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容忘却

反击

爱波斯坦

在南京失陷后的３个月里，中国政府和人民表明了自己长期抗战的决心。政府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任何“和平”倡议。军队表现出有能力粉碎日本最高统率部的总计划。人民，特别是敌人后方的人民，开始积极参加抗战；游击队的活动日益扩大，对军事行动的进程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３月初，日本人决定放弃次要战线的军事行动，一劳永逸地集中兵力夺取徐州。他们要把南北两条战线连成一片，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的精华，把从山海关到杭州的整个海岸线都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建立一个“全中国”的傀儡政府，占据控制通向汉口道路的战略要地。南京的沦陷并没有使中国的抗战陷于瘫痪。但是如果在徐州大败，中国政府就会在它仍然控制华南和长江中游的时候求和。给中国以“致命的一击”，仍然是日军的野心。当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在许多战线同时进行的时候，究竟在何处下手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是有点难以确定的。在比较分散的几个地点进行试验后，日本人选中了徐州。在这里集结了３０万中国精锐部队。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象一把巨大的钳子一样，在城西的陇海铁路线上收拢，就可以把这支力量聚而歼之。这的确将是致命的一击，使中国永远不可复原。“在徐州打一场坦嫩贝格战役”，这已成为日军的座右铭。

然而，在徐州并没有出现坦嫩贝格那样的情况。进攻一个月后，日本不仅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他们强大“钳子”的北部一翼几乎被打散。这个“钳子”只是５月份下半月才合拢，然而他们未能包围任何东西，因为中国军队已经撤走了。与此同时，日本则吃了两次大败仗，其中一次震动全世界。在日本进入平津时夹着尾巴溜走的、被人瞧不起的北方军队在临沂消灭了４，０００名日军。另一支主要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及其周围消灭了７，０００名日军。日本人不是在徐州，而是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坦嫩贝格战役。但是被围歼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日本军队。

３月初，主要战场是在晋南豫北沿黄河北岸一带。迅速推进的日军遭到了中国激烈的抵抗。蒋介石亲自在黄河南岸平汉路上的郑州坐镇。企图渡河的日军在这里和晋西被击退。八路军在晋西把企图进入陕西的日军打退了。

３月份第二周，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分别沿着黄河两岸向东直奔津浦路上的主要战常了解战局的每个人都清楚，争夺徐州之战即将开始。

３月１５日，日本人开始沿着津浦路北段长驱直入，在以前几周这一带没有什么战斗。他们分３路进军。中路沿着铁路线直扑徐州以北大约５０英里处的峄县，右路在铁路以西沿着运河北岸行进，左路在铁路以东进攻临沂（沂州）。左路的目的是切断徐州、连云港之间东西向的陇海路而攻打徐州侧翼。

整个战线的中国军队是由广西领导人李宗仁统率的。他和广西另一位领导人白崇禧使该省成为重要的军事根据地。

白崇禧将军现在担任中国军队的参谋长，此刻也在徐州。他们共同制定了击溃并消灭敌人先锋部队的计划。他们正确地预计到，日军中路不会直接进攻徐州，而是企图通过穿越平原跟陇海路连在一起的铁路支线逼近城下。他们打算让日本人沿着这条铁路前进到徐州以北３０英里处的台儿庄，与此同时，他们控制侧翼。当敌人到达台儿庄时，他们从两侧包围，孤立并消灭了日本军队凸出的部队。

制定计划是一回事，执行计划是另一码事。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只在平型关打了一次大的胜仗，当时八路军在山西北部的峡谷里消灭了板垣第５师的３，０００人。

事实证明，中国士兵是能打仗的，而且打得很好。但是，中国将领在复杂的战役中不善于协调不同训练、不同指挥的省级军队的行动。而台儿庄战役计划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

台儿庄大捷对中国及其军队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本人。

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师团之一竟是迄今为止一直软弱无能、老吃败仗的第２９军，而那个首当其冲、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师，并非由职业兵组成，而全是些从城乡招募来的战时新兵。最后，这次大捷还得力于其他战线的军队和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他们阻挠敌人的运输线，在作战最关键的时刻拖住敌人的兵力。

