为忽略——要不然就是从容——或者是否因为东西不够分配。可是他担保尽我们的能力把在这医院看到的悲惨的实情报告重庆当局，请当局注意。其余的人，连中国记者在内，也欣然地同意了。终于这动乱的波浪平静下去。

    ２.抗日根据地

    当中国红军各构成分子在长征以后集结于陕北的时候，他们的人数约有八万人。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和蒋委员长及中央政府缔约时，红军编入了国家军队之中。不过只有四 万五千个共产军被承认，并且只给了他们三师的番号（第一 百十五师，一百二十师，与一百二十九师）。这三个师集合起来，统称为八路军。当一年左右以后，“第几路军”这种编制取消时，八路军编成了第十八集团军，受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直接统辖。虽则共党后来与阎锡山及中央双方失和，但他们的部队仍袭用十八集团军的番号。一方面他们仍视他们自己为至少在名义上是阎锡山十八集团军统率下的中央军的一 分子，他方面，他们宁愿通称他们自己是八路军。

    共产党的新四军，包括着原来的内战时代的游击部队。在一九三七年对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些游击队，和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商得同意及接受它的命令，在安徽省沿长江两岸集合起来，组成新四军，有着四个支队的番号，人数共达一万二千人。

    大致说来，在战争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与汉口陷落期内，日军多少有些忽视共产党的军力，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于中央军方面。跟着这两大城市的陷落，共产党八路军——从内战时代以来富有经验的游击军队——在日本战线后面开始加强了活动，特别注意敌人的华北交通线。于是日本人调派有力的军队到他们的后方去扫荡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在一 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期间，扫荡战无论在人数及残酷方面，都达到最高峰，其结果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人口，由一万万减少到五千万。

    不过共产党继续组织对日的群众集团抵抗，敌人的“清乡”，“三光政策”，“歼灭战争”，用窑洞与隧道战术，矿山与河流阻塞战术，及其他为应付这次战争而计划出来的各种战斗形式来对抗着。不独此也，超过二百万以上的人民自卫团组织起来，困扰日军，和八路军的正规军及游击军在他们的敌来则退的军事活动上合作起来。同时，共产党工作员帮助人民改组他们的行政制度，建立了民主政府的形式，根据秘密投票，来实行选举。他如减地租，减借款利息，由佃农来担保地租及利息的偿付等改革，也加采用。一个生产运动，也加以推行，在这运动里面，正规军与游击队，当他们不作战的时候，也参加其内。

    到了一九四三年，虽则在一个继续不变地长期坚持的压迫政策之下，然而共产党却已经恢复了他们在华北各种损失，并且实际上开始扩张了在他们控制下的领土。今天，他们号称差不多有九千万被解放的中国人民在他们指挥之下。他们的军队活动于广阔展开的前线，北自绥远到东北诸省，东至太平洋，南至海南岛与广州，沿长江而下，几达上海。他们防守着可以一眼见到北平、天津与青岛的地区。

    这广大的区域，完全由武力解放出来——武器是从日本人那方面夺来的——今天已经组织成功十五个半自主的抗日根据地。这当中有五处是在华北：晋察冀边区，晋冀豫边区，晋绥边区，冀鲁豫边区，和山东区。八处是在华中：苏中区，浙东区，苏北区，淮南区（淮河以南的区域），苏南区，皖中区，鄂豫皖边区。华南的根据地是位于海南岛及广州附近一 带。

    位于华北的根据地是在陇海路以北。它们向西伸张开去，达于黄河；向东伸张开去，达于黄河及直隶湾；向北伸张开去，达于内蒙包头及百灵庙以下诸点，察哈尔的多伦，热河的赤峰，辽宁的民州。它们包括着山西、山东及河北诸省的全部，绥远、热河、察哈尔、辽宁、江苏及河南诸省的一部，有着总面积三十七万平方英里，总人口八千万。

    地形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中间交叉着错综的山脉系统。军队藏于山中，而人民居于平原，发挥着互助的任务。在战争的早期，敌人占领平原，孤立与包围山中的军队。当他们发现他们不能饿死八路军，日本人实行了无数次的扫荡战，这依然宣告失败。同时敌人建筑新铁路及超过九万五千公里以上的新公路。他们在铁路公路两侧，掘着深阔的壕沟，造成了无数坚强防御据点和碉堡，每座碉堡的相互间的距离，是步枪射程所能及到的。坚强据点及碉堡网遍布于乡村之中，以便封锁山中的部队，而抑制着低下区游击部队的活动。

    但针对着一切日本人的各种努力，共产党势力继续膨胀着。依靠了人民的合作，他们不独能保持了他们自己的阵地，并且对侵略者举行反攻。关于这种反攻的详情，容在下章叙述。在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为止的十二个月中，他们曾经进攻与毁灭了一万三千个这些坚固的据点与碉堡。这看来似属不可能，当一个人考虑到他们被迫作战中所遇到的一切可怕的障碍的时候。我也不大相信这回事，当我在延安他们告诉了我这情形的时候；但从我两月中和八路军在敌后一起活动中所见到的事实——真地从事参加于这种坚强据点与碉堡的占领与毁坏——我才相信共产党的说话并无夸张之处。攻势只在武器缺乏与形势不利下受到限制。业已有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中的八千万人当中的五千万人，从日本人的高压下面解放出来。不但此也，华北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和青岛，目前虽在敌人控制下，却直接与时常受到八路军的威胁，他们只是缺少武器去把它们克复。

    华中根据地横跨长江的下游，淮河、汉水与黄河流域各地。它们从浙东展开达于洞庭湖，从那儿再向北达于陇海铁路。它们包括了江苏的大部分（直达到陇海路为止），安徽、湖北及河南、浙江的一部分——一个包含着中国产米最丰富的区域。它们散布于一个广达于十三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超过六千万的地区之上。这些根据地四周环绕着高山，是建立于广阔平原之上，边缘交错着运河的大的网系，有着星罗棋布的湖沼。就在这儿，新四军过去七年和日本人一直作着战。

    在这一区域里面的交通，是所有中国各区中最发达的地方，全区为铁路纵横交错着，其中包括京沪铁路、津浦铁路、平汉铁路、陇海铁路、淮南铁路、江南铁路、浙赣铁路、粤汉铁路及沪杭甬铁路。公路则更较铁路来的发达，有着约近六千英里长的总数。正象北方一样，这些交通线是设着防御工事的，目的在分割与阻塞新四军的活动。共产党用范围广大的埋地雷的行动与破坏公路与铁路的活动来作对抗，敌人因此被迫驻屯了九个半师团的兵，再加上了二十三万的伪军，以防制新四军。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发动对新四军的三次大进攻，他们威胁着敌人在华中的主要据点的心脏，如上海、南京及汉口等地。所有三次进攻，都惨告失败，跟着新四军对日本人继续加以压力，牵制下了很大量可以用于别处更其要紧的前线的军队。

    自从一九三八年广州陷落以后，华南的游击队已经在从广州到九龙的日本后方活跃着，到了一九四四年，他们自己已经建树起了雄厚的力量是够控制七千平方英里与人口总数达四百万的地区。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东江抗日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自此以后，它接受延安中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完全领导。东江游击队集中他们的大部分活动于沿广九路一带，那儿他们时常使火车出轨，及袭击防守铁路线的驻屯军。以他们的大胆著名，他们曾有一次炸毁掉贴邻九龙郊外的大铁桥。

    自从香港陷落后，东江游击队，由于他们可任意地进出这一城市，曾经救出了好几十个中国人，其中包括重庆的高级官吏。英美人（平民与任军职的人兼而有之）也救出了不少。有不少的美国在香港天空被击下的飞行员，也被东江游击队救援出险，回到他们的空军根据地去。

    自从一九三九年日本占领了象一颗眼泪一样孤悬于华南之外的海南岛后，在该岛上的共产党曾实行了好多次的对谷仓的劫掠，进袭机场与交通线，迫使日人在岛上保持一支强大的驻防军。把海南岛准备作为盟军在太平洋反攻时的登陆地点，及是他们的希望。