临沂的胜利为台儿庄大捷准备了条件。来自青岛的日本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于３月１５日到达该城郊区。中国最高当局认为时机已到，便下令遏制日军左翼的前进。面对着开到临沂的２０，０００名日军和伪军，他们投入了数目相等的华北军，由庞炳勋和张自忠指挥。守军让日本人进入城里后，便把周围的村子放火烧了。接着，他们把日本人赶出城外。由于村庄被毁，日本人无处安身，便又一次攻打临沂。从３月１５日至１９日，临沂３次易手。当庞炳勋把敌人拖在临沂城周围时，张自忠向北袭击敌人的左翼。日本人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后撤１０英里，退到汤头镇。他们损失了４，０００人，包括３名团长，即大佐、中村和中野。

中国俘获了６００名战俘和大批战利品，包括一些野战炮和装甲车。虽然中国军队也遭受了同等的伤亡，但他们穷追不舍，收复了日本人安身的汤头镇。这次胜利使日军左翼在２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毫无进展。张自忠将军被官方宽恕了他在北平投降中所起的作用，并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表彰。而日本板垣将军则赢得了败得最惨的日本将军的“名声”。

我当时采访的一位中国战略家说：“这还说不上象坦嫩贝格和马恩那样的大战役，但它将作为我们抗战中的大战役载入史册。这是我军表明它不仅能抵抗，而且能在不利条件下进攻的第一次战役；不仅是进攻，而且是穷追不舍。在临沂击溃敌人后，我们追击了一整天，在汤头镇又大败日军。在上海进行阵地战时，我们表明我们坚持得祝而现在进行运动战时，我们可以准确地执行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实施成功的反击。同时要记得，在临沂作战的师团并非我军最好的部队，而板垣和矶谷则被认为是日本顶好的将领。”

临沂的胜利是各条战线共同努力赢得的。在３天的战斗里，在峄县和济宁的日军中路和右翼正忙于对付中国的反攻。

河南的中国军队紧紧咬住日军，使之无法去山东增援；并渡过黄河，收复了一些村镇。在河北，游击队进攻了日本大后方的平汉、平津、津浦等铁路线。在绥远、内蒙古，勇猛的东北老英雄马占山率领一支骑兵旅，收复了陶县。在晋西北，八路军消灭了河曲的日军。由于日本人处处挨打，他们无法对主战场派更多的援军。这大大减轻了徐州中国军队的压力。

这为下一个战役——在台儿庄包围日军，准备了条件。３月２３日，日军开进该城，上了中国人的钩。中国最高统率部紧张地等待着反攻的结果。

为了目睹台儿庄的战况，我于３月下半月离开汉口，前往徐州。

汉口一直紧张不安，因为它担心日本人渡过黄河。现在，它屏息地注视着徐州周围地区的严峻的准备工作。到前线时，我更感不安。行驰在陇海铁路线上，这个感觉一直存在。黄河南岸的郑州一个月以前遭到狂轰滥炸，现在仍然是一片废墟。河南省会开封的防御工事遭到日本的炮轰。火车穿过河南贫瘠的平原，黄土弥漫，旅客不安地注视着有无敌机。对面来的火车满载伤员。成千名难民扒在车厢上面和旁边。

当火车开到徐州的时候，可以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前线离这里只有３０里远。站台上躺着许多奄奄一息的士兵。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运到这个车站，已不能再运了。他们大概只能再活几小时，所以也没有往拥挤的医院送。他们全都昏迷不醒了。车站是荒凉的。

但出乎意外的是，市内却充满生机。所有的商店都照常营业。墙上贴满生动的爱国招贴画。街道上熙熙攘攘，士兵、民兵和民众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报童们叫喊着出卖报纸。广告员身上挂着戏剧海报。妇女和儿童们在市内的两个公园悠闲地散步和玩耍。穿着整齐的蓝色制服的男女中学生散发着传单。他们擎着第５战区的旗帜。郑州遭受了一次猛烈的轰炸后，人心惶惶不安，笼罩着一片失望的情绪。徐州遭到的轰炸比郑州多，更靠近敌人，如果敌人突破台儿庄，徐州在一两天之内就可能陷落。然而这里的气氛比郑州更有生气、更鼓舞人心，它比遥远的汉口更使人有信心。这种鲜明的对比，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在汉口，人们希望日本人不会突破。而在徐州，人们正准备粉碎大胆的敌人，因为敌人离城里十分近，３０里以外就是前线，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作吃败仗的打算。

当我采访李宗仁将军时，别的人已经先我而到了总部。３个农民赶着一群肥大的黑猪，走过咧嘴笑着的岗哨，径直进入统率着３０万大军的第５战区司令长官的院子。“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陪同我的年轻军官。“农民给军队送慰劳品来了，”他说。“他们走后，你就可以见到司令长官了。”

李宗仁将军出身于农民家庭，个子不高，肩宽腰粗，圆圆的脸庞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已是中年人了，短而硬的头发梢开始泛白。但他精力充沛、刚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冲的军人，同时又显得和蔼可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

“保卫徐州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问他。

他说：“徐州是第二阶段军事行动的关键。它关系着陇海路、平汉路的安危，因而也是汉口安危之所系。在这个阶段，我们战区是最为重要的。日本人将集中全力打通津浦路。现在他们用来对付我们的兵力算不了什么。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才行。即使他们把我们赶出这个城市，那也不算完了。这个战区的军队誓死与战区共存亡。这并不是说，我们集结在一起，让人家屠杀。我们将分散开来，在广大的地区机动灵活地作战。我们正在动员群众。一俟时机到来，我们将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付敌人。”

我对他说，徐州的气氛使我感到吃惊。

“你感到神秘不解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平常的。当我来这个战区的时候，敌人前进得很快，人民陷入悲观失望之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答案可以在对前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判决书中找到。你大概记得，他被处决的罪状包括：擅自撤退、榨取民财、没收乡村居民自卫的武器。但在过去两个月，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向老百姓表明，我们的军队是能够抵挡敌人的。我们还证明了：对我们来说，军民合作并不是一味让老百姓出这出那，而军队则什么也拿不出来。”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我问李将军。

“我们成立了总动员委员会，由民众、军队和政府三方面的代表组成。我发布了７道命令，规定了军民共同承担的任务，公布于众。不经总司令部的特别许可，本战区的军政官员都无权向群众索要物资、食品或劳力。征兵的原则是：每个公民都有服兵役或以其他方式对防务作出贡献的义务。这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任何违法行为，如进行贿赂，使富人免服兵役等，都将按军事管制法严惩。征兵服兵役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军政机关不得没收群众用于自卫的武器。另一方面，地方当局有责任组织和训练武装起来的群众，给他们派教官，教会他们以最好的方法保卫自己的村庄。总动员委员会负责发展和协调群众的活动，纠正以前的缺点和错误。为了促进这项工作，全战区的人民，除反对抗战的汉奸外，都有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请愿的自由。军政官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这种自由。我还下令，当军队需要征调补给品时，应当取之于乡镇的绅士和富裕人家，而不要向贫困的农民索龋必须让服劳役的农民，像部队战士一样，吃好住好。严禁强迫服劳役。

“徐州人民之所以充满信心，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正在做些什么，而且他们自己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如果他们有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可以向上级提出建议。他们自己也可以放手主动做一些加强防务的事情。在军事上，日本人比我们强一些。他们武器好，坚决顽强。他们用野蛮残酷的办法使人们不敢抵抗。当人民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情况的确是如此。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必须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像钢铁一样坚强。只要我们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帮助和鼓舞人民，只要人民全力以赴地帮助我们增强军力，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眼下前方的形势如何？”