    ３.军事纪录

    由于在延安的八路军及新四军的总部认为他们至少在名义上，仍受重庆最高军事当局的指挥与统辖，有关共产军活动的各种报告，照常送呈国防委员会。

    下面是军事纪录的一个节要，乃共产党宣称他们军队从战事爆发后至一九四四年夏天，战斗的经过。

    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共占全中国抗日兵力的十五分之一弱，不过共党军队却和百分之四十五点九的今日在华的日本军队作战，以及约近八十万的伪军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军队作战（关于这一事件，世界所听到的比较少）。在战争的七年中，共产党打了九万二千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一 百一十万的日伪军，俘虏了十五万的敌人。虏获物中包括三 十二万支来复枪（足够配备五十四万人之用，以每五人配备三支枪的比例计算）；九千挺机关枪，六千尊大炮，及一大堆的杂色的军器，如战壕中用的臼炮、手榴弹投掷器、子弹、无线电、电话机等。五十五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开大佐与少佐以外，包括一个中将与七个少将。在同一期间，共产党死伤超过四十万以上，其中包括五百三十五个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

    “所有这一切战争中，”共产党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对我指出道：“自从一九四○年以后，没有一枪一弹，没有一文钱，或一磅的食粮，是由国民政府给我们的——只有一个例外：有一百二十挺轻机枪及六挺射坦克的炮，特别运载进来，那是由苏联最高军事当局给我们的。”

    上述的话，是答复竭尽宣传能事的罗泽闿将军的攻击的，他说：“共产党在过去六年中，未打一仗。”四十万的死伤，差不多和目前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合并起来的总数相等（五十七 万人）。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获得这样多的成就呢？主要地由于他们队伍中的特殊高的士气——根据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说话——这是有耐心的政治训练的结果。

    “任何军事计划的完成，”他在一次会见中说起，“主要地依赖着勇气、自信、战斗力，和军官与士兵双方的团结精神。

    提高这种性质，即是我们军队中政治工作的目的。仅有口号标语不发生多大作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种逐渐教育的过程——促醒我们军官与士兵的国家意识，使他们熟悉了敌人的谋略与素质，教导他们唯一把中国从目前困难状况救出来的方法是抵抗侵略者直到胜利为止，和不流血就无法获得中国的独立与幸福。

    同样地重要，是军官与士兵间的加强了良好的关系。在过去军阀的军队中，没有军官与士兵的和洽空气存在。军官虐待他们的士兵，遇有轻微的冒犯，即行鞭打，并且强迫无理由的服从。今天，铲除了这种流弊还不充分；产生一种团结精神，培养友好与尊敬的空气，加强甘苦相共，存亡相依的精神，是重要的。

    “在我们的求解放的争斗中，我们应该依赖人民庞大的潜力。我们应该组织他们，教育与武装他们，领导他们打游击战。为获得他们的援助，我们应该遵守最严格的纪律。至其他的行为规则中，我们的士兵应该言语与态度上客气，他们应该偿付他们所买的东西的钱，归还他们所借用的东西。他们应该赔偿任何损坏的东西，打扫清洁任何他们弄脏的地方，并且在开拔前，应该听命去作一次考察，是否对人民无意中做出了任何不对的事。”

    一旦触及到八路军政治工作问题，厚嘴唇的彭德怀——通常是一个显得沉默的人——就滔滔不绝地不能停口。这对他并不是新的事物；这种知识与信念是一种要远溯到早期内战时代的经验的结晶，那时他和他的配备十分不堪的革命信从者，一同加入到毛泽东、朱德、贺龙及其他领袖的手下去，这些人曾十年立定脚跟，对抗着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与武器向共产党身上围剿的蒋介石及国民党。那是政治信仰，及党的教育工作，支持他们作那可惊的长征，这一有组织的迁徙，只有拿破仑退出莫斯科的历史记载可与之比拟。他曾讲起过这件事，当我第一次在陕西北部他的司令部遇到他的时候，那是要回溯到一九三七年，正在日本人进攻北平的前夕，与战争快爆发的期间。

    “和日本战争随时有可能，”他那时曾经这样说，“但我们已准备作战。我们所缺乏的武器，将由我们的人民明白他们为什么而战来维持势均力敌。我们也有庞大的人力作后盾，以及作长期消耗战的必要资源。”

    土头土脑语带讥刺的贺龙，在贡献他的说明共产党的异乎寻常的军事纪录的意见中，是十分干脆的，他说：“总之一 句话，我们的儿郎们，刚巧是些不怕日本鬼子的人。”我们知道，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当日本机械化部队，从北平长驱直下的时候，贺龙亲自率领他的部队使它遭受一次严重挫败。

    日本人曾吹牛他们要在三月内征服中国。轻视了中国的兵力，骄傲着他们自己的机械化武装，日本人从华北疾卷南下，把他们前面的中央军，驱逐得象一群受惊的兽群一样奔逃。贺龙不但没有参加到退走的中国军队中去，抽调他的内战中有经验的老兵到一侧去，让日本鬼子喧嚷地走过去。在雁门关的狭仄的通道上，贺龙，一位游击战略的大师，对日本机械化的队伍主力，加以包围。被陷的坦克与炮队互相践踏地往上爬着，发狂地逃命，“我们给他们一次鬼哭神号地迎头痛击，”他沉默地说，更象对自己而不是对我说。“我们真地夺获了那些坦克车及装甲车中的几辆，但我们只能把它们毁坏掉，因为——嗯我只能承认——因为我们不晓得怎样开那个鬼东西。总之，我们对它们毫无办法。它们也许会变为一件麻烦的东西；坦克车是没有多大用处，除非是在平地上，而在华北又没有很多平地。所有的平地，我们能够并且很容易地把它挖断，使它简直不可以让坦克转动。”

    日本人的飞机也并不使贺龙及其长征队感到任何恐怖。

    他们在过去十年内战中，及八千英里长征的沿途上，曾时常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与猛袭，这结果，日本鬼子的俯轰炸机不足以惊吓他们。实际上，贺龙谈到，八路军曾大胆地进袭阳明堡的日本飞机场，损毁了三十架飞机。“我们的部队在这一件工作上没有妄费一粒宝贵的子弹；用着我们的刺刀与手榴弹走进去，毁坏了停在机场的每一架飞机及把机场的设备附带也一并毁掉。”

    贺龙的姓名在今天的华北全部，变为家喻户晓。在内战时代，他们叫他为“共产党的罗宾汉”。虽在一九二七年国共破裂前，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将军，但大量残酷的逮捕群众及国民党的屠杀每一个被认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犯人，使他十 分憎恨，他参加到共产党方面去作他们长期求生存的斗争。在一九三五年，他领了五万个手下人，开出了湖南，参加长征。

    及至他在西藏边境与朱德及共产党主力军会师的时候，他的兵力减少了近一半。他的士兵成千地死亡于饥饿及露宿上；其他几千人死于作战或受伤致死，因为他们在他们路上的每一 阶段，都得作战。当我在陕西访问贺龙及其军队的时候，他们刚才开到。我在一九三七年七七的晚上在他的司令部中，那时消息传来，说日本人进攻北平近郊的芦沟桥——这著名的进攻爆发了亚洲战争的火药桶。有人也许要认为这位将军和他的军队，在经过这一次可怕的长途跋涉后，没有什么再比休息重要的了。可是不然，在第二天早晨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贺龙及其部队宣布他们愿对日作战，不问蒋委员长及国民党是否同意。

    自从那第一次大会过去以后的七年中，贺龙很少改变。他仍是一个身体强壮精神饱满的战士。贺龙率领第一百二十师和第一百十五师一起进入山西沿同蒲路布防。由于这结果，日本人不得不停止了他们南下，回师到他们的后方去对付他。这给退却的中央军一个喘息的机会，能有充分的时间掘壕布防，坚守阵地，抵抗敌军。“我的士兵那时是对于那吓坏了的国民党的士兵，壮了他们不少的胆量，”他说，或许有一点夸口。

    “我们时常叫他们是日本人的开路先锋，因为他们跑的路，就是日本鬼子跟着走的路。”

    虽则和日军作战比之以前内战，是更其危险与困难的事，可是贺龙仍极注意于组织群众，不问在那一个他的军队活动的地方。“没有人民的帮助，我们决不能够存在下去。我们从我们过去时代的经验，明白了那情形。我们派了宣传团，在我们军队前面，到乡村中去，说明我们到来的目的：日本鬼子正在灭亡我们的国家，我们到来打他们。我们需要人民的帮助来干这一件事，需要他们的帮助，反抗敌人，保卫他们自己的田地与家室。如果我们愿意对这个防卫牺牲我们的性命，难道要求人民的帮助与合作是太过分的吗？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尽站岗的责任，对敌人的移动供给我们情报，做向导，或者抬伤兵。在我们抵达前，我们就晓喻他们。我们随后的模范行为，使我们的好名声在我们到达以前流传开去。我们的军队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受人欢迎。他们立即从我们特殊的阔边草帽上认识了我们。”

    “这样我们才能在敌后生存与作战。这样我们才能发展与扩张，为此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从日本的高压下，解放出来几千万的中国人民，帮助他们建立自由与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能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在敌人最精强的武器的前面，持久作战下去。”

    在延安，有一时期，曾有好多亲自参加建立与发展这些抗日根据地的人逗留着。他们召集起来开一次会，为将来设立计划。举例来说，这些人当中，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司令聂荣臻将军。

    ４.晋、察、冀

    山西——察哈尔——河北抗日根据地——通称晋察冀——是十五个半自治的根据地中最大，最富与最重要的一个。

    晋察冀包含一个北自内蒙古及满洲，南至正太路，西自同蒲路直至直隶湾。就其全部人口二千五百万人来讲，约有一千八百万人是在晋察冀政府直接统辖之下。在日本人统制下的七百万人，是主要地集中于较大的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与保定之中，这些城市，都是日本人所喜欢称之为“华北占领区”的军事据点。

    晋察冀的故事，也就是聂荣臻的故事。狮子鼻的四十六 岁的聂荣臻，四川人，在一九二○年（编者按：应为一九一 九年），在勤工俭学计划下被送赴法留学，后来他在巴黎的克鲁邹钢铁厂及莱瑙汽车厂做工。一九二二年暑期，他考入比利时的劳动大学，研究工业及化学工程。一九二四年，他进入莫斯科的军事学校，于一九二五年回到中国，在著名的黄埔军官学校任教职。他参加北伐，向汉口出发，但随后的国民党清党，他加入了红军，首先充任林彪的政治委员。后来充任林彪的副师长。

    一九三七年十月，只在战争发生后的几个月的时间，聂将军受命率领一支精锐的二千名的老游击战士，向东开进河北剩他们的武器，总数只包括一千支来复枪。

    晋察冀在这期间是在极端混乱状态中。逃走的中央军，有着各地地方政府的官吏跟随在一起，并有几万个受了惊吓的农民参加在里面。那些留下来的人，数目太少，士气也极低，不能收获在田中业已快成熟而未割的谷物。土匪劫掠没有武装的村民，少数日本浪人，拿着一面日本旗，能够占领任何大的城市。

    在这种闾阖不安的情况下，聂荣臻和他的二千人开到，立即从事恢复地方秩序。政治工作人员安定人心，劝告他们到战场上搜集放弃了的武器，来武装他们自己。把信心恢复起来后，游击部队很容易地组织起来，此外还成立了一团补充的自愿兵，及民众自卫团。从他们自己的人当中选出新官吏，代替着南逃的旧时任命的官吏。

    三个月后，到了一九三八年的一月，聂将军把秩序已恢复得十分好，召集一个人民大会的代表，实属必要，由这代表来推选一个临时政府。大会有广泛的不同阶级来参加。出席者有极富的穿着丝织品的长袍的大地主，有穿着老棉絮短袄的农民。有几位蒙古人与回教人也来参加，甚至还有一个穿红袍的西藏喇嘛出席，代表他们的少数人民。许多人到来必须要通过日军的战线。有些人则来自被占领的城市。讨论根据平等原则，完全以民主方式出之。讨论结果的官吏选举，则由秘密投票方式出之。晋察冀边区政府行政委员会九个被选出来的委员，随后打电报到重庆全国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请予批准，并且对设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加追认。

    同时，聂将军的二千个长征军的原来细胞，当更多的新入伍兵应募后，扩大得很快。

    “在一开头，我们对这样犀利的装备着现代武器如坦克，大炮及飞机的敌人，没有作战的经验，”聂荣臻当他迈着大步，走上走下地时候这样说。他是一个好动成性的人，神经极为敏锐。他不能静止一会儿。为使他的两手不停，他象孩子一 样咿唷地跳着一条绳，或玩弄着他的派克自来水笔（派克自来水笔，代替着奖章，用来赠与那些在共产党军队有显著功勋的人）。“在他方面，日本人以前也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象我们一样精于游击战术的敌人。为应付我们在他们后方的日在增强中的威胁，他们用了他们传统的正面进击，借用陆地与空间的轰炸，意欲占领我们已经占领的一个据点，开始移动军队，向我们进攻。当他们占领了这地方，他们认为战争已告结束。不过我们只不过撤离这一据点，以便包抄过去，进袭他们的后方。几乎时常是我们用切断他们和他们的根据地的交通线来强迫他们退走。”

    极端的流动性是他们进攻日本人的主要优点，虽则他们受到重机械化武器的阻挠，然而这却对于防御一个不作阵地战的敌人，不能收多大效果的。由于需要两方面愿意才能打一次仗，日本鬼子只能向聂氏的游击队挑战，当他愿意战的时候，而他只在他有利的条件下，才愿意作战。类似这样事的例证，聂将军讲述了著名涞源战斗的故事。日本人曾派了一千人的武装精锐的纵队，去探寻与歼灭藏在山中的聂氏的游击队。

    “我们引诱他们走入一个大的袋形中，随后在天明前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他们，赶他们到一个小山谷中去。在这儿，用交叉的炮火，扫夷他们，致他们的死命，直至这样的程度，甚至连把他们大炮从骡子身上卸下来也来不及。除开少数几个日本鬼子个别地发狂地逃脱外，就没有留存下来的敌人。至少当这次仗完毕了以后，没有一个日本鬼子留下来活在战场上。大炮作了我们最好的胜利品，虽则我们学会用它们，须经过相当期间。当我们会用它们了，利用它们来完成我们攻击他们的碉堡的目的。”

    同时阿部中将遭到这样可耻的败北，决意亲自率领另外一千人的精锐纵队，发动一次讨伐行动。“象以前一样，我们潜伏在山上的隐蔽处，让他们走进了我们的陷阱。随后我们掩袭他们，在他们晓得什么军队攻击他们前，完成了击毙阿部中将及其僚属的任务。留下狗命的日本鬼子，发出无线电乞援，飞机从空中飞来，由降落伞上跳下来了十个新将校；但我们在第二天的一仗中，把这几个人当中大部分人也击毙。”

    第三个一千人的增援纵队，加速开到。我们也不加阻挡任其开进来；到了那天的晚上，总数达三千的日本鬼子，只有三 百人能够突围出去，逃到他们的根据地去。

    “那天，我得搜集了很多可宝贵的来复枪，掷手榴弹的军器，及其他武器，”聂氏嘻笑地说。他的成功把全晋察冀的人民都疯魔了起来，不折不扣地使他获得了几千新兵。为替阿部将军的死亡报仇，日本人集结了五万人的精良部队，实行一次怀有奢望的征讨，目的在把八路军象一条铁带样包围在里面，这样，以便压迫他们离开他们在五台山的主要根据地。

    聂氏的部下，就是从这些山中下去进攻在涞源的敌军纵队的。

    在这时守五台山的八路军主要部队恰巧是第三百五十九旅旅长王震及其部下。

    日本鬼子，为使用恐怖战术，焚烧他们所见的一切东西，屠杀一切他们所能捉到的人。对于防守的人，一切事看来是不妙的。这一围困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并使英国政府关于聂氏的命运，提出了询问。汉口业已陷落，日本鬼子，他们早已夸口，中国人不能作阵地战，现在又开始宣称，中国人在游击战术上，也遭到失败。

    在庆祝歼灭五台山守军中，象日本鬼子所曾举行的，未免言之过早。等待适当机会到来的游击队，穿过了加紧包围的铁带，到了敌后去重行改组。这一件事完成后，他们猛袭日军，使日本鬼子军队溃乱。鬼子既感到头痛，遂被迫放弃了全部的讨伐战，视它为一次花钱很多的失败。