“在临沂，日本人在人员和武器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敌后游击队的活动使敌人难以增援新的人力物力。台儿庄的日军已被包围。他们还有一些弹药，但不多了。有一个师以上的兵力被孤立起来，他们像笼中之虎。他们的机械化装备大部分被我们缴获，所以他们没法突围。我认为，即使派增援部队来，也救不了他们。”

４月２日夜，我们一行人前往台儿庄。火车走得很慢，没有开灯，周围一片黢黑。大炮的隆隆声越来越近。我们刚离开徐州时，只见天际一束火光，几小时以后，那片火变得越来越大，成为地平线上的熊熊烈焰。“那就是台儿庄，”陪同我们的副官说。“大火已经烧了３天。”在这座被包围的城市以南１０英里处火车停住，我们下车，徒步走向司令部。

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在麦田里跌跌撞撞地走了两个小时。给我们当向导的是一个农民。副官说：“没有农民，我们就无法在这个地区自由地活动。我们部队来这里刚两个星期，这里的地理环境不熟悉，很容易弄混，每个村庄的样子彼此都差不多。老百姓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给我们当向导，刺探敌情，照顾我们的伤员。甚至在敌人的炮火下他们也不离开部队，其中许多人拣起死者的枪支，参加了战斗。”这位农民上岁数了，身上长着瘤子，抽着烟袋，走在我们的前头。

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农村仓库的麦秸里。早晨，旭日东升，是一个响晴天，隆隆的炮声划破了北国春天的静谧。我们住的村庄呈正方形，房子都不高。村子周围筑有城墙，了望楼像用灰砖砌成的坚固立方体一样矗立在城墙的４角。鲁南的村庄和了望楼，外形颇有点法国诺曼底的味道，以简朴、坚固、圆拱为特征。其中许多是由西藏的旗人建筑的，他们一度作为世袭驻军在这个省安家落户，把他们高原故乡那种直线形的结实的建筑风格也带到这里。

第２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将军在一个阳光照耀的院子里请我们吃早餐，那里有一个农家妇女赶着蒙着眼睛的毛驴拉磨，磨是用两块圆而平的石块做成，用这个原始的方法磨面。

孙将军体格魁梧结实，声音有点沙哑，眼睛由于过度疲倦而充满血丝。他向我们扼要地讲述了这个城市的重要，它是用来诱敌深入上钩的：“台儿庄控制着从铁路、从运河通向徐州的交通要冲。我们知道敌人企图占领它，想以此为基地，进而攻，退而守。我们也需要它，丢不得，我们要在这里挫败敌人对徐州的进攻。

而且我们还要以此为基地进行反攻。

“我们没有考虑被动的防守。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心。游击队切断了他们的运输线，使他们无法派增援部队。日本人的野蛮行径使得人人仇恨他们，各地的农民都拿起了武器。河北、山东十分之八的领土仍然飘扬着我们的国旗。”

传令兵拿来一束文件。

孙将军转身到村里的庙里去，那里是他的司令部。“当人民都动员起来时，”他说，“军队怎能满足于消极的战术呢？光抵抗是不够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是挡住敌人，而是必须消灭他们。”

在这里，像在徐州一样，人们的信心很高。在日本大炮的射程以内，甚至在双方炮兵对峙的中间地带，身材高大的农民照样在富饶的绿色麦田里耕作。在我们村庄前面，其他数以百计的村庄都象它一样，军队的教官正在教给成队的穿着蓝色服装的农村青年操作步枪和机枪。从１８岁到４５岁的村民都参加了自卫团。在距两军对峙的前线只有３、４英里的后方，这些农民战士在起伏不平的山地里打着模拟战。任命了一批新的村长，他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学生，他们把村长、民兵司令、小学校长三种职能集于一身。小学校成了成人教育、爱国宣传和群众组织的活动中心。村里古老的墙上贴满了宣传画和标语。长长的民兵队伍把食品和补给品送往前线，而把那里的伤员运回来。在田间耕作的农民随身携带着步枪。

中国军队的参谋长对我说：“要控制台儿庄，关键在于夺取周围的村庄。只要这些村庄掌握在我们手里，城里的日本人就会局促不安，手足无措。我们以这些村庄为基地，一等时机成熟，就发动进攻，消灭敌人。”

两个星期来，双方一直在争夺这个小小的铁路城镇。３月２３日，板垣将军指挥的日本第５师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出动了两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和几十辆坦克与装甲车。中国第３１师年轻的师长池峰城奉命把敌人遏制在城内。这个师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在河北省的房山、冬季又在山西省娘子关同板垣的军队交过火。在这两次战斗中，它损失了原来兵力的７０％；现在它主要是由新兵组成，他们不是职业兵，而是来自田间的农民、来自工厂的工人、来自大城市商店的店员和仓库管理员。日本人隔着台儿庄的街垒对３１师的士兵喊话：“你们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听说你们在山西全被我们消灭了。”

中国战士回话说：“我们的人足以消灭你们！”

３月２３日是激战的一天。第一批２０辆坦克向着台儿庄北城墙开来。中方在城外只有４０名战士和一辆装有反坦克炮的装甲车。中国士兵低低地趴在战壕里，装甲车严阵以待。当坦克开到几百码远的时候，中国装甲车开到它们前进的路上，向它们一一开火。战壕里的士兵等坦克开到跟前时，突然跳出去，把一束束手榴弹塞到履带下面和它们的炮眼里。４辆坦克被反坦克炮准确地命中，打了个稀巴烂。另外９辆坦克也损坏了。坦克后面的日本兵转头就跑。中国军队出城追击，缴获２门野战炮、５门山炮和几门反坦克炮。日本的第６３团遭到严重伤亡，团长丧生。在城市上空，一架日机被击落。在这次交战后，日本坦克再也不敢贸然接近中国的防线，它们停在老远的野地里，充当机枪阵地。中国战士不怕坦克了，知道如何对付这种怪物。

台儿庄的第二次战役始于３月２６日，持续了３天，穿过周围的村庄，在田野激战。双方都增加了兵力。日本的第１０师，中国的第２７、第３０两个师在这个城市的周围摆开阵势。

双方都动用了重武器，展开了猛烈的炮战。日本人有４０门１５．６厘米口径的大炮和５６门８．８厘米、７．５厘米口径的大炮。中国人拥有的大炮只有日本人的一半，口径为１５５和７５毫米。日本人不停地打炮，中国人只是在发现明确的目标时才打炮。中国士兵高兴地发现，敌人３０％以上的炮弹是哑弹。他们把这些哑弹称作“日奸”。“我们的朋友——日本工人在帮助我们。”

日本人猛烈的炮轰把台儿庄的城墙打开了一个缺口。２８日和２９日，他们通过这个缺口发动进攻，企图占领这个城市。

但是，中国的第３１师挖壕固守。日本人落入了圈套，想出也出不来了。

３０日，日本人在台儿庄获得了一个立足点，逐渐扩大，慢慢控制了城区２#３的地盘。日本大炮轰击中国占领的那部分城区，中国也炮轰被日本人夺去的那部分城区。双方的飞机不间断地轰炸城里对方的地盘。双方的士兵拿着步枪、刺刀和手榴弹展开了巷战。每隔１０码或２０码就有一个街垒。每个街垒旁都堆满了尸体。

与此同时，中国的第２７、第３０两个师准备分别包抄敌人的侧翼。白天，由于日本人不停地打炮，运动是很困难，中国人不得不趴在地上。他们知道，敌人的运输线不久将被切断。让敌人尽量射击吧，当最后反攻来到时，他们剩的弹药就不多了。第２７师在吸引敌人火力方面有绝招。他们把农村抽水机上的卷扬机卸下来，４个一组，插到地里，远远望去颇象野战炮群。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在每个木制炮群的后面都有一门真正的野战炮，它迅速地向敌人的阵地发射几发炮弹后，赶快撤离。日本的指挥官拿着望远镜搜索一番。嘿，中国人多么愚蠢啊！他们的大炮竟完全暴露在外。日本７５毫米口径的大炮行动了，一股脑儿打了几百发炮弹。中国人没有回击。“好！”日本指挥官想，“我们把他们打哑了。”然而半小时以后，真正的野战炮又拉出来了，那一行行的伪装物开始显示其生命力。日本人倒是满郑重其事，又打炮了，比前一次更厉害。他们白白浪费了数千发炮弹。“他们甚至连一台卷扬机都没有打中，”中国的一位炮兵指挥官后来对我说。