    日本人那时迷梦完全醒了，终于认识清楚；聂氏的军力的实际情形：那就是对他们在华北全部阵地的威胁。他们挑选出他们最能干的战术家当中的一位，对聂氏的游击战术，下一次详尽的研究。到了一九四○年，他草成了所谓“广布驱散”与“蚕食”战术。基本据点的网，中间有着好多筑着坚强工事的碉堡，战壕，及铁丝网，在这一区布置开来。随后开始他们的蚕食工作，那就是逐渐扩张他们的网状工作，以便在区内设立更多的据点，位置愈弄愈缩短与愈密集。在这一方法下，日本人希望减少八路军游击队可以活动的与取得给养的地区。

    八路军，在总司令朱德指挥之下，于是用了一种大胆的总反攻，向日本人挑战——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自一九 四○年八月发动到九月中旬为止。首先他们进袭铁路公路，切断与摧毁敌军的交通。随后他们开始进击比较孤立的据点与碉堡。用了从日军夺来的大炮，他们开始有系统地一个个摧毁了它们。日本人着慌起来，被迫从前哨地带退守，沿着铁路公路集中兵力。他们沿着这些交通线，建筑了新的与更其坚强的据点。新的碉堡，以能抵抗他们自己的野炮的袭击为原则而加以设计的，是两层楼高，有着一层很深的地下室，如果碉堡毁掉，可以从下面继续作战。这种小型的堡垒，更用两道很深广阔的战壕、几道铁丝网、及无数木围墙防卫的开火洞，来使之巩固。

    “我们从夺得的文件中，发现日本人准备提早进行太平洋战争，计划以华北作为他们人力与资源的仓库，”聂氏接着说。

    “那时我们并不惊奇，当他们对于蚕食战术感到不耐，决定进行大规模进攻，以便在华北一劳永逸地解决八路军的时候。他们调来庞大的兵力，约有七万日本人与三万伪军。在完成了对北岳全区大包围以后，他们重行开始向中央的五台山收缩包围。在胜利以后，他们计划下山到平原中去，消灭最后的抵抗，这样，他们那时就可以集中全部注意力于未来的对英美的战争上。

    “但他们又遭到一度失败，”聂将军畅快地说。“在他们愤怒之下，他们把他们眼前一切都加以毁灭，想借此来使人民或八路军都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他们所谓‘竭泽而渔’的战术。鱼类不能生活，当海干了的时候。”

    日本人两手空无所获，又退回他们的据点。在他们的报纸上，他们承认他们的失败说：“日本陆军象一只不能捕捉那个胆怯老鼠的凶猛狮子。”

    当太平洋战争业已进行的时候，日本鬼子又曾一度恢复他们的“蚕食”战术。不折不扣地几千座新的碉堡与新据点，建造起来，中间的空隙是离开一英里半到两英里。“他们在河北平原造成了象一座森林般的堡垒，”聂将军宣称。

    “但我们留在那儿屹然未动，在两个堡垒中间的空隙上活动着，虽则在我们的行动上遭到很严重的障碍。当他们包围拢来，我们移动出去；当他们伸出了他们的头，我们砍掉他们的尾巴。不过这却是对我们有损失的把戏；敌人逐渐地从我们掠取去了更多的土地。日本鬼子兜捕人民，使他们为他们的坦克车及装甲车建筑了公路网。我们重行动员民众在夜间再把这些毁掉。第二天，日本鬼子会到来叫民众修补我们所毁坏的路。这是人民难以忍受的负担。使他们没有时间可以耕种。找出别的办法来应付这种威胁，遂变为必要。看来确然是的，日本鬼子已在很快地完成他们占领华北肥沃的多人口的平原了。好吧，我们决定了与民更始的政策；组织武装与帮助他们来尽对他们自己的帮助。这永远是一个游击的指挥人所应复返的据点。我们教导他们怎样做地雷与手榴弹。

    我们教导他们怎样打枪，怎样毁坏敌人的交通，怎样保卫他们的家庭与田地。我们教导他们新的技术——地道战术、地雷战术及壕沟战术、麻雀战术，及其他十多种对敌作战的方法，不问在什么当敌人出现于他的据点及碉堡之前的时候。我们的成功，远超过我们最乐观的企望之上。人民结果明白他们用不着对日本鬼子有什么害怕——他已经造成他的最大的不幸——而决定打回家去。再者，日本鬼子用多次最恶毒的讨伐战来复仇；但当他的死伤可惊地增加的时候，他象受了蜂虿一样地，蜷缩到他的据点中去。由于他不能允许调来必要的援军作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而在太平洋上其他地方军队更有迫切的需要，他不久就发现自己只能坚守于碉堡之内。

    “随后我们日渐在扩张的八路军重行穿着起他们的制服，拾了他们的枪支，并且从守势改取攻势。目前，我们已经从日本人方面恢复了比太平洋战争初起时的更多土地。我们现在仍对敌军采取攻势。”

    这看来象一个浮夸的谈话。但我随后要去证明他所说的话，当我到前线去的时候——那就是在敌后的前线。不过我在延安及边区仍有几星期的逗留，才能动身到前线去。我会看到那儿的很多的人民战争，他们这样允许我。同时，我也愿意听到关于它的起源，它的问题，它的发展的更多消息。因此，聂将军介绍给我两个从河北最近抵达的政治工作员。

    “他们几乎是从开始，就把全部精力花在这项工作上，”他说，“他们能告诉你详情及内部工作情况来补充我已经叙述的大纲。”他们确然是如此，说来真奇怪。

    ５.大丘地之战

    老王点了一支香烟，啜了一口他的滚烫的茶，开始说道。

    离开河北省会保定三十英里高阳县中的村民，在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地道与其他防御工事以后，对日本人特别采取反抗姿态。日本鬼子为决意禁止这一表现，派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讨伐部队，由旅团长山本率领前往。（老王不晓得他的日本音的读法；“山本”据他解释，是日本那位将领的两个中国字姓名的读音。）“山本最初设立他的总部于以前府城所在的高阳县城内。

    随后有一天，他带领了三百人，开往离县城六英里的大丘地村。村民动员了他们的民兵——约二百人——准备对付来攻，他方面，村中其余的四百家则交与地道作战的人指挥。

    “民兵的指挥人于是先检阅一下村庄的防御工事。有着两尊木炮，对准着四条通往环绕村庄的低的泥墙的每一口上。一 切通往村里面的大路与小径，都布了地雷。街上也埋了地雷与诱人的陷阱。当他发现一切都准备完竣，觉得满意的时候，这位民兵总指挥，驻扎于最高建筑的屋顶上，指挥战争。他用一面锣发号施令。打一声锣表示“北门紧急”；两声锣表示南门紧急；三声锣，东门紧急；四声锣，西门紧急。他下令除非日本鬼子至少要抵达到五十米以内，是不准开炮的。

    山本小心地走近了村庄，对于毫无动静表示疑惧。他摆开了他的士兵围困村庄，随后，经过了一度踌躇以后，他下令同时进攻四门。民兵总指挥敲他的锣。地雷爆发起来——大炮开出去——手榴弹如雨点一般地丢下去。那是一次空前的爆炸！当烟雾澄清了以后，山本仓皇败退，留下了几十具尸体。”

    老王点着了另一支烟。“我们第一次认为我们已经打死了山本本人，但我们后来却失望，发现了我们所打死的不过是他的军官。”

    “你说的是‘我们’吗？你参加那次战争吗？”我问。

    “啊，我想到了，我忘记提起那一点，我怎末不是呢？”他微笑着说，有点儿窘——他并没认为这件事重要。“是的，我刚巧在那儿——我是那一区的政治指导员，你要晓得。”

    山本，既愤怒又恐惧，召集了他的被逐退的残余兵力，发出了一道请救兵的紧急文书，他决意要把这座村庄化为平地，以便洗雪他的耻辱。当救兵开到的时候，随同带来了炮队，他围困了村庄，寻找一个可以安置他的大炮的地方。北门外很安全的小丘上的村庄坟地，看来是最好地段。

    “但我们已在那座坟山上埋下地雷，以防万一有这样的事发生，”王嘻笑地说。“山本更变为狂怒起来，当他在篱笆的柱子上看到了反日标语的时候，他下令立即把它撕毁。当一 个卫兵走向前去，他所触到的第一棵篱笆柱子，炸去了他的两手，炸死了他及其他两个人。可是山本暗中似有神助——他只被击倒而已。”