讲起此事，他大笑不止。

“黑夜是我们的机会，”中国的军官总是这样重复说。白天，日本的飞机大炮主宰了战常但夜幕降临以后，大炮就看不见了，中国人对其侧翼不断发动进攻。他们分成小批出动，神出鬼没，胆大心细。下一次从哪儿打，日本人一点也摸不着头脑。日本人只是一个劲儿地从他们所有的阵地上打机关枪，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打。但这也无济于事。每天早上一看，总有一段战线又落入中国人的手里。

４月１日夜，第２７师袭击了设在台儿庄以北的一个日本团的总部。他们击毙了团长，缴了许多文件。在文件中发现了一名日本军官写的一首诗：４小时占领天津，６小时拿下济南。

为何区区台儿庄，

久攻不克如此难！

从这个团部，中国人还拿到了一个普通传令兵的日记。

“我们为何而战？”这个日本兵写道。“中国人民面临着魔鬼的折磨。我们也经常受苦受难而死去。天晓得我们的尸骨扔在哪里，谁来收。”

４月２日，台儿庄城里再次发生激战。日本人增加了城里的兵力，一次又一次地想把中国军队赶出城，赶到运河那边去。在巷战中，３１师的战士胜过敌人。在敌人的飞机大炮最猛烈的轰击中，他们躲在沙袋掩体的后面和他们沿着城墙挖的地洞里。甚至燃烧弹也对他们没有办法。池峰城将军对我讲了其中奥妙。“当敌人扔下燃烧弹时，”他说，“日本人象我们一样，也必须撤出附近的地方，因为弹片温度高达２０００摄氏度，靠近它的任何东西都会燃烧起来。当日机离开的时候，日本人要等火势退下去才出来。而我们的战士在燃烧弹还冒烟的时候就回到了自己的阵地上，许多人被严重地烧伤。我们总是抢在他们前头。日本人使用这种武器，得不偿失。”也是在４月２日，日本人还使用了催泪瓦斯和喷嚏瓦斯，后者使鼻粘膜充血，打喷嚏不止，痛苦异常。但这一手也没有赶走中国守兵。

中国战士从他们自身价值同日本武器对比的丰富经验中得出了一句顺口溜：“日本飞机的炸弹不如他们的大炮可怕，他们的大炮不如机关枪有效，但是他们的机关枪比不上咱们的手榴弹。对咱们来说，最好的还是大刀。”３１师的战士想尽办法靠近敌人，好使用他们的拿手武器。在他们越过最讨厌的障碍物——机关枪以后，他们就得心应手了。在巷战中，他们发现迫击炮大有用常他们用迫击炮把日本人从最坚固的街垒后面炸出来。“迫击炮可以打开所有的大门”，中国战士说。

４月３日是最艰巨的日子。当时日本人控制了城里４#５的地方。他们的正面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与此同时，他们企图包抄精疲力竭的第３１师的侧翼，切断它同城外中国军队联系的交通线。城里一片废墟，没有一处完整的建筑物。许多地方成为火海，滚滚浓烟遮住了视线。３１师伤亡过半。但是这些第一次品尝战士生涯之艰辛危险的新兵不仅坚守阵地，而且屡屡出击。穿着皮甲克和便装的３４岁的师长池峰城在士兵中间来回走动，他不象一位将领，倒象一个大学生。师里的老兵，现在大部分提升为军官，教给新兵如何打仗。３１师死伤连长２４人，年轻军官的死亡率高于普通战士。只有领导带头冲锋陷阵，最英勇善战的战斗部队才会如此。

日本人无法保持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压力，因为中国第２７师、第３０师在增援部队的支持下发动了新的进攻，使日本人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其侧翼。他们不断调整力量，哪里受到的威胁最大，就赶忙去那里增援，以保住阵地。

在以后两天的激烈炮战中，我同进攻日军右翼的中国炮兵呆在一起。４日，日本的炮火仍很猛烈，炮弹落在中方阵地１００码以内的地方，中国１５．５厘米口径的大炮是从一座围着灰色城墙的村子后面打炮的。日本人发射的炮弹为中国人的５倍。但在那天，中国的大炮打得比日军的更准些。我通过潜望镜，看见台儿庄外面公路上的一块地盘，一队行进的军队正向那里围去。

５日晨，我在一座不高的山上坐在中国轻野战炮阵地的附近。远处重野战炮射出的炮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在远处爆炸。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无人区象一个巨大的棋盘，褐色的休耕地和长满旺盛庄稼的绿色田垄构成它的方格子；公路两侧低矮方正的灰色村庄就是主要的棋子；周围长满高大树木和绿色丛林的、阴森森的墓地更像守门的卒子。这些村庄掩护了炮兵。在浓密的树荫下行驶着运弹药的卡车和运兵的汽车，使敌人无法发现。每座草屋、每堆干草都保护人们避免死亡。我所在的那座山到处是弹片。昨天，一阵炮击把一侧的绿色植物全给扫光了，留下了累累褐色弹痕。今天，炮火减少了。在对垒的两军之间，农民耕着田地，因为他们知道炮弹只是从头上飞过，不会落下来的。在一度是河床、而现在则长满草的山谷里，妇女们比较安全地放牧着牲口。沿山谷而下，有一个难民营。年轻的妈妈给孩子喂奶。老爷爷坐在一摞铺盖上抽着烟。茶壶在火上开着。难民们倾听着远处的战斗声。战局如何发展，决定着他们的去向：或者是回自己的村里，或者是沿着逃难的道路继续向前，品尝有家归不得的、疲乏、艰苦的滋味。

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难民们蜷缩在山谷里。我们也去找隐蔽处，２２架银光闪闪的轰炸机飞到我们头顶上。中国同伴一把手抓住我，他指着机翼上的标志说：“我们的飞机。”

这些飞机是去轰炸台儿庄的，炸城北日本的阵地。在台儿庄，只见一道闪光，接着是爆炸声，一股巨大的烟柱升腾而起。后来才听说，日本的军火库被击中了。这使日军惊慌失措，不得不撤出一大片城区。

在敌人阵地的上空，有一架中国飞机摇曳着，似乎出了毛玻当它的同伴消失在远处的时候，它降低了高度，向地面滑翔。它会安全着陆吗？降落在哪里，降落在战线的哪一边？

这架飞机滑翔到距我们山头半里远的一个村庄的后面，降落在一块休耕地上。战士和农民都奔向它。我们也爬下山去看个究竟。

１０分钟以后，我们赶到了现常飞行员是个身体结实的小胖子，他被吓得脸色苍白，站在飞机旁。在他的吩咐下，１００个战士用稻草和高粱秆把飞机盖起来，经过伪装，它已认不出来了。飞行员靠在飞机的翅膀上，给最近的司令部写了一个报告。

这架飞机降落的地点处于日本大炮的射程之内。日本人肯定看见了它的降落。虽然它立即被伪装得严严实实的。但日本人有的是炮弹，他们一定在寻找它的降落地。

我们村里的野战炮已停止射击。他们不想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但是别的村子继续打炮。我们倾听着。一个中国炮兵组打了一阵子排炮。日本人并不象往常那样，以１０倍的力量进行还击，他们只打了两发炮。中国炮兵又打了一阵。日本人无动静。

过去的半个小时里，１００名战士一直注意这架飞机。现在，他们彼此相视，不约而同地说：“他们没有炮弹了，他们在撤大炮。”

当我们返回驻扎司令部的村子时，我们发现只剩下农民了。参谋人员、野战电话机、哨兵以及我们的行李，全都不见了。只有一个战士从我们住的农舍中走出来说：“司令部前进了６里路，我奉命在这里给你们引路。”