    如果山本在这以前已经是激恼了的，到了现在，他更怒火中烧了，他安置了他的大炮，命令发出一排催泪弹与瓦斯弹，向村庄射击。

    “可是我们以前对于这种瓦斯弹，稍有经验，我们发觉大蒜和冷水能大大地减少它的对我们的效果。不过当一个民兵受不住瓦斯后，我们把他送到地道中去，叫一个地道守卫者上来代替他。”

    在同一时候，打仗的消息已经用暗号通知周围的村庄。离开两英里的吴原村，派遣了它的民兵从地道中前来；萧汶和南济的民兵也到来。当全部时间都从事游击战的有力部队突然出现，攻击山本的后面的时候，日本鬼子遂逃窜。“我们从这一次仗中，夺获了一百支以上的步枪，”老王满意地说。

    “可是稍后从战场上搜集到的钢盔，并不象以前一样，分配开去，作为炊饭锅子之用——我们把它交给游击队，作为他们在‘麻雀战’之用。”

    在这一仗后，村民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断定日本鬼子一定要再来收殓他们的死者，这些死者的灵魂不会安静地长眠，如果尸体不好好地埋葬或火葬。因此，尸体装上了大车，送到离开二英里的地点，整洁地堆在路的一旁。在尸堆之上飘着一面旗，写着这样的字“如果你们要保留狗命，不要再来。我们这次对你们客气，把死者送还你们。下次我们就要把他们喂狗。”随后，为缓和这一影响，在一边插上另一面旗写着：“你们这些兵士，回到国内去也是农工。你们为什么打我们呢？我们愿你们不受损伤。我们只要生活在和平之中，和你们和全世界和平相处。”

    山本把他的兵士开出高阳城来，静默地搜集了他的死者。

    不久以后，他从那一县调开，大丘地就不再受到攻击。

    有好几回，自从王提起了“麻雀战”后，赵芳就想插嘴。

    这时，当王停下来啜另一口茶，赵芳开始热烈地告诉我关于他的朋友王明的事，王明的父亲，在北唐地道敌人放瓦斯的战斗中丧命。北唐留存下来未死的牺牲人的家属，组成了“白衣团”（白色是作为戴孝之用），游击队的一个特别团，发誓对日本鬼子报仇，王明也是团中的一分子。一天，他认出了汉奸之一，他曾把北唐地道系统的秘密卖给日本人的。这位汉奸住在近日本据点的围着墙垣的住宅内。王明，不畏缩地，一天晚上偷入了汉奸的住宅，用手枪对着他，把他俘虏。

    汉奸被带到县政府宣判，判处枪决。所不幸者，在此不久以后，王明被日本鬼子逮捕起来；晓得他被捕必遭不幸，他脱出了他的束缚，用拼命的力量，逃出了狱卒的掌握，夺取了卫队的步枪，用刺刀刺死了他。天刚亮的时候，他逃到附近屋顶上，被人发现。遂被包围起来，他勇敢地对打着，直到中午的时候，杀死下面好多日本鬼子与伪军，然后才用他最后一颗子弹自杀。

    “白衣团”继续骚扰敌人象一群狂怒的大黄蜂一样。他们所创始的一种战法，变为很出名。这就是“麻雀战”。象麻雀一样，他们到处存在，这儿啄去了一个日本鬼子，那儿啄去了一个伪军。一个在开拔中的日本鬼子队伍中的落后者，会被走在路上诚朴的老百姓手中的刀杀掉。从埋伏着的人发来几枪，会杀死二个人，伤了三个人，随后埋伏者散开，以使无复仇目标可寻。

    麻雀战法的一种改进，就是环节蚯蚓战。一队打埋伏，当日本鬼子恢复了第一次受惊后，他们在路上开始追逐埋伏者。

    埋伏者，不被察觉的，在每一个他们所经过的村庄，留下了几个人。不久以后，追赶的日本鬼子发现他们是在作无效的追赶，虽则每一个村庄上的老百姓都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他们刚过去，向那一条路。”不独此也，在他们回转来时，他们又将遭到集合起来的环节的埋伏；这样，把戏层出不穷，直到日本人聪明起来不再上钩，始告终止。

    有时游击队把他们自己化装成鬼子或伪军，大胆地在公路上进行。有几次是一打以上的人这样干，主要目的是察看与骗在碉堡内的鬼子。有几次多至百余人，可以组成一个冒充的欺连队，八十个人穿着伪军的制服，二十个人穿着鬼子的制服——通常的人数比例，大都是这样的。他们进行了好几英里的路，收拾了一切在路上所遇到的鬼子与伪军。受吓的伪军通常不发生问题。日本鬼子很快地被解除武装，剥去了衣服，口中塞进东西不使发言，和穿上老百姓的衣服，象煞他们是囚犯。同时别的游击队沿公路藏着，准备援助这一 纵队，如果它突然遭遇着一队实力雄厚的敌军。这一诡计的目的，是在截取带文书的信差，捕捉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重要伪官，劫夺搬运的物资，搜集武器，弹药及药品——一切都以极小代价来获得。这种伪装的游击队都有着暗号以证实他们是自己人，以便不致为自己人攻击——举例来说，如把步枪定期地向空中举二三次等。

    “我过去和这样的一个排在一起的时候，”赵说，“我们遇到一连串的卡车从路上走下来。我们叫他们停下来。他们被证明是属于一个伪县长的，带着大量有价值的载运的东西，受着三十个鬼子与伪军的护送。看到我们的日本旗，伪县长从车上下来，开始叩头。他说，他为了公务，往濮城去。我们说，我们要检查一下货物。对这点，护卫有些疑心起来。发生了一次战斗，但护卫兵不久就从路上逃走。在援军开到前，我们已经夺到了货物，散开去了。”

    另一个简单而陈旧的有一时期运用得极好的诡谋，就是这样的一种：一队伪装的游击队，出观于日本据点之前，护送着几个被绑缚的犯人，说他们是八路军的士兵。不疑心的日本鬼子让他们走进去，立即被他们消灭，碉堡也被毁掉。有一时期，日本人时常特别仿效别人的举动，伪装着八路军，以便探出村庄中同情八路军的人。不过从不生效，因为村民立刻察出他们，大大地对这些“不受欢迎”的八路军辱骂一番或丢石子、来寻寻他们的开心。

    当日本人发现村庄的战士很少攻击伪军，节省了他们的地雷与宝贵的子弹来打日本鬼子——他们遂和伪军调换制服。但当伪军走过村庄的时候，村民问他们要不要喝茶——自然，“伪军”立即可以辨认出来他们是日本鬼子，不问他们回答与否。此外，真正的伪军——穿着危险的日军制服的——就不得不宣布他们的国籍。

    “如果纵队离开一段路，你怎末会察出制服已经交换过这一事实呢？”

    “容易的——日本鬼子决不能伪装他们的蹒跚的弓形的两腿的步行姿态。”

    为欺骗永远在察看的村民，使他们不晓得他们的人数，赵说，日本鬼子常常派出卡车，载着碉堡中的“援军”，以便受到路上地雷的夹击。一辆通过的卡车，似乎满载着人，实则只不过半打以内的活人在里面——其余的都是橡皮人。当卡车到了碉堡的时候，这种打了气的橡皮人秘密地把气放掉，空卡车从村庄中开回去，这算已安排下了它的“援军”。赵告诉我，村民对这种孩子玩的把戏，极感有趣，时常有些狙击兵很轻蔑地会对这些橡皮人费掉一颗宝贵的子弹。

    日本鬼子也用木炮。不过这些都是假货。上面盖着防雨衣，他们兜来兜去地拖着，以欺骗八路军的情报组，使他们对日本军器估量得过高，伪装的大炮有时拖到战场上去，安在真炮旁边。放满着石子与石块的箱子与板条箱，上面显著地写上子弹两个字，常常公然地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地方。

    心理战，或神经战，王与赵两人都说，华北村民也大量运用，并且用得极为成功。一件永远成功的计策是放出八路军移动的不正确的谣言——这些谣言更由授与那些为人知道的敌方间谍说这是“秘密情报”，而更有力量。举例来说，一 个日本间谍，据人报告说，接到密报，说人民准备贮积食粮，供应（神秘的）八路军的集中；有时村民会用巧妙的借口来强调这一伪造谣言的可靠。日本地方官吏就会提出紧急要求，派遣援军，这样一来，把他们上级官弄得六神无主，调派军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当日本援军到达以后，他们冲到这里那里去搜索八路军，由村民头脑清楚地领着他们前进：说“他们刚离开这儿”。“他们从这一条路走的”。“他们从那条路走的”。一个象日本那样的强国，她利用着汉奸与傀儡，却特别在这样姿态的战争中，有懈可击。

    同时，为做出了虚张声势的恐吓，村民吹着号角，穿上从远处看上去象八路军的制服，身上带着短枪，肩上荷着大口径枪，开来开去——使担心的日本鬼子从他们的双眼望远镜中窥望，相信八路军真地集结了兵力。

    特别在夜间，神经战更获得显著的成功，几千处的日本据点与碉堡，真被村民包围起来。在外面黑暗中进袭的，也许只是少数几个人——但日本鬼子却不能对这确切知道，为此宁愿耽在他们设防的有掩蔽的营房里面。有时进袭者放一 挂鞭炮，混和着几声步枪的射击，使日本鬼子相信他们是被真正的枪火攻击。有时，日本鬼子会以疯狂的排枪来答复，盲目地向黑夜中开火。当他们的炮火平静下去，更放几次真枪又会引起同样情形的重演。或者把少数几只狗抛进了围绕碉堡的壕沟。它们的乱跳乱踪，它们的竭力爬滑溜的围墙，会引起进攻部队猛袭碉堡的印象，担心的日本鬼子又将开火。天明到来，神经紧张的日本鬼子才发现这种诡计，因此在相当的时期不加理会，于是游击队指挥者会偷偷地上来，真正地攻击这地带，予以损害，然后再退去。

    有时人民会和八路军的正规军积极合作，进攻较大的据点。有一个围困了二十八天的地方，经过村民首先小心地把一切通达的公路都埋置了地雷，阻止援军的开来，再把几里路内的狗搜集起来，杀掉它们，把尸体沿堡垒放着，最后终于加以占领。因为在夏天烈日之下，狗的尸体很快地腐烂起来，据点笼罩着非常强烈的臭气，结果使日本鬼子被迫放弃他们的堡垒，突围而出，遭到惨重损失。

    “现在你可愿听一些关于我们海军作战的经验吗？”老王带着十分郑重的态度说。

    “你意思是说水战吗？”

    “是的——在水上的战斗。”

    “好的，让我们有机会听一听！”

    “好吧，它是这样的……”

    在一九四三年的秋天，在北平的日本陆军大本营，下命令禁止离北平五十英里左右的白洋淀湖区的村民打野鸭，这一种鸟每年有大量的数目群集在那儿。当村民拒绝听从命令，日本人派了一队特制的汽艇与汽船警卫这淤浅的湖沼。

    村民为了猎野鸭，产生了一种大的“抬枪”——十英尺长的管状的武器，施展起来，象一尊土炮，射出去的散弹，为一磅左右的碎金属。这些东西现在也被拿去供军用。村民藏在湖岸的芦苇中，对开过去的汽艇射击着。在二三十艘这些汽艇被沉击或受重伤以后，日本鬼子变得狂怒起来。在湖沼的中央，他们建立了一条巨大的浮筏——一座真正的战舰——密布着机关枪与设在甲板上的大炮。在上面高樯楼眺望台上的侦察者，用强大的两眼望远镜，侦察岸上。当看到芦苇中有一些摇动，机关枪与大炮，即行开火；或者，如果射程太远，那末在邻近的一条装甲汽船立即派出去侦查。

    由于日本鬼子采取这种战术，于是用抬枪狙击的湖上居民只在夜间出来。战舰上的探照灯后来无法在芦苇中找到他们。他方面，用旧钉、破锅镬、生锈的器具，犁头等等做炮弹的射击，继续扫射到战舰的甲板上，或凶猛地轰射它的四 边。当邻近的禾稼成熟的时候，几千个村民一夜聚集起来，悄悄地掘开堤防，让水放进到田里面去。到了天亮，日本人吃惊地看到水面大大地低落。他们匆忙地把战舰上的炮与器械携走，用汽船从湖中通外面的水道中逃往天津，要不然，他们就要搁浅下来。在他们离开前，他们纵火烧掉战舰，这一 景象为几千个心里快活的村民见到。他们在岸上排成行列，嚷着，跳舞，拍手，象一群高兴的孩子。当堤防修好了的时候，湖水又满起来，野鸭也回转来，村民再行能自由用他们土制的抬枪猎着野鸭了。

    ６.新四 军

    对共产党所组织的抗日根据地的性质与范围，没有最低限度的知识，是不能对于中国的政治与军事情势，有明白了解的观念的。不过，第一，把握这一事实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日本人的占领中国领土，在其安全的充分上，任何一方面，是不能和纳粹占领的欧洲好多部分相比拟的。不问什么地方，中国人一经组织起来，他们就积极地或消极地抵抗。在延安最引我注意的，就是这种组织的意志。当一旦抵抗业已组织成功的时候，中国广大的区域，就成为对于日本人的一 个难以容受的问题。

    因此，日本鬼子所谓“被占领的华北”，大致可以分析成下列的几种地带：（一）实际上被占领的区域——那些在日本据点内步枪射程所及的区域，这些据点，在华北人口稠密的部分内，是建筑于一个或两三个村庄之中。（二）抗日根据地——完全在中国人民控制下的区域，有着他们的民选政府。这些区域，在它里面，八路军的正规军有着他们的流动的中心，只有日本鬼子，在他们定期的扫荡战，或当他们和八路军及其协助的组织交战的时候，才被强制进入的。（三）在上述第一和第二地带间的无人地带——这是真正的游击区。

    在华中的抗日根据地和华北的那些根据地相同，这些根据地里面，晋察冀是典型的。我们因此可以认为华中根据地，在总的方面，是和新四军的故事有着关系的。

    自从它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创始，有了一万二千名过去的游击队以后，新四军已经发展到超过十八万受过训练与穿着制服的正规军，扩张他们的保护势力，几及他们的在活动的华中区六千万人当中的三千万人。在它存在的六年中，这个军队已经打过了一万七千五百次以上的仗，曾经抵抗过敌人所发动的一百二十次的大的扫荡战，死伤了二十四万以上和俘虏了三万四千以上日伪军。它的虏获品包括十二万四千支步枪及小兵器，二千六百挺的机关枪，和一百尊大炮。损失的数量，军官与士兵的死亡者共达四万五千人，受伤者共达六万五千人。

    不过根据重庆的说法，新四军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就早不存在了。那时究竟发生怎样的事完全不清楚。共产党说新四军从中央政府最高军事当局接到命令调防江北。

    他们坚持地说，他们是在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命令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一万新四军被杀或被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监禁，至今仍未释放。当新四军被官方解散的时候，它的残存的分子到延安请示。从它的队伍中，选出了一个人代理军长，他仿照八路军的规模改组了新四军，他们继续在后方既抵抗日本军，又抵抗中央军。

    这儿是一节蒋委员长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

    “统帅部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驻指定地区抗战，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作一种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四十师及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我个人对此事件，只有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作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

    “大家看过圣经新约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条，训勉一 般人，对于罪人，须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的罪过，而现在新四军的罪过，早已超过了七十个七次以上。我们就以耶稣的宽大为怀对于这种怙恶不悛，执迷不悟的军队，也决不能再隐忍，再饶恕，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犯罪，就是我们贻害国家、要成为千古罪人了。……”对于这一切——“都是胡话！”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说当我和他谈话的时候。“唔，这简单赤裸裸的事实，证明相反的是对的。谁打谁呢？谁杀谁呢？我们的人数既相形见绌，我们怎样敢进攻——听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证明足以消灭由我们的军长率领我们的一万最好的战士呢？胡话！”

    这时陈毅将军刚来到延安，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月。他曾长途旅行，借道山东与太行山，越过几十道日本人的封锁线。