我们上路时，天已黑了。军队、大炮、补给品等都在向前移动。士兵带的番号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从云南来的。他们从缅甸、安南边界，跋山涉水，乘火车和步行，迢迢３，０００里，来到这里。省级军队过去从来没有走这么远的路程来打民族敌人。他们边行军，边唱歌，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山东农民给他们当向导。

到了司令部，一片欢欣鼓舞。“我们切断了他们的运输线，迫使他们不得不退却，”迎接我们的副官说。“台儿庄东北角的８００名日军被我们完全包围了。今晚我们将干掉他们。”刚参加蒋介石主持的武汉参谋官会议回来的年轻的参谋长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分析敌我力量对比。他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司令长官准许你们进城，我来陪你们，明天一早就动身。”

那天晚上，英雄的３１师活下来的人把城里的日军残部消灭了。次晨６时，台儿庄一个日本人也没有了。与此同时，其他部队收复了北面的３个村镇——山立庄、袁庄和刘家湖。刘家湖曾是日本司令部的所在地。在右翼，２７师克复了柳庄、插花庙和平庄。昨天刚开来的新军队拿下了通往峄县的主要公路上的三个据点——南洛、北洛和獐山。日军撤退时，溃不成军，仓皇而逃。拂晓，台儿庄１０英里范围内已无日军。只有２７师仍在追击敌人，其他部队已追不上拔腿逃命的日军了。

６日晨，我们动身去台儿庄。当我们离开司令部时，看见天上有一架飞机。那是前天迫降的年轻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当士兵和农民在田野里前进的时候，他整夜都在修理飞机。他花了两个小时试图从松软的土地上起飞，掀起滚滚尘土，几乎弄翻了飞机，但他终于成功了。

台儿庄仍在燃烧。街上一片废墟，偶尔有几堵断壁残垣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光秃秃的，全烧焦了。到处都是尸体、未爆炸的炮弹和手榴弹。有一处地方，老爷爷在风景如画的小溪旁栽了一排垂柳。现在，小河里全是尸体，机枪的子弹整齐地把柳树枝全给扫了下来。３１师的战士，衣服破破烂烂，满身泥土，他们在街上给司令部运送战利品：几十挺机关枪、数百枝步枪和刺刀、防毒面具、大量旗帜、文件和罐头。在烧得又焦又黑的墙上，我们看到宣传品——白纸片上写着标语、绘着漫画：“赶走敌人！”“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城里的大多数中国士兵都戴着缴获来的敌人钢盔，他们把上面的日本黄色星星换成国民党的太阳标志。不值勤的士兵在吃饭、睡觉或洗衣服。他们躺在地上，享受着休息的幸福。许多人脱掉了满是泥土和血迹的制服。他们脱去上衣，沐浴着阳光，把脚伸进运河里戏水。３１师的战士非常年轻，好动，闲不祝不知在哪里搞到一个排球，他们投掷着，互相追逐，笑着。

从城里的一角传来几百人喊口号的声音。我们朝那里走去，小心翼翼地踩着凌晨战斗留下来的残物。台儿庄北面被大炮打坏了的城墙上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在国旗下，站着一个穿着制服的女大学生，她向站在周围的一群士兵慷慨激昂地发表讲演。这个姑娘身体健壮，红红的脸蛋，充满活力。她说几句话，就把那满头蓬松的黑发朝后甩一下，否则发梢会扎进眼睛里。“３１师的同志们，”她的声音清脆、响亮，而且富有感情。“我们第３次对日本鬼子进行激烈的战斗；第２次伤亡过半；第１次取得完全的胜利。

“同志们，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打败他们，我们已经把他们赶出台儿庄。我们要继续战斗，直到把他们赶出济南，赶出华北，赶出东北，赶出全中国。

“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士兵们一齐高呼。

“赶走敌人！”

“国民政府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几百只拳头伸向天空。

（选自爱波斯坦著《人民之战》Ｐ１５３—１７２，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