    他是一个肥胖的不整洁的一类人，年纪在四十初。生于靠近成都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他在故乡四川的一个高级工业学校读化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赴法国留学，他在巴黎与里昂待了三年，准备进格雷诺贝尔的电力工程学校。当他听到北京政府与法国政府谈判一笔以西南的铁路建筑独占为交换条件的大借款的时候，他和一群中国学生结合起来提出抗议。在一次激烈的演说中，他责难这一由秘密条约所得来的借款是被北京用作镇压广东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之用的。由于这一次演说的结果，他被法国勒令出境。

    他告诉我说：“这次事件对于我的一生有决定的影响。我从此明白，政府如一直在腐败当中，在工程上求进步与努力是没有用的。”

    一九二一年，他回到四川，创办《新学报》于重庆。经过两年的时间，他想借他的报纸来促成社会改革，但他毫不能影响当地的军阀。因此，他到北京去，加入了国民党（同时也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不久以后，他到广州去参加北伐。

    当胜利的革命军抵达汉口后，他变为新设立的军事学校的教授。为获得四川军阀的拥护，蒋委员长派他到重庆和成都去充任特别代表：他从这次出使回来后，发现国民党一九二七 年的清党运动正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带了他的几千个左翼的学生，他逃到南昌，加入了红军，为它的生存而作战。但当红军在一九三四年从江西开始长征的时候，陈毅接奉命令和一个自愿军的细胞组织留下来，以便和地方保持某种接触及组织游击队。

    自然，继续维持共产党所倡始的土地与社会改革，是不可能的，除开在国民党“清党”努力难以深入而不大有充分力量摧毁游击队的山区以外。陈毅停留下来，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并不是被驱逐出了他们在江西的根据地，也不是故意放弃那儿的人民：“共产党与红军为了国内和平，为了遭遇日本侵略的威胁日在增加的原故，自愿放弃它的在江西的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日本进犯开始后，对陈毅及其山中游击队的压力，由于讨伐的国民党军队调开至华北作战而减轻。陈毅和他的下属的将领，要求参加国民党对日作战。经过了冗长的谈判，成立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几万个分散于华中八省的游击队员当中，只选出了一万二千人，成立新四军。

    这些人被命令着在江苏沿长江的上海南京区集中。政府也同时——据陈毅说——允许对华中红军根据地的区域内的土地问题，加以解决，让共产党党员参加地方政府，并予抗日的新四军以给养。

    “国民党不履行这一切允许的条件，”陈毅肯定地说：“我们的答允对日作战，是纯粹出于自愿的；我们可以很便当地留在我们的根据地上，无限期地坚守它，防止一切到来的人们进入。”

    在他们开入沿长江一带时，新四军被挑选出来的分子，不准开入城市。虽然，却有无数的人出来，要求加入新四军——据陈毅说，新四军很容易招募到十万人；但他们却被严格地禁止增加他们的人数。看来，政府似不要他们赶紧开赴长江前线的，因为，虽则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他们到了南昌，在那儿设立了总部，可是到了那年七八月后，他们最后才达到长江沿岸的上海——芜湖——南京区。在军队中有八千人从南方来，另一部被指定的四千人，则于六月中抵达芜湖对面的长江北岸。

    “不过在这期间，国民党的军队实际上已放弃了这一区域，”陈毅接着说，“各县为盗匪及伪军所蹂躏，后者控制了地方政府与人民。我们的制服是茶褐色布做的——很象日本人的制服——人民，误认我们是敌人，手中拿着日本旗走出来，跪在我们面前。他们晓得我们不是日本人后，非常高兴。

    “我们立即开始打日本人，伪军，与地方盗匪。到了这一 年的年底，我们的兵力已增加到三万人——这一扩充，完全由于我们成功的游击战，在汉口陷落后，日本人对一切中国军队，日感觉轻视，他们不大注意我们。因此我们发现很容易对他们加以出其不意的袭击，有时在计划周密的伏击中，扑灭了全连的日本鬼子。人民看到我们的成功，很愿参加我们的军队。他们特别高兴的是发现我们的军队纪律甚佳。我们的军队严禁没有得到人民的允许拿他们的任何东西。在进军时，我们总抱了这样的主张，首先把事件和村庄上的父老讨论一下，然后才把我们的士兵住在人民的家中过夜。住夜的地方，在我们离开前，小心地打扫清洁与把一切东西照原状收拾整齐。

    “那末好多人请求参加我们的队伍，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欢迎一切要打日本人的人。我们用从敌人取来的武器，武装人民，训练他们成为人民自卫团。

    “当我们的兵力在人数上增加的时候，我们发现，把我们限制于最高军事当局所指令的我们的活动的南京附近的狭小区域内，愈过而愈困难。同时，日本鬼子开始严厉注意我们，指挥实力雄厚的部队进攻我们大集中的兵力。因此我们发觉把我们军力分散，与渗入到日军战线后面，实有必要。那末，这一点也许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和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间摩擦之点，他们坚持我们须继续集中于指定的区域——一个显然易为敌军攻破的目标。”

    约在这个时候，陈毅说，国民党军队中有大量的人数投降于日本人。在这些军队，有戴笠指挥下的忠义救国军，这些人活动于上海南京区，直接受袁佐佩的指挥。这军队的一 部分立即参加了驻在城市中的伪军；其余的人则驻在城外的村庄中。

    “用这种分散兵力的方法，他们能够玩着两面的把戏，并且可以安闲度日不必作战，”陈毅攻击他们说。“同时，我们新四军则被命令着每十天中至少作一次战。但不问什么时候，我们进攻城市中的伪军，戴笠就咕哝着说，‘你们打我的军队’。”

    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后，随着汉奸汪精卫傀儡政府的建立，在何应钦指挥之下的戴笠部队五万人投降到日本鬼子方面去，在一九四一年，另有在李长江指挥下的五万人降敌，因此我们新四军又必须对这些人作战。由于这些新投降的伪军十分熟悉地形，我们在打他们时，遇到更多的困难。”

    虽然有这些情形，新四军继续增加与扩大它的影响与军事活动。接着在皖南事变以后，中央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在延安开会，派遣陈毅代替叶挺为新四军的军长。共产党决议，新四军是置于延安的朱德的最高军事总部直接指挥之下。

    在打新四军的战争中，日本人曾用对八路军作战的各种方法来对付新四军。他们的扫荡战惯常在收获的时期后举行，那时谷物已经收割，在平原上，新四军很少或没有掩藏的东西。“清乡”运动目的就在铲除新四军，使他们不能移动。日本鬼子说他们的扫荡运动是象梳头发，而“清乡”则象剃头发。

    “反之，我们感觉象竞技者在一个永不会完毕的比赛中一 样，”陈毅说。“因为我们没有后方根据地来供给我们作战的必要物资，我们总得自动地找寻出敌人的弱点，以便进攻这些弱点，求得武器与给养。在战争中，我们大部分是在夜间进行，利用刺刀与手榴弹，因为我们的武器是较差，我们的子弹是极端稀少。我们也用宣传、传单、喊话运动，及优待俘虏，来对敌作战。”

    在随同新四军的游击队在这样的大城市如上海、南京、汉口等城区范围以外活动时，正规军是驻扎于平均一天可开到的地带以内。他们保有的区城，直到离上海以北六十英里左右的沿江的地区，离南京二十英里的地区，与离汉口三十英里的地区。

    “当反攻到来的时候，”陈毅说，“我们将充前锋，恢复华中这三个最重要的城市。”他自然不是说这可由新四军单独完成。“我们所能尽的最大任务——就我们缺乏武器与设备方面讲——是继续和敌人争持下去。把他一举而驱逐出去，我们需要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队，及我们盟友的陆海空军的全力合作。”

    ７.国民党对共产党

    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中华民国成立第三十三周国庆日，周恩来代表他的党发出一重要的声明。这一声明，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它列举共产党对国民党整个的态度，及他们两者间根深蒂固的纠纷。它也提到这两党的重行结合将是多么困难的事。下面几页，包含着其中最重要的几节，因此将对于清楚了解两党间的争执问题，有所帮助。

    “今天，全世界在战争中（这一声明这样开始道），大的胜利，现已获得；我们的盟国正在顺利的进展中。但在我们国内，正式的战争前线和敌后方的战争前线是立于相反的地位：在正面的前线，有着一次接着一次的战败，而在敌后则有着一次接着一次的胜利。

    “在河南战役中，中国业已在四十四天中失去了四十五个城市。在湖南与广西战役中，好多大城市如长沙衡阳业已陷落，而别的城市也在一个个陷落中。为什么会有这继续不断的战败出现于本年呢？为什么它在这一个时期，当日本在中国以外的形势已经日渐在不利中，会出现呢？这自然不是仅属偶然的巧合。不是的——它是由于国民党的首鼠两端作战以及浮面抵抗的失败政策，由于它的单独依赖外援，而在另一方面准备内战。它是由于国民党在它的控制区域内的一党专政政策，由于它的实行排除异党政策，而在另一方面，用法西斯的方法，来压迫与剥削人民。

    “军事上，国民党当局永远只让政府进行抗战——不要人民参加斗争。因为这一点，我们的唤起民众在敌后作抵抗，曾被污蔑地称为‘武装割据与不服从军令’——而在重庆所辖的区域内，政府绝对拒绝动员或组织人民，不仅如此，并且用武力来招募新兵，而把他们用绳子绑起来象犯人一样赶着走。同时，招募制度本身，是用来作为榨取与贪污的收入来源。入伍的新兵，因此愈来愈少，陆军作战次数愈多，力量愈削弱。在同一期间，国民党政府坚持其反常的政策，把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结合在一起。因此，当我们在敌后激烈作战的时候，我们被污蔑称为‘奸党’与‘叛军’，遭遇到国民党的怠工与不断的进攻。他们在另一方面，在正面的前线他们的阵地上消极地坐观着，不想进行任何反攻。如果敌人不来，他们和敌人做走私的买卖，劫夺人民的资产。当敌人用少数人来进攻，他们作虚张声势的战斗以欺骗人民；当敌人用庞大兵力进攻，他们退却几千里而不停止。

    “更其坏的：一方面他们假装继续战争，以便欺骗人民，和从我们的盟国得到援助，希望由我们盟邦的牺牲，来获得胜利的果实。他方面，他们和敌人与伪军勾结，希望对他们自己的进攻暂缓，而转调敌兵进攻我们在敌后的势力。

    “英首相邱吉尔因此不得不认为国民党政府严重的挫败是‘最可遗憾’‘最失望与最恼人’的事——虽则有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同盟国对中国援助的数量从每月三千吨增加至二 万吨，认为这是最大成就这一事实，亦于事无补。这样驳倒了国民党政府的借口，说中国军事上的失败，是由于同盟国接济的不充分。

    “不独如此，中国没有外国接济就不能获胜的话，是不对的。在敌后的前线上，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每天获得打胜仗，虽则他们既没有受到我们的盟国，也没有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接济。

    “政治上，国民党当局死抱着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他们对别的党派及人民的民主政治一概加以禁止。我们在敌后恢复的八十三万七千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我们解放的九千万人民，及由人民选举出来包括各阶级的地方政府——这些是被称为‘奸伪区’与‘奸伪政府’，拒绝加以承认。可是在重庆管辖的好多区域中，只有党治，而无民众选举，各级人民参政会，从县到省以及全国的，都是由政府指派。一切官吏，从小村的村长到国民政府的主席，也由国民党指定。而这些委任，是绝对由国民党中一小部分统治的党团执行，国民党员中的其他分子及民主领袖，对这却无权过问。因此称这为党治，无宁称之为寡头政治，更为适合一些。

    “再者，国民党当局已决心推行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拒绝实施三民主义。因此，当我们诚实地保持我们的诺言，当我们力求三民主义的实现，当我们坚持打日本人及其傀儡，当我们实行三三制，当我们在敌后及边区的地方，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当我们干这些事的时候，国民党当局诽谤它认为是‘共产化与不服从政府及其命令’。在重庆所控制区域内，他们剥夺人民的自由，官僚支配所谓自治政府，统制舆论，摧残文化，独占工商业，征收苛酷的租税，放纵国民党的特务蹂躏人权，允许官僚资本家损害民间工业的企业。由于这些设施，他们引起了极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他们禁止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禁止主张统一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这不是法西斯主义是什么呢？如果这样一个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政策任其继续的话，必然对中国全民族有更大的危机出现于前面！

    “为在这个危机中救援中国起见，为和我们的盟国在战争中合作起见，为有效地准备反攻起见，我们共产党主张国民政府召开一次紧急国民会议，召集全国的代表。我们建议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我们提议采取下列具体步骤，以实现这项建议：“第一——这些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选出（其中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各抗日军队（包括国民党的中央军及共产党领导的在日本战线后方作战的军队）选出；各地方政府（重庆所管辖的省政府，及日本战线后方解放区的民选的民主政府）选出；以及各人民组织（那些在重庆管辖区的以及那些在日本战线后方解放区的具有全国性及代表各阶层的）中选出。代表的数目，应该根据所在各地的实力为比例。为应付形势的迫切需要，以及便利他们的召集，代表的数目应该很多。

    “第二——国民政府应该在最近的将来召集这个紧急国民会议，俾不致再延迟下去，使重庆所辖各区造成不可挽救的惨局。

    “第三——这会议应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它的基础，应通过一个适合当前形势需要的纲领，挽救中国脱离她的危机。这项纲领应该完全改变目前国民党政府采取的错误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政策。

    “第四——根据一个共同纲领，紧急会议应该建立一个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现在的一党专政。这一新的结合，应该吸收全国坚决拥护抗战及采取民主统一的一切重要人士。失败主义者及法西斯主义者应该排除，以便保障民主政府的实现。

    “第五——这一联合政府应有权改组最高军事机构，邀请一切主要军队的代表，参加最高军事机构，组成一个联合最高军事机构，保障抗战的胜利。

    “第六——在建立这个联合政府以后，应立即采取步骤，准备召开由所有人民选举出来的国民大会。这一大会应尽速召开，以便宪政早日开始。

    “只有这样的一个国民紧急会议及联合政府，才能供给一 个全国性的民主政治的真正出发点。只有这样一个联合的最高军事机构，如我们所建议的，才能服从政府的命令，和我们的盟邦顺利合作，击败敌人的进攻，调整我们全国的力量和我们的盟军在反攻中，获得密切联络。”

    周恩来随后谈到自一九四四年四月以后，就在进行而无进展的国共之间的解决纠纷的谈判。共产党曾提出十二个书面及八个口头建议，由他们的代表林祖涵携往重庆。经过了无数次的辩驳与延搁以后，他们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接到政府的对案。第一，第三及第七项对案（列于军事问题的项目下）引起了共产党激烈的抗议。国民政府提议只承认共军编成四军十师——总数近十万人——与共产党所号称的有五十七万人在军队中服务相距极远。并且国民党要求除开这十师以外，一切武装力量，须立即解散，其中包括在抗日根据地的二千二百万的人民自卫团。留存下来的十万人，此后是从他们目前军事活动的战场上撤退，而“集中待命”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别地位的承认，作某项让步——把它的行政机关，直属于行政院——但要求由共党在抗日根据地设立的许多政府，应由各省政府派遣的人员接收。

    对于国民政府的这些建议，周恩来讥刺地答复道：“解散几十万的抗日军，如国民政府所要求的，是出乎情理之外。如果我们接受这些要求，这就等于帮助了敌人——我们会实际上‘摧毁了抗战和危害国家’。”即使这样，敌后的抗日军及民选的政府又怎能下命令取消他们呢？人人知道这是不能做到的。在七年战争中，敌后的人民建立了五百九十一个地方的县政府，代表着百分之八十二的国民政府所失去的七百二 十一个县。这种优良的成绩，业已变为全中国人民行动的指导。甚至作取消的打算，就是威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这一威胁，无异指示出不惜牺牲全中国！

    “要而言之：我们认为把中国从她目前的危机中救出来的唯一适合需要的正确建议，是改组政府及最高军事机构，成立联合政府及由各党各派参加的联合最高军事机构，停止失败主义的‘军令’与‘法西斯的政令’。

    “我们继续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一切抗日军队，一切敌后民选政府，我们坚决反对敌后几十万的抗日军及民选政府的解散。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二条书面建议，我们的代表，林祖涵同志所提出的八项口头建议，仍应该当为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谈判基矗”（选自哈文